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45 Issue (6): 145-153.  DOI: 10.13718/j.cnki.xdsk.2019.06.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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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语言类型学的视角转换:从形态、功能到库藏    [PDF全文]
    成军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语言类型学既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大学术流派。当代语言类型学致力于在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共性和规律,经历了形态类型学、功能类型学、库藏类型学的视角转换。对语言经验事实的重视是当代语言类型学最鲜明的学科属性,这体现在相关研究中采取了“多语种取样”以及对语言描写独有的语义地图模型。这一学科属性表明当代语言类型学对根植于经验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坚守,但同时也存在“重事实、轻理论”的倾向。语言库藏类型学倡导“新描写主义”的学术价值观,是对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和扬弃。跨越“描写的充分性”,实现“解释的充分性”以及理论的系统化,是语言库藏类型学在自主创新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为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自主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关键词语言类型学    研究特色    语义地图    库藏类型学    
    一、语言类型学:从形态到功能的语言分类研究

    “类型”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分类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面对纷繁复杂的大样本研究对象,如何进行类型划分,对认识事物至关重要。分类研究在自然科学中往往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考古学、心理学、建筑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群中,类型学研究也有悠久的传统,已在各自学科群中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研究特色的领域和方向。对语言进行分类,既可着眼于形态,也可着眼于功能,既可以侧重于对语言个性的挖掘,也可以强调对语言共性的揭示。侧重的方面不同,研究旨趣、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手段都将大相径庭。语言类型学经历了古典语言类型学向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蕴含着语言研究在个性与共性、形式与功能等方面的视角转换。

    古典语言类型学源于19世纪兴盛于欧洲大陆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强调对语言个性及差异性的揭示,主要根据形态差异确定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建立世界语言谱系图。古典语言类型学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当时,一大批以印欧语为主的语言学家对大量“土著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s)进行归类尝试,根据语言的形态特征,把语言分为曲折语、黏着语、孤立语、综合语等几个大类[1]。古典类型学着眼于语言的形态特征,因此又叫作形态类型学,这种分类即使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对语言类型差异的认知。形态特征的描写同时也为语言历史来源的考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具有历史同源的语言往往具有相似的形态特征,这为建立世界语言谱系图奠定了基础。

    当代语言类型学既是当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大学术流派。它是在古典语言类型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其研究旨趣不在于对语言进行简单归类,也不在于从各种类别特征中去寻求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亲疏关系[2]。当代语言类型学更关注语言普遍拥有的特性,是关于“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的研究,它对语言类型的区分建立在语言共性的基础之上,核心思想为语言类型是基于共性的类型[3]。当代语言类型学通过跨语言比较研究视角,揭示人类语言中的普遍共性,发现和解释不同语言要素之间所蕴含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旨趣、科学信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门“显学”。

    当代语言类型学一般从语义范畴及功能共性出发考察语义表达及功能实现在不同语言中的类型差异。当代语言类型学区别于古典形态类型学,是基于一致语义或功能范畴跨语言比较研究的“功能类型学”,尤其是格林伯格的“语序类型学”研究树立了功能类型学研究的典范。格林伯格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他在1963年发表的《语法的某些共性:论有意义成分的序次》一文,从蕴含关系角度讨论了与语序相关的语法共性原则,这些原则是对不同语言之语音、形态、句法、语义、功能诸方面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概括[4]。跨语言比较的蕴含共性研究是当代语言类型学有别于古典形态类型学之根本所在,对语言经验事实的重视又有别于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基于直觉的内省式研究范式。

    21世纪以来,在借鉴国外类型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国内汉语语法研究逐步开拓基于汉语及方言的语言类型学新领域,推动了对汉语及方言类型特征的认知。尤其是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性理论,致力于从跨语言比较视角系统描写汉语及方言的库藏资源,从库藏资源角度刻画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同时为揭示更大层面的语言共性提供可比性基础,是一种具有“新描写主义”导向的语言类型学研究[5],一方面坚持当代语言类型学所秉持的基于经验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致力于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彰显了中国语言学尝试走自主创新的研究之路。

