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45 Issue (4): 47-55.  DOI: 10.13718/j.cnki.xdsk.2019.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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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跨越”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及其方法论意义    [PDF全文]
    胡刘1, 关雷2     
    1.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2.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马克思“跨越”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蕴含着“三个转变”,即:研究视角从国家民族层面到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变,对俄国革命的预期从外生到内生的转变,以及作为前两个转变的结果,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这一内在逻辑转变过程对于探寻和理解“中国道路”有三点方法论启示:一是要注重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和研究,二是要注重对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分析与把握,三是要用“世界历史”眼光看待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跨越”理论    三个转变    世界历史    中国道路    方法论    

    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和他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审视和分析直接相关。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在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跨越”理论,即:在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通过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发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48年到1868年,这一阶段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研究视角在国家民族层面,尤其注重对沙皇政府的军事外交战略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考察,试图通过一场战争摧毁俄国的沙皇专制,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同时对俄国农村公社持消极的评价,否定其特殊性,认为其解体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第二个阶段从1869年到1882年,马克思对俄国问题的研究视角转向经济社会层面,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村社制度,强调俄国已经处在革命的前夜,而对俄国农村公社则持积极的评价态度,肯定其特殊性,认为其有可能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占有其一切积极成果。

    分析对比这两个阶段可以发现,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蕴含着“三个转变”:一是研究视角的转变,从国家民族层面转向了经济社会层面;二是对俄国革命预期的转变,从外生型革命转向了内生型革命;三是对俄国农村公社评价的转变,从消极评价转向了积极评价。深入分析研究上述“三个转变”,对于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尤其是探寻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研究视角的转变

    在1848年到1868年间,马克思的主要注意力不在俄国,而在西欧,尤其是德国和英国。比如,《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1]66,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英国。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俄国为数不多的研究,都是以俄国沙皇专制对西欧革命的影响为落脚点,把俄国看作一个整体,从国家民族层面加以考察。1868年以后,以《资本论》俄文版的出版为契机,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联系多了起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续写《资本论》第二卷的需要,马克思对俄国的研究逐渐深入到经济社会层面,开始关注俄国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生活状况。

    (一) 国家民族层面的研究

    马克思对俄国国家民族层面的研究重点是沙皇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运动。

    对于俄国的军事、外交政策,马克思持这样一种观点:沙皇俄国是旧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封建专制的代名词,俄国的军事、外交政策都服务于它的扩张野心。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时事评论中。除此之外,马克思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讨论俄国的外交史和发展道路。

    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提到俄国:“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都联合起来了。”[1]30而《宣言》在用几种语言公布于世和最后一部分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状况的时候却一字未提俄国。显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时候,俄国并没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是作为反革命的代表进入马克思的视线的。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俄国沙皇在欧洲四处镇压人民革命,充当了欧洲宪兵和反动堡垒的角色。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时事评论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并以德国为例,指出沙皇专制正在一步步扩大自己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权力。“普鲁士又像从前一样,由一个臣服俄国的准国王治理;霍亨索伦又成了全俄专制君主的藩臣。”[2]恩格斯也持同样的看法:“普鲁士资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那种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阶级而落空了。”[3]390在1853-1856年东方战争期间,马克思在《新奥得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时事评论,刻画了俄国沙皇政府的专制统治、警察系统和外交阴谋,尤其揭露了它的侵略野心。马克思指出,东方问题的实质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沙皇的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有一个港口作为出海口,而且这个港口又是位于半年不能通航,半年容易遭到英国人进攻的海上,这种情况使沙皇感到不满和恼火,因此,他极力想实现他的先人的计划——开辟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4]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不断扩大,而当时的欧洲各国却没有阻止俄国,反而纵容和依赖俄国。在欧洲宫廷里,甚至出现了像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这样的俄国代理人。

