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46 Issue (1): 45-52.  DOI: 10.13718/j.cnki.xdsk.2020.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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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与重建——兼论马克思与尼采关系的三重变奏    [PDF全文]
    陶惠娟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认识论理论,这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带来了困难。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分别从激活、发展和重建的角度重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在各自的批判认识论中解决这一困境,其中马克思与尼采的关系变化作为隐形的脉络穿插于整个过程。卢卡奇利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解读马克思与尼采的对立关系,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主体性逻辑结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理论相结合,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一种理想关系;哈贝马斯在由马克思发展并由尼采最终完成的认识论的自我扬弃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社会批判认识论。以马克思与尼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关系演变为线索,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诉求,也是对国内尼采研究问题领域的扩展和完善,同时对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关研究的梳理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关键词卢卡奇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哈贝马斯    认识论    马克思    尼采    

    由于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认识论理论,所以这种“空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教科书由于固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分立而未能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革命的历史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声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或最终的目的是认识论。随着葛兰西在政治界的影响逐渐弱化乃至销声匿迹,大多数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探讨早已偃旗息鼓,西方马克思主义颠倒了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路线,转而集中于方法论问题上的哲学讨论——即在特征上注重于认识论胜过于实体。在这一方面,科尔施于1923年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成为一个先兆,萨特、阿多诺、阿尔都塞、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卢卡奇也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认识论的问题上,他们试图求助于马克思本人以前的哲学遗产——黑格尔、康德、克尔凯郭尔、谢林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识论的主题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佩里·安德森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最有影响的事例就是不断回溯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遗漏,比如同一位哲学家可以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若干不同的思想家——被卢卡奇所深恶痛绝的尼采,却被阿多诺、萨特、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所赞扬。相对而言,在中国的尼采研究史上明显存在着启蒙化、法西斯化与反法西斯化、自由主义传统化等不同的阶段与形态,但对尼采之于马克思的积极建设关系及两者关联意义的关注还不够,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面明镜,为两者关联的意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以及国内的尼采研究史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认识论视野下的马克思与尼采关系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诉求,也是对国内尼采研究问题领域的扩展和完善,更是重新聚焦关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起点。本文正是基于对此问题的思考,以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阐述他们如何根据马克思与尼采的关系演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探究的。

    ① 刘怀玉教授指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解释实际上有某些“危险的增补”。参见刘怀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历史回顾到当代追问》,《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6期,第1-8页。

    ② 佩里·安德森对此背景有详细的阐述,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9页;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① 比如20世纪4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个从政治与战争立场上推崇尼采、宣传尼采的“战国策派”,相关文章参见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当时的进步文化界对“战国策”派积极主张尼采思想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由于误认尼采学说是法西斯主义而将信奉尼采学说的“战国策派”也定性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法西斯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存在主义热”的浪潮席卷而来,尼采再次成为核心人物。周国平认为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此时的尼采形象是审美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象征,呼应当时的压抑状态,尼采强调生命激情和本能的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非常有号召力。在他看来,强调人的自我创造,这是马克思与尼采共同的立场,但是对于创造的途径,两者却有着根本的分歧,参见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9-108页。目前,关于马克思与尼采关系的研究话题集中于对“虚无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探讨,以刘森林教授的《物与无:物化逻辑和虚无主义》为代表,这本著作以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为中心,对从德国到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言说的基本问题和主要人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与思考,参见刘森林:《物与无:物化逻辑和虚无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一、矛盾与对立: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激活 (一) 批判的历史认识论:早期的浪漫主义情结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第一次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怀对马克思进行解读。在卢卡奇看来,整个哲学的“思想形式”都受到了物化的影响,所以必须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入手予以解决。康德哲学本身是从现象和“物自体”的两重结构中推导出来的,自始至终没有统一思维与存在的问题,真正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马克思。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哲学转变为实践。所以,卢卡奇结合黑格尔的“变易”与马克思的“实践”,用一元性的总体性消解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用实践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分离,用“历史”消解两者之间的僵硬对立,以此强调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传统的解释框架中,历史只是由自然本体论所决定的一个部分,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把历史作为本体论才能解决自然与伦理的分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在历史中达到同一。胡大平教授认为,对于这种理解,卢卡奇没有直接从马克思的文本着手,而是站在黑格尔立场上,基于实际批判的需要预设了历史主体的同一,因此具有强烈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质的历史辩证法在某种程序上只是一种批判的历史认识论”[1]

