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Vol. 46 Issue (1): 140-148.  DOI: 10.13718/j.cnki.xdsk.202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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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类型学视野下的拷贝型量词历时发展与动因    [PDF全文]
    李建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拷贝型量词产生于殷商一期甲骨,但其发展非常缓慢,到西周早期发展至顶峰后迅速衰落,西周晚期仍可见,东周初期彻底消亡。从类型学视野看,拷贝型量词使用较为普遍,形式多样,其量词性质无可置疑。拷贝型量词促进了汉语个体量词的语法化,但限于语音形式、语义滞留等因素无法进一步语法化,因此,在真正的个体量词产生后,拷贝型量词就完成了其使命而迅速消亡。
    关键词拷贝型量词    反响型量词    通用量词    名量词    语法化    藏缅语族    

    在量词语法化的初始时期,往往可以通过拷贝前面名词的方式来组成“名+数+名”称数构式,后一个名词与前面的名词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但在其语法功能上已经有了区别,开始了从名词向量词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历程,为示区别,学界一般将其标示为“名1+数+名2”结构。桥本万太郎较早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认为这一结构中“名词的词干好像‘回声’一样地出现”,因此称为“回响型”类别词[1],詹姆斯·马蒂索夫称为“自动型(autoclassifier)类别词”[2],李永遂称为“反身量词”[3],马学良称为“特指量词(又称为对称反响量词)”[4],杨焕典[5]、戴庆厦[6]称为“反响型量词”。李宇明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名2与名1同形,是拷贝名1而成的”[7],因此称为“拷贝型”量词。本文认为,“拷贝型”量词这一术语,一方面更能明确此类量词的语源,另一方面便于对其他语言基于“半拷贝”或“部分拷贝”而来的量词进行考察和比较,而且该术语在量词研究中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和使用,因而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故本文采用李先生之说,将这类量词称为“拷贝型量词”。

    拷贝型量词的产生是汉语量词语法化的第一步,也是汉藏语系量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关于汉语及汉藏语系量词的起源、语法化动因及机制等研究中,大抵皆有所涉及。虽然研究者众多,成果也相当丰硕,但细审各家研究,其实所引文例大体相近,往往转引自早期学者的论述。而早期研究筚路蓝缕,对商周甲金文所见拷贝型量词的描写不够细致深入,对其产生、发展、消亡的时代及其在不同历时阶段的使用频率、适用范围等问题都未完全明确。学界公认拷贝型量词始见于殷商甲骨文,至东周时期几乎彻底消失,因而多将其发展历程描述为:产生于殷商,衰落于西周,消亡于东周。麻爱民说:“所谓‘拷贝量词’这种语言现象在甲骨卜辞中有所运用,到了西周文献中尚有少量用法,西周以后文献中绝迹。”[8]但是,殷商甲骨文可以分为五期,拷贝型量词产生于哪一期,学界多未区分;东周时期拷贝型量词显然已经不见,但在西周什么时间消亡也不明确。全面考察殷商两周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对其发展历程的定论并不准确,对每一历时阶段的数量及其使用频率缺乏准确统计。由于学界基于模糊描写的动因与机制分析尚可商榷,本文因此力图对殷商两周时期拷贝型量词进行穷尽性考察,从而加深对汉语量词史研究认识的准确性,提高量词语法化研究的科学性,并综合考察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其他量词语言中的拷贝型量词使用情况,从类型学视野考察拷贝型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一、拷贝型量词的产生、发展与消亡

    殷商西周时期所见拷贝型量词总计8个,殷商甲骨文中“人”“羌”“骨”3个量词已经产生,但其中只有“人”沿用到西周。西周金文中,新兴拷贝型量词有“牛”“羊”“聝”“田”“旅”5个;全面考察东周文献,未见真正意义上的拷贝型量词文例,可见拷贝型量词到东周初期就已彻底消亡。

    (一) 拷贝型量词的产生

    拷贝型量词最早见于殷商时代,该期文献所见仅有“人”“羌”“骨”3个,其中拷贝型量词“人”早在一期甲骨中就出现了,到西周中期仍有沿用,此后不再作为拷贝型量词,而是发展为个体量词;量词“羌”“骨”均产生于一二期甲骨,均仅1见;三四期甲骨中未见拷贝型量词用例,可见其发展之缓慢。

