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45 Issue (5): 161-170.  DOI: 10.13718/j.cnki.xdsk.2019.0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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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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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目下学界的社会史研究,正可谓方兴未艾。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乃至勃兴,无疑是一种学术史的转向,且呈现出其独特的内在变迁理路,即从政治史、经济史转向社会史与文化史,以及从对上层精英社会的关照,转向对下层民间社会的探求。这显然反映了学术史转向的必然性。值得指出的是,在社会史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事实上已经暗寓回归制度史与思想史的苗头与倾向。即以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若想回归制度史,则必须在以下两个层面有所突破:一是视角的转换,以一种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明代政治制度;二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史料钩稽,以一种平实的态度,重新发掘政治制度的内在变迁。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大抵反映了这种学术史转向,且对于深化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不乏示范性的价值。田澍所撰之文,重在视角的转换,将一代命相张居正的行政轨迹置于顾命政治的视野之下而加以重新考察,进而对张居正“人亡政息”一说做了全新的解读;余同怀、柏桦所撰之文,以专差、专使为切入点,藉此对明代的巡视考察制度加以探讨,进而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诸如此类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大有裨益,且对当代的行政制度变革亦不无借鉴意义。

    顾命政治视野下张居正的行政轨迹——张居正“人亡政息”新解    [PDF全文]
    田澍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由于皇帝年幼,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根据穆宗临终的安排,这一顾命政治是集体顾命,而不是一人顾命。但在皇位更替之际,张居正与内廷势力通过政变改变了这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当顾命之任的局面,其压力陡然增加,其任务更为艰巨,其手段必然特殊。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的政治行为,就必须以顾命政治的视野来认知。可以说,在十年的顾命生涯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顺利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里,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没有组建强干精明的内阁和九卿班子。随着他的病逝,由其主导的顾命政治便轰然崩塌,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张居正“人亡政息”,其实就是指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结束。
    关键词万历初政    穆宗    神宗    高拱    张居正    顾命    

    万历初政因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而被学界广泛关注。对张居正在万历前十年的行政如何看待,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张居正生前就充满争议。去世之后,一直被神宗所否定。直到明朝天启年间,才按照惯例被迟迟恢复名誉。但自身不正仍一直被诟病。在清代,张居正仍然是毁誉参半的人物,且不被人们所重视。在清朝行将崩解之际,梁启超将其与管子、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并称,主编成《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书,张居正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近数十年来,张居正更是以“改革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毋庸置疑,张居正是一位敢于担当的政治人物。至于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需要做深度研究,目前的认识模式和认知水平还难以自圆其说。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洞察,如黄仁宇认为:张居正“专政”十年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1]63。刘重日明确指出:张居正担任首辅时,“积习已成,腐朽已深,革除成效甚少。时也势也,非一二人力可以挽救!”[2]毛佩琦也认为:“张居正改革被夸大了,张居正的历史作用被夸大了。”[3]这些都是对研究张居正的理性警告,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要理性认清张居正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必须要厘清嘉靖、隆庆及万历时期的历史脉络。在万历之前,明代历史有两次内部剧变,一次是“靖难之役”,一次是“大礼议”。前者使明代历史进入永乐时期,后者使明代历史进入嘉靖时期,或者说嘉靖时期是永乐时期的升级时代。两个时期各120年左右。相对于嘉靖时期,万历初政乃至万历时期都是从属于该时期的,其特殊性在于神宗年幼,难以独立行使皇权,需要旧臣辅政。对此,穆宗在弥留之际便有明确安排,故万历初政的特点就是顾命的政治,而不是改革的政治。只有以顾命政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万历初政和张居正的行为,才能真正认清张居正的政治责任之所在。纵观其作为,张居正并没有完成顾命之任,使万历初政长期处于特殊的顾命状态而无法正常化。他的病逝和随之遭受的清算标志着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崩塌,张居正没有自觉地结束顾命格局,未能将皇权有计划地顺利转移到神宗手中,因而是一个失败者。长期以来,学界一再凸显张居正“人亡政息”,但并没有搞清其中的缘由,而只是以改革的视角对此现象予以批评,并惋惜不已。这一认知模式导致张居正的相关研究裹足不前,使人们无法认清张居正的行政得失和经验教训,更难以理解张居正与晚明政治的密切关系。只有以顾命政治为视角来审视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才能明白其“人亡政息”的真正涵义和必然结果。

    一、顾命政治:万历初政最显著的特点

    明穆宗共有四子,嫡长子四岁夭折,庶出次子不足一岁而亡,庶出第三子朱翊钧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八月十七日出生,因其两位兄长早夭,故为穆宗事实上的长子。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去世。六月初十日,神宗朱翊钧即位,改次年为万历元年。