    卢卡奇在早期浪漫主义的情结之上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源自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影响。用浪漫主义解释黑格尔,又用浪漫化的黑格尔解释马克思,卢卡奇通过重释黑格尔历史哲学来解决“应该”与“是”这一历史对立范畴。在此过程中,卢卡奇运用康德的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他强调,“认为自在之物问题似乎意味着限制了具体扩大我们的认识的可能性,就是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康德的认识论。相反,康德在方法论上确实从当时最发达的自然科学,从牛顿天文学出发的,并使自己的认识论完全适应这种天文学及其发展的可能性”[2]185。但是,卢卡奇将马克思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直接嫁接在黑格尔哲学之上,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由于其认识上的局限性及其与发达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具备认识“自在之物”这样的对象的理性。卢卡奇早期特有的主体性逻辑结构,使他最终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人。

    (二) 理性的坚守:卢卡奇对尼采式非理性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历史背景如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所表现出的“地平线的暗淡”一样黑暗。此时在苏联,卢卡奇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尚未公开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为之震撼,于是他在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清算自己过去的浪漫主义情调。卢卡奇认为摆在人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认为现实世界的顽疾病入膏肓,人们只有依靠内心的非理性才能得以生存,尼采、叔本华、福楼拜、卡夫卡便是如此;另一种是坚信理性一定会战胜邪恶,开辟出一条光明大道,走这条路的有歌德、托马斯·曼等,马克思是最典型的代表。很明显,马克思与尼采分道扬镳,呈对立态势。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反映出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卢卡奇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理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两者的关系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从《历史与阶级意识》《青年黑格尔》这两部著作的连续性可以看出。这个理解是他借助德国新康德主义思想,尤其是拉斯克(Emil Lask)的思想对历史进行创造性的重新思考的结果,卢卡奇将此描述为马克思主义与其哲学上的对手之间的差别。

    卢卡奇所主张的理性主义表现在他为“理性能够认识周围的世界”这种主张所进行的辩护上:“近代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随着它的发展而愈来愈坚持认为,它发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所面对的全部现象相互联系的原则。”[2]163非理性主义隐蔽地涉及了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斯宾诺莎后来将其称为秩序以及事物与理念之间的联系:“只要我们把事物看作是思维方式,就必须只通过思想的属性来解释整个自然的顺序,或者整个原因链。”[3]在《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用知识主体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探讨,在研究黑格尔哲学问题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从谢林时期到克尔凯郭尔时期这一阶段的哲学传统。对于谢林、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的非理性主义,卢卡奇进行过研究,他认为非理性主义已经兴起并逐渐扩散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主流,那种贬低理性、无批判地推崇直觉的认识论以及拒绝社会进步等观念都出现在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思想中。在他看来,尼采在政治上的主要特征是反社会主义,这种政治上的反动倾向就是由其贵族思想决定的。尼采经历了俾斯麦时代,又目睹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衰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使卢卡奇明白,尼采无论是在赞成俾斯麦的政治民主时期,还是在后来反对俾斯麦的民主时期都坚持贵族主义的立场。

    《理性的毁灭》这一著作继续发展了卢卡奇以前提出的关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理性的这一观点,与早期思想不同的是,这里的“非理性”同时包含认识论与政治上的差别,这是他早期著作所没有的特征。《理性的毁灭》研究的是一种唯心主义在政治上的后果,卢卡奇之所以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尼采之间的关系时,将二者说成敌对关系,就是因为他将当代思想解读为阶级斗争。“尼采的确特别坚决地考虑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极端后果,而且以一种拙劣而荒谬的形式公开阐述了他们的结论。这与尼采的态度有关,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了尼采哲学体系的核心观点,即和尼采不停地、激烈地公开反社会主义的危险有关。”[4]237在卢卡奇看来,认识论问题在现代非理性主义兴起的时代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指出:“正是在认识论的领域里,‘理智直观’和谢林的‘实证哲学’的冲突之上出现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决定性的冲突。从哲学上来看,这种冲突的结果决定了对历史的解释等具体问题。对尼采来说,认识论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其特征和性质取决于它服务的目的。”[4]235在卢卡奇看来,尼采哲学在解释历史的具体问题上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也就是说尼采体系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并反对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哲学的任何一种“内在性”都追求这个目的:利用认识论推导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久性”。尼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富有启发性的荒谬的方式公开表达了帝国主义哲学的普遍观念。因此,在认识论领域,他也成了好战的反动派的占据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专家[4]239