    人,甲骨文作“ ”(H6177正)或“ ”(H7293),从字形看为侧立的人形,其本义是名词“人”,早在殷商一期甲骨中,已见拷贝型量词的用法:

    (1) 昔甲辰,方征于,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H00137反)

    ① 本文所用甲骨文材料引自《甲骨文合集》者简称为“H”,所用金文材料引自《殷周金文集成》者简称为“集成”。

    这是汉语量词史上最早出现的拷贝型量词用例,但这种用法在甲骨文中非常罕见,全面考察甲骨文,仅此二例,且见于同一片甲骨中,在此后的二、三、四、五期甲骨中均未见明确用例,只有五期甲骨有疑似用例H36481正:“禽危美……人二十四人四,而千五百七十,□百……丙,车二丙。”学界往往引此例作为拷贝型量词“人”的用例,但由于文意难以通读,其中是否存在拷贝型量词尚存疑;殷墟甲骨卜辞中称量人一般用“数词+人”结构或“人+数词”结构表示。拷贝型量词“人”在西周金文中仍可见,但也仅见于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的两件铭文中:

    (2) 鬼方子□□□三门,告曰:“王令盂以□□伐鬼方,□□□聝□,执嘼三人,隻(获)聝四千八百□二聝,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俘)马四□□匹,孚(俘)车卅两(辆),孚(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盂或□曰:“亦□□□,乎蔑我征,执嘼一人,孚(俘)聝二百卅七聝,孚(俘)人□□人,孚(俘)马百四匹,孚(俘)车百□两(辆)。”(西周早期,小盂鼎《集成》02839)

    (3) 卑克氒(厥)啻(敌),隻(获)馘百,执讯二夫,孚(俘)戎兵:盾、矛、戈、弓、备(箙)、矢、裨、冑,凡百又卅又五,寽(捋)戎孚(俘)人百又十又四人,衣(卒)博(搏),无 (尤)于身,乃子拜稽首,对扬文母福剌(烈)。(西周中期,簋《集成》04322)

    早在甲骨文中,量词“人”已经进一步语法化,修饰的中心词可以是其他表示“人”的名词,其称量对象包括羌、妻、婢等,而以“羌+数词+人”最为常见,如:

    (4) 甲午卜,贞翌乙未□于[祖乙]羌十人,卯牢一□一牛。(H00324)

    (5) 甲寅卜,□,贞翌乙卯其□于毓祖乙,其又羌三人。(H40915)

    (6)……妻十人。(H00689)

    (7) 己卯卜,鼎(贞):王宾且(祖)乙奭匕(妣)己姬,婢二人,二人,卯二牢,亡尤。(H35361正)

    以上各例中的量词“人”自然不再是拷贝型量词,而是开始向真正的量词发展了,西周金文中用于其他表示人的名词更为常见,如:

    (8) 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孚(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卒)复郇人孚(俘)。或搏于龏(共),折首卅又六人,执讯二人,孚(俘)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多友或右(又)折首执讯。乃追至于杨冢。公车折首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三人,唯孚(俘)不克以,衣(卒)焚,唯马驱(驱)衋。(西周晚期,多友鼎《集成》02835)

    (9) 姜商(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西周早期,作册夨令簋《集成》04300)

    (10) 柞白(伯)执讯二夫,隻(获)馘十人。(西周晚期,柞伯鼎《集成》NB1059)

    量词“人”在传世殷商西周文献中可以见到,如《尚书·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历代文献中量词“人”与数词一起组成的数量结构一般多后附于名词,即用于“名+数+量”结构中,其名词性一直很强,量词性始终很弱,语法化程度不高。汉语史中是否存在真正的量词“人”,学界多有争议,但范崇高[9]、王绍新[10]先后指出在隋唐五代时期量词“人”可以在“数+量+名”结构中用作典型的名量词,如《旧唐书·宦官·王守澄传》“四人宰相”,以及《太平广记》卷一一三引《法苑珠林》“三人力士”、卷三一〇引《河东记》“八百人无主健儿”等,虽然并不多见,且五代以后就消亡了,但并不能否认“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量词属性[11]

