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Vol. 44 Issue (4): 112-119.  DOI: 10.13718/j.cnki.xdsk.2018.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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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教育治理研究的脉络及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分析    [PDF全文]
    时广军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管理学院, 北京市 100875
    摘要: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举措。利用Citespace对中国知网2003-2016年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时间上看,关注度波动上升,2013年后呈“井喷式”增长;空间上看,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研究最多的三所院校。(2)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学习期(2003-2005)、孕育期(2006-2010)、博弈期(2011-2013)、爆发期(2014-2016)。(3)研究前沿包括中间组织、教育大数据、现代大学制度、内部治理结构、组织协调机制、全球教育治理、治理文化、治理环境等。未来研究可以在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逻辑、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加以改进。
    关键词教育治理    多元主体    发展脉络    Citespace    

    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强调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共治”格局。之后,治理思想也逐步传播至我国。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大推动了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2014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此,“教育治理”一词成为教育研究的大热点。教育治理是指外部的政府、市场、学校及社会组织等之间,以及内部的校长、教师、学生等之间沟通合作,共同对教育进行管理,是一种多中心协调共治的格局。达成概念共识之后,学界对教育治理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迅速膨胀,各种主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也使得“教育治理”的知识体系愈加复杂。对此,本文将采用Citespace软件,整理2003-2016年之间的主体文献,归纳出当前教育治理研究的时空布局、发展阶段及前沿领域,以呈现出更为清晰的知识脉络,并基于现有研究提出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

    一、数据与方法 (一) 研究工具

    Citespace是一款可视化分析软件,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能够显示特定知识点在一定时期的研究布局、发展脉络及前沿领域等,是梳理知识结构的重要工具[1]。其功能包括:作者合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机构合作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等,本文主要针对作者、机构和关键词展开分析。在可视化知识图谱中,频次(Frequency)是指一定时间内出现的次数,频次越高表明对其关注越多;中心度(Centrality)是某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中心度越大表明中介作用越明显,通过该节点展开的研究较多;突变词(Burst)是指一定时间内突然涌现的词汇,可以用来分析研究前沿。

    (二) 数据收集及处理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源,检索式为“主题=教育治理”,文献类型为学术论文,不限定期刊级别。经查阅,最早出现“教育治理”的文献是2003年盛冰博士发表的《高等教育的治理:重构政府、高校、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文,该文当前的被引次数最多、主题最明确,大大启发了后期的众多研究。对此,设定检索时间跨度为2003-2016年,在筛除不相关文献后,共检索出有效文献568条,文献信息包括题目、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等信息。

    本文对568条文献记录进行作者分析、机构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在Citespace软件中设定时区为2003-2016年,时间跨度为13年,网络节点三次分别设置为“作者”“机构”“关键词”,采用寻径算法(Pathfinder)修剪形成知识图谱。首先,通过对作者、机构进行频次统计,结合人工整合,如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文献统一编码为北京师范大学,进而得到“教育治理”研究的时空布局;接着,对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得到受较多关注的热点话题,并结合中心度数值,对各类热点话题进行阶段划分,进而得到“教育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最后,对关键词进行突变词侦测运算,发现短期内迅速涌现的前沿字眼,并结合高频次、高中心度关键词来进行前沿话题的归纳,进而得到“教育治理”研究的前沿领域。

    二、结果与分析 (一) 教育治理研究的时空分布 1. 教育治理研究的时间分布

    为了考察教育治理研究的成果情况,按年份统计文献数量,其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可见,2003-2013年之间研究文献平稳波动,发文量虽少,但存在上升趋势,这主要归结于我国教育事业规模扩大,开放程度提高,越来越注重教育效率和教育民主,更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反映在教育中。另外,自2013年以后研究文献急剧增加,成果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引领和导向——2013年底党中央提出要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2014年教育部也相应提出了教育治理的政策要求,经费和课题供给迅速增加,使得教育治理的研究被推向“快车道”。同时,近年来智库建设、第三方评估等使得教育的社会价值增加,更多利益相关者直接关注教育,利益协调的需求促使治理理念得以传播。

