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伦理的理论话语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建构和分化，不仅充分诠释了教师伦理研究的学理关注效应，也有效体现了教师伦理的实践诉求。因此，探讨教师智慧伦理应将其置于具体的教育环境中，厘清其何以必要。

教师伦理始终是被嵌入社会变迁与教育变革之中的，具有独特的伦理文化烙印。社会需求的转变与教师伦理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结构。因此，对教师伦理的现代解读需要回顾和分析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

教师伦理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聚合了理论者和实践者对教师伦理发展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标准。从历时性视角看，我国教师伦理历经了“圣贤道德―职业道德―专业道德―专业伦理”的发展变迁^[1]。从教师伦理的发展演变来看，其发展历程更加凸显教师的工作性质与专业自律，更加适应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的需要，也更加契合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整体目标。显然，基于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的现实需要，加之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教师伦理会不断调整自身的适应性与发展边界，处在永无止境的动态发展变化之中，并呈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特征。当前，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智能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制度与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一是社会异质性凸显，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智能技术的不透明性使被人类奉为永恒的价值观受到质疑；二是社会发展失衡与断层，尤其智能技术的发展拉大了各个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教育样态：教育场域不断拓展和延伸、知识生产网络化、教育资源共享等特征以及人机协同的教育发展趋势日益凸显，与之相伴的是教师教学时空的无边界化、教学工具的智能化、教学关系中的人机交互以及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于教师而言，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更新了教师专业发展范式，变革了教师工作形态，为教师专业发展尤其教学技能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相伴而生”^[2]，“智能技术链式突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与风险性引发社会对教育系统变革的普遍担忧”^[3]，教师伦理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因素，如教师角色焦虑、情感危机、教育主体权利嬗变、隐私泄露等。

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时代。作为“类存在物”，任何人都只有在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中才能作为人而存在和生活。而“作为符号和行为系统的文化一旦形成，相对于个体就具有强大的客观先在性——一个具体的人总是被抛入特定文化环境中的”^[4]。这种文化环境之于个体具有物质和意识上的先在性，但个体面对特定的文化仍然可以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即被动适应或主动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伦理作为社会实践的存在，同时兼具主体性和客体性，必然要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作出回应，即对教育领域的道德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既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又要直面特定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由此，教师伦理被人工智能时代赋予了新要求，在新旧伦理道德的价值冲突与碰撞过程中，或不合时宜而不断消失，或主动求新求变而不断发展。这也意味着人们无法用现有的教师专业伦理去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师伦理诉求。因此，教师智慧伦理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形态应运而生并得以凸显，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形塑教师伦理的理论形态，这样才能使人们对教师伦理价值判断进行合理辩护。从伦理发展来看，教师智慧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教师专业伦理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教师专业伦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定表达。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要应对“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构成的“四元世界”^[5]，尤其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带来的整个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教育中的人伦关系。其中，教师伦理作为“调节教师与领导、组织、同事、学生、家长及其他相关主体利益关系的价值体系”^[1]，其传统的教育伦理关系和实践范畴被人工智能打破，原有的伦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就教师伦理而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突破了原有的教师伦理边界，拓宽了教师伦理范围，增加了教师与智能技术的关系等新维度。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教师自由自主的范围被扩大，同时教师作为责任主体的伦理实践对象和范围等也都得到扩展，教师面临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伦理实践情境。