    羌,《说文·羊部》:“西戎牧羊人也。”甲骨文作“ ”(H19754),从人从羊,羊亦声,其本义显然与人和羊角类装饰有关,甲骨文中多指羌人,是殷商之敌国,由于在双方的战争中殷人常常俘获羌人,因此往往又在其身体之上加束缚之绳索或刑具,反映在字形上如“ ”(H36791)、“ ”(H32020)等,甲骨文常见,如H41456:“甲午卜,毓祖乙伐十羌又五。”由此用为拷贝型量词,仅1见:

    (11) 丙午卜,翌甲寅毕, (御)于大甲羌百羌,卯十牢。(H32042)

    ① 细审该甲骨拓片,有残洌,有学者认为该卜辞应为“大甲羌甲”,前一个“羌”下似有“甲”字;但学界多作“羌百羌”,如张玉金、沈培、曹锦炎、沈建华、李若晖诸先生皆持此说。谨此说明。

    该片属于历草类,《甲骨文合集》归入第四期,杨郁彦归入第一二期[12],若从拷贝型量词的使用来看,量词“人”“骨”均见于一二期甲骨,本文推测量词“羌”可能见于一二期甲骨中,此后就被量词“人”所取代了。如前所述,名词“羌”在甲骨文中虽然使用频率很高,但在计量时往往使用量词“人”,因此拷贝型量词“羌”在甲骨文中用例罕见,应当很快就被量词“人”所替代了。

    骨,《说文·骨部》:“肉之核也。”初文作“冎”,《说文·冎部》:“冎,剔人肉置其骨也。”甲骨文作“ ”(H18837),或说像骨架之形,张玉金说“原像卜用的牛胛骨”[13],由此用为拷贝型量词,甲骨文中指骨版一块,仅1见,见于一二期甲骨中:

    (12) 甲辰,乞冎(骨)十冎(骨)。(H35211)

    该例《甲骨文合集》释文原作:“甲辰,三骨,十冎。”今从曹锦炎、沈建华《甲骨文校释总集》之释文,学界多赞同该说,如麻爱民[14]等。但该量词又可以和集合量词“屯”配合使用,则超出了拷贝型量词的范畴,亦更可见其量词性质,如H15734:“示四屯又一冎(骨)。”“冎(骨)”用作量词西周金文未见,此后也没有得到继承。

    (二) 拷贝型量词的发展与消亡

    西周时代,除了拷贝型量词“人”仍沿用外,新兴的拷贝型量词更多,共有“牛”“羊”“聝”“旅”“田”5个:其中“牛”“羊”均仅1见,“聝”仅2见,且都出现于西周早期的《小盂鼎》中;“旅”仅1见,见于西周中晚期《伯晨簋》;只有始见于西周中期的拷贝型量词“田”的使用频率最高,总计达到10例之多,直到西周晚期仍在使用;但在东周早期文献中,拷贝型量词就已经彻底消亡了。

    羊,《说文·羊部》:“祥也。从,象四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甲骨文作“ ”(H19932)、“ ”(H20354),借羊角之特征来表示羊。牛,《说文·牛部》:“大牲也。”甲骨文作“”(H21120)、“ ”(H33698),像牛头角形,本义是名词牛。二者用作量词是由其名词义语法化而来的,仅见于西周金文同一铭文中,均只有1例:

    (13) 王令盂以□□伐鬼方,□□□聝□,执嘼三人,隻(获)聝四千八百□二聝,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俘)马四□□匹,孚(俘)车卅两(辆),孚(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西周早期,小盂鼎《集成》02839)

    甲骨文中称量“羊”“牛”均不用量词,如H32698:“甲午卜,又于父丁犬百、羊百,卯十牛。”到西周金文中同数词直接结合仍最为常见,如《友簋》(西周中期,集成04194):“易(赐)牛三。”金文中称量“羊”还可用量词“絜”,如《师同鼎》(西周晚期,集成02779):“孚(俘)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挈)用造王羞于黾。”潘玉坤认为:“牛和羊只用于作羊、牛的计量单位。”[15]173随着量词语法化的发展,拷贝型量词“牛”“羊”在此后文献中均未见。