    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没有通过对这种思想自身的论证加以研究而对其进行评价,也未曾在讨论非理性主义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优先性进行证明。至此,曾被卢卡奇正确定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入对主体自身的批判,从而偏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的这种激活方式“既是路标,又是鬼火”。

    ① 这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特指的独断主义的双面性作用的概括,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3页。

    二、相融与结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 (一) 历史性:尼采式否定性的影响

    与卢卡奇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经历了革命与战争后,在各自的人生困境中始终存有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远景,以此鼓舞他们批判现实,并超越求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以打倒上帝与想象的神性、高扬“人”的理性并以恢复知识的人性为目标,通过人握有认识事物本性的理性工具揭开了工业文明疯狂造物的秘密。我国学者张一兵认为,当卢卡奇“将现代资本主义流水线生产过程中的标准化看作物化的内核时,他就开启了一种可怕的生产有罪论之先河”[5]

    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在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期间,成为制定批判理论知识框架的领军者,此时他还未联系具体的工人组织,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提倡跨学科的唯物主义。霍克海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使他能够有效地评价资本主义的统治性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概念是批判社会的理论前提,由此可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对马克思和霍克海默来说,这种矛盾将为社会政治力量抗衡资本主义的剥削铺平道路。”[6]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克海默完全支持马克思主义,并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历史观批判接近法西斯主义的自由主义。阿多诺也认为,在资本主义重要的历史进步中,“新的压迫就隐藏在合理性原则本身中”,这是一种“自由主义学说和压迫性实践的联合”[7]209-210

    到了20世纪40年代,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国家还是民主主义国家,所要追求的目标都以“进步”之名将自身的历史推向权威主义国家的道路。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构建在以工业社会为根基的启蒙历史进步观的基础之上,这就实现了本雅明在评判关于劳动性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一个断言:“它只看到了人在支配自然方面取得的进步,而没有看到社会的退步;它已经显示出日后人们在法西斯主义那里碰到的技术治国论的特性。”[8]日本学者细见和之发现:“就像本雅明的遗著《关于历史概念》中对打破时间的连续的‘现在的时间’抱有的一点空想主义的期待一样,他并不是去探求进步的方向,而是从进步的时间连续中逃脱。现在,指示这个方向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尼采。”[9]105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赞同尼采通过揭露启蒙的内在矛盾从而拯救启蒙的论点,并在尼采的影响下放弃了进步原则。尼采拒斥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当然,这种“拒斥”并不意味着尼采站在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即辩证法的立场之上。相反,尼采将辩证法视为苏格拉底的理性文化,这种理性所期盼的“进步”被尼采视为中产阶级缺少强大意志力的极度平庸,是颓废与退化的表征。在尼采看来,自苏格拉底伊始的理性文化总是探究永恒的、普遍的必然律,固然会排除事物的个性与特殊性,用一般的逻辑构建一种同一性。个性的丧失导致了个性的被虚无化,这也是个体最基本的生命权利被剥夺从而使生命基本价值被虚无化的关键,尼采正是在此基础上质疑现代文明内在的虚无化力量的。尼采强调,“进步”意识的放弃并不代表着倒退,而是进步与倒退并存,他发现“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在价值方面要远远低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继续发展绝对并不带有提高、上升、强化方面的某种必然性……”[10]232他认为历史既没有有限的可至终点,也并非毫无尽头,而是一个“圆”。这就引入了尼采“永恒轮回”的概念:“世界作为循环,它往往已经无限地自行重演了,而且会把自己的游戏无限地玩下去。”[10]445轮回可以说是非进步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的发展以永恒循环为特征,发展不会无限期地发生,也不会朝着稳定的状态发展。尼采反对这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由于它们与宗教和道德相关。尽管如此,轮回也包含一种进展。权力意志的世界向复杂和强大的“高潮”发展,随后是简单和微弱的“退潮”,依次循环往复。如果历史是一个循环,那么它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从一个时刻开始通向另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潜在的进步;然后每一个时刻——包括病人在内,现代社会的所有人类——都可能通过一种手段成为统治者。进步不是持续的,但同样是真实的[11]