    值得一提的是,1856年,马克思翻阅了大英博物馆保存的外交手稿。利用这些手稿,马克思写成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揭露了沙皇俄国与英国政府勾结的秘密活动,从外交史角度指出了俄国得以长期插手欧洲事务的原因所在。在文章的最后两章,马克思系统回顾了俄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重点分析了彼得一世迁都这个历史事件,认为彼得通过将都城从内陆中心莫斯科迁到滨海地区的彼得堡,一方面在文化上斩断了莫斯科公国旧有的斯拉夫传统,一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意给俄国制造了一个俯瞰欧洲的窗户,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激发俄国人的征服野心,把俄国扩张成一个泛斯拉夫国[5]

    ① 这是一篇未完成的外交史著作的导言——笔者注。

    对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运动,马克思持这样一种观点:泛斯拉夫主义民族运动的实质是侵略扩张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是俄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斯拉夫帝国。尽管斯拉夫人的解放与统一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但他们却把沙皇看作他们唯一的解放者,充当反革命的工具。因此,泛斯拉夫主义是西欧革命的直接敌人。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福格特先生》和为反对巴枯宁主义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之中。此外,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也在《新奥得报》上发表过题为《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两篇文章,系统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俄国国家民族层面的研究,实质上是把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运动作为外在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以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力量来看待的。

    (二) 经济社会层面的研究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世界历史”与俄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日益从外在的相互影响关系转换为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马克思的研究视角逐渐从对俄国国家民族层面的关注,深入到了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的分析。

    具体地说,1868年是马克思研究俄国问题的转折点。有两个契机促使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俄国,深入对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一是续写《资本论》第二、三册的需要。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一方面忙于第一卷的再版和翻译工作,一方面开始整理、续写第二、三册。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册中加入一部分俄国的资料,重点加入对俄国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并以俄国为例讨论地租关系。二是《资本论》俄文版的翻译出版。1868年9月底,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弗·丹尼尔逊致信马克思,请求把《资本论》翻译成俄语,并提出要向俄国公众介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出版,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与许多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接触到了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获得许多俄文学术著作和资料。

    ① 关于马克思续写《资本论》第二、三册的情况,可以参看恩格斯1894年为《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所写的序言。

    马克思对俄国经济社会层面的研究开始于弗列罗夫斯基。1869年,丹尼尔逊把刚刚出版的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寄给了马克思,希望能为马克思续写《资本论》提供一些资料。这部著作是对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以后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真实描绘,书中的一些判断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示。马克思高度赞扬这部著作,甚至对恩格斯评价说:“这是继你的《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6]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俄国学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都获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他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和农村公社的研究对马克思的影响很深。19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思读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土地所有制》《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现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证明了历史发展的缓慢和迟滞”,一方面又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点正是一般生产资料的公社所有制,因为“发展的最高点,在形态上,同它的起点相吻合”。显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公社命运的这些看法直接促成了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

    ② 比如弗列罗夫斯基在分析外乌拉尔地区佃农状况时说:“我们这里无产者很少,但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群众是由其命运比任何无产者都要坏的工人组成的,即是由交代役租的农民组成的。”显然,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俄国革命预期的判断。参见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陈瑞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9页。

    ③ 在这个意义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将俄国公社看作社会主义的起点,还指出了这一设想的现实可能性。参见尼·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季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2-124页。

    除了对专门学术著作的阅读,与俄国学者们的通信也是马克思了解俄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经常与马克思写信讨论俄国社会状况的是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从1868年丹尼尔逊写信给马克思请求翻译《资本论》,一直到马克思逝世,他们的通信都没有中断。从保留下来的资料来看,马克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注的重点都是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生活状况。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克思与丹尼尔逊的通信内容也涉及到俄国的信贷状况、财政政策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情况

    ① 有关马克思与丹尼尔逊的通信情况,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马逸若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正如后来马克思自己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说的,为了对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7]464。正是在对俄国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俄国社会潜藏着的巨大的革命因素和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逐渐改变了对俄国革命和农村公社的看法。

    显然,对俄国问题研究视角的转变,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把资本所开创主导的“世界历史”与俄国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外在单向的影响关系转换成了内在相互的依存关系。

    二、对俄国革命预期的转变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覆灭,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摧毁沙皇俄国这个旧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是马克思的夙愿。随着对俄国问题研究视角的转变,马克思对推翻沙皇专制的途径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当他的研究视角停留在国家民族层面时,他把俄国看作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没有关注俄国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只是期望通过一场西欧对俄国的战争,从外部消灭沙皇专制;而当他把视线转向俄国国内,他在对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俄国内部就有积极促使沙皇专制制度覆灭的因素。