    聝,《说文·耳部》:“军战断耳也。《春秋传》曰:‘以为俘聝。’”本义是名词“战争中割取的敌人左耳”,如《 GFDC0簋》(西周中期,集成04322):“隻(获)聝百。”但当用于“聝+数词+聝”构式中时,后一个“聝”显然用作拷贝型量词,仅见于《小盂鼎》铭文:

    (14) 鬼方子□□□三门,告曰:“王令盂以□□伐鬼方,□□□聝□,执嘼三人,隻(获)聝四千八百□二聝,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俘)马四□□匹,孚(俘)车卅两(辆),孚(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盂或□曰:“亦□□□,乎蔑我征,执嘼一人,孚(俘)聝二百卅七聝,孚(俘)人□□人,孚(俘)马百四匹,孚(俘)车百□两(辆)。”(西周早期,小盂鼎《集成》02839)

    由于“聝”的名词性一直很强,其作为量词适用范围自然就很小,只能用来称量其来源名词“聝”,在此后的语法化中没有得到继承,除西周金文外其他文献均未见。

    旅(旗),甲骨文作“”(H36475),表示军旗之下人数众多,本义为“师旅”之“旅”。金文中可以用作拷贝型量词,通“旗”:

    (15) 嗣乃且(祖)考侯于垣,易(赐)女(汝)秬鬯一卣、玄衮衣、幽夫、赤舄、驹车、画呻(绅)、帱爻(较)、虎帏、、里幽、攸(鋚)勒、旅(旗)五旅(旗)、彤弓、彤矢、旅弓、旅矢、戈、皋冑,用夙夜事,勿废朕令。(西周中晚期,伯晨鼎《集成》02816)

    赵鹏认为“旅”为军队编制量词,但与文意显然不符[16];马承源引《说文· GFDC1部》:“ GFDC2,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认为旅、鲁二字上古均为来母鱼部,声韵皆同,故可通[17];潘玉坤认为当读为“橹”[15]174;张亚初认为通“旗”[18]。从字形看,“旅”字与“旗”关系密切;从文意看,林宛蓉说:“赏赐物从鬯酒(秬鬯一卣)、衣服(玄衮衣、幽巿)、鞋子(赤舄)、车马器(驹车、画绅、帱较、虎帏、GFDC3 GFDC4、里幽、鋚勒、旅五旅),再到兵器(彤弓、彤矢、旅弓、旅矢、戈、皋胄),‘旅五旅’排列在车马器的最后,次序井然。”[19]无论从字形、字音还是文意看,“旅”都当读为“旗”。

    田,《说文·田部》:“陈也,树谷曰田。”甲骨文作“ ”(H20196),像方块田地之形。金文中用作“田”的拷贝型量词,始见于西周中期,使用频率较其他拷贝型量词略高,如:

    (16) 王爯旗于丰,矩白(伯)庶人取堇(觐)章(璋)于裘卫,才(裁)八十朋,氒(厥)贮(贾),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两、麀韨两、贲韐一,才(裁)廿朋,其舍田三田。(西周中期,裘卫盉《集成》09456)

    (17) 曰:“余舍女(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女(汝)贮(贾)田不(否)。”厉乃许曰:“余审贮(贾)田五田。”(西周中期,五祀卫鼎《集成》02832)

    (18) 易(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西周晚期,不其簋《集成》04328)

    按潘玉坤统计,西周金文中“田与数词的结合样式有三种:田若干田(五篇铭文),若干田(三篇),田若干(两篇)。后两式可以看成第一式的简略形式”[15]185,但从拷贝型量词的历时发展来看,本文认为第一种样式应是在后两种样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且不同的样式可以在同一篇铭文中出现,如:

    (19) 匡乃稽首于曶,用五田,用众一夫曰嗌,用臣曰疐,□朏、曰奠、曰……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曶田七田,人五夫。(西周中期,曶鼎《集成》02838)

