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Vol. 45 Issue (6): 175-18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9.0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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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运君
    陈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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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论夏炯的汉宋兼采经学观    [PDF全文]
    孙运君, 陈熙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作为清朝后期提倡汉宋兼采经学观的一个代表,夏炯的思想背景独树一帜:与大多数汉宋兼采学者“宗汉兼宋”比较,夏炯则是“宗宋兼汉”,而他最初却是汉学家身份,这就增加了其学术思想的个性色彩。他既批判汉学家的以偏概全,舍本逐末,又批判宋学家的束书不观,不切实际,同时又过分尊崇程朱,排抵陆王,其思想体现了专制王朝末路时代一个宗宋学者的学术短板和思想挣扎,反映出嘉道学术转折的重要信息,从侧面折射出清朝社会变迁的必然逻辑。
    关键词清朝    夏炯    汉学    宋学    汉宋兼采    

    夏炯,出身清代当涂(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夏氏家族,《清儒学案》列入“夏炘学案”条下。夏炯字仲子,号卯生。生于乾隆六十年(1795),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享年52岁。其父夏銮(1760-1829),长兄夏炘(1789-1871),三弟夏燠(1798-1850)、四弟夏燮(1800-1875)皆有文名,夏炯可说是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子兄弟之间互相切磋琢磨,蔚成风气,当时即有“当涂夏氏”的美誉。

    夏炯年轻时宗汉学,专治诸经注疏,旁及六书音韵之学,对《三礼》颇有研究,并著有《群经异字同音书》。夏銮去世前后,夏炯思想发生转变,特著《书程后议》,开始崇尚程朱理学,晚年将其一生著述编列为《夏仲子集》,这也成为我们研究夏炯学术最重要的资料。

    目前学术界对于夏炯的关注甚少,部分专研当涂夏氏或夏炘的论著偶有提及夏炯的学问和思想[1-3],但是并未从汉宋思想兼采的角度进行讨论。夏炯生当乾嘉后期,彼时考据学渐趋式微,清廷已无力全面控制学界,以至古今中外思想相互激荡,风云四起,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今文经学等都呈现出崛起之象。但是经过汉学洗礼后,程朱理学已经繁华不再,所以夏炯的学术思想便呈现出不同于既往程朱学说又别具一格的时代特色来,这种现象在当时虽非独一无二,但是毕竟较为罕见,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嘉道时期学术思想转折的一些关键消息,因此也就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学术价值。

    ① 夏炘是夏炯长兄,以诗闻名,著有《景紫堂文集》,生活于咸丰同治间,有《景紫堂全书》行世。

    一、批判汉学

    乾嘉以来的汉宋兼采思想缘起于对汉学和宋学的双重不满。发起者或站在宋学立场、或站在汉学立场,或批评汉学,或批评宋学,趋向虽各不相同,持论亦言人人殊,但客观上都反映了当时人对乾嘉学术的失望和担忧。夏炯的兼采之学也是起自于对汉学风气的不满,当时尤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犀利,夏炯对《汉学商兑》击节赞赏,但他本人的批评则相对温和、理性。夏炯对汉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学术目的、学术态度和学术观点三个方面。以下详述之。