    库藏类型学出现的原因、区别于之前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特色、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都是大多数语言类型学研究者当前普遍关心的,亟待得到回答和澄清。当代语言类型学在研究中重视证据的直观性和多样性,倡导跨谱系、多语种的语言取样方法,在跨语言描写语言事实方面,除了对蕴含共性的归纳之外,还采用语义地图模型对语言中各种“实质共性”范畴进行描写归纳。这两方面共同体现了当代语言类型学对经验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坚守,也暴露出“重事实、轻理论”的问题,直接催生了新的语言类型学研究范式即库藏类型学的崛起。本文从语言类型学研究特色的讨论出发,首先提供一个观察语言类型学历史发展脉动的视角,以探寻库藏类型学兴起的逻辑线索,着眼于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特色,讨论多语种取样原则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的意义,并重点讨论语义地图模型对推动语言类型学理论发展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进而讨论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相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展望。

    二、多语种取样:基于多样性大数据的类型概括

    自格林伯格以来,当代语言类型学始终坚持基于跨语言观察和比较的研究传统,通过对丰富语料的跨语言对比,发现语言的共性和规律。这种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尤其注重对语言素材的选择和描写,在本质上是归纳性的。在研究中,一般需要建立一个有充足语种样本并兼顾语言谱系、地域和类型的语种库。以格林伯格为例,他之所以能够发现那些与语序相关的语言共性规律,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一个涵盖亚、欧、非、澳及南、北美洲六大洲30种语言抽样的语种库。当然,与现在的类型学研究动辄成百上千的语种样本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考虑到当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即使处理这30种语言的数据也实属不易。

    语言类型学的这种语种多样性取样方法,得益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了保证样本客观、有效,语言取样应遵守严格的标准,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6]:(1)取样策略是否明确、详尽。无论采样方法性质如何,都必须明确使用何种分类及如何选择样本语言。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合理评估,并决定这种方法是否适合他们的类型学调查。详尽明确的说明,一方面可以提供客观的标准以评估取样是否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能够保证建立规范化的程序在电脑中处理样本,以期获得有意义的科学发现。(2)样本类型是否满足研究需要。不同的研究问题需要不同种类的样本。重要的是要知道该方法能产生什么样的样本,一定要清楚用特定的某种方法所获得的这个样本对世界各种语言来说,在哪些方面具有代表性,即这种取样方法到底能为研究人员提供什么样的样本,是概率样本、随机样本还是品种样本?(3)分类是否客观科学。取样方法必须能够基于不同的分类生成样本,而不是依赖于一个特定的研究议题。研究人员必须能够自由选择其分类,而不依赖于抽样方法,抽样方法仅涉及分类的形式属性。(4)样本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取样方法必须能够产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样本,它不应针对解决某个特定的研究问题或仅涉及某个语言学领域的问题(如词序)。(5)样本规模是否合适。取样方法不宜在样本规模上设限。虽然大样本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偏差,但最终是研究者自己要对数据质量负责。(6)如何处理特殊语言的类别。取样方法必须明确样本抽取范围,说明在哪些地域、哪些语言谱系的语言中采样,同时要说明如何处置特殊的语言类别,如孤立语、洋泾浜与克里奥尔语、混合语、已灭绝语言、手语、秘密语言、人造语言、未定类语言等。(7)样本是否适合研究议题。取样方法必须确保能获得适合研究议题的样本,尤其是当研究者不希望其样本包含全世界所有代表性语言时,更要注意这个问题。比如,如果只对某种类型或某个特定区域的语言有兴趣,那么就必须明确指出在哪些方面做了调整,而这些调整会对取样产生何种影响或结果。

