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46 Issue (1): 79-88.  DOI: 10.13718/j.cnki.xdsk.202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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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连云
    王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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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与当代学校德育改革定位    [PDF全文]
    易连云, 王春华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文化作为民族的根基与血脉,其强弱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文化发展进程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由来已久,如果从彻底与猛烈的程度开始算起,当始于20世纪初。平心而论,这种批判与反思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包括文化自身都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进作用。我们现在既处于一个新时期,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习近平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阐述了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其中,“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将成为新时代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指导性原则和思想,也是学校德育改革科学定位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习近平    传统文化观    文化发展    德育    学校德育改革    

    近年来,人们从多个角度与层面对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归纳总结与研究,取得了不少较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本文从学校德育改革的角度,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梳理,以期对新时代学校德育改革起到指导性的作用。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总结,其内容深刻全面,具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些观点为我们当前进行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和推进学校德育改革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我们在长期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诠释与转换的基础上,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为核心,对学校德育改革进行了整体性思考,试图通过初步探究习近平关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怎样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思想,以期对当前进行的中小学德育改革提供方法论意义的指导,并明确学校德育改革的科学定位。

    一、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一) 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习近平在近年来所作的相关文献与讲话中,总结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

    1.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1]105-106。“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2]545几千年来,包容万物与天地人“三才”和谐一直是中华民族所追求的至善文化境界。从今天世界各民族与文明的发展现状来看,习近平认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 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543-544

    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1]39。追根溯源,“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1]181。而“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1]181。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持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开放性特征,理解与包容他文化,以建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和依托,充分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170

    2.糟粕与精华并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与历史局限性

    习近平认为,在世界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2]12。这是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发展之路,这也是未来中国走向强大的历史与文化基础。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在历史上是多么优秀,一方面它始终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也会因为其历史的局限性而存在并带有错综复杂的因素。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没有一种绝对优秀、永远优秀的文化,因为文化总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与调整。对此,我们应该有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2]12-13。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2]20。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建设传统,他认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2]20

    从另外的角度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313

    3.“凝魂聚气”[1]163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与继承性

    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6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包括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个核心价值观念,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核心便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或民族最深厚的情感和意识。这种情感和意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成了一种胸怀共同理想与目标、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凝魂聚气。这种精神虽历经磨难,但越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它就愈是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163-164

    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1]40,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依靠这一核心精神作为纽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距今5 000年前植根于东亚大陆,以农耕文明为主,兼蓄若干游牧文明在内的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多元一体文明”[3]10。爱国主义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连绵不断之根,这是植根于这种文化之中的精神之“魂”,这个“魂”便是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和具体的情感,它在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成为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了自己的地位,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中站稳了脚跟。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将成为中国文明复兴的不竭的‘源头活水’。”[3]49

    《周易》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4]598。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天下万物千变万化,各种生命生生不息之规律总结为一个“道”,如同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世界本源”等思想一样,同样是一种高度的文化智慧。中国文化正是在对“道”的不断理解中有所“得”,这种“得”然后转化为“德”。所以,自远古时代起,中国文化便有了视天下为一体,“各正性命,保合大和”[5]“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倡导尊重生命,主张和谐的道德精神。习近平对自强不息精神作了当代阐释,“自强不息,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人民把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工作的精神动力,抓住机遇,发愤图强,在各自的岗位上扎实工作,积极奉献,努力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新的贡献”[6]。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凭着这种文化精神,诠释着世界并发展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一直延续到今天,依然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强烈的潜在生机。这也是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灵魂。这一点,习近平特别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2]349

    (二) 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清醒的文化自觉,高度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2]349。“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2]351我们“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164。“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2]352

    这一切均来自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1]164。同时,“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中华民族找回了曾经一度缺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弥足珍贵的民族自信”[3]73。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近400所孔子学院,这预示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被世界所认可和接纳,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将在新的历史时期铸造新的辉煌。

    2.顺应世界潮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发展定位

    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2]340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4]598习近平认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2]442。很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2]442

    3.文化的发展“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2]361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51。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便存在着创新的基因。今天需要指出的是,创新并非完全放弃传统进行的全新改造,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这种创新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走势,但其根本即始终不变。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313

    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339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证明了,如果不进行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改革,文化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与失败。传统文化中的“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便是“固步自封”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只有“自强不息”,才能“革故鼎新”“生生不息”。今天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高度,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独立问题日益凸显,这正是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发展特点与优势的新起点。坚持继承中的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之路和有效之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舍弃自身传统,盲目照搬他国文化模式既不可取、也不可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2]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与确立,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高度浓缩之基础上提出的价值体系,它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未来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4.“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打造全球共同体”:传统文化的现实发展路径