    (一) 汉学以手段为目的,舍本逐末

    首先,夏炯认为文字训诂是解释经文深刻含义的手段,而汉学学者却把这个手段当成了目的。所谓“故解经者解其义也,义苟见矣,则言语文字之舛讹可姑置也”[4]卷1,解经说。他认为训诂实乃小学,只须在识字的时候下功夫即可,等到能够解释经文含义之后便不能在这些字句、典章、制度以及名物上纠缠不清,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所以他说:“炯(夏炯)三十以前亦颇染训诂考据之习,久乃灼然知此事不过学问中致知入手之一端,其后此之层累而上尚大有事在!”[4]卷5,墨稼堂藏书记又说:“无识者以为某公博洽多义,某公提倡学问,有识者则以为舍其本而逐其末,遗其大而究其小,无裨于家国,无益于一己,徒启天下浮薄之才,长学者骄矜之气也,……其徒事训诂词章者,日钻月研,咬文嚼字,不复知身心为读书之本,阨而未用于检身齐家,治生接物之道。”[4]卷1,学术有用无用辨按照古代社会对传统士人的设计标准,士人读书为学,确乎要经邦纬国,济世为民,乾嘉时期汉学一端独大,学者皓首穷经于故纸堆中,不问世事,不接俗情,客观上造成了读书与经世割裂的事实。夏炯对汉学的针砭,对“有用”人才的呼唤,本质上是对教育和选举革新的呼唤,是重塑学术风气的努力,这自然是要给予肯定的。当然,夏炯并非要取缔考据学,而是认为考据学不能喧宾夺主,他说:“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诗古文辞,藉以考经史而已,诗古文辞得其概矣,经史涉其门矣,是当归本于义理。”[4]卷1,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所以,“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辞又次之”。至于考据学,只是学术方法,这点跟今天的学术认知也是一致的。在学理上,夏炯认为汉学本就是宋学的一部分:“宋儒何尝不好古研经?但必反诸身心性命始有归宿。”[4]卷2,读三希堂集又说:“朱子之学由博反约,汉宋二家本无轩轾。”这类观点跟他的前辈章学诚(1738-1801)略同,区别是章学诚站在第三方立场对汉学和宋学同时批评,夏炯则主要是站在宋学立场集矢汉学。

    ① 章学诚主张考据和义理兼顾的通学,他说:“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三·辨似》,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其次,夏炯认为解经未必全凭考据,以经解经也是一法。他认为部分经文即使稍有不懂,也可以经解经,前后互证,触类旁通。他在《解经说》中阐释了这个道理,“故经有一事而前后互发者,有一义而彼此互见者,尽去其传注而身体之,口拟之,不得则姑置之,而从他处求之,讽咏千遍,恍然触类矣”[4]卷1,解经说。在乾嘉汉学走向末路之时,字句训诂已经颇为精熟,以致很多学者便在虚词和助词上用功,有“不味义理,但搜字句”的现象,严重者“因此而舍本经,日取《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佩觹》诸书以校一字之讹,一文之舛,终其身孜孜不已者”[4]卷1,解经说。现代学术不以其为问题,但是夏炯认为这类做法完全无益于世,而且使得汉学支离破碎。如认为高邮王氏“讲汉学者精究无遗,又无从讨巧,著书乃变而于语助虚词指东画西,横竖任说,学问之劣无甚于此书者也”[4]卷3,书高邮王氏各书后。他认为训诂是“古人入学识字之始功,以为由此以解经则可,以为解经之要不外于此则不可”。所以他十分认同万斯大的观点:“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进悟传注之失旨哉。”[4]卷1,解经说现代学界对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考据学研究已有定论,夏炯的评价可待商榷。但是,我们除了从学术成果评价外,还需从学术环境进行考量。概而言之,乾嘉考据学的出现虽有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逻辑需要,更多还是清廷文化高压的直接结果。明清时代社会对士人的要求也不是皓首穷经,专务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从这个角度讲,夏炯反对考据学的风气趋向,主张学术界多关心国计民生、人心道德的观点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现代学界应予肯定。

    (二) 汉学家相互标榜,学术态度不端正

    首先,部分汉学家喜欢标榜。夏炯说:“海内所称讲学之士不外厘文数典、摘句寻章,举濂洛关闽以来大儒之书束之高阁,鄙弃而不屑观,而以其一文一义之得,互相标榜,自诩博洽。”[4]卷3,书仪征阮氏各种后乾嘉考据学末流确有此弊,相互标榜为硕学、为通儒的陋习也很常见。夏炯认为这会导致学问支离琐碎:“煌煌巨帙之中独无一言益于身世,其视昔贤著书立言之意,抑何古今人太不相及也,一唱百和,破碎支离,乃复沾沾自喜。”[4]卷6,与朱兰友宫赞书夏炯认为这样的著述无一言关系国计民生,无一言有益于身心,无一言有利于经世致用,更不求经文中的义理,难闻孔孟之道,其学术态度堪称无聊之尤。鄙弃程朱,束书不观,本是明末清初批判心学的典型言论。汉学家向来是遍览群书、广搜博览的,乍听此论,确实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但是夏炯所言也是事实:士人放弃经世济民的天职,而醉心于饾饤训诂,显然失职;程朱理学虽然弊端不小,但是完全放弃不顾确也不是读书人当为之事;汉学末流不止醉心考据,且以此为士人职志,并互相标榜,引以为豪,这种学术态度确乎不妥。因此说,夏炯的批判其实不止适用于晚清,而是适用于任何时代。一言以蔽之,夏炯对汉学治学态度的批评一语中的。