    图 1 文献数量趋势图
    2. 教育治理研究的空间分布

    为了发现教育治理研究的核心机构,统计各研究单位的发文数量,高产机构如图 2所示。可见,北京师范大学在教育治理研究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处于第二个梯队。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师范大学地处国家政治中心,对政策敏感性较大,在教育治理提出以后能够更早地进行反应,而其余核心单位也基本属于实力较强的研究机构,在教育治理研究的初期起到开拓者的奠基作用。另外,还发现:(1)发文量大的单位多为师范类大学或者教育学类二级院系,而其它学科视角的学院单位发文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治理刚被大幅度提出,刚进行深入研究,开拓阶段多为知识自身的建构,跨学科建构还不成熟;(2)各研究机构、作者之间的合作较少,研究较为分散,还未形成极具凝聚力的研究群体。这可以归结为在初始阶段,对教育治理的思辨研究较多,反思性较强,还缺乏大规模的实证类研究,因此机构及作者的合作性较弱。

    图 2 教育治理研究的高产机构分布
    (二) 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及发展阶段

    关键词体现了文章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因此,对关键词频次的分析能够反映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而中心度则可以揭示热点之间的转化关系。在Citespace分析,本文设定最低频次为3,最低中心度为0.02,得到教育治理研究的热点词。另外,根据中心度数值比较,发现有重要影响的节点出现在2003、2005、2011、2014年,据此,可根据节点的转化划分出教育治理研究的演进阶段(如表 1所示)。

    表 1 教育治理研究热点词及阶段表

    1.学习期(2003-2005):从国际到本土视角下的概念引进。高频词包括教育治理、教育管理、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治理等,此阶段的研究聚焦性强,主要是形成教育治理的新印象,从教育管理演进到教育治理,是少数研究者将国外概念引入国内的尝试阶段。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提高了国际开放程度,也使市场研究逐渐风靡,在此背景下,国内开始尝试将市场概念引入公共教育领域。盛冰认为治理理论的兴起是由于全球化、信息化、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公民社会崛起等推动的,因此,在新型背景下有必要从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演进,构建出政府、社会和学校的协商合作关系[2]。康宁也从政府、市场和学校的关系中阐释,认为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衡、彼此依赖的,学术力量的发挥需要市场要素的发育,保守传统的学术自治而不用变革的态度接纳社会进步,只能会被社会淘汰[3]。总体而言,该阶段多数是从政府、市场和学校的关系出发,力求阐明教育治理的可行性,证明市场元素是可以进入公共领域的。

    2.孕育期(2006-2010):宏观视角下的理论生成及经验借鉴。高频词包括社会参与、治理模式、英国高等教育、合法性等,此阶段的研究较为宏观,主要是建构教育治理的知识框架,涉及到概念、特征、价值、主体、治理模式等,以及将国外具体经验进行梳理对比。2004年教育部发布《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充分集成各方面资源,努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对外竞争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和关系治理日益复杂,至此,治理理论的完善成为趋势。王晓辉剖析了教育治理的要素,认为治理的理念是民主决策、治理的过程是学会妥协、治理的态势是公开透明、治理的境界是解决问题、治理的目标是注重结果[4]。许杰认为公共性是高等教育治理的主要价值诉求,并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三者所构成的治理框架中加以阐释,还指出政府在公共性问题上不能忽视公民或社会维度[5]。总体而言,该阶段多是从教育治理本身的知识结构出发,是对教育治理宏观理论方面的完善。

    3.博弈期(2011-2013):中观视角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高频词包括大学治理、依法治教、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等,此阶段的研究更为中观,主要是将教育治理的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过程中主要是与政府的博弈,力求通过理论引导来促发政府的改革实践,下放教育管理权。庄西真等认为教育治理模式的移植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消解教育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再加上教育治理模式的普适性、原发教育治理模式的溢出及社会科学开放性等特征,因此,政府在初期可以通过移植其它政府的模式来发展教育治理[6]。赵宏强通过山东潍坊的案例,指出公共治理已从理论范式转化成为教育行政转型的实践,在实践中,教育行政的价值逻辑从国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并从管制走向服务,而公共教育治理的结构也从统治走向治理[7]。总体而言,该阶段尝试脱离单纯的理论建构,从实践的角度研究如何使教育治理理论与政府改革行为更好契合。