    在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之下,各地区、各民族与各国家的文化发展都不再可能封闭式地进行。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已经将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种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与其封锁、回避甚至逃避,不如主动正面地应对,积极地在文化交流、交融中增进文化间的尊重与相互理解,化解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目标,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61。“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522习近平特别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他认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258。而“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2]524-525。“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259-260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奋起,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和一些国家所具有的殖民主义的历史完全不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侵略和掠夺他国,也没有扩张和占领,我们这个民族在追求自身崛起的路上表现出自己的‘以德报怨’、‘扶弱抑强’等情怀”[3]50。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文化堪当此任。

    二、基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新时代学校德育改革定位思考

    综观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其思想深刻而全面,对于当前学校德育的整体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其思想不仅为学校德育改革提供了指导性的基本原则,也为我们如何进行具体的改革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一) 新时代学校德育改革的基本原则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习近平提出了三条主要指导性原则,即: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2]338-344。这些指导性原则对于我们理解学校德育的整体改革,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与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当前的学校德育中,不少学校与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着简单与片面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校德育的实际效果。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我们发现:人们要么沉醉于中国传统文化曾有的历史辉煌,要么就是简单地否定整个文化传统。更多的则是学校教材内容编写中显示出文化上的优越感,突出表现中国在历史上的辉煌片段,而在社会生活现实中却又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盲目否定。这种二元分离的态度严重地影响着青少年学生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理性认识。根据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我们认为当前的学校德育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授,应注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与文化内容选择和呈现的民族性。

    当前的学校德育改革中,传统文化已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学校德育的各种课程设计与学校文化建设之中。传统文化的继承性主要是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之中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而不是片段式或者断裂式的理解,甚至是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时代变化而显得陈旧过时的形式进行简单复制与重演。此外,以整体的历史的视野观览世界各国文化,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交流与融合、冲突与协调的进化与演进过程,任何一种完全孤立的文化将逐渐失去其生命力而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按照习近平的思考,我们对待文化传承性应具有一种宽广的眼光和视野,这种文化视野是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高度结合和统一。“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2]338-339“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2]339要将上述内容讲深讲透,作为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指导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学校教育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这一方面的教育,应该具备基本的理论自信。

    坚持学校德育改革的民族性导向,主要是针对学校德育内容的具体选择、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校本课程设计以及校本教材编写等方面,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与传授,还要将这一理念融入到学校德育整体改革之中,这也是一种方向性的保证。当然坚持学校德育的民族性,并非是排斥和拒绝其他文明的优秀道德文化研究成果,而是通过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和升华等环节,使学校德育的民族性能够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习近平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2]340。如同我们今天学校德育面临的困境一样,从表面上看,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困境,遭遇类似的危机。但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来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因文化上的差异而表现各异。“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2]340-341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应体现文化创造的原创性和对传统文化诠释与转换的时代性。

    基于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与格局,中国文化的发展与创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从学校德育的整体改革而言,其关键在于我们的学校德育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德育实践有没有中国特色,有没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思想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这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中国文化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在学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主要借鉴了西方的种种思想与操作模式,试图以此来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做了许多改革,可平心而论,除了一些表面上的形式化东西,如感恩教育、孝道教育以及一些简单的经典诵读,有多少东西是根植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发挥了切实而持久的效用?依靠这种教育难以形成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更遑论为世界提供中国模式。事实证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而且也无法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道德危机与伦理困境。只有坚持文化创造的创新性与原创性,才能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只有坚持文化诠释与转换过程中的时代性,才能使这种文化永远焕发出生命活力,并顺应时代的潮流,这样才能既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也能保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内在张力。当然,我们也需要有清醒的头脑,不可偏执一端,我们一定要“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8]。我们一定要树立起这样的文化自信,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研究必须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要根据具体的问题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并以此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校德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如此,中国的学校德育改革与理论体系建设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德育改革内在要素的整体性,与家庭、社会与学校“三位一体”的系统性,以及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建设的综合性。