    (三) 汉学家观点偏颇,有待商榷

    现代学界认为乾嘉汉学虽有各种弊病,但对挽救理学仍属有益之举。不过夏炯并没有这种认识,他对顾炎武、江永、阎若璩等人的评价虽有误解和不当,但也不乏可贵之处。

    第一,夏炯认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有失偏颇。夏炯读了顾炎武的著作后,发表了如下想法:“而其与人论学必欲力抵心性,讥刺宋儒、且谓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此论一出,以致风气日变,遂集训诂之编日增月益,程朱之学委之榛莽,则亭林不能不分其过矣。”[4]卷3,书亭林遗书后“经学即理学”是顾氏一大学术贡献,夏炯指责不当。但是夏炯说顾氏开乾嘉考据学先河倒是事实,只是不能将责任全部算到顾氏头上,学界于此多有论述,此不繁引。

    第二,江永学问有限,不足立言之誉。江永是乾嘉皖派先声,戴震的老师,被奉为汉学一大宗师,学问渊博,淹贯古今。但夏炯说:“即江慎修(即江永)好学不倦,不攻朱子,其书风行海内,言汉学者必推为一大宗。而平心论之,不过能考核名物制度耳,不过能通晓声音文字耳,不过能精究律历之原,稽察水地之要耳,其于义理之纯驳,学术之真伪,体验身心之实功,所谓勒之于古立言之君子者,盖未敢漫许。”[4]卷3,读汪双池遗书结合前文论述,夏炯的批评可再商榷。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夏炯认为江永不符合儒家三立中的“立言”固然确当,也符合当时对读书人以通儒相期的社会现实。但相对于汉学末流,江永的学术创见是有目共睹的,这点夏炯也认可,但他希望江永成就于“义理之纯驳,学术之真伪,体验身心之实功”就有些吹毛求疵了。其中关窍,一在于如何评价清代学人既有研究成果,二在于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夏炯强人所难属实,不过倒是能从中看出夏炯自己学兼汉宋的治学宗旨来。

    第三,阎若璩的《古文尚书》“无一字可信”论不足为训。阎若璩考据精深,是清初经学一流人物,一生成就萃于《尚书古文疏证》,其中认为《古文尚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作。此论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汉学与宋学就此不断水火,至晚清犹未终结。夏炯即认为:“谓《古文尚书》未可尽信则可,谓《古文尚书》无一字可信则断不可,古文之真伪,未能遽必,即使真系伪撰,其文词古朴,义蕴宏深,古先圣王之遗训微言亦深赖以不坠。”[4]卷3,书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后站在夏炯程朱理学的立场上,他不废《古文尚书》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夏炯对毛奇龄、朱筠、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以及卢文弨等汉学学者也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学者对程朱不够尊重,抨击他们喜欢炫耀学问,相互标榜,整日埋头于古书字句之中,不求义理[2]

    二、批判宋学

    夏炯批判的宋学,并非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种批评虽有一些新内容,但是基本延续了鹅湖之会以来的批评范式。

    (一) 陆王心学“务在守寂”,乃“吾道之害”

    夏炯在《陆清献公宜升配十二哲私议》中论道:“阳明晚生,遂得乘其间而以良知倡天下,使天下协然应之,其为吾道之害,视禅佛更有甚焉。”[4]卷1,陆清献公宜升配十二哲私议这是批评王守仁,持论自然不当。他还说:“然试平心察之,朱子之学问等切实近道,陆王二家之学处处说心,语语言悟,何关实际?……故其学务在守寂,其守寂之时,此心虽不见理,尚不至于十分害道,至不守之时,此心漫无把柄,而放荡形矣。”[4]卷1,陆王学术流弊论这是在评价陆王心学末流,堪称切中肯綮。相对于心学的“放荡”,夏炯认为理学是有体有用之学,士人应当学习理学,当以义理为依归,进而才能闻孔孟之道。他说:“与其于无关义理之处思之至废寝食,不如留有用之精神以读有用之好书,转可益于身心耳目。”[4]卷3,书抱经堂丛书后夏炯对陆王心学的抵呵,从其夸奖陆陇其的评价中可见一斑:“康熙年间,陆清献公其出,始大放厥词,专攻阳明,以崇朱子。譬如老吏断狱,迎刃而解,朱子之学乃昭然复明于世。是则朱子者孔孟之功臣也,清献者朱子之功臣也。”[4]卷1,陆清献公宜升配十二哲私议正因为推崇陆陇其,所以他上疏将陆陇其配享孔庙。其他言论,文集中尚有不少,此不烦赘。从中可以看出他在程朱陆王问题上强烈的门户之见,这是不足取的。