    到西周晚期,在名词和数量结构之间还可以插入介宾结构,如:

    (20) 武公入右敔,告禽(擒):聝百、讯卌,王蔑敔,使尹氏受(授)赉敔圭瓒,贝五十朋,易(赐)田于敔五十田、于早五十田。(西周晚期,敔簋《集成》04323)

    在此后的发展中,同其他拷贝型量词一样,“田”在西周以后文献中亦未见用例。

    此外,另有学者所提出的其他几个拷贝型量词,如“祟”“奠”“封”等,本文认为可能均非量词;至于“邑”,其实并非见于西周金文中,而是见于春秋金文中,也难以确定为量词,学界或以之为制度量词,此不赘述[20]。综上所述,拷贝型量词的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拷贝型量词简表

    由上可见,汉语中的拷贝型量词早在商代甲骨文一期已经产生,发展速度缓慢,只有3个;到西周早期和中期,随着量词系统的发展及数量表示法中量词观念的加强,拷贝型量词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新兴拷贝型量词共5个,加上沿用的拷贝型量词“人”共6个;同时随着通用量词的语法化,到西周晚期拷贝型量词就基本消亡了,只有量词“田”仍可见用例;此后随着量词“田”的消亡,到东周早期拷贝型量词就已经彻底消亡了。

    二、从类型学视野看拷贝型量词的性质

    拷贝型量词的性质问题,即拷贝型量词是否是量词的问题,长期以来在语言学界存在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只是数词前面名词的重复而非量词,主要依据在于:一是后面的名词在概念意义和语音形式上,与前面的名词本身没有区别;二是从语法功能上来看,拷贝型量词只能同数词结合,而不能置于“数+量+名”结构中,因此诸多学者认为并不存在拷贝型量词,如王力说:“原始的天然单位表示方法是数词后面再加同样的一个名词。”[21]贝罗贝说:“由于能用在N1和N2位置的名词很少(Djamouri 1988认为只有3个),我认为在N1及N2位置的词如果被解释为名词——而不是‘相应量词’——会比较恰当。”[22]潘允中说:“以名词复用代替量词的,数在名中。”[23]麻爱民说:“通过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甲骨卜辞中的所谓‘拷贝量词’也即N2都是名词性质,而非量词。”[8]也有学者明确承认其量词性质,陈梦家说:“‘人十又六人’的第二个‘人’是单位词而非名词……‘羌百羌’‘人十又六人’之例,单位词与数词前的名词是同名的。”[24]黄载君说:“第一个人是名词,而数词后加‘人’就只能属于量词。”[25]还有学者认为其词性介于名词和量词之间,管燮初说:“中心语是数词两端的两个人字,后面一个人字的词性已经介乎名词和量词之间。”[26]但管先生在此后“量词”一节的分析中却不包括此类量词,亦可见其态度。李若晖所列的甲骨文量词虽然包括了拷贝型量词“人”,但又认为其词性不定[27]。由于拷贝型量词的特殊性,正如蒋颖所说,对其词类的判定无非有三种选择:一是仍归入名词;二是归入量词;三是作为交叉词类,独立作为一类。但“第三种选择不符合汉语词类的科学分类,因为反响型量词在东周以后就基本不再用,为它另立一个新类既不经济,也不能反映汉语词类发展演变的面貌”,“第一种归入名词的选择简单经济,但不能体现名词由于所处位置的变化而带来的词类属性的改变”[28]140。通过全面考察殷商两周拷贝型量词的使用情况,本文赞同蒋颖之说,并将殷商西周“名1+数+名2”结构中的“名2”称为“拷贝型量词”,虽然并非典型量词,其语法化程度较低,但毕竟已经开始了从名词向量词的语法化,可以将其作为量词的一个独特子类。