    随着启蒙思想把主体推向实体化,人从自然中被分离出来,主客体形成对立。为了消除这种主客体的分离,德国唯心主义试图将客体还原到本体中,利用主体对客体进行强制“同一”。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是阿多诺复活“非同一性”计划的出发点。“从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开始,经过笛卡尔与康德,直至再度兴起的胡塞尔那意图阐释‘绝对本原的存在领域’的‘本质直观’的本原哲学,或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第一哲学要做的事情始终是,从概念上阐释一切存在物的第一原因,并由此步骤明确、完整无缺地推导出可认识之物的完整性。”[12]但是,认识性主体从中认识到的始终只是自身,思维需要在普遍性规定的中介中运动,将不符合统一性原则的特殊事物从认识客体中剔除。主客体之间差异的泯灭意味着反思能力的丧失,正因为如此,阿多诺抛弃了人与自然原始的同一性,他阐释的同一性把握住了事物本身的自身同一性与差异者外在确立的同一性。阿多诺试图借助于唯心主义的内在性意识形态批判,阐发理论的同一性约束力与社会实践的同一性约束力似乎彼此不可分的联系。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尼采的影响不可小觑。“尼采本人,就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尼采清楚地认识到,启蒙当中既有自主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觉得自己就是这种精神的执行官),也有破坏生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不过,在他的前法西斯主义追随者那里,却只剩下后一种因素,并被转换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对一种盲目生活的盲目颂扬,而这样的生活中不断重复的只有一种实践,那就是压制一切生命。”[14]从这个方面来说,阿多诺的立场偏向于尼采。

    (二) 否定实证主义:走向马克思立场

    本质与现象是典型的认识论的范畴,黑格尔没有体会到康德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意识到只有在客体面对主体的意义上,才会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分。阿多诺清楚认知对象之“所是”,关于实证主义之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他用尼采举例:“尼采,这位同形而上学的神学遗产势不两立的对手曾嘲笑本质与现象的差别。他把这个‘背后的世界’托付给‘乡巴佬’,其中不乏一种实证主义的意义。也许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这里那么明显,一种孜孜不倦的启蒙竟然会对蒙昧主义者有益。”[7]167从阿多诺的理解方式上可以看出,一旦本质与现象没有差别,直观事实便会成为本体,非本质地对一切现象一视同仁,结果只能返回康德的经验论立场。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始终是理论星丛式的、处在历史变化中的概念与范畴,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这样阐述辩证逻辑中的“概念”因素:“指称非概念物——因为根据传统的认识论,概念的每一定义最终都需要有非概念的、直证的因素——是概念的特点,所以就恰恰相反,作为归类于概念之下的实体的抽象同一体将脱离本体之物。改变概念性的这一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7]11在阿多诺看来,如果概念被当作一种自给自足的总体,哲学若无主导与控制它的权力,那便会产生概念拜物教。正如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们只看到买卖商品过程中货币之间的交换关系,没有察觉到潜藏于商品交换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概念拜物教也不能捕捉到未知的微小部分。“所谓经验主体所要求的‘细微性’,就是那种一直浸透到客体的细小部分去感应的、微观主义的眼光。这是阿多诺从本雅明(及克拉卡瓦)处继承下来的。”[9]165可以看出,阿多诺通过概念体系来压抑矛盾的现实,把多样性的客体对象框在主体思维之中,从而确立人类作为绝对主体的优势。从认识论上看,否定辩证法就是不断突破思维的局限,无限地接近客体。这个思路与马克思非常接近,阿多诺论述的重心是在现代条件下恢复作为否定和批判行动的思想的可能性,其对同一性的批判便是消除那种绝对主体的幻觉,从而恢复客体的优先地位。因此,他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也意味着他在辩证法的方法论立场上走向了马克思——马克思强调用实践的方法改变现实世界,而阿多诺强调用概念的自否定批判现实。在他看来,阐述人们用概念把握世界的局限性时不应只是描绘认识的过程,如果不进行认识的自否定式反思,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会误入实证主义歧途。