    4.爆发期(2014-2016):更为微观视角的多元化发展。高频词包括治理能力、职业教育治理、大学章程、全球教育、大数据等,此阶段的研究更为细化微观,主题聚焦也更为新颖,能够结合时代特色从跨对象、跨渠道等方面进行研究。2013年底党中央提出进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2014年教育部相应提出教育治理的政策要求,政府的正式表态使得之后的研究百花齐放、成果不断。庄西真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指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如民主与法治配合、全球化与本土化融合、科学化与技术化聚合[8]。贾旻从中介组织的视角,指出行业协会参与教育治理具有合理性,其宗旨是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参与治理是行使社会权力的表现,能够促成民主、公平与效率等价值目标的达成[9]。姚松从信息化的视角,指出大数据技术为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空间,但也面临教育治理大数据意识匮乏、数据共享存在障碍、数据研究能力薄弱等挑战[10]。总体而言,该阶段研究呈现爆炸式发展,研究数量急剧上升,话题也更为多元化。

    (三) 教育治理研究的前沿

    研究前沿强调的是新趋势以及突变特征,因此突变词可以反映研究前沿,另外,节点中心度结合时间维度,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揭示研究的未来走向。因此,本文结合突变词(图 3)和关键节点(表 1),在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教育治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具体而言:

    图 3 八个最主要的突变词分布图
    1. 中间组织

    教育治理意味着政府、市场、学校及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然而个体精力有限,这就需要通过中间组织来传达意见,利益把关。中间组织包括教育决策的咨询研究组织、教育评估组织、行业协会、教职工代表、智囊团等,研究中间组织是落实早期教育治理实践的重要途径。曲中林从教师协会角度出发,指出教师协会参与教育治理具有必要性,通过教师协会可以推进教育民主化、参与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活动、为教育发展提供专业支持、改变不合理的教育决策、促进教育体制创新等[11]。刘来兵从教育智库角度出发,指出服务于现代教育治理的教育智库要有中国特色,能够发挥文明传承的功能、能够发挥政策建言功能、能够发挥理论创新功能、能够发挥舆论引导功能、能够发挥公共外交功能等[12]。总之,探索各类教育中间组织的概念、价值、特征、模式等是落实治理的重要过程,也是当前不可少的研究前沿。

    2. 教育大数据

    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多媒体等现代技术已融入到教育活动中,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教育的发展,进而形成一个教育大数据时代。张宏宝从数据流角度出发,指出数据流与政治流、市场流、学术流之间有着整体的联系,共同助力于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而基于数据流的高等教育治理要做到:树立以大数据为载体的治理理念、重构组织决策结构如设立首席数据官、构建数据共享的平台等[13]。姚松从大数据角度出发,指出大数据技术能够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它可以促进教育治理体制从“碎片化”向“网格型”转变、治理方式从“基于有限个案”向“基于大数据”说话转变、治理模式由“静态化”向“动态化”转变、治理理念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10]。总之,大数据是重要的治理资源,是教育信息化的产物,也是教育治理研究饱含时代感的体现。

    3. 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是顺应高校自主管理,国家教育“管办评”分离趋势而产生的,是学校进行自治的政策依据,也是进行学校评估的重要标准。由图 3可知,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现代学校制度、依法治校等是近两年最多的突变词,研究主题都围绕着制度章程的建设。湛中乐等从制度保障角度出发,指出大学章程是对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的保障,表现在: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制度建立的标志、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设立的法律要求、章程是现代大学法人自治的核心构建、章程是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14]。周光礼从管理到治理演变的角度出发,指出管理到治理是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而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关键是政府赋权于社会,给基层更大的制度空间,要通过顶层设计来扶持公办高校的制度创新,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精神协调起来[15]。可见,现代大学制度与教育治理不可分割。