    基于多样性语种库取样的语言类型学研究,受到学界广泛推崇,以前很少受到关注的语言开始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更多类型学意义上的语言共性被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对世界各地语言的调查研究与描写。比如,心理学家Berlin与Kay基于对其语种库上百种语言样本的观察,发现颜色词的语言表征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征,这为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7]。Keenan与Comrie在50种语言的语种取样样本中验证了关系化和句法成分等级性的假设[8]。随着信息技术在语言研究中的广泛运用,语种取样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考察上百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类型学研究中已经十分寻常。Bybee等基于94种语言的语料库考察了与动词形态密切相关的时、体、情态等语法范畴[9]。Heine研究领属范畴时,语种库涵盖了不同谱系、地域、类型的近百种语言样本[10]。Nichols在考察人类语言中时空范畴的形态-句法分布状况时,语种样本有174种[11]。近年来,基于大数据的研究趋势更加突出,Stassen对领属范畴的类型学研究涉及语种样本多达410种[12]。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考察的语种样本达到惊人的近千种之多[13],基于多语种取样的研究方法极大地促进了语言类型学的发展。

    语言类型学的多样性语种取样不依赖于特定的语言分类法,一旦有了跨语言采样,就可以根据采样进行归纳。因此,这种方法的类型学研究是一种基于多样性大数据的类型概括,十分适用于涉及语言大样本的研究议题,语言共性问题就是这种跨语言研究理所当然的研究议题,而多样性的语种取样也自然是语言类型学最具特色的研究范式之一。

    三、语义地图模型:对“跨语言一致性”的承诺

    另一种跨语言归纳型研究是运用语义地图模型来对特定研究对象进行描写。语义地图模型是近20年来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语义描写与分析工具,是语言类型学建立的新的理论模型,它以“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为基础,以“概念空间”为知识导向,通过对人类语言进行比较,揭示不同语言的形成和功能差异,试图回答人类语言结构如何在共性基础上体现个性差异[14]

    从心理学家对颜色的跨语言认知研究中得到启发,Anderson在1982年提出“语义地图”概念,旨在用“地图”的方式来解决语法形式与语义在跨语言研究中遇到的不一致问题[15]。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一般都会就某一语法现象或特定语法范畴在多种语言之间进行比较,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研究中做到所比较的对象具有“跨语言的一致性”[12]3。在单一语言内的研究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由于语料来自不同的语言,要求在比较中使用的语料要一致、均质,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须对研究对象作出超越特定语言的特征概括,不仅是形式特征概括,更是语义(或认知、功能)特征概括。是形式特征与语义(或认知、功能)特征概括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来定义研究对象,才可能在面对众多不同语言时保证研究对象的“跨语言一致性”。语义地图模型正是为了解决“跨语言一致性”这一问题而提出来的。

    语义地图模型基于以下三个假设[16]。(1)语法形式的多义性或多功能性不是任意的,如果两个意义经常由同一个形式来表达,那么我们便可以假定在人类的意识中这两个意义是相似的,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相似的概念或认知基础。这种基于概念或认知的相似性超越任何语言而普遍存在于人类心智中,因此,就可以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中相关语法形式的多义性或多功能模式,这些语义或功能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刻画清楚。(2)既然语法形式的多义性或多功能性是以概念或认知的相似性为基础,那么,同一语法形式的不同意义或功能之间的相似程度一定比不同语言形式表达的意义或实现的功能之间的相似性更高。因此,在语义地图里,意义相近的功能其位置也相近,意义较远的功能则相隔较远,如果一个形式仅有两个功能,那么这两个功能在特定语义空间里就必须相邻。(3)虽然多功能语法范畴在人类语言中有不同的语法形式,但相似的多功能语法形式在语义组织上一定存在相似性,也一定具有相同的制约和限制。

    语义地图模型在今天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这种方法的极力推崇,尤以哈斯佩尔马特(M. Haspelmath)[17-18]、克罗夫特(W. Croft)[19-20]、史塔生(L. Stassen)[12, 21]等为代表。其中,哈斯佩尔马特以some-、any-和no-系类的不定代词为切入点,以比较分析不定代词在多种不同语言中的具体使用情况为基础,绘制出关于不定代词的语义地图,奠定了语义地图模型在研究语言共性方面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学界对语义地图的重视与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他认为语义地图模型在描述和解释词素的多功能性方面有独到之处,对历时研究亦意义重大。克罗夫特在研究词类、语态等问题时,也大量运用语义地图作为分析工具,提出了著名的“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以词类为例展示了语义地图不仅可以揭示具有共性的概念空间,也可将特定语言的特定功能映射到概念空间的特定区域,由此显示语义地图在处理语言共性与个性方面的特殊作用。同时,语义地图模型还被他用于研究名词复数的蕴含等级、语法关系的蕴含关系等问题。