    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2]344学校德育学科体系。学校德育改革的整体性原则是针对学校教育中的德育定位而言的。长期以来,不仅是社会层面,就是学校教育内部的不少人都将学校德育视为一项与教育相分离的独立内容,尽管他们知道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究其实质,这两者是无法分离的,也可以说是“二元一体”的。学校德育的目标实质也就是学校教育要达到的最后与最终目的,这也是为何中国传统文化中坚持“教育为本,德育为先”或“德育为本,育人为先”的根本原因。从整体性原则理解今天的学校德育改革,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全员德育、全过程德育、全方位德育”与“生活化德育”“生命德育”等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学校德育改革的系统性是从宏观的角度针对学校德育改革的外部影响因素而言的。从今天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学校教育中的外部影响因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个人思想道德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界限起来越模糊,现代意义上的家庭、社会与学校之间的距离感也几乎消失,时空界限也被打破,各种信息可以同时作用于个体和群体,更重要的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角色界限也在消失。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在道德教育中,没有绝对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每一个体都同时兼具双重身份,在接受他人教育与影响的同时,也在对他人施加教育与影响,而且,这种道德上的成长也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领域,它已经重新回归家庭,融入到社会之中,成为个体终生的过程。学校德育改革的综合性则是根据学校德育学科体系建设而提出的。我们知道,学校德育就其包含的内容而言,涉及到多个学科,特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是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因此,为了有效地实施学校德育改革,必须充分研究并运用多学科相关理论,特别是当代新兴与交叉学科理论,围绕个体思想与道德成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和话语体系的学校德育理论。

    (二) 新时期学校德育改革过程中应该避免的几个认识论上的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充分理解并认识到其现实意义与价值,我们认为依然有如下的问题需要理清。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精神绝不是独立于世界文化传统之外的孤立片段,它既具有连续性的历史继承,也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发展。

    近代以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被世界列强所侵略的惨痛记忆,因此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现代化建设构想中,出现了强烈的深感自身民族文化落后进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甚至绝望之心理。他们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甚至于“全盘西化”的思想也有时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建立了新中国之后,特别是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时,不少人从心理上并没有接受和认同,而是将“中国特色”看作是“落后中国”的代名词。同时也认为中国特色只能是局限于中国特殊国情,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缺乏可资借鉴之意义。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如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的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道路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种‘例外’,只对中国适用,不具有普遍性意义”[9]。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在学校德育中也存在一定的市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青少年学生积极乐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状态,严重地削弱了青少年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

    从中国文化的传承历史分析,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绝对不是部分人所认为的“全面落后”。从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中的影响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是世界文化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的孤立片断。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中华文化依靠自身成长逻辑与内在生命力,秉持自身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从远古走来直到现在,以至于很少有古老的文明可与之比肩;同时中华文化也以自身强大吸引力和包容性,关照和影响着世界其他文化的发展历史。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除了自身的特殊性与民族性之外,也具有影响世界的普遍意义,这从部分东亚国家的文化现象中不难看出,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便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我们在认识一种文化的特色时,必须立足于其内在的文化连续性与普遍性,而不能孤立片面地看待,因为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可以孤立而断裂式进行的,除非这种文化本身就已经中断。

    2.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具特色立足于发达而先进的历史文化根基,具有深远悠久且广泛的影响,虽然不可避免其历史局限性与瑕疵,但绝不是一种“落后与保守”的文化。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313。中华文明一直绵延发展至今,能够位列至今尚存的寥寥可数的世界古老文明,这就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特别是其强大的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应变能力。当前,存在一种对于传统文化极不负责的观点,那就是仅仅以近代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就认定中华文化是落后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极度缺乏历史感的短见,因为如果只是以战争的胜败作为评价文化与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那么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不难发现,中国也曾经出现过“金戈铁马、踏遍欧陆”的历史现象,对此又作何解释呢?不可否认科技等因素是影响近代以来中国所历经的战争的重要原因,科技的落后影响了战争的胜败。但是,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以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否便断定文化上的优劣。科学技术仅仅是构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一个包含方方面面的综合体,其中所包含的要素互动与动静平衡不能进行简单的解释与理解,更不能通过简单地贴标签对其进行优劣之划分。所以,立足于发达而先进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绝不是一种“落后与保守”的文化。