    4. 内部治理结构

    在教育治理的早期研究中,主要是围绕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主体互动,由表 1图 3可知,近些年学校内部的治理也成为了重要话题。内部结构是指书记与校长之间、正职与副职之间、行政与学术之间、学校与院系之间、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等形成的关系,是更为微观的治理结构。尹姗姗从行政化角度出发,指出内部去行政化是高等教育治理改革的关键,而改革的阻力主要来于“官本位”的行政文化、高等教育行政化管理体制、高校内部行政化管理惯性、公立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和高等教育政策治理思维[16]。张红梅从主体矛盾角度出发,指出要解决学校内部治理主体的矛盾需要、明确校长的行政权与党委的领导权、加强学术权力以实现教授治学、建设职业化的管理队伍以规范行政权力、提升教职工大会职能与学生主体意识、加强权力监督以制约权力滥用[17]。总之,内部治理结构最为显性,最容易改变,因此是研究的前沿。

    5. 组织协调机制

    组织协调机制是治理主体之间得以运行顺畅的沟通、调解、反馈、督促和联动等机制,是各项工作高效开展的流程保障。早期研究多侧重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治理模式等,治理协调机制的研究则较为分散、聚焦性弱,但也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茹惠祥从内部控制角度出发,指出优化内部治理结构需要科学管理和内部问责,学校诸多管理混乱问题大多可以在内部控制方面找到原因,而加强内部控制要做到:推进章程建设以提供制度依据、明确风险控制的目标、突出控制重点、推广信息技术以建设“智慧校园”、创新治理下的审计模式等,总之,通过内部控制机制来协调治理行为[18]。缺乏良好的运行机制会造成学校治理主体的矛盾和治理行为的低效,因此,正如企业流程改造,学校组织的协调机制也是教育治理研究的重要话题。

    6. 全球教育治理

    全球教育治理是指治理由国内延伸到国际层面,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公民等为了增加共同的教育利益而进行协商、合作,以推动重大国际教育问题的解决。由表 1可知,全球教育、治理现代性等逐渐成为受关注的主题。阚阅等从世界银行角度出发,指出世行正从金融银行向知识银行转变,积极涉足全球教育治理,其战略目标是减少经济理性,强化以公共选择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来解决教育效益问题,世行的战略重点也逐步由关注具体问题到关注整体,体现出宏观视角[19]。孔令帅等从教科文组织角度出发,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组织各国教育合作的协商者,政策、行动指南等倡议者,国际教育秩序网络的建构者,教育均衡公平发展的促进者[20]。在我国,治理理论是舶来品,且在当今教育领域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因此,研究全球教育治理是不可或缺的趋势。

    7. 治理文化

    以前,教育治理更多侧重显性的制度体系建设,有明显的工具理性色彩。而治理在表层是一种制度改革范式,在深层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主体文化、民主文化、法治文化等的诉求体现。由表 1可知,价值取向等文化主题开始步入研究视野。于媚从文化基因视角出发,指出大学治理不可能完全靠制度管理好,而需要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具体而言:要将文化基因融入治理决策中、将文化基因植入育人治理中、将文化基因融入学术治理中、将文化基因融入社会引领治理中[21]。刘亚敏从治理文化角度出发,指出治理文化的内核包括大学核心价值认同、大学参与主体互信、大学愿景共生等要素,而构筑治理文化需要增强大学治理主体的公民意识、推进大学治理的法治进路、提高大学治理制度与精神的契合度等[22]。总之,教育治理的环境、行为、制度和精神文化都将是研究的重要领域。

    8. 治理环境

    环境可行性是指落实教育治理时本土条件的适应性,能够支撑治理理念的成长。以前多数研究侧重于治理必要性方面,如法制性要求、民主性要求、政府和市场单方失灵要求等,而治理可行性侧重的是国内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价值习惯等对教育治理的适用性。吴磊等从孟子善治思想出发,指出善治是肯定民生的利益,主张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等,这就意味着大学中要注重主体治理,具体而言:大学治理要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大学治理应走依法治理的路子,大学治理应坚持民主治理的原则[23]。王有升从历史角度出发,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经历了“计划管理”到“责任分担”再到“技术治理”的变化,从中也涌现了多种问题,而要从“技术治理”转变到参与式民主治理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构建现代学校制度[24]。可见,本土环境是否匹配治理理念,影响到教育治理的生命力,也应是研究的重要前沿。