    神宗即位时,还不满十岁。不难理解,年少的神宗不可能独立行使皇权,需要有人辅佐。就明代政治特点而言,实际能够参与辅佐的不外乎三种力量:太后、太监和阁臣。由于政情的变化,这三种力量在不同时期互有消长,对政局的影响大小不一,不能一概而论。就神宗即位时的情势而言,因为经过嘉靖和隆庆时期的政治变革,后妃和太监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减弱,阁权迅速上升,与英宗即位时的情形完全不同。故穆宗临终时将朱翊钧主要托付于阁臣,而未像宣宗那样托付于太后。穆宗在弥留之际,在皇后、贵妃和皇太子以及太监在场的情况下,按照惯例将在职的高拱、张居正和高仪三位阁臣全部召至病榻之前,让他们竭尽忠心翊赞幼主,确保政局稳定。对当时冯保是否为顾命之臣,相关记载截然不同。如《明穆宗实录》所记遗言是:“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4]卷70,隆庆六年五月己酉张居正是《明穆宗实录》的总裁官之一,在顾命之臣中没有专门提及冯保或司礼监,应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张居正离不开冯保,但让他与阁臣一同顾命,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情形。由于此时后妃和太监对政治的干预已大不如前,阁权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大,一味凸显宦官的政治影响会给张居正自己带来更大的舆论压力。他在万历二年(1574)给冯保自建墓穴作记中也持这一看法,说:“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5]卷9,司礼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韦庆远认为冯保不可能与阁臣一同受命,而是在两宫面前制造高拱对皇权的威胁,获得两宫的信任,使两宫特别是神宗之母违背祖制,利用穆宗“垂危的关键时刻,破格矫诏任用冯保‘同受顾命’”[6]。与张居正所载不同,高拱的记录则有司礼监顾命的内容:“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7]《国榷》所载穆宗对太子的遗旨中亦有让司礼监顾命的内容:“朕不豫,尔即皇帝位,一切礼义,自有部复。尔依阁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8]卷68,隆庆六年五月辛亥万历六年,李太后亦说:冯保“亲受先帝顾命,中外倚毗,已非一日”[9]万历六年二月二日癸未。冯保在万历八年向神宗表白:“隆庆六年五月内,圣躬不豫,特召内阁辅臣同受顾命,以遗嘱二本令臣宣读毕,以一本恭奉万岁爷爷,一本投内阁三臣。次日卯时分,先帝强起,臣等俱跪御榻前,两宫亲传懿旨:‘孟冲不认字,事体料理不开,冯保掌司礼监印。’蒙先帝首允,臣伏地泣辞。又蒙两宫同万岁俱云:‘大事要紧,你不可辞劳,知你好,才用你。’迄今玉音宛然在耳。”[10]万历十年在从严清算冯保时,神宗也说: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姑从宽,著降为奉御,发南京所房闲著”[10]。据胡丹考证:“《穆宗实录》记穆宗记托孤于内阁,未及内臣,然司礼监实预顾托,故太监冯保后以‘顾命大臣’自视。”[11]1696不可否认,穆宗临终时冯保在场,争论的焦点只在于他是不是顾命之臣。以上不同的记载只是对现场情景的不同理解罢了,其实有无冯保顾命之语已无关紧要,冯保的干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张居正和李太后一时都无法离开冯保,尤其是李太后为了确保儿子皇位的稳定,更是离不开冯保。陈生玺认为:对于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之说,“即使穆宗昏迷不醒,也必是取得穆宗皇后和李贵妃认同的。在穆宗死后四小时,又宣布冯保掌司礼监印,这当然是冯保做了手脚,但也应是得到皇后和皇贵妃认可的,因为在穆宗死后,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就是皇后和皇贵妃。陈皇后无子,李贵妃的儿子是太子,这两个年轻妇女(三十多岁)眼下唯一的期望就是让太子安安稳稳地即皇帝位。因为这个皇帝才十岁,还需要太监的看护和照管,冯保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乞请,自然会得到允许。”[12]故在穆宗去世之后,其设想的顾命模式很快就被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所破坏,只是“顾命”的身份对张居正和冯保两位来说在维护自身权力时起着保护伞的作用,而张居正更倾向于自己独享顾命的身份,以彰显自己顾命权力的合法性。而神宗、李太后强调冯保的顾命身份,意在用内廷牵制内阁,在于尽可能遏制张居正的权力。