    3.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虽然也曾遭遇困惑甚至危机,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是否适合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需要是衡量一种文化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勇于继承中才能得到发展,同时又在不断发展中才能得以更好地继承,没有哪种文化的发展历程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更是有着自身的特点,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诸多的困惑与冲突,有时甚至面临着灾难和浩劫,但是凭着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得以延续不断。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所保有的“生生不息”的道德精神,使得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并凭借其内在的道德精神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观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的糟粕性一面。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却犹如源头活水,尽管其道路上会遇到种种阻力与困难,但终将万流归宗。这不仅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战胜自身困难、突破困境实现不断超越的过程。因此,遭遇困境是正常的,也是一个发达而优秀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我们完全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困难而否定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4.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并非一套以抽象的概念所构成的学术话语体系,而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生命力的生生不息、宏大丰富、立体多元的“生命·实践”[10]体系。

    从学校德育改革的现实视角审视,当前我们的学校德育改革目标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德育模式。中国特色学校德育模式的基础,应该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道德文化传统。但是,近年来无论是有关学校德育模式的理论研究,还是有关学校德育改革的实践考察,都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导和实践上的误区。特别是一些主张全面学习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者认为,西方的德育理论就是先进思想的代名词,而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要也只有学会了西方的德育理论,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德育问题。然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在:一是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性直接导致了对道德意义理解的相对性。由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不同民族与文化的发展均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寄托于其中的人们对道德意义的理解也因此而存在争论,进而指导德育实践的思路和主张也各有差异,这是不容被忽略的事实。二是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表述中,“道”与“德”往往分而用之,二者既有静态意义上的差异,也有动态性的转化,体现了静与动相统一。因此,在当前的中国学校德育改革中,特别需要重新深入理解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道”与“德”的内在涵义及其相互关系,这是我们进行新时代学校德育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思想奠基。如果我们缺乏对道德本源与本质的深入思考,那么学校德育改革进程将依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难以克服的思想困境。无论基于什么样的出发点,都不能对于这个显而易见、指向根本的思想源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其中所包含的道德的动态变化与主体理解以及吸纳思想,特别强调个体对“道”的“思”以及思后之“得”,这种“思”丝毫不逊于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理性之思”,其中所思的“道”也如西方古代哲学所主张的“逻各斯”一样包括了世间万物。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表面看上去的“玄”或“混沌”,而否定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之丰富与深刻。

    5.“中国特色”德育模式并非一个缺乏自身逻辑性的封闭系统,中国传统德育不仅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而且也是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更新的开放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思想具有自身的科学与哲学逻辑,一方面它体现了以吸纳天地精神为己任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又构成了一个能够进行自我更新的循环系统,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不断地完成否定之否定式的循环创新。自我更新的循环系统,强调新的文化精神的内生动力与自我改造。以传统道德文化为基础的德育模式,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整个中国的教育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道德教育史,道德教育成了中国文化与教育的最终目的,这也是我们建设未来理想道德社会的文化与思想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校德育模式的建立,必须要基于德育模式本身具有的理论自洽性。因为在中国特色学校德育创新模式的构建中,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学校德育模式,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学校教育中,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学校德育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不少的学校德育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对此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论证学者们的研究中表明,中国的学校德育与西方的学校德育在概念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这两者是不能简单等同的。我们所主张的学校德育包括内容非常广泛,而西方的学校德育概念则更多地指道德教育,其他的教育则是通过不同的课程进行,所以,在我们与西方的学校德育进行比较时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同一类问题,在解决方案的设计上也就无法取得一致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思想自身具有的自我创新与变革能力,是基于其自身强盛的文化之根,它根本不可能也无法进行简单的借鉴甚至是复制和移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阴与阳互动、冲突中和谐”的平衡机制,使得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内生动力与外在约束机制。

    三、结语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1]29这对于我们设计与构建中国特色学校德育理论与实践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学校德育改革同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不能够简单借鉴,更不能盲目照搬。习近平非常重视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道路方式,主张“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285-286

    从不同国家的比较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注意,“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2]286。在文化特色上也是如此,因为不同的民族其文化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特质,我们不能认为西方文化中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欠缺的东西,更不能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文化特质视为多余的,甚至是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东西而加以否定,甚至试图彻底放弃。

    总之,“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2]286。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但坚持走自己的特色之路,是新时代学校德育改革不变的崇高理想与实践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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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 Jinping'sView o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Ori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Reform in Contemporary Schools
    YI Lianyun, WANG Chunhua
    Abstract: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essence of a nation, represent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ation and a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If we take account of thoroughness and ferocity of criticism, it beg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bjectively speaking, this kind of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has played an unprecedented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the Chines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ing culture itself.We are now in a new period full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ut also a critical perio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Xi Jinping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xpounded the views on how to treat it. Among them, "development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inheritance through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thought for the treat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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