    在1848年革命和东方战争期间,马克思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通过揭露沙皇俄国的封建专制和警察统治,号召西欧对俄国作战,试图通过一场国际战争消灭沙皇专制,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些时事评论中,马克思一再强调:“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3]392此外,马克思对泛斯拉夫主义民族运动的分析和对18世纪俄国外交史的分析,都指向了俄国的侵略扩张性:俄国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泛斯拉夫主义国家。欧洲要么消灭俄国,要么等着被俄国征服。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考虑俄国内部革命的可能性。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激化了本已十分严重的俄国社会矛盾,但此时马克思正在忙于《资本论》的写作,也没有从中看到俄国革命的可能性。

    ② 事实上,柯瓦列夫斯基在回忆马克思的文章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1848年的革命把俄国只看作是所有反动势力的堡垒……马克思对俄国的看法也与这种见解没有本质的差别。”参见《回忆马克思》,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深入研究俄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改变了对俄国革命的看法,认为俄国农民所处的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和国家财政的危机已经使得俄国革命一触即发,俄国“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1870年,马克思在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中第一次看到了俄国的整个社会经济状况。弗列罗夫斯基对俄国北部地区、西伯利亚地区、沙漠地区、农业地区和工业地区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被剥削状况的描述,使马克思第一次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8]325。经过几年的研究,马克思发现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的财政状况已经混乱不堪,行政机构腐烂透顶,农业生产则几乎陷于停滞。1877年,马克思明确指出,根据一切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判断,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已经站在了革命的门前。马克思十分乐观地估计:“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这将会给欧洲历史带来一个新的转折点。“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9]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了自1848年《宣言》发表以来美国和俄国社会状况的改变,论证了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的趋势,再一次指出,随着沙皇成为革命的俘虏,俄国已经成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1]8

    因而对俄国革命预期的转变,意味着马克思已经从资本所开创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的内在统一关系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俄国革命的发展前景及其历史意义了。

    三、对俄国公社评价的转变

    俄国农村公社,这个被民粹派思想家称为“天生的共产主义摇篮”的组织,起初并没有引起马克思足够的重视。随着对俄国的研究视角和对俄国革命预期的转变,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也发生了转变:当他的研究视角停留在俄国的国家民族层面时,他忽视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同时也否定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认为俄国公社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牢固基础,公社的解体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当他把视线转向俄国的经济社会层面尤其是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置于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加以分析时,他发现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继而在深入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肯定了俄国公社的特殊性。于是他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公社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跨越”理论,把公社看作俄国进入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起点。

    (一) 对俄国公社的消极评价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关注与他对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及趋势的探索密切相关。因此,起码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俄国公社的发展命运问题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视野。其例证就是,当1852年3月恩格斯说泛斯拉夫主义“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8]108是骗人的鬼话时,马克思表示赞同。从总体上看,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了马克思对斯拉夫公社(包括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1855年5月,马克思在《新奥得报》上发表了《论鼓动运动的历史》一文,文中的一个脚注引用了冯·哈克斯特豪森的《论俄国》一书的观点,这不仅表明马克思至少在1855年就已经直接开始关注俄国公社,而且表明当时马克思只是把俄国公社作为斯拉夫公社的一种形式从整体上加以考察,甚至不加区分地对待斯拉夫公社与印度公社等东方公社。显然,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两年以后,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又指出:“不久前有人又发现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一种奇异现象。事实上,印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典型。”[10]后来,针对哈克斯特豪森在《论俄国》一书中把公社所有制当作斯拉夫族特有的奇异现象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一节的一个脚注里说:“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有制的形式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11]95

    那么,此时马克思对这些公社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和相关书信中,马克思对东方村社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土地公有制是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自给自足和孤立状态是东方公社的主要特点。村社制度不仅是东方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而且是东方专制的牢固基础。原始共同体只是文明民族的起点,它的解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的殖民活动使村社制度趋于解体,从而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1]677-691