    当然,在当时的政局还不明朗之时,顾命的主要责任人是阁臣而绝不是司礼监。从顾命遗言可以看出,穆宗重点强调的是要他们三位阁臣“协心辅佐”,试图建立一种相互协作的集体顾命模式,共同辅佐幼主。当时高拱为首辅,自然是顾命首臣,是阁臣这一顾命集体的主心骨。高拱因此也“以为我当国,凡事当自我同众而处”[7]的担当精神而负起了第一顾命之臣的责任,表示“臣受皇上厚恩,誓死以报。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务竭尽忠力,辅佐东宫。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爱其死。望皇上以无后事为忧”[7]。可以看出,顾命政治使高拱具有更大的责任和担当,而对于处于次辅地位的张居正来说其权力并无多大变化。高拱比张居正年长13岁,穆宗去世时虽年届花甲,但身体尚可,能够担当顾命之任。然而,在穆宗病逝之后,高拱所依靠的皇权已经丧失,故穆宗想要以高拱为中心而建立集体顾命的模式就难以实现。在高拱竭力挑起顾命之责的同时,次辅张居正与李太后在宦官冯保的秘密勾连中集结,迅速形成了驱赶高拱的强大势力。他们试图改变穆宗的人事安排,决定赶走高拱。据《明史·冯保传》所载:“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时司礼监掌印缺,保以次当得之,适不悦于穆宗。大学士高拱荐御用监陈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罢,拱复荐孟冲。冲故掌尚膳监者,例不当掌司礼。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谋去之。会居正亦欲去拱专权,两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属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拱益恶保,思逐之。”不难看出,穆宗和高拱对冯保都无好感,只要穆宗在位一日,就不会让冯保得势一时。但没有了穆宗的支持,要高拱独自向以冯保为代表的内廷开战,无异于痴人说梦。明代的阁臣向来就没有这种政治能量,如果没有内廷特别是皇帝的支持,打算单独对宦官动手,无疑是自找死路。当高拱没有与新皇帝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之前,试图依据一纸顾命空文是不可能发号施令和改变秩序的。正德、嘉靖之际的杨廷和就犯过类似的错误,高拱并没有从中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当他还在谋划驱赶冯保而力图辅助幼主施展抱负之时,张居正与冯保和李太后已经在背地里紧密地联合起来,密谋上演一出驱赶顾命首臣的政变,试图干净利落地剥夺顾命首臣的权力,中止高拱的顾命之任。正如《明通鉴》所载:“会帝不豫,居正欲引保为内助。帝疾再作,居正密处十余事,遣小吏投保。”[13]卷65,隆庆六年五月庚戌由于张居正与冯保结盟,所以胸有成竹,驱赶高拱易如反掌。也正由于此,当穆宗去世的消息传出,高拱“哭于阁中”,而张居正“虽哭,乃面有喜色,扬扬得意”[7]。高拱的真哭和张居正的暗笑预示着穆宗所安排的顾命模式的必然瓦解,是明代政治中的一个特例。

    由于政局的特殊性,在皇位更迭之际宦官冯保与首辅张居正的公然勾结,是嘉靖以来政局的一大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明代二百多年来未有之事,标志着宦官干政的再次出现,而且对晚明政治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冯保和张居正的宽纵下,宦官数量猛增,六年之内,两次广招宦官将近七千名,“倖门日启,觊泽者多”[11]1732,对政治的渗透日渐加深,为后张居正时代埋下了不可逆转的祸端。夏燮就此论道:“《三编》御批曰:嘉靖时粃政甚多,独其裁抑中官,颇得制驭近习之道,故涓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几数十年。神宗承其遗制,正当申严禁令,何以复广加遴选,竟至三千五百人之多!盖由冯保居中用事,吹嘘引进,使党类复致蔓延。而若辈气焰既滋,势即难于钤束。未几而蛊惑日甚,矿珰税监,四处征求,元气由兹削尽。驯至茄花委鬼,窃弄威权,遗毒遂倾国祚。履霜坚冰,此其渐矣。”[13]卷67,万历六年七月丙子换言之,由于神宗年幼、高拱与张居正的貌合神离以及张居正个人急迫地想取代高拱,客观上助长了宦官势力的全面干政。穆宗去世之时,由帝后及张居正暗中支持的冯保从幕后窜到前台,“言与后妃,斥孟冲而夺其位,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命。及帝登极,保升立宝座旁不下,举朝大骇。保既掌司礼,又督东厂,兼总内外,势益张”[14]卷305,冯保传。当内阁内部分裂,次辅心怀二意,首辅地位不保,一方面必然弱化内阁的整体力量,另一方面势必给宦官以可乘之机。张居正为了获得首辅的权位,不惜与高拱决裂,背弃穆宗遗命,无视祖制,公然与高拱有隙的宦官勾结,使冯保成为自己可靠的内应和得力的打手,成为自己排挤高拱的马前卒。可以说,万历时期的顾命政治其实就是通过政变而确立的暂时的珰阁联合执政,并因此形成了万历顾命政治的鲜明特色。黄仁宇就此论道:张居正与冯保“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1]9

    在嘉靖、隆庆皇位更迭之际,宦官干政苗头出现,阁臣与太监的勾结随之显现。据叶权在《贤博编》中记载:“太监李芳,穆宗皇东宫旧人也。既即位,芳从龙掌司礼监。时钱塘江人叶先春居门下,官至锦衣卫正千户。徐阁老当国,其子琨求迁秩,事须关司礼监,因以名马大宅赂先春为言芳,琨始得转官都给事中。钱塘孙枝奏本字样错误,从先春求援,候门三日乃得见。语以故,先春自芳所索本袖还枝。高少师拱罢时,途中以五书寄先春,竟不答一字,高深怨之。既徐阁老谢归,芳亦被遣,高还朝,兼掌吏部,遂中以他事,杖杀先春于狱。”[15]但隆庆朝宽纵宦官的风气并没有改变,李芳被赶走了,冯保又起来了。在穆宗弥留之际,与高拱势不两立的冯保在穆宗死后三四个小时内地位的突变则意味着宦官势力的迅速膨胀,并标志着顾命首辅高拱末日的到来。尽管在赶走高拱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风波,但绝不会改变结果,包括高拱效法此前权力斗争中的种种作为以图自保的努力都无济于事。高拱虽有以死报国的决心和担当,但很快失去了舞台,无力打破张居正与冯保“内外盘结已固”[7]的局面。