    (二) 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

    第一,学术上,夏炯提倡经世学问。鉴于当时世风日下,人心混乱,吏治败坏,士人多贪图利益享乐,不求闻道,夏炯提出了学问应当有用于当世,因而有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的主张,就是在学习时以义理为本,用经典中的义理涵养士子,其次要注重经世致用。他说:“惟恃平日博稽群籍,使胸中先有丘壑,一旦乍到官守,庶不至茫然无措,异乎俗吏之为。”[4]卷1,书程后议·第六册·弁言·论裕经济之书治经可以融通世务,经学和事实是相通相连的,进而为国为民做贡献。为了拯救当时世俗人心以及腐败吏治,夏炯从经世致用出发提出了“变易”的思想:“学问一事不可变者也,而有时此兴则彼疲,彼兴则此废者,习久则弊生,弊甚则变起,循环之道也。”[4]卷1,说学上这种思想来自于他对现实的担忧:“吏治之坏非一日矣,千百人之中无一二实心为百姓者,大抵全躯保妻子之辈居其半,执法行贿赂之人居其半,以农桑、学校为迂谈,视断狱明刑为利薮,人品之卑污无底止,赤子之涂炭无虚日,其弊将无由返乎?欲返其弊,莫如举选法而变更之。”[4]卷6,选法私议只有变举选法才能医治吏治腐坏,才能使官员廉洁,这也反映了理学一派希冀清廷肃清吏治,革新弊政的愿望。此外,夏炯对河道治理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颇有见地。综上,夏炯的这种见解与乾嘉时期程朱理学的尸位素餐格格不入,只能是时易世变的产物,这也是龚书铎先生说他这种思想“与崇今文经学的魏源有共同之处”[1]239的原因。质以言之,经世致用是时代话题,而非程朱后学的一贯表现。

    第二,实践上,夏炯主张投身实务。前揭夏炯批评阳明似乎不遗余力,但其实他对阳明也不无褒奖之词,比如他在《学术有用无用辨》中即坦然论道:“自周、程、张、朱倡明理学,由元明以迄国初,其间象山、阳明杂出,虽意见各殊,不免害道,然要皆从心性上用实功,立意求至于圣贤之学,故象山荆门之政卓然可观,阳明宸濠之功千古不朽。”他对陆九渊、王守仁政绩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是显而易见的。不止如此,他对阳明后学的表彰也是诚心实意的,他说邹守益、罗念庵、聂双江、罗近溪、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等人“究其学术皆未能脱姚江之藩篱,而立朝气节与夫为国为民之心,方诸圣门政事之才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末学者陶望龄(1562-1609)痴心阳明心学,抗清首领金声(1589-1645)兵败殉难,这两位本该是夏炯痛诋之人,但是夏炯说他们虽然学术上“名为讲学,其实背道而驰”,但是“石篑(陶望龄)妖书之役,守正不屈,正希(金声)以身殉国,视死如归。可见学虽驳杂,不过用心之偏。而其为学之始已早有古昔圣贤可学而至之志,故得用于世则勋名烂如。如以上诸公是也;其穷而在下则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以望天下后世,则王心斋、周小泉、陈剩夫、李经纶、冀元亨诸君子是也。虽穷达不同,学之有用则一”[4]卷1,学术有用无用之辩。夏炯表扬直言敢辩的陶望龄犹还可说,他夸奖抗清将领金正希就颇需要些勇气了。从中也能看出他对考据成风的担忧与紧张了。

    三、调和汉宋

    夏炯出身汉学,后来转向宋学,这种经历决定了他论学的特殊性,虽然他高标宋学,以为至尊,但也止限于学术方法论上的探讨,他对汉学的“温情”仍旧彰显出其汉宋兼采的学问格调来。