    总之,阿多诺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既不如浪漫主义那般主张文明的倒退,也不肯定实证主义,而是要达到一种原有主客体二元分裂后双方的自我反思状态,以重新形成一种真正的理想关系。阿多诺的论点融合了马克思、黑格尔、尼采、卢卡奇等哲学家的思想,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来自卢卡奇。“从卢卡奇那里,他沿用了这种观点:世界上一切邪恶的东西都可用‘物化’这一术语来概括;完美的人类将摆脱‘物’的本体论地位。”[13]卢卡奇这一思想给阿多诺以强烈的启示,并成为其“否定的辩证法”的一块基石。通过马克思与尼采批判理论相结合,启蒙的理性哲学获得了一种新的激进化的能量。然而,无论阿多诺怎样倡导不包含任何肯定的绝对否定,并对任何政治行动都持消极态度,他的“否定”也仅限于理论上的否定,在实践中几乎难以行得通。

    三、扬弃与反思: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建 (一) 黑格尔:认识论的扬弃

    哈贝马斯早期通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在《启蒙辩证法》的影响下,他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理论的思路进行研究,通过本身内在的逻辑转向反对自身,试图重建个人解放的可能性。理论如何确保自身的反思性这个问题正是从卢卡奇到阿多诺对概念拜物教的批判的延续,这也构成了《认识与旨趣》这本著作的主题,即强调从认识的批判与自我反思入手,建立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在康德之前,经验论与唯理论都没有解决理性认识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因为它们都致力于从逻辑学或心理学上去阐明与维护以形式化的语言和实验为特征的自然科学的价值,把科学和认识等同起来。在康德提出先验逻辑问题之后,认识理论进入了认识的批判这个独特的领域。

    “黑格尔通过对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批判,对‘认识的批判’进行激进主义的批判,但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哲学放弃了自己对科学的立场’。”[15]46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当人们没有同等看待认识与哲学的绝对知识时或者认识与实际研究活动的科学主义时,科学才能被理解为一个可能认识的范畴。在绝对知识面前,科学知识必然表现出愚昧和狭隘,所以批判性地解决实证知识的局限性是唯一的任务。哈贝马斯指出了黑格尔批判的缺陷,并暗示马克思主义的登场。

    (二) 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的综合

    哈贝马斯强调,马克思并不像黑格尔一样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反思取代认识论。“同《现象学》时期的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坚信,意识的自我反思触及的是社会劳动的基本结构,并在社会劳动中揭示从事客观活动的自然存在物[人]同他周围的客观自然界的综合[结合]。”[16]25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认识批判同康德与黑格尔作了比较之后,认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反对康德的认识批判意向,吸取了他的劳动综合概念和劳动的中介性观点,大大推动了“黑格尔未能彻底实现的认识的自我反思过程”[15]47。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开辟了一条反思认识主体之路,既避免了康德的先验批判的非历史的局限性,又避免了黑格尔同一性哲学的唯心主义的极端性。

    麦卡锡指出,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强调人类物种的发展只存在于社会劳动、生产过程的层面上,这种将人类物种的“自我生成行为”缩减为劳动的倾向,在理论上消除了具有互动特征的文化结构,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对知识进行了批判,并发展了一种反思性的知识理论[17]。哈贝马斯指责马克思由于把相互作用归结为劳动,把人类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归结于劳动过程,从而忽视了交往活动在历史发展中起的作用,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经验的缺失。殊不知,马克思的劳动综合理论的特色正在于反对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与社会生产过程割裂开来,也正是通过社会劳动,马克思才将物质生产过程与阶级斗争视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根本动力。所以说,哈贝马斯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