    首先,从类型学视野来看,汉藏语系中藏缅语族的缅语支、彝语支和一些语支未定的语言中广泛存在拷贝型量词,如独龙语、载瓦语、阿昌语、基诺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纳西语、怒语等;侗台语族的泰语、傣语、老挝语等也存在类似现象。汉语“名+数+名”结构中后一个名词和前一个名词的形式是完全相同的,但在其他语言中往往可以采用不同的拷贝形式。如纳西语可以采用全拷贝的形式dv33phi31(翅膀)d 33(一)dv33 phi31(翅膀),也可以采用后半拷贝dv33phi31(翅膀)d 33(一)phi31,或者前半拷贝dv33phi31(翅膀)d 33(一)dv33,甚至可以采用省略拷贝的形式dv33(翅膀)d 33(一)dv33(翅膀)[29]。拉祜语也是如此,在85个反响型量词中只有2个重复整个双音节,其他83个无论几个音节都只取一个音节,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往往取后一音节,亦可取前一音节,甚至中间的一个音节,如i35ka54 31pu33(池塘)te53(一) 31(个)[30]。由此可见,拷贝型量词与其来源名词在语法功能上显然是不同的。因此,由于记录汉语方块汉字的特点,“从与亲属语言对比的角度来看,汉语反响型量词与来源名词形式上的相同不应该是判断其词类属性的决定性标准”[28]140

    其次,从量词语法化历程来看,拷贝型量词已开始从名词向量词语法化,虽然语法化程度还不高,滞留着大量名词的特征,与后世语法化程度高的个体量词还有很大差别,但这也正能体现早期量词的不稳定性,反映出量词语法化之初的语法特点。虽然这些拷贝型量词在后世大多没有得到继承,但这并不能否认拷贝型量词在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正是“名+数+名”结构中后一个“名词/量词”语法位置的出现,推动了汉语量词的语法化。李宇明说:“由名词到量词,是一个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过程,拷贝型量词的出现是这一语法化过程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名量词词类开始建立。”[7]另一方面,早期量词往往处于“名+数+量”结构中,直到宋元时期,“数+量+名”结构才在数量表示法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以拷贝型量词不能用于“数+量+名”结构作为判断其是否是量词的标准,显然也是不符合量词发展史规律的。而且,拷贝型量词“人”获得了进一步语法化,虽然其语法化程度一直不高,但在唐五代时期可以用于“数+量+名”结构成为典型量词。

    最后,从汉语拷贝型量词的发展和消亡来看,拷贝型量词早在一期甲骨中已经产生,是最早产生的量词种类,推动了通用量词系统的产生和发展;到西周早中期,拷贝型量词的发展迅速达到顶峰,随着语言中使用量词观念的加强和通用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拷贝型量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被通用量词所迅速取代。可见,通用量词对拷贝型量词的兴替,并不能说明拷贝型量词在量词史上作用不大,而是恰恰相反,这正反映了拷贝型量词在量词语法化萌芽期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三、从类型学视野看拷贝型量词的功能及语法化动因

    殷商西周时期所见拷贝型量词数量较少,使用频率也很低,再加上研究者的统计不够全面和准确,学界长期以来甚至往往不承认其作为量词的地位,这也给拷贝型量词语法功能、历时发展、语法化动因及其机制的研究造成了障碍,而对汉语量词的深入研究必须进入跨语言比较,基于类型学视野参考其他语言拷贝型量词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拷贝型量词的语法功能及其消亡原因。

    (一) 拷贝型量词的功能

    汉语中的拷贝型量词数量较少,使用频率很低,而且早在东周早期就已彻底消亡,可见并不具有使用上的强制性,即使在殷商西周文献中称量同样的对象时往往也是可用可不用的,但结合其他语言拷贝型量词的使用情况,可以发现拷贝型量词产生后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优势。

    首先,拷贝型量词可以补足音节,与单音节的数词组成双音节的数量结构,从而使韵律更为和谐。李建平、张显成认为随着汉语双音化的发展,“名+数”结构中单音节的数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时其音节上的不和谐就突显出来,而拷贝型量词同数词的组合就解决了这一问题[31]。其他拷贝型量词丰富的语言也是如此,如拉祜语对双音节词一般只拷贝其一个音节,“这与藏缅语反响量词比较发达的语言有共同之处,也可视为反响型量词的一个类型学共性……起到增强音韵效果的作用”[28]146。其实郭绍虞早已指出,量词“最初很可能是带些声气作用,而后来才逐渐形成为量词的”[32]