    (一) 训诂应以义理为依归

    义理和考据学之辨由来已久,清代考据学大盛时,训诂和义理的先后问题成为学界论辩焦点。前有乾嘉学者姚鼐(1731-1815)提出三者不可偏废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5]61后有桐城后学曾国藩(1811-1872)提出三者一出于孔子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6]462夏炯属于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反对戴震的“训诂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7]15,而是认为“训诂、义理灼然两截”[4]卷3,书戴氏遗书后。他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自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也”[4]卷3,书潜研堂文集后。夏炯认为“训诂是小学之一端,义理为大学之实际,若谓义理即在训诂《尔雅》,《释诂》《释柔》《释训》三篇已所扩尽义理,何以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必欲深究义理之旨?”[4]同上夏炯这种观点,与清代另一位汉宋兼采学者陈澧(1810-1882)基本相同,陈澧认为:“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汉儒训诂精矣,唐人训诂虽不甚精,然亦岂尽不识训诂者,何不先于汉唐注疏训诂不误者,而求其义理乎?”[8]184-185两人一个立足宋学,一个立足汉学,一个认为宋学至尊,一个认为汉学可期,但是都认为有不待训诂而可明之义理。义理是否待训诂而明,学界可以继续探讨。但是如果仔细辨别,结合前揭夏炯言论,我们会发现两人批评的并非是考据学本身,而是考据学风气。简而言之,两人批评的是考据学一端独大的学术状况。所以,抛弃学理争辩,仅就学风建设而言,两人的评价堪称的论。

    (二) 学术研究不应以门户为限

    虽然现代学界仍在为“汉宋之争”是否存在讨论不休,但是至迟在夏炯时代,汉学和宋学分别已经成为学术事实,对汉学和宋学发表看法也不是稀奇的事情。比如夏燮就说:“(夏炯)一旦恍然有以得其要领,乃知为学须辨其有用无用,不当区其为汉为宋也。”[4]卷首,先兄仲子行状他认为学问当不分门户,需要分辨的是有用与无用之学,学问虽不同,但不能有门户之见,学问有用才是首要的。那怎样去衡量是否有用,夏炯给予了说明:“学有用无用在所讲解义理否耳。”[4]卷1,学术有用无用辨并为此继续辩论说:“要知诸家之书咬文嚼字,累千百言。无一语裨于人心世道,试析吾辈读书专为古昔儒者考求字句乎?……论躬行实践能见诸施行者无一人,即能知汉宋两家不可偏废之中要必有先后缓急之见者,亦绝罕见。”[4]卷5,墨稼堂藏书记又说:“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经史而已,诗古文辞得其概矣,经史涉其门矣,是当归本于义理,经济必求为有体有用之儒,斯可以名一家之学。”[4]卷1,乾隆以后诸君学术论讲义理便是有用之学,不讲义理便是无用之学,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乱弹。但若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发,参酌夏炯所处的时代看,他虽然是个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但已经与假道学背道而驰。他将义理排在第一位,将经济放在经学、史学之前,这已经是对清初儒学的回应,既是时代呼声的反映,也是清代士人社会良心复归的征兆。

    此外,夏炯主张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不应抱有门户之见,如他评论罗钦顺时说:“整庵之学虽不无小疵,然不能掩其大纯,其论理气处可议,其辟阳明处不可议,仲木、少墟、泾阳、景逸守道之笃、卫道之严固不待言,然其精萃恐皆未及薛湖。泾阳、景逸病痛尤多,其于阳明虽毅然辟之不少假,然究其实,则未能尽脱其藩篱者。其学术辨云:以理为外,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阳明之学也。以理为内,而欲以心笼罩之者,高顾之学也。”[4]卷2,读三渔堂集平心而论,夏炯本身是有门户之见的,比如前揭他对程朱理学的执着。但是夏炯跟那些极端保守的程朱理学家又有显著不同,那就是对于非程朱学者的学术成就能够公开认可,比如这里对于罗钦顺等人的区别对待,再比如他对乾嘉汉学的肯定也可见一斑:“国朝则惠氏一门之《汉易》,王西庄(王鸣盛)之《尚书》,胡胐明(胡渭)之《禹贡》,陈长发(陈启源)之《毛诗》,江慎修(江永)之《三礼》,诸作皆大有功于汉儒,此不得遗者三也。”[4]卷1,书程后议·第七册·弁言·论扩闻见之书认为这些汉学学者考证的书籍是必读书目,通过汉学学者的努力,使得一些艰深难懂的古籍在当时能够让士人看懂,并被士人所研习,此外一些失传已久的诸子学能重见天日也是汉学的功劳。这些言论反映了夏炯作为理学传人,评论人物不全以门户之见为要旨,而是较为实事求是,尚能从实际出发。