    三、未来展望

    通过对教育治理研究内容的分析,明晰了其发展脉络及前沿。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今后可在研究主体、对象、逻辑、视角和方法上加以改进。

    (一) 研究主体:加强多元合作,凝聚研究团队

    当前,教育治理研究广受关注,但却是多点开花、各自为政,在Citespace中,机构之间以及研究者之间鲜有联系,表明个体间合作程度较低,缺乏成熟的研究团队。我国的教育治理还处于开拓期,教育行政改革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就意味着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攻关团队,凝聚多方力量。因此,未来研究应加强多方合作,主要包括:(1)中心与地方机构合作,如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合作,以缓解地域差异;(2)理论与实践机构合作,如研究型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以提升研究可操作性;(3)国内与国外合作,如中美教育治理研究团队,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4)上级与下级合作,如学校管理干部与普通教师合作,以发挥民主智慧等。通过凝聚研究团队,可以提高教育治理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丰富成果形式。

    (二) 研究对象:扩充研究标杆,提供多样借鉴

    我国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仍然面临僧多粥少的困境,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的竞争性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多,加上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程度高,理论接受能力强,这就决定了作为舶来品的教育治理必然会首先扎根于高等教育领域。教育是一个系统,其它类型教育的研究缺失也会造成整个教育治理的弱化,因此要扩充研究标杆,如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民办教育等。一方面,要研究不同对象的办学性质、自身条件、主体关系、治理结构等,并提供理论层面上的参考,另一方面要实证考察不同对象,研究现实问题,反映实际情况以提供实践层面上的参考。最终,通过对不同研究标杆的理论及实践研究,进而为整个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多样借鉴。

    (三) 研究逻辑:统筹演绎与归纳,形成本土特色

    教育治理研究中存在两大主要逻辑,一是将国外经验成果引入国内的演绎逻辑,二是在国内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进行总结的归纳逻辑,两者在教育治理研究不同阶段的地位是有差异的。随着教育治理改革的深入,演绎与归纳应得到共同重视,相互融合。一方面,要强化演绎逻辑,也就是要不断地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及理论成果,并通过对比借鉴转化为国内可参考案例;另一方面,要强化归纳逻辑,也就是要不断地实证考察,兼顾国内地域、历史、经济、意识形态等情境差异,通过自我总结及论证来积累治理经验。总之,通过统筹演绎与归纳,将国际元素和中国元素紧密衔接,提供更全面的检验依据,以形成利于本土化操作的教育治理成果。

    (四) 研究视角:鼓励跨学科、多视角,拓展研究深度

    当前,我国教育治理研究多是在教育学领域,研究主体也多为教育类背景,造成知识视野狭窄、研究思维局限,而教育治理是在市场经济、民主社会、法制建设、管理转型等综合要素推动下产生的。因此,要打破学科障碍,提倡领域交叉合作。举例而言,如基于经济学,从“效率”“资源”“成本”等视角考察教育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基于管理学,从“绩效”“领导”“沟通”等视角考察教育行政人员的角色转变;基于统计学,从“指标”“变量”“假设”等视角考察治理政策的可操作性;基于社会学,从“民主”“公平”“场域”等视角来考察师生治理地位;基于心理学,从“动机”“情绪”“特质”等视角来考察治理中的博弈行为等。总之,未来研究应侧重跨学科、多视角融合,以拓展教育治理深度。

    (五) 研究方法:丰富实证研究,强化问题导向

    我国教育治理还处于成长期,因此,以学理和理论建构为主的思辨研究较多,也积累了大量关于教育治理的概念、特征、价值、体系等抽象知识,而基于证据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未来研究应重视研究范式的转型,增加更多规范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一方面,强化量化研究,通过对事物的相关关系进行测量、统计、预测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规律的揭示,包括调查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等;另一方面,强化质性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近距离、深入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产生、演变等进行解释以达到理解,包括访谈法、观察法、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等。今后,教育治理将面临很多实践困难,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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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Gua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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