    在这一权力的异常更迭中,穆宗的临终托付已无约束力,张居正、冯保和后妃蔑视穆宗诏令,将其视为一纸空文,为了各自眼前的权位和利益,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否定了先帝的安排,以毫不留情的手段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高拱逐出政坛,使张居正很快夺取了首辅权位,创造了明代历史上先帝尸骨未寒而极速夺权的最短纪录,并因此形成了万历时期言而无信、阴险难料的政治生态。据明人于慎行记载,在驱逐当日,自以为是的高拱误判形势,以为宣诏是要惩治冯保,故“甚有喜气”。而善于伪装的张居正“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门下,中使捧诏,新郑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国,新郑色变,及发读之,乃逐新郑也”[16]卷4,相鉴。刘重日认为张居正在“争权夺位中也绝非善类”[2]是有道理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成功驱赶高拱的同时,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清洗朝臣的现象,使政局的演变仅仅表现在首辅权位的转移和太监权力加大两方面,即政变的受益者只是张居正和冯保二人而已,这说明一方面皇位交替之际并不是断裂式的转变,另一方面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政策亦无明显差别。正如朱东润所言:“这一次的政变高拱的政权推翻了,居正的政权树立起来了,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而不是政策的变动。”[17]也就是说,尽管二人“心计”不同,高拱“急切”,张居正“谨慎”,但“二人在治世上或难有优劣高下之分”[18]34。明确地讲,就是顾命政治的特征基本未变,不论高拱还是张居正,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首辅的权力只是暂时的顾命权力。甚至可以说,在顾命政治的视野下,张居正取代高拱之举,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顾命政治的特性。这是认识万历初政和张居正首辅权力的基本出发点。

    二、顾命专擅:张居正遭受比高拱更严厉的惩处

    神宗即位后的第七天,高拱被赶走。高拱被赶走后的第八天,高仪病故,顾命三臣中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张居正的身份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便成为“顾命之元臣”[19]卷55,万历四年十月丙子,穆宗临终对三位阁臣的嘱托便成了对张居正一人的托付,并因此成为张居正权力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也自然成为张居正迟迟不予归政的唯一理由。这样,穆宗生前安排的阁臣三人的集体顾命模式,在穆宗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张居正一人的单一顾命模式。

    从张居正的言行来说,他善于伪装。在没有能力整倒高拱时,能够隐忍不发,表面上与高拱积极合作,以便使其失去戒心,然后在背地里与同样权力欲极强的冯保串通,利用穆宗去世的难得机遇扳倒高拱,实现与冯保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剧变,其实就是张居正的胜利和高拱的失败。尽管高拱被赶走,但顾命政治的特点没有丝毫改变,改变的只是由多人顾命改为一人顾命。一些研究者不明白这一特点,简单地夸大张居正此时的权力。这就引出张居正研究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顾命权力就是首辅的正常权力吗?或者说顾命时期能够扩张阁权吗?纵观张居正的相关研究,没有人对此问题做一专门的研究,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事实上,在这一特殊时期,张居正的阁权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扩张,这就如同明武宗暴亡后在皇位空缺时期杨廷和的阁权不可能扩张一样[20]。在明代的政治体制之内,要利用皇位的更替来想当然地扩张阁权是不可能的。不可否认,每当在这一特殊时期,阁臣的确能够发挥一些特殊作用,但不能随意地将这一特殊作用视为阁权的扩张,更不能把张居正与宦官的勾结看成是阁权的扩张。只有以顾命政治的视角来理性地审视张居正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言行,才会避免长期以来学界过分夸大张居正权势且放大张居正个人作用的通病。

    在密谋赶走高拱之后,张居正自然走到了前台。如果按照穆宗临终的安排,在万历顾命之政中张居正只是一个配角,只能从属于高拱。高拱于万历六年(1578)去世,张居正四年后也因病而亡,倒在职位上。假定高拱作为顾命首臣至去世之日,那么也就随着他的去世而能够较早地结束顾命格局。但当张居正取代高拱作为唯一的顾命之臣,顾命政局的结束就取决于张居正的寿命了。同时,只要张居正真心配合高拱,不怀二心,与其共同维持阁臣的集体顾命政局,皇权的移交就能平稳过渡,万历初政将会更加稳固。而当张居正一人以顾命之臣的身份来支撑顾命政治时,压力陡然加大,风险必然增大。不能说张居正成功而顺利地赶走高拱之后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相反,张居正一人独撑顾命政局时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