    语义地图模型引入国内语言学界的时间并不长,只是近10年来的事,吴福祥是国内汉语学界较早引介“语义地图”模型的学者[22-23]。尤其是近年来,在吴福祥、郭锐[24]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国内汉语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使用语义地图模型来研究汉语语法化各种相关问题,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与切实可行的描写工具[25]

    那么,语义地图如何绘制呢?绘制一个语义地图,只需要简单的两个步骤[26]。首先,通过跨语言比较,列出所考察的语法范畴在不同语言里所承担的功能,这就可以为语法范畴建立一个概念空间;其次,把不同功能的用法放在语义地图上,根据“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把不同语言中相类似的语法范畴的分布模式,投射到概念空间中去,这就可以获得一张特定语言的语义地图。针对如何构建概念空间和绘制语义地图,吴福祥有十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概念空间的构建是语义地图模型的关键,整个程序分三个步骤[14]:(1)建构概念空间:基于跨语言的比较来识别和确定多功能语法形式的不同功能,然后根据邻近性要求将业已确立的不同功能排列在合适的区域位置,用连线将概念上直接关联的功能连接起来。(2)绘制语义图:以业已构建的概念空间为底图,根据不同语言的多功能关联模式在概念空间内切割出不同的连续区域,从而绘制不同语言的语义地图。(3)分析与阐释:对定义概念空间的参数进行说明,揭示并解释多功能语素在语义组织策略和功能关联模式上的普遍特征和变异类型。

    再看哈斯佩尔马特是如何绘制英语与格介词“to”和法语介词“à”语义地图的[18]。首先,建立一个与格功能的概念空间底图,如图 1

    图 1 与格功能的概念空间

    其次,对比分析英语“to”和法语“à”的大量语料,归纳出与格介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功能差异。英语中的与格介词“to”具有“方向”“接受者”“目的”“经验者”等标记功能,但缺乏“谓词性拥有者”“受益者”“外部拥有者”以及“裁判”等标记功能。英语与格介词“to”的标记功能为:(a)Goethe went to Leipzig as a student.(direction)[方向];(b)Eve gave the apple to Adam.(recipient)[接受者];(c)This seems outrageous to me.(experiencer)[经验者];(d)I left the party early to get home in time.(purpose)[目的]。法语与格介词“à”具有“方向”“接受者”“经验者”三种不同标记功能,也可表达“谓词性拥有者”功能,但不具有“目的”功能。最后,根据各自功能间的联系,确定功能的排列顺序,明确各自语言中与格介词在概念空间的范围和边界,用实线表示英语,用虚线表示法语,最终绘制成的语义地图如图 2

    图 2 英语to和法语à语义图

    图 2是吴福祥[14]在哈斯佩尔马特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实线框表示英语to在概念空间中的范围边界,虚线框表示法语“à”的范围边界,框外表示两者都不具有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在别的语言中可能会出现。哈斯佩尔马特在图 1底图的基础上,为英语介词“to”和法语介词“à”绘制了两个语义地图。图 2把这两个语义地图合二为一,其好处在于一眼便能看出与格介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异同。

    语义地图模型是语言类型学研究对“跨语言一致性”的承诺,语言形式虽然千差万别,但其所表达的语义或功能通过语义地图模型在跨语言比较中可以得到一致确认。自从这种语义描写方法问世以来,就越来越受到功能类型学家的重视,成为语言类型学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同时在方言学、词典学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四、语言库藏类型:语言类型学的“新描写主义”