    显然,此时马克思对农村公社的评价完全是消极的,并强调了公社解体的历史必然性。在《宣言》中,马克思就把资产阶级对原始共同体关系的破坏看作是“非常革命的作用”[1]33-3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第一个,也是最低级的形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原始公社所有制的解体才产生了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11]95。这一理论倾向也反映在他对不列颠殖民印度等现实问题的评价上。马克思虽然同情印度遭受的苦难,但同时指出,如果这些原始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并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

    可以说,直到1868年11月7日,马克思依然对俄国公社持一种消极的评价。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俄国公社里的一切,包括最细微之处,都同古日耳曼公社完全一样……所有这些肮脏的东西正在走向崩溃。”[8]298

    (二) 对俄国公社的积极评价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深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生产方式和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态度悄悄发生了转变。在1870年2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在谈论俄国公社所有制的时候指出:“公社所有制并没有造成贫困,恰恰相反,只有它才减轻了贫困。”[8]320十几天后的3月5日,马克思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评价了弗列罗夫斯基对俄国公社的看法。马克思说:“他对……俄国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但这不是主要的。”[8]325

    1875年,马克思对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提出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7]399这一观点表示赞同。这就表明,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已经开始酝酿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并且赞同恩格斯为这种可能性提出的两个条件:第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第二,胜利之后的西欧无产阶级为俄国提供社会变革必需的物质条件。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道路的概述当成了一般历史哲学,并且明确反对这种用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扼杀俄国公社特殊性的做法,对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7]464显然,这时马克思对俄国公社的评价已经由消极转为积极的了,他力图避免由于农奴制改革而导致的公社解体,希望俄国能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抓住当时良好的历史机遇,进入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

    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指出其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7]587至此,“跨越”理论最终形成。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序言中,重申了他们对公社前途的判断:“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

    显然,对俄国农村公社评价的转变,表明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与资本所开创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互补关系实现社会发展阶段性跨越的“跨越”理论。

    四、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基于对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及趋势的科学把握而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因此,“跨越”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对于当今时代人们研究和审视作为“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尤其是探寻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也为人们纠正那些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看法提供了一把钥匙。这些错误看法主要表现为:(1)简单地认为马克思“跨越”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12];(2)肤浅地将马克思“跨越”理论视作中国社会发展实现所谓“弯道超车”的理论基础;(3)甚至粗暴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而将其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13],进而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举措错误地看作“国强必霸”“资本输出”的表现等等。从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导致这些误解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民族国家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或是混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道路的根本区别,或是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道路的内在联系以及从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历史情境。因此,在我们看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道路的辩证统一关系角度去深入发掘马克思“跨越”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方法论启示:

    第一,在探寻和理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要注重对中国自身特殊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和研究。

    相较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状况,经济状况对于研究某一社会发展道路更加具有基础性。当马克思将俄国作为一个整体,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加以考察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注意到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所以他认为斯拉夫公社(更别说俄国公社)和东方公社并无二致,只要掌握土地公有制这把万能钥匙,就能了解公社的一切现象。而当他对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的时候,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首先,它割断了原始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其次,它具有公私二重性的特征;最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时代。正是由于明确了俄国公社的特殊性所在,马克思才得以进一步分析:割断了血缘亲属关系,公社社员就能够扩大交往范围并实现与外界的接触;具有公私二重性的特征,公社就可以既稳固基础,又发展社员的个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时代,公社就有可能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占有其积极成果。显然,“跨越”理论就是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特殊性的分析中形成的。

    可以说,对某一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是研究该社会发展道路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方法,因为国家、民族、法的关系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马克思在回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曾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591马克思逝世以后,丹尼尔逊在致马克思女儿爱琳娜·马克思的信中,依然提出要把有关俄国经济生活的全部新资料寄过去,以帮助马克思的朋友们整理马克思未发表的著作。丹尼尔逊在这封信中说:“显然他(马克思)的朋友们将出版他的一些尚未发表的著作。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话,那末我将十分乐于把有关俄国经济生活的全部新资料寄去,尤其是我知道,您父亲赋予经济关系多么重大的学术意义。”[14]不仅要研究当下的经济状况,还要研究过去的经济状况,即经济史。从分析特定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出发,找出相应的政治的、法的以及意识形态诸领域的观点,才能达到对社会的正确理解。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突出强调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8]669-670,必须要“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8]587