    高拱的失败有很多因素,关键在于没有与新皇帝确立可靠的倚信关系。在穆宗时期,由于深得皇帝倚信,“练习政体,负经济才”的高拱“所建白皆可行”[14]卷213,高拱传,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得到了当朝皇帝的信赖。而在神宗时期,高拱立足未稳,便被剥夺顾命权力,就在于张居正离间下失去了皇权的支持。当穆宗去世时,高拱大哭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14]卷305,冯保传明显感到了阁权支柱的倒塌。换言之,此言除对幼主能力怀疑之外,更多的是对内廷干政的极度担忧。尽管他是顾命首臣,但敌不过张居正与内廷的联合,被赶走是不可避免的。后继的张居正暂时通过冯保在表面上与新皇帝建立起了全新的依赖关系,弥补了高拱的不足。但是,张居正的权力支柱是不可靠的,与嘉靖时期的张璁和隆庆时期的高拱与当朝皇帝同心同德相比,张居正与幼主神宗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的依靠关系[21]。高拱的担心在张居正时代依旧存在,始终是悬在张居正头上的一把利剑。高拱被赶走的缘由是:“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主上,姑且不究。今后俱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19]卷2,隆庆六年六月庚午从中可以看出,对高拱的罪名就是莫须有的“专权擅政”。这是明代政治斗争中经常使用的罪名,当然是致命的罪行,张居正在起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六年后高拱去世时,张居正仍然指责他“赋性愚戆,举动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虽不敢蹈欺主之大恶,然实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误犯天威,死有余戮”[5]卷43,为故大学士高拱乞恩疏。无视事实而放大高拱的欺君之罪并因此否定高拱是张居正必须坚持的基调,否则,张居正顾命的合法性就失去了依据,自己无法立足于万历政坛。当然,该诏令除对高拱的“专权擅政”的笼统指责外,事实上更多的是对在职朝臣的申饬,自然也包括张居正。此诏的实际意义在于警告不能再次出现像高拱一样“蔑视主上”“任情”“自用”的“权臣”,否则将遭到更为严厉的“典刑”处置。可以说,该诏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穆宗的遗言,是新皇帝重建顾命新秩序的宣言书,其前提就是维护皇权的绝对安全性,不能因为皇帝年少而蔑视皇帝,甚至危害皇权。然而,对皇帝的忠心与否,不在于朝臣如何理解,而在于皇帝的亲身感受。没有人怀疑高拱对神宗怀有二心,但在张居正等人的挑唆下,高拱硬是被随意强加上了侵害皇权的专擅之名,并被轻易地剥夺了顾命权力。所以,要真正理解万历初政的特点,对此诏应有新的、精深的研读。张居正能否避免高拱的罪名,将是考察其有无智慧和能力的关键之处。

    众所周知,最终的结果是张居正不仅没有跳出高拱的怪圈,反而遭到比高拱更为严厉的惩处。换言之,对高拱的惩处就是为日后报复张居正所举行的一次成功预演。张居正等人可以随意地诬陷高拱,但自己也无法跳出这一诬陷整人的怪圈。张居正等人可以给高拱随便加上“专权擅政”的罪名而将其扫地出门,使其毫无尊严可言,但他就是没有想到别人也会同样随便地给他加上比高拱更严重的罪行而将自己搞臭!张居正像历史上那些愚蠢的权臣一样高估了自己,幻想只有自己可以给对手落井下石,而自身不会遭此厄运,所以他根本不会想到高拱所受的羞辱在自己身上重演。张居正目光短浅,政治嗅觉不灵,没有意识到对高拱的侮辱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警告,更不会想到与内廷勾结密谋加害高拱其实就是在教唆年幼的神宗将来如何更加恶毒地整治自己。

    在张居正去世两年之后,神宗通过较长时间的调查,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罔上负恩,谋国不忠。”[19]卷152,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与高拱相比,张居正的罪行要严厉得多,而且是经过充分的调研且通过司法程序公布的,不像当时在极短的时间里张居正与冯保、李太后等几人秘密给高拱定罪那样草率,说明神宗整治张居正更加成熟和更有智慧。将顾命之臣予以彻底否定,惩处力度远远超过高拱,再次说明张居正并没有真正接受高拱的教训而走上平顺的顾命之道,他十年的顾命生涯不仅没有改善所处的政治生态,反而使其更加恶化。在神宗看来,张居正依旧是侵夺皇权的不忠之臣,而且比高拱更加可怕!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要比高拱遭受更为惨烈的惩处:“诏以罪状榜示天下,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自是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13]卷68,神宗十二年八月丙辰在此之前,张居正“太师等官已削,原给诰命及特降谕札都追缴,石兽等物并应拆牌坊变价解京”[19]卷150,万历十二年六月戊午。如此严苛地处理张居正应该说是在预料之中的,研究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张居正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高拱,仇恨张居正的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加害于他;张居正可以用诬陷的方式轻易地赶走高拱,仇恨他的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随便地否定张居正。可以说,他和高拱都是失败者,都为万历初年的顾命之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来的集体顾命模式在张居正的密谋下变成了单一顾命模式,使其一人承担了内阁所有的顾命之责,故遭遇的惩处就更为严厉。通观万历顾命之政,对高拱而言,当时被驱赶恰恰是幸运的,使自己及早地解除了顾命首臣的责任而无更大的灾难;对张居正而言,成功赶走高拱只是暂时的,阁臣与皇帝的矛盾没有因高拱的离开而丝毫减少,反而因高拱的离开而进一步加大,且要由他一人承担,没有推卸的一点余地。特别是依靠冯保来控制幼主,使张居正从此走向不归之路。张居正无法摆脱冯保的羁绊,过度依赖冯保使张居正难以自拔,无法脱身。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越来越大,张居正没有有效的应对之法,其结果必然是以悲剧收场。