    语言库藏类型学是当代语言类型学近几年来的最新发展,它是由我国本土学者创建的语言类型学分支。语言库藏指“特定语言系统或某一层级子系统所拥有的语言手段的总和,包括语音及韵律要素、词库、形态手段、句法手段,包括虚词、句法位置”[27]。库藏类型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跨语言的比较视角系统,描写特定语言系统或某一层级子系统所拥有的语言手段或资源的总和,从而揭示语言之间因库藏而导致的类型差异。语言库藏类型学关注语义语用范畴和形式手段的双向互动,尤其关注形式手段及其显赫性的差异对范畴表达的影响以及对语言类型特点的制约[28]

    语言库藏类型学从理论构想的提出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库藏”视野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很快就得到了积极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构式语法理论一直以来在国内语言学界受到热烈追捧有关,其中,语言库藏观念与构式观念如出一辙。构式语法是关于语言知识的一种理论,是语言学中近20年来非常热门的语言学理论模型[29]。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形式-意义/功能的匹配,构式的多样性不仅在于形式与意义或功能匹配的多样性,还体现在抽象程度的差异上[30]。“构式化既是适应性的又是扩展适应性的”,是语言进化的系统性表征[31]。语言系统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知识系统,该系统是由具有不同复杂性的构式所构成的一个资源清单。“清单”和“库藏”实际上说的是同一回事,和英语的“inventory”都指的是语言系统中用于表达意义的语言资源形式手段的总和。对于构式语法而言,在语言库藏或语言知识的清单中,一切都是构式,是语言系统在心智中的基本表征形式,它的运作反映了语言在使用中对概括性、能产性、创造性之间互动的本质[32]。正因如此,语言类型学必然迫切希望弄清楚这个清单中到底有哪些库藏资源是共有的,哪些是特有的,以及这些库藏资源在特定的语言中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决定语言的类型特征。

    库藏类型学在我国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语言类型学相结合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对中国语言学研究自主创新建立学术话语权之时代召唤的积极响应。自1898年马建忠著《马氏文通》以来,建立一个既能体现语言普遍性又能客观反映汉语特色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百年追求,这一奋斗历程也是汉语语法学所经历的一个西学东渐、革故鼎新、不断否定、不断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努力克服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其一,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摆脱印欧语观念的束缚”;其二,克服中国学术传统“重事实、轻理论”的倾向。

    库藏类型学正是为了克服这两个不利因素而不懈努力的结果。当代语言类型学无论是格林伯格所开创的蕴含共性研究,还是后来运用语义地图模型对基于语义或功能共性的类型学研究,对语言事实的重视是其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研究最显著的不同特征。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语言类型学一直存在着“重事实、轻理论”的倾向,这在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本土化过程中尤为突出,这与中国学术研究一直重视事实挖掘、拒绝“空谈理论”的传统有很大关系。中国传统语言学在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对语言事实的挖掘考证不可谓不详实、不可谓不深入,但始终没能提出一套对普通语言学有所贡献的系统理论。长期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很大程度上走的是一条“西方语言学理论中国化”的道路,在致力于创建中国语言学研究特色话语体系的当下,理论短板是摆在当代汉语语言学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

    语言学是经验科学,重视事实和语言材料,但若没有理论的目光,就不可能发现有价值的语言材料。吕叔湘曾经讲过一个“钱串子”的故事,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吕先生把串钱的绳子比成理论,把钱比成事实(语料)。没有串钱的绳子,钱还能够当钱用,似乎串钱的绳子没有多大用处。然而,只有串钱的绳子才能使散钱变成钱串子。“钱串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唯有通过理论才能发现、建构事实的价值[33]