具体来说，以往伦理关系以“人―人”为主，而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问题不断出现，教育伦理关系则变成“人―机―人”。当前，智能技术的应用让物理学习时空逐渐和虚拟学习时空交织融合，人开始和智能机器共存，以“人”为中心的教育面临更加扑朔迷离的现实语境。人本身不只是单纯的生物实体，而是带有社会文化特征的主体，这种社会文化特征表现为人的建构性，即人在社会文化语境下会形成自身在阶级、性别、种族、习惯、风格等方面的建构性。具体到教育场域，教育主体总是会受到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习范式以及课程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形成特定的感知方式和行为特点，如教育主体呈现的不同姿态、手势动作以及行为习惯等。也就是说，人本身会在教育实践中建构自身的体验式逻辑，并承载相应的文化象征，其中包含着对价值观念、道德倾向等方面的感知与理解。显然，“人―人”交往彼此依赖，形成文化协商与互动。这种文化互动是教育主体安全感的认知依托和情感依托，并通过自我形塑重构文化身份认同感。但这些美好的愿望、价值以及各种外部表现正在被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人”模式改变。智能技术对人的重塑不仅使现实中的人在虚拟学习场域的存在意义及学习体验得到增强，而且还用各种方式对现实中的人进行分化、重组与再造，实现“数字化永生”。例如，将现实中人的脸部状态、指纹、体型等以数据化形式映射到虚拟教育场域，并根据这些数据信息重建身体行为。如此一来，教育主体的身体就被拆分成了不同的“数字化元件”，以数据方式生存于虚拟空间。这些数据是对真实身体的反映，一些相关软件可以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来预测或影响学习的需求与行为。但这种数字化生存方式脱离了人的主体意识，仅具有感知、运动、控制等作用，无法承载身体之于教育的全部意义，这就挑战了作为主体的人在价值观念、道德倾向等方面的文化建构性。由此一来，教育主体“作为‘人’的本质降格为剥离了一切文化建构性、仅保留身体之生物性特征及其行动轨迹的‘赛博格个体’”^[6]，教育主体在道德情感、行为意志、个人认同等方面的文化建构性会被逐渐消解，其本身的文化性质和意义将不复存在，造成教育主体的文化建构失序现象。

这一系列变化与挑战不仅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提出了新的发展诉求与价值期待，还表明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必须进行一系列变革与重塑。在此背景下，以往教师伦理已不能满足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发展的现实诉求，这就需要考察“以什么样的教师伦理来应对时代挑战”，而教师智慧伦理概念的提出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一问题，有利于为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发展勾勒出参考路向。

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了社会时空的深刻变化，而“时空的演化带来了角色与行为的变化”^[7]。随着社会时空的发展变化，教师的社会行为和角色发生变化，教师伦理的价值功能也就会发生改变。

“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而“每一个特定的场景都有具体的规则和角色”^[8]21。在传统社会，场景是根据“有形的地点”来定义的，教师伦理根植于以地域为界限的场景之中，并要求教师作出相应的伦理行为。因此，地域界限和面对面交往是教师获得信息并作出具体行为的基本依据之一。另外，从伦理学视角看，教师伦理是指对一般伦理的具体化阐释，注重在教育情境中去思考教师应遵循的理念、原则和基本的行为规范^[9]，注重教师伦理道德的培养以及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显然，已有的教师伦理价值主要定位在教师专业内部以及教师专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两方面，聚焦于教育关系、教师道德维度、教师伦理信念以及教师的社会地位等方面。教师伦理价值定位于教师专业内部、教师专业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具体会涉及教师与学生、家长、领导、同事、社会及专业团体等方面。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教学时空场域延展，主体交互方式多样化，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发生在具有交互性、大众性、公共性的网络与现实之中。在此背景下，教师伦理实践已经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并且面临场景重组之后新的社会环境。而新的社会环境将会改变教师原先的身份和行为，影响教师的伦理行为和角色，带来人们对教师“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进而引发教师伦理价值功能的转变。