    其次,在调剂音节的同时,拷贝型量词的出现也进一步增强了表意的明晰性。如王宁所言:“怕是因为上古汉语是单音节语,若是事物与单位合二为一,在计算数量时,语段未免太短,不够清晰,所以才把事物与单位一分为二,因此,上古汉语中虽有‘人十’与‘人十人’之说,但口语中,‘人十人’怕比‘人十’要清晰得多……由‘人十人’逐渐开启了事物与单位分流的因缘。”[33]沈培也认为在这一结构中“后接量词复指以进一步强调”[34]。显然,拷贝型量词产生后新兴的“名+数+量”结构,比原有的“数+名”结构或“名+数”结构在表意上更为清晰。当数词所表示的数量较多、长度较长的时候,拷贝型量词还能起到提示、强调中心名词的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汉语的名词本质上都是不可数的(uncountable),因此需要个体量词使名词变为有界的、可数的[35],这一观点虽然学界仍有争议,但量词可以标示名词数范畴的作用毋庸置疑。从世界语言的宏观视野看,量词范畴和复数标记在一种语言中往往不能并存,汉语就是没有典型的复数标记而采用了丰富的量词来标示数的范畴。总之,正如李若晖所言:“实则量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每一适宜之处外显,只是因各具体对象内容的不同而带有各自的语用特征。”[27]

    (二) 拷贝型量词语法化的动因

    蒋颖通过对汉藏语系名量词的系统考察,发现藏缅语族中有的语言没有拷贝型量词,如景颇语、藏语;而有的语言中拷贝型量词非常发达,甚至几乎所有名词都可以通过拷贝方式进入量词系统,成为拷贝型量词,典型的如哈尼语、泰语等。那么,为什么汉语中的拷贝型量词早在殷商就已经产生却又很快就消亡了呢?蒋颖提出主要有语序因素、句法关系因素、语音形式因素三个方面的原因[28]148-150。所谓语序因素,是指因为“名+数+量”语序的存在促使拷贝型量词的产生,而“数+量+名”语序的存在则抑制了拷贝型量词的发展。但该说与汉语量词发展的历程并不符合,因为早在西周时期拷贝型量词就消亡了,而西周时期“数+量+名”语序还没有产生,直到东周时期这一语序在数量表示法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李宇明说:“拷贝型量词在表达上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很不经济;大量的同形同音现象不仅模糊了名、量两类词的界限,也不合一般的语言听感。因此,当量词观念逐渐建立起来以后,拷贝型量词逐渐被其他名量词替代是必然的……由其他量词构成的‘名+数+量’和‘数+量+名’格式,为拷贝型量词的发展提供了方向。”[7]在汉藏语系的诸多量词语言中,有些语言发展出了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拷贝型量词系统,如哈尼语、纳西语等,那么“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的经济因素虽然无疑是拷贝型量词发展的局限性所在,但显然不是拷贝型量词消亡的根本动因。综合早期拷贝型量词的发展与消亡历程来看,本文认为拷贝型量词在汉语中消亡的根本动因是李先生所提及的语音形式因素,即大量的同形同音现象既模糊了名词和量词的界限,也不符合语言听感,也即蒋颖进一步阐释的“这种完全同形显然不适应表达更抽象的概念,也难以进一步语法化,因而制约了反响型量词的发展”[28]>148。同时,语法化中的语义滞留(persistence)也是拷贝型量词消亡的重要原因。