    库藏语言学所倡导的“新描写主义”正是为了克服中国语言学传统“重事实、轻理论”的倾向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研究取向和学术价值观”,它“不限于特定的理论分析框架,而是在跨语言比较的视野下,追求以理论的眼光,通过不断发展、更新的科学分析工具,对显性或隐性的微观语言事实、现象和结构进行细颗粒度的刻画和描写”,旨在通过局部描写勾勒整体,“从一粒沙子看世界”[34]。新描写主义这种以理论为工具而进行的描写,这种在跨语言比较视角下进行的描写,这种以微观融通宏观的描写,无疑可以把描写不断推向纵深,以加深我们对语言本性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带有“理论品位和眼光”的描写本身,对理论建设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丹青在西南大学主办的“2018当代语言学前沿:第二届‘走向新描写主义’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一再强调理论对描写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描写都需要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而“新描写主义”实际上更强调理论视野对描写的深度和细度的促进作用,不同理论可能都会起到揭示事实和掩盖事实的双重作用,因此,“新描写主义”不限于单一理论的目光,而是要借助理论的工具来拓展描写的深度和细度,提升我们对语言事实本身的认识。在理论的选择和使用上,要尽量避免某些强势理论,因为强势理论往往为了维持理论的一致性,会特别注重某些事实,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另外一些事实。“新描写主义”提倡使用那些能够帮助我们深化对事实的认识同时也能更广泛地揭示事实的理论,避免理论的偏见和成见对语言事实的掩盖。因此,不像那些主要在阐述理论内在逻辑和维持理论一致性的单一理论研究,“新描写主义”通过理论眼光的引入来加深描写的深度。“新描写主义”对待理论的态度,要求在库藏类型学研究中恪守“框架中立”[35],要求在重视理论的前提下又要“警惕理论”,尽量不让理论和学派的偏见影响我们对语言事实的发掘。

    有理论眼光但又不受特定理论的约束,“警惕理论”尤其是在对语言事实描写的新发现基础上,发展理论,创造理论,实现对旧有理论的超越与扬弃,这是库藏类型学特别强调的,也是建立新的语言学话语体系必须遵循的原则。比如,库藏类型学的提出虽然受到凸显类型学的启发,但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凸显类型学。凸显类型学主要关注不同语言在话题、焦点、信息结构等方面的类型特征[36],而库藏类型学的“显赫范畴”概念,完全不同于“凸显、优先、显著”或“无标记”等概念的关注范围,它更强调强势形式手段或资源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特别是对语言类型揭示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库藏类型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在于刻画语言库藏之间的要素差异和显赫性差异,这涉及语音、词汇、形态、句法各个语法层面。“显赫”在形态手段上具有普遍性、强制性和类推性,而显赫范畴作为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核心概念,是一种语法手段,具有语法化程度高、句法功能强、使用频率高的特点。不同语言的显赫范畴除了表达该范畴本身的原型功能外,可以被用来表达与其相邻甚至有一定距离的语义语用范畴,即扩展范畴或边缘范畴,但这些范畴也许在其他很多语言里需要由属于其他范畴的语法库藏手段来表达。显赫范畴理论不仅可以较好地解释语言类型特征的内在认知基础,同时也可以为语言演化动力机制研究提供参照。

    库藏类型学在理论建设与创新方面还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地方,其中一些理论假设更多地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蕴与诉求。比如,在关于形义关系上有“形义双向互动”假设[27];在语言库藏资源使用上有“一物多用”以及“物尽其用原则”假设;在显赫范畴的功能上有体现蕴含共性的“跨范畴对应”假设[37];语言演化方面有“库藏裂变”假设[38]以及语言资源“入/离库”假设[28, 39],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体现出语言库藏类型学较之于以前的类型学研究在研究范围上有所扩大、研究视角上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在理论上的创新,至少表明汉语语法研究为彻底“摆脱印欧语观念的束缚”、创建“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所付出的实实在在的努力。

    五、展望: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之路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特色不仅表现在对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之间关系的辩证认知上——语言类型的差异是以语言共性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是,语言类型学把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实实在在地贯彻到每一项研究设计中去,要求多语种取样,强调跨语言对比,同时以尽量客观的、基于感知经验的、可验证的、直观的语义地图模型作为描写工具。这就与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在方法上截然不同,虽然后者同样也以揭示人类语言共性——普遍语法——为目标,但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认识论基础。语言类型学一直把语言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很自然地就高度重视经验事实和语言材料的获得,强调从纷繁复杂的具体现象中抽象、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规律,坚持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在研究中“遵循数学的规则和逻辑学的规则,并且将数学和逻辑学作为研究推演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法则”[40]。这是对现代科学所秉持的植根于经验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的坚守,与依赖“直觉”或“内省”的研究方式来探索人类“普遍语法”的乔姆斯基语言学研究有着本质区别。