无疑，面对新的教育情境，传统教师伦理的价值功能显然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因此，教师智慧伦理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统教师伦理的不足，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有效解决教师伦理问题的新思路。具体来说，教师智慧伦理的价值功能在继承以往价值功能的基础上，应该扩大其适用范围，即教师伦理的规约对象不仅要包括所有教育专业人员，还要涉及教师与技术、教师与智能机器、“人―机”合作学习方式等范畴，由此形成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责任规范。除此之外，面对越发不确定的未来社会环境的变化，教师伦理价值功能应该指引教师更加关注未来社会进步、教育改革以及自我发展。一方面，教师要从掌握单一的能力到拥有多样化的技能，从发挥个人作用到学会人机协作，不断促进自身发展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另外一方面，教师需要积极寻求专业发展，更加注重教师职业道德、专业素养的提升，追求人的生命意义、体现生命的价值、观照生命的质量，不断提升生命智慧。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抽象表达，是思维的起点，“关乎人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借以获取真理的前提和手段^[10]。“教师智慧伦理”概念体现出教师伦理内涵和特征的时代变化，从概念解析、概念预设以及概念本质三个方面对教师智慧伦理进行概念解读，把握其基本特征与本质属性，对明确教师伦理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文献看，学界关于教师伦理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普遍将教师伦理看作一种“规范”或“准则”。例如：有学者认为，教师伦理是基于教师专业特性制定的伦理规范^[11]；还有学者指出，教师伦理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一致认可并自觉遵守的行业内部规范和准则^[12]。在分析已有教师伦理概念的基础上，立足“立德树人”的基本立场，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定背景与教育教学中的主客体关系，采取“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可以更为准确地界定“教师智慧伦理”这一概念。“属加种差”定义法中定义项是由被定义概念邻近的“属”和“种差”所组成的，其公式为：被定义项=种差+邻近的属概念。用“属”加“种差”的方法下定义，首先要找出被定义项邻近的属概念，即确定其归属类别，因与智慧伦理邻近的属概念为伦理，智慧伦理属于伦理的一个类别，故具有与伦理相关的属性和功能。其次，要找出属概念之下其他并列的种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差别，即“种差”。教师智慧伦理与其他类别的伦理相比，突出强调教师在注重个性、融合、跨界的智能教育环境下的智慧化育人能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师智慧伦理更加强调教师所具有的智慧特性，尤其着眼于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智慧生成；二是教师智慧伦理更加注重教师伦理发展的育人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突出表现为以人工智能技术的“情感化运用”为标志。最后，要把“种差”和“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教师智慧伦理概念，即教师智慧伦理是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中所应遵循的伦理规则或规范以及形成的基本伦理关系，能有效指导教师胜任智能教育环境下的教育教学实践。具体而言，教师智慧伦理的内涵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教师智慧伦理是深度诠释教师智慧的伦理体系。从词源含义看，要理解教师智慧伦理的本质，就要追本溯源，挖掘智慧的内涵，才能真正领悟其“智慧”的价值。“智慧”一词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在英文语境中，“智慧”有思维敏捷、智能之意，主要指利用各种知识、经验和手段，对未来预先作出决策或判断的能力。而在汉语中“智慧”这一概念的内涵要远丰富于“智能”，其中“智”主要指智力、能力，而“慧”主要指慧识、慧根，在实践过程中“智慧”主要指灵活、迅速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概言之，智能是指心智的唤醒与执行，智慧是指心智的感悟与创造。由此，智慧是一种“高阶思维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13]，更加强调反思、辨别、创造、批判等能力。除此之外，智慧还强调“文化、认知、体验、行为的圆融统整”^[13]，更加注重整体利益，关注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力求通过自我整合达到利人利己的状态，这属于价值观驱动。将智慧的含义引申到智慧伦理的概念中，实际上就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的智慧特性，即教师智慧伦理不再被以往教育关系所规定，而是在智能化教育环境中生成且凝聚着智慧与审美、思考与对话、理解与共情的伦理形态，它破除一切陈旧的传统观念，抛开一切不合时宜的价值功能，在智慧的、创造性的及整体的对话中寻求一种秩序化、合法化的人伦关系。