    黄仁宇无视明代权力斗争中的诬陷之风,完全相信张居正等人对高拱编造的不实之词,将其辅佐幼主的责任感错误地理解为对皇帝的不忠,一味地贬高抬张,其所谓高拱的“狂妄跋扈是和人臣的身份决不能相容的。幸而上天保佑,还有忠臣张居正在”“张居正在艰危之际保障了皇室的安全,建立了如此的殊勋,其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1]10之言,纯属无稽之谈。面对两人基本相同的下场,不能说否定高拱就是对的,而否定张居正就是错的。高拱和张居正的遭遇是明代政治诬陷中的典型代表,具有研究的典型样本价值。

    三、人亡政息:顾命政治的被动中止

    穆宗的临终安排过于仓促,存在着极大的漏洞,主要有:一是对高拱的顾命首臣没有更加刻意的说明,以防张居正等人暗中捣鬼;二是对阁臣的顾命权力没有明确的界定,以免导致“乾纲独揽”“太阿倒持”;三是对顾命格局延续多久没有清晰的交代,以便杜绝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尾大不掉的政治现象发生。考察高拱、张居正的表现,他们在此问题上也是糊涂的,从未有过清晰的思路,难以把握好分寸。高拱因为“专擅”而被瞬间赶走,后继的张居正为了应对一人顾命的格局,不择手段,只能加大维持阁权的成本,顺势强化与太监的关系,为顾命政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在依靠冯保斥逐高拱之后,为了支撑顾命之任,张居正只能继续依靠冯保,将高拱的对手视为自己政治上最可靠的盟友。正如沈德符所言:“当时江陵曲媚冯(保),以固权宠。”[22]卷6,冯邦宁张居正之子张懋修亦言:“先父之与冯司礼处也,亦宫府相关,不得不然。”[5]卷9,司礼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黄仁宇说得更明白:当时的决策就是神宗“把大伴冯保的指示告诉元辅张先生,又把元辅张先生的票拟按照大伴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1]18。在神宗登极后,高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遵、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保诉于太后,谓拱擅权不可容,太后颔之”[14]卷213,高拱传。冯保成了张居正联系内廷的真正桥梁,既是张居正权力的真正依靠,又是张居正权力的必然祸端。按照明代的基本制度,阁臣与皇帝之间建立互信关系是正常现象,但通过宦官来控制皇帝则被视为异常,为舆论所不齿,为制度所不容,不可能真正掌握主动权,绝非一些学者所谓内阁和司礼监是两驾并行的马车。当然,珰阁联合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干坏事而不能干好事。尽管一些人一再地发掘张居正与冯保一起所做的正面事项来为其联合的必要性而不懈地辩解,但不可能因此消除没有忘记祖制的人们对珰阁联合侵害明代政治的担忧,故必然引发攻击。不可否认,在赶走高拱之后,顾命政治必然使张居正更加需要冯保,但张居正的无奈在于能做不能说,无法放在桌面上来公开讨论,当然更无法讲明珰阁长期联合操纵政治的合理性。面对年幼的皇帝,张居正的确不可能与其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沟通,只能通过宦官和太后保持接触乃至控制。在利用冯保赶走高拱之后,张居正与冯保打得火热,根本没有逐渐削弱冯保权力而将顾命之政推向正常化的切实想法,张居正无法在制度的框架里行事,不敢像高拱那样公开要求削夺司礼监的权力,更不敢明确要求增强内阁的权力。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依靠冯保和太后来控制幼主,而无交权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如何在制度框架内创造性地开展顾命政治,张居正并没有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张居正只能与冯保“宫府交通,更唱迭和。冯倚执政则言路无忧,张恃中涓即主恩罔替”[23]卷61,江陵柄政。尽管与冯保的公开合作对眼前的政治确实有利,但不可避免地对万历政治具有极大的伤害,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张居正无法摆脱冯保,因此为自己埋置了一个定时炸弹,只是他不知道何时爆炸。