    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语言类型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语言库藏类型学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尝试建立基于汉语实际情况的语言学话语体系的学术自觉与努力,理论创新的勇气令人钦佩。无论是形态类型学还是功能类型学或库藏类型学,尽管研究视角有所转换,但研究重点无一例外地都在于揭示语言之间的类型差异并实现描写的充分性,这是目前语言类型学整个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目标与主要内容。库藏类型学的视角虽然与之前的类型学研究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同样也是描写性的。从库藏角度描写语言类型特征,需要说明哪些库藏资源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哪些仅仅是个别语言所特有的库藏,要实现这样的描写目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艰苦卓绝的田野调查工作。这种具有“新描写主义”导向的类型特征描写在方法上主要还是延续自格林伯格以来的套路和做法,描写的对象也仅限于汉语普通话及少量方言,虽然语料考察的范围和数量较之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说这些描写结果到底新不新,对理论建设所具有的价值到底有多大,都需要时间来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是要实现描写的充分性,对语言库藏类型学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用说做到“新”了。

    不仅如此,任何学科要想得到真正的发展,都必然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寻求“解释的充分性”,这一过程也是理论系统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语言库藏类型学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到目前为止,虽然提出了不少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假设,但总体而言还比较零散,适用对象大多数也仅限于汉语,尤其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说明语言库藏运行的机制。因此,当下最迫切的是要对语言库藏类型学的理论目标作出明确的顶层设计,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描写的充分性”,不宜把“揭示语言之间因库藏而导致的类型差异”设置为最高的理论目标,而应该跨越“描写的充分性”,多从“解释的充分性”上做文章,不仅揭示语言库藏资源到底差异在哪些方面,而且从新的角度思考造成库藏差异的根本原因。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普通语言学角度去思考语言及语言使用的本质问题,也需要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来重建针对“充分解释”的理论框架并对其系统化,尤其是借鉴人类学、生命科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理论成果。例如,把语言放到生命进化的历史洪流中来考察,从复杂性科学的宏观视角,研究信息传递的内在运行及动力机制,揭示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复杂系统为实现其功能所必然经历的自适应演化与迭代,这样就可以对世界不同语言虽因库藏而具有类型差异但同时又因作为信息传递工具而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进行系统、科学的揭示与合理的解释。这将为植根于中国近代百年的语言科学现代化路径,从“语言学的中国化”到创建“中国语言学”话语体系的“自主创新”跨越,提供难得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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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hift of 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ypology: From Morphology to Function and Inventory
    CHENG Jun
    Abstract: Linguistic Typolog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ub-discipline of linguistics, but also a major school of contemporary language sci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ypology based on a review of its origi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 as to elaborate the academic motivations for the rise of Inventory Linguistic Typology in China. Linguistic Typology is devoted to revealing the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cross-language comparison. It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Classical Morphological Typology, Contemporary Functional Typology, and Inventory Typology. The emphasis on linguistic data description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research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ypology,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multi-language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unique Semantic Map Model for linguistic description. This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shows that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ypology adheres to the logical positivism rooted in empiric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is puzzled by a tendency that linguistic data investigation is more stressed tha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 drawback that prompts typologists to reconsider th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ir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Inventory Linguistic Typology was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This newly developed typological research program advocates so-called "new descriptivism",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ory in linguistic description. The Inventory Linguistic Typology, as is suggested, represents a development that surpasses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ypology. But how to systemize its theories so as to surpass adequacy of description and achieve adequacy of explanation, is an urgent challenge facing The Inventory Linguistic Typology. This challenge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to initiate a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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