    在马克思那里,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不是外部反思的抽象原则可以任意处置或剪裁的单纯‘质料’,而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15]。离开了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抽象地谈论社会发展,就有可能混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发展道路的根本区别。因此,要想科学准确地探寻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首先就要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研究。如果不了解20世纪中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了解传统计划体制的内在矛盾,就不能理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同样,如果不了解现时代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不了解市场经济中的劳动本体和资本本体的区别,不了解经济运行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会出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看法。

    第二,在探寻和理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要注重对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分析和探究。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看法的转变,固然是因为研究视角发生了改变,但归根到底是因为俄国本身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发生了变化。正是由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的财政状况混乱不堪,行政机构腐烂透顶,农业生产陷于停滞,才使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正是因为俄国处于革命的前夜,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又是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条件,一环扣一环,缺少一个,“跨越”理论就不可能实现,俄国公社就要走向解体。正像马克思说的:“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7]574

    撇开对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分析,也会混淆规律和道路的区别,甚至把规律直接等同于道路。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就曾十分严厉地批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成了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再对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7]467。规律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在平均数的意义上而言的,道路则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具体的社会发展路径。“在马克思的视野里,道路虽然不同于规律,但又不是外在于规律,它是规律的具体实现方式。”[16]规律和道路之间的中介就是条件,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一点恩格斯讲得十分明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8]532

    因此,要科学准确地探寻和理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就必须要对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进行系统的分析。近些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基于对当代中国所处的具体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提出来的:改革开放40年来形成的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较为强大的综合国力,使中国有能力倡导互惠共赢的“普惠价值”;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势力的抬头,则呼唤中国成为多边主义和新型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这些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出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条件。不理解这一点,很容易就会把“人类命运共同体”错误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强必霸”或“资本输出”。

    第三,在探寻和理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要用“世界历史”视野看待和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发展过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意义。

    在“跨越”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虽然马克思的具体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但“世界历史”的研究视野却是贯穿始终的。早期,当马克思的研究视角在国家和民族层面时,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考察俄国的军事、外交和民族政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重点是在晚期,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俄国国内时,是不是就意味着“世界历史”视野的丢失呢?绝不是。当马克思分析俄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想到的是俄国革命作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双方相互补充;当马克思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时,没有忘记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同一时代。不仅如此,所谓原始血缘亲属关系的割断和“公私二重性”的特征,也都是在与印度种姓制度的农村公社和原始农村公社的对比中揭示出来的。“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7]571;当马克思提出俄国公社“跨越”的可能性时,又一再强调“跨越”的前提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可以说,没有“世界历史”的视野,马克思就提不出“跨越”理论。因为,即使是从最简单的表象来看,“跨越”的对象也都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够被提出。实际上,马克思在研究和审视具体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时,其“世界历史”的视野是通过某一特定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对比和联系体现出来的。只有通过与其他社会相对比,才能知道这一社会的特殊性所在,这是正确判断社会的经济状况和历史方位的一把钥匙。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做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8]660。同样,只有从普遍联系出发,才能确定某一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

    显然,自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区分,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才能够存在。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视野,我们既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正确地理解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在历史日益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只有将某一特殊民族国家置于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中,充分考察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才有可能为其制定出正确的社会发展战略,也才能够对其社会发展道路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因此,深入研究分析“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趋势也是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逻辑前提。

    总之,马克思“跨域”理论形成中的三个转变充分表明,要正确地探寻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就必须用马克思审视“世界历史”背景中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视野去探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分析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这样才能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内在统一关系,从而坚定地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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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Spanning Theory and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
    HU Liu, GUAN Lei
    Abstract: Marxist spanning theor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ath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World history'.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spanning theory implies 'three transformations', namely: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lev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exogenous to endogenou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two chang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s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This process of internal logical transformation has thre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earch for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a Road". First,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econd,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and grasp of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pecific conditions. Third, we should view and examine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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