    神宗十岁即位,而此前的英宗九岁登极,两者即位时的情形基本相似,但相差将近140年的时间,其间明代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故不能做简单的类比。总体而言,由于明朝对后妃干政的严格限制,使她们大都能遵守规矩,不敢在特殊时刻贸然地垂帘听政,公然地指手画脚,而将阁臣抛弃一边。在皇权更迭之际,高拱的强硬并没有得到后妃的支持,倒是善于心机的张居正通过冯保而获得神宗之母的好感。没有李太后的支持,张居正也无力赶走高拱。可以说在人事变动的问题上,最初真正掌握幼主的李太后起着关键的作用。在顾命时期,张居正与冯保、李太后的确组成了三角关系,张居正在前台,冯保和李太后在后台,相互支持,互相利用,看似亲密,但潜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神宗之母不像英宗时期的张太后那样对宦官势力予以高度的警觉,而是忘记家法,随波逐流,听任冯保专权擅政,是明代历史上最没有政治原则的一位太后。在万历六年(1578)神宗大婚后,李太后还视冯保为“重臣”,叮嘱冯保要把神宗培养成圣君,对其说:“念皇帝冲年,皇后新进,我今还本宫,不得如前时照管,所赖尔等重臣,万分留心。务引君与当道,志于仁义,傥一动静之间,不由于理,不合于义,俱要一一谏劝,务要纳之于正,勿得因而顺从,致伤圣德。尔等其敬承之勿替。”[9]万历六年二月二日癸未而当举朝清算张居正时,她默不作声,似乎与己无关,其麻木不仁,令人发指!三者当中的阁臣和太监两种力量被惩处,反映着明代体制对有可能专权的内阁和宦官两大最危险势力防范的有效性,其制度活力仍然起着关键作用。

    在这一三角关系中,幼主神宗被视为可有可无,处于配角地位。不论张居正依靠冯保和李太后干了些什么事,在神宗看来,那都不是最要紧的问题,如何在顾命时期确保皇帝的尊严才是最大的政治。如何迅速改变一人的顾命格局,尽快向神宗交权,这是张居正要考虑的头等大事,而不能借口皇帝年少而一再拖延时间。但张居正非常珍惜从高拱手中夺得的权力,拖延交权是他的本意。如张居正稍有一点历史反思能力,明白在他出生前四年所发生的“大礼议”中从湖北成长而年仅十四岁的世宗将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彻底击败并清洗殆尽,表现出了超凡的能力,可以说幼主不幼,幼主不弱。而世宗之前的武宗十五岁即位,很快就把其父孝宗安排的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三位顾命大臣不放在眼里,顾命首臣刘健和谢迁一年多后被迫辞职。张居正主持的顾命之政要延续到何时,张居正不仅没有认真思量,反而心存侥幸,不愿交权。到神宗二十岁时,要不是张居正的突然死亡,顾命之政还要延续。这是神宗绝不会容忍的事!但张居正至死都对此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在张居正顾命的十年当中,他没有分步实施交权的明确计划和坚定态度,而是一味地以皇帝年幼回避这一核心问题。万历四年(1576),没有阁臣背后指使的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就上疏攻击张居正“擅作威福”,开启了对张居正专权擅政的强大攻势。张居正按照惯例只能上疏乞罢,名为请求辞职,实为向神宗施加压力,要求严惩刘台,并以顾命之臣的身份说道:“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罄其万一也,臣岂敢言去!古之圣贤毫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5]卷38,被言乞休疏神宗最后的答复当然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以“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19]卷46,万历四年正月己未来安抚张居正。以后凡遇此类问题,神宗代表内廷都以顾命为由来挽留张居正。如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去世,神宗挽留道:张居正“非寻常辅臣之比,亲守先帝付托,佐朕冲年,安定社稷,一身关系,委为至重”[9]万历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己卯。次年,面对员外郎王用汲的攻击,张居正说道:“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5]卷43,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神宗安慰道:“朕践祚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忠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整肃,中外乂宁,此实宗社神灵所共昭鉴。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累累有之。”[9]万历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壬寅万历八年,张居正假意“归政”,说道:“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大礼、大婚、耕耤、陵祀鸿仪巨典,一一修举,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贤济济。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佑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张居正自然明白类似的表白不会得到神宗的批准,得到的必然是留任的诏令。不出其所料,神宗再次明确告诉张居正:“卿受遣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仰思先帝丁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固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9]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辛酉,并转达李太后的意见,要让张居正辅佐神宗到三十岁[9]万历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癸亥。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重之际,神宗还在说:“朕自冲龄登极,赖先生启沃佐理,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9]万历十年六月十四日庚子