    四、余论

    综上所述,夏炯的思想和言论极为特殊。以汉宋关系看:夏炯一面高调宣传宋学至尊;一面以考据手法研究学问,并将汉学成果编入文集出版。以朱陆关系看:他一面抨击阳明心学,力挺罗钦顺,攻击王阳明;一面又提倡学以致用,主张经世济民,与王学知行合一若合符节。以维护专制制度论:夏炯一面表彰陆陇其,维护封建道统;一面又反对科举,诋诃八股取士。同时还美誉抗清名将金声(1589-1645),在科举试卷上力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其中矛盾,不一而足。笔者以为,夏炯既不是纯粹的程朱学者,也不是纯粹的汉学敌人,更不是典型的封建卫道士。他身上的这些矛盾之处,正反映出19世纪前中期中国思想界的纷乱与活力。或许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继续讨论:

    ① 夏炯反对八股取士,认为劳而无功。他说:“有明以来,专以制艺取士;士遂穷年累月专向时文讨生活计,偶然得第入仕,自谓道已在是,徇官场之俗套,谋衣食以终身,其于国计民生,如坐云雾。内而倚劣幕为腹心,外而任猾吏之耳目,历官至数十年之久,经济无一二端之建,岂不重可惜哉。”(夏炯:《书程后议第六册弁言·论经济之书》,《夏仲子集》卷一,1925年铅印本。)

    第一,与一般学者比较,夏炯之学非汉非宋,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夏炯幼弟夏燮撰有《先兄仲子行状》,从中可以看出道光九年(1829)以前,夏炯是汉学家,他先与凌廷堪、程瑶田、汪莱等前辈学者交游,后与俞正燮、江有诰、宋因培等人“每间日必聚,聚则论经史、论算、论六书音韵,各献其疑,以资集益”[4]。所谓“少年所得,亦自声音训诂入”,且“于《三礼》研习最久”。道光十七年后,他做客扬州,又与姚莹、毛岳生、李兆洛、管同、梅曾亮、方东树等人常相论辩,这几人中,姚莹主张通儒之学,李兆洛和毛岳生论学不袒汉宋,夏炯受他们影响甚大。所以,虽然他认为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与自己的观点“针芥相投”[4]卷6,与方植之丈书,但在编列《夏仲子集》时,他依然自记曰:“编中所列,大率奉宋儒为圭臬,而向时考核所得,亦未忍全弃。且以见炯于汉儒之学亦曾三折其肱,特不敢效诸君之偏僻耳。”[4]卷1,再记因此,我们可以从前文论述中看到他对汉学家成就的认可与肯定,看到他对门户之见的鄙夷和厌憎,这与未经过汉学训练的学者是颇为相异的。简以言之,他既不同于其前辈姚鼐,也不同于其后辈曾国藩,虽然三人都属理学家,都有汉宋兼采的相关言论。可是姚鼐以文学名,国藩以吏治名,持论虽相似,路径却不同。夏炯虽然在道光十七年后常常主张“宋学至尊”,但他跟公然主张“汉宋调和”的岭南学者陈澧、朱次琦、桂文灿等人学术路径颇有相似之处,在言论上也是参差互见,互为调补。这对于我们理解晚清理学的变迁与转折会有更多帮助。罗检秋先生就从三礼学角度判断当涂夏氏的学问道:“他们接续汉学家的礼学论题,却维护宋学的正统性。夏氏礼学基本上沿袭宋学,但某些论述也不自觉地受清代汉学的启发。”[9]可见夏炯虽然大肆批评汉学,但其在言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基本践行了汉宋兼采的原则。事实上,这恐怕也是他及其同代理学家所难以规避的吧。