    首先,语音形式的因素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上古汉语单音节的特征限制了拷贝型量词语音形式的变化,导致了韵律的不和谐。拷贝型量词发达的语言,在拷贝型量词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伴随语音形式的变化。如纳西语可以采用全拷贝、后半拷贝、前半拷贝、省略拷贝等多种不同形式。又如哈尼语,可以采用全拷贝的方式,如mja33(眼) i31(两)mja33(眼);也可以采用前半拷贝的方式,如取“bu31za31(罐)”中的“bu31”作为罐的个体量词;但最常见的是后半拷贝的形式,如取“mja33xa33(背篓)”中的“xa33”作为背篓的个体量词[36]。前文所举拉祜语用例亦是如此。这种部分拷贝而来的拷贝型量词突破了完全同形的语音形式限制,单音节的数词往往可以和半拷贝而来的音节构成双音节的和谐韵步,从而优化了语言听感。而上古汉语中的名词都是单音节的,“人”“羌”“牛”“羊”“田”等显然都无法采用这种半拷贝方式改变其语音形式,这也就限制了其语法化的进一步发展。其二,汉语中拷贝型量词与名词完全相同的语音形式,模糊了名词和量词的界限,从而也容易导致语义的混淆。例如“羌百羌”的结构方式有两种分析:一是分析为“羌+百羌”,后一个“羌”作为量词同数词构成数量结构修饰前面的名词;二是分析为“羌百+羌”,后一个“羌”作为名词复指前面的“名+数”结构,由于前后两个“羌”在形式上的完全一致而无法区分其性质;而纳西语、哈尼语等拥有较为发达的拷贝型量词的语言中,采用部分拷贝的形式,则可以明确区分量词和名词。

    其次,语法化中的语义滞留也限制了汉语拷贝型量词的发展。殷商西周时期之所以最早产生的拷贝型量词为“人”“羌”“牛”“羊”“田”等,是因为这些名词在数量表达中的高频使用,从而最早萌发了量词的需要;同时,正由于这些名词的高频使用,其名词义限制了其适用范围的拓展,也就限制了其进一步语法化。当然,这种语义滞留不仅在汉语中存在,在拷贝型量词发达的语言中也是如此,从而导致随着语法化的发展,拷贝型量词逐渐被专用量词所取代,如哈尼语中“由名词转化而来的名量词,原词的词义逐渐虚化向专用量词方向发展”[36]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量词丰富是汉语乃至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诸多量词语言的重要特点,因此量词研究也一直是语言学界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课题之一,而产生时代早、语法化程度低的拷贝型量词作为其独特的子类受到了语言学界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丰硕,对其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也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等文献的全面系统考察可见,早期学者对上古汉语中拷贝型量词产生时代、历时发展与消亡时代的描写过于粗疏,甚至多有偏误,后来学者则往往递相转引以致积非成是,从而影响了对拷贝型量词语法功能和语法化动因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事实上,拷贝型量词早在殷商一二期甲骨中已经产生,但发展速度非常缓慢,直到西周早期发展至顶峰,而后就迅速衰落,到西周晚期文献仍可见用例,东周初期彻底消亡。通过对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量词语言的综合考察来看,拷贝型量词的使用较为普遍,且形式多样,其量词性质是无可置疑的,其产生对量词系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汉语中拷贝型量词及相关称数构式的产生,是量词语法化的第一步,对量词语法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量词一旦产生,其作用就在每一适宜之处外显,既可以调剂音节使韵律和谐,又可以增强表意的明晰性。随着量词系统的发展和量词观念的日趋建立,西周初期拷贝型量词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是,由于语法化中语音形式和语义滞留的限制,随着典型量词的产生,拷贝型量词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西周中期以后就迅速被新兴的个体量词所取代而消亡了,这也正体现出拷贝型量词在汉语量词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可见,我国历代文献典籍浩繁,资料众多,为汉语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也导致穷尽性调查研究工作量的庞大,但是汉语发展史的研究首先应当基于全面文献调查基础上的共时描写,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历时比较;同时,又应进入跨语言比较分析其共性与特征,在类型学视野下分析其演变的动因与机制,方能得出更为准确而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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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chronic Development and Motivation of Message-Copying Classifi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LI Jianping
    Abstract: Message-copying classifiers originated from the oracle in the first period of Yin and Shang Dynasty which developed slowly. They reached their peak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declined rapidly. They were still used until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completely disappeared in the early Eastern Zhou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the message-copying classifiers are widely used and diversified, thus the classifiers for sure. And the message-copying classifiers promo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individual measure words, but have no further grammaticalization due to the phonetic form and the lingering semantics. Therefore, they completed their mission and disappeared rapidl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authentic individual measur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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