    万历初政以夺取顾命权力开始,就必须以结束顾命权力结束。而如何尽快结束这一顾命模式,将神宗培养成一个“好人”,才是万历初年的最大政治。可惜的是,在张居正的有生之年,他根本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设法尽早结束顾命政局,总是以神宗年幼离不开自己而一再延长顾命格局。神宗十岁年幼尚可成立,二十岁还年幼吗?拿着“先帝”的招牌来控制日益成熟的神宗,不愿交权,并不断延长顾命政治状态,是张居正最不明智的选择。尽管他有冯保和神宗之母做奥援,但不可能永远依赖下去。张居正后来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他的病逝才不得不被动地中断顾命格局,使顾命政治以人们没有想到的张居正病逝的方式而结束。黄仁宇不明此理,为张居正的病逝惋惜不已,还希望张居正不断获得更大的权势,说道:“在他去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官衔,在本朝二百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在生前得到这个荣誉。但是由于疾病很快夺取了他的生命,他已经无法利用这个新的荣誉再来增加自己的权威。”[1]28事实上,首辅张居正的权威和荣誉只能来自于顾命之臣的身份,而不是简单的太师头衔。人们对张居正事功的无限夸大和张居正死后对神宗的无情指责,事实上是在有意无意地指责张居正顾命政治的彻底失败!而张居正的去世必然是“人亡政息”,不可能将早该结束的顾命模式还要延续下去,“世间已无张居正”便是必然之势。换言之,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1]70的行政风格不可能继续下去,任何人也无法复制张居正的行政与行为,可以说是张居正一手“将内阁的权威跟自己一起埋葬了”[18]96。但张居正并没有死,而是以反面的形象继续活在万历时期,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是神宗自我结束顾命政治的替罪羊和出气筒,这是张居正不可避免的结局。

    四、结语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无视顾命政治的特点,不断放大张居正个人的事功,随意夸大张居正个人的作用,对其简单地冠以“改革家”的名头,将万历初政仅仅看成是张居正一人的舞台,把顾命大臣非要说成是改革家不可。事实上,辅佐幼主维持万历政治的正常运转并将权力尽快交予神宗是顾命政治的首要任务,而绝不是利用神宗年幼来依靠宦官势力启动极为艰难的改革运动。由于受顾命政治的制约,张居正的核心任务就是遵循祖宗之法,只能凸显“综核名实”的行政特征,利用暂时的威权部分地推进已有的革新,如在清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一条鞭法等。而被一些学者凸显的所谓“考成法”,并没有得到神宗的真正支持,也没有进行系统的变革,只与张居正暂时的顾命权力有关,不可能决定内阁改革的方向。搜罗张居正行政的点点滴滴,并冠之以改革举措,绝非考察张居正的紧要问题。万历初政的特点决定了观察这一时期的关键点在于张居正等人能否尽早结束顾命格局,将神宗培养成明君,并顺利地将权力移交于神宗。这就如同正德、嘉靖之际杨廷和等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将武宗皇权顺利移交世宗一样,而不是趁机截留皇权,要将内阁打造成新的政治中心,使阁臣特别是首辅成为改革的领导者。只有得到新皇帝的信任,杨廷和才有可能施展抱负,而绝不可能在与新皇帝关系恶化之下用自我表演的方式来彰显个人的事功。张居正也是如此。如何将幼主神宗尽快培养成明君,并配备好阁部大臣,尽快结束顾命状态,是张居正核心的政治任务。他与冯保截留皇权,迟迟不向神宗交权,这是明代政治之大忌。他向高拱夺权时毫不迟疑,善抓机遇,但在自己需要交权时,扭扭捏捏,欲罢不能,直到病逝。特别是为了避免新选阁臣效法自己整倒高拱悲剧的重演,张居正主导选择的阁臣都是没有担当精神之人。即便如此,张居正既不相信他们,又不让他们参与要务的决策,自己始终独享顾命之权,使他们如同傀儡。在张居正死后,要让被张居正和冯保长期边缘化的没有担当能力的阁臣像张居正那样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是根本不可能的。

    万历初政以内阁和太监的联合执政而开始,也必然以击碎内阁和太监的联合执政而结束。张居正无法主动地、自觉地完成这一政治转变而使万历政治步入正常运行的轨道,缺乏杰出政治家所应有的眼光和魄力。当神宗变为傀儡,使万历初政变成张居正一人唱独角戏时,便是走偏路线的政治,当然也是失败的政治;当万历初政系于张居正一身,便是冒险的政治,也是没有前途的政治。由于张居正与内廷的勾结别人无法复制,故其行政不可能延续,只能随着他的死亡戛然而止,并引发不可避免的政治震荡。在其身后,万历君臣试图在全面否定张居正中建立正常化的新秩序,但由于过度反张而未能达到目的,使晚明政治在新一轮的怪圈中又迷失了方向,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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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gency Perspective to the Career Track of Zhang Juzheng: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Gone by Leader's Death"
    TIAN Shu
    Abstract: Defined by the Longqing Emperor's edict before his death, the political policy of early Wanli Period featured a regency system because of Wanli's young age, which should be fulfilled as a group task rather than accomplished by an individual. However, Zhang Juzheng, who attempted to usurp, made himself exclusive powerful in the regency, which also brought him pressure along with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solutions. Being a regent for ten years, Zhang failed the political task to transfer the imperial power to the Wanli Emperor and set up an effective cabinet, thus, Wanli had no chance being a diligent governor. With the death of Zhang Juzheng, his political power broke off in a sudden and the regency collapsed with failures,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Zhang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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