    第二,夏炯所处的时代为他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相对于方东树对汉学斗士般地尖锐抨击,夏炯对于汉学的批评是温和的。一如前文所论:他反对的不是训诂学方法,而是训诂学风气,反对考据学独大以至轻视经世致用之学。所以,他弟弟夏燮对其学术宗旨概括为“仲子之学,推本于汉人之说经,而务治其大者远者;归本于宋儒之言理,而能汰其不精不详”[4]卷首,先兄仲子行状。可见夏炯的学问是在汉学基础上对宋学的追溯,对世道人心的关怀,相对于饾饤考据自然是进步的,相对于空言道理、疏离实践的程朱学者也是进步的。但是,晚明以来的西学思潮对夏炯影响甚微,他尚未感受到西学对中学的刺激和作用。所以,面对纷乱的社会局势,他能想到的也不过是道德人心的整合与重塑,他能做的学术研究也不过是复归程朱、溯源孔孟,他能提倡的也不过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但是如何措手,如何进展,他仍然是一筹莫展的。这是大环境带给他的时空局限,同时也是他眼界受限的必然结果。

    ① 如他思想转变后,编辑一部《书程后议》(即读书目录)。他说:“首熟读之书,次精阅之书,次正学术之书,次益身心之书,次广证佐之书,次裕经济之书,终以扩闻见之书,末附一卷,专采宋、元以后诸儒之论所以读书之法。”(夏炯:《再与沈鼎甫侍郎书》,《夏仲子集》卷六,1925年铅印本。)

    第三,夏炯是一个有社会担当,且以宋学为圭臬的汉宋兼采学者。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愈演愈烈,清廷文化高压下形成的乾嘉汉学显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出身于各类学术阵地的学者开始寻求解决之道,学术界、思想界因此形成了相争与相融互为映照的精彩场面。其间有宋学家对汉学的抨击,比如《汉学商兑》;也有汉学家对程朱理学的苛责,比如《孟子字义疏证》;更有汉学家反对汉学,调和宋学的主张,比如岭南学派诸学者的学术思想[10]。夏炯虽然声名不显,所持言论也多有穿凿之处,甚至主张与实践也时有隔膜,但是我们仍从他身上看到一部分程朱学者已经开始反思学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夏炯已经不满足于一个御用学者身份,他开始追问“圣学”的真谛,拷问学术的价值和学者的天职,这是难能可贵的。从他既不阿附权贵,也不趋炎显学的风骨让我们窥到晚清小儒的人格风采。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相对于岭南学者的系统论述,夏炯在兼采汉宋方面的名声并不显著,但是其出入汉宋的履历,坚守宋学的立场,以及宗宋兼汉的学术实践却别具一格,对我们研究18、19世纪的清代学术颇有帮助。一如龚书铎先生所论:“夏炯名虽不甚扬,但其学术有值得注意之处,他反映了嘉、道年间学术状况及其趋向,对研究嘉、道年间的学术史、文化史有助益。”[1]240

    参考文献
    [1]
    龚书铎.夏炯和《夏仲子集》[M]//清代学术史论,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4.
    [2]
    承和光.弃汉入宋: 清儒夏炯学术思想钩沉[D].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69-1016138357.htm
    [3]
    张桂丽. 清代安徽当涂夏氏学术成就探析——兼论道咸之际徽州的学风[J]. 贵州文史丛刊, 2013(3): 55-62. DOI:10.3969/j.issn.1000-8750.2013.03.009
    [4]
    夏炯.夏仲子集[M].铅印本, 1925年.
    [5]
    姚鼐.述庵文钞序[M]//惜抱轩诗文集: 卷四,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6]
    董丛林.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曾国藩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戴震. 戴震全书:第7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8]
    杨寿昌. 陈兰甫先生澧遗稿[J]. 岭南学报, 1931, 2(3).
    [9]
    罗检秋.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J]. 近代史研究, 2007(5): 42-58. DOI:10.3969/j.issn.1001-6708.2007.05.011
    [10]
    孙运君.清代汉宋兼采思想研究——以岭南学派为中心[D].南京: 南京大学, 2016.
    A discussion on Xiajiong's thought in terms on the Compromise of the Han School and Song School
    SUN Yunjun, CHEN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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