    (三) 尼采:反思的自我否认

    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开始关注尼采的认识论问题,其早期对实证知识的批判便吸收了尼采的透视主义,以揭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由于一切需求的满足与自我持存保持一致,只要以解释世界的某种需求的目的,那么任何一种幻想都可以提出相同的有效性要求。尼采认为,自我并非康德所说的是经验世界统一性之先验条件,而仅仅是生命本能冲动的力场中振动的光“点”。在尼采的透视主义理解视野中,这些断断续续的意志构成了虚拟性的、完整的、自我关联的想象世界。“只要‘认识’一词竟是有意义的,则世界就是可认识的:但世界是可以不同地解说的,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透视主义’。我们需要的是解释世界的需要:我们的欲望及其赞成和反对。”[18]359-360“‘认识你自己就是全部知识’。——只有在对万物的认识终结时,人才将完成自我认识。因为事物只是人的边界。”[19]尼采对传统认识论进行了批判,并以透视主义替代了传统认识论,解构了传统认识论的客体。对尼采来说,事物在被我们的解释挪用之前是个什么样子,或者物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一个无效的假设。阐释与视角均是非本质的。

    ① 这一点也在埃利希·海勒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说:“对于尼采来说,人类意识的全部活动都共同拥有心理的困境。他认为,不可能有‘纯粹的’知识,只有对求知意志始终在变化的智力需求的满足,无论这种满足有多么不落俗套。”参见埃利希·海勒:《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杨恒达译,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页。

    ② 哈贝马斯强调,这里的“认识”是尼采从人类中心论来理解的,参见尼采:《1887-1889年遗稿》,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63-364页。

    哈贝马斯在解释尼采透视主义的认识论时不忘肯定“兴趣”的作用,他认为“兴趣”概念不可能完全摆脱其心理学的性质,肯定兴趣与认识的联系也就是承认心理因素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肯定了认识论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承认了心理因素对认识的作用。哈贝马斯强调:“尼采完成了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的认识论的自我扬弃:反思的自我否认。”[16]287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始终被实证主义所束缚,他没有认识到作为兴趣基础的科学的自我反思已被实证主义所误解,所以他不得不对指导认识的兴趣作经验主义解释。尼采一再使用同一个论证来反对认识论的可能性:批判哲学家们以为,“如果人们在应用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工具,亦即认识能力——。这比人们在想使用火柴之前先要检查火柴的做法还更糟糕。就是说火柴想检查自己是否点得着”[18]36。也就是说,工具本身不能给自己下定义。此番定论让哈贝马斯联想到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认为“黑格尔用这种论证来反对康德,目的是迫使认识批判本身成为对自己的假设的批判,从而把中断的自我反思继续下去。相反,尼采借用这个论证来确证整个自我反思的不可能性”[16]294。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统治地位的道德批判,尼采只使用反思本身的手段否认反思的批判力。尼采竭力用自我反思的形式否认反思自身的力量,从而让心理学主义去支配他所深刻认识到的指导认识的兴趣,对认识与兴趣的联系作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解释,最终走向了另一种新的实证主义。

    总而言之,卢卡奇激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利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解读马克思与尼采的对立关系,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主体性逻辑结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虽然来自于卢卡奇,但并没有继承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与尼采对立关系的论点,反而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与尼采的批判理论相结合,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自我否定,以重新塑造一种真正的理想关系。哈贝马斯同样也是通过卢卡奇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后来在《启蒙辩证法》的影响下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的思路,通过本身内在的逻辑转向反对自身,试图重建个人解放的可能性,试图重建一种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社会批判认识论。

    四、结语

    长久以来,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一直被遮蔽在对它的误读之中,逐步陷入了理论与现实的困境。“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思考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质,他们重新激活了认识论的方法,使其不再沉陷于枯燥单纯的传统认识论体系,而是恢复作为社会批判方法的理论活力。”[20]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批判认识论以马克思与尼采的关系演变为脉络,分别从复原、修正和重建的角度重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将其从困境中解放出来。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审美救世的乌托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卢卡奇寻求一种总体历史透视的无产阶级意识,但最终转向了与苏联教科书模式相呼应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阿多诺用“非同一性”的原则去设计未来,但在实践中寸步难行;哈贝马斯从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逐渐过渡到伦理与道德的批判,但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实现社会的自我完善这种路径偏离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语境,走向了审美救赎,只能说是一种乌托邦努力。梳理与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尼采与马克思的关系脉络,是重新聚焦关注和发展马克思认识论的起点。可以说,马克思与尼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从生硬的对立关系走向对话与融合,这个探究的过程对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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