其二，教师智慧伦理具有“德才兼备”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智慧在本质上是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14]。因此，教师智慧伦理应当具有“德才兼备”的特征。对教师智慧伦理而言，“德”应以提升教育质量和增强学生的幸福感为出发点，即以人为本，“才”是指教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德才兼备”，才能体现教师智慧。当前在教育领域，“智慧”这一概念“通常包含心理学意义上的‘聪敏、有见解、有谋略’和技术上的‘智能化’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15]。前者指向教师的“德”，基于教育视角强调教师智慧伦理不是对以往教师伦理的简单继承，而是以“智慧”为核心的综合素质培养与生成的过程，其价值取向是育人，以此引领统摄智慧的内涵以及智慧与教师伦理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教师智慧伦理概念的界定起点。后者指向教师的“才”，基于信息化视角强调教师对智能技术的智能化、情感化运用。其中：智能化指向教师利用智能技术优化教学模式、营造智慧教学环境的过程；情感化指向教师巧妙地避免或机智地处理智能教育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矛盾，形成对智能技术的专业性反思和伦理态度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形成对教师智慧伦理概念的多维理解，即教师智慧伦理包含“育人为本”和“智能技术的伦理化使用”两种价值取向。

从概念解析可以看出，教师智慧伦理不是简单的“规范”或“准则”，而是一个复杂概念，涉及多种因素的相互交织。基于此，为了更好地明确教师智慧伦理的概念，我们需要从教师智慧伦理的概念预设考察其内在规定性。就“智慧伦理”概念而言，其预设了相应的信息，而这往往需要对现存的话语进行判断。基于教师智慧伦理概念的定义，其概念预设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师应具有基本的智慧品性。媒介情境理论认为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会带来新的情境变化，而情境的变化又影响了社会行为和角色的变化。“对人们交往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场地本身, 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8]33。也就是说，从旧情境到新情境，作为社会状态的基本元素——信息传递模式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社会角色和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前，人工智能延展了教育时空，拓展了教学空间，使学校物理环境、教室教学环境、网络学习环境充分融合。时空的演化带来教师角色与行为的变化，即教育关系从“人人”转向“人机协同”，形成“人机共创共教”的教育教学新常态。这种教育教学新常态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行为规范要求，即教师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与伦理智慧。因此，“智慧”就成为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有效地解决教育伦理问题应具有的基本品性。

第二，教师教学本质是一种智慧性伦理实践。一方面，从教学工作本身来看，教师活动是一个“混沌系统”，无法用任何既有的“普遍规则”去把握^[16]。换言之，教学工作的复杂与艰巨使教师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变得异常困难。从“技术赋能教学”的实践来看，智能技术的应用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学工作的诸多问题与困境，如教学的“唯技术化”倾向、缺乏人文关怀等^[17]。这就需要以教师智慧去应对。另一方面，从身体与教学的关系看，现代智能技术的发展“正从不同方向侵入身体世界并塑造新型身体”^[18]，“深入改变关于人主体性叙事的基本图景”^[19]，挑战教学的主体性，带来一系列伦理风险。这就迫使教师重新思考身体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的意义，并为教师重新认识、重构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第三，教师本身就是教育服务者。教师智慧伦理强调教师专业“服务性”特征，要求注重服务而非回报。但这种“服务性”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原因在于教师伦理角色不断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知识权威角色的弱化、知识传授角色的让位与价值引导角色的强化。但传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和道德引领的价值定位却根深蒂固，这种传统文化中教师自我期许、自以为荣的神圣道德价值和内在需求，为师者能够“以身载道”并通过模范言行实现“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使命^[4]，以及当下人工智能带来的教师角色变化共同构成了教师艰难的伦理角色处境，造成教师的应有作为变得“模糊”起来。其结果不仅影响着教师的职业幸福，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20]。这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教师需要以正确、合理、适当的方法重建当代教师服务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服务质量，形塑教师品质，为教师赢得良好声誉。因此，教师智慧伦理概念必须内蕴教师的服务性。

概念本质决定了教师智慧伦理区别于以往教师伦理的特有属性。探寻教师智慧伦理的概念本质有助于恰如其分地认识教师智慧伦理，由此对教师智慧伦理的内涵进行深入理解。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为教师伦理注入“变”与“不变”的双重逻辑，既包括教师伦理自身内在发展需求，又包括外部条件的“促逼”作用。“变”与“不变”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需要在“变”与“不变”中分析教师智慧伦理概念的本质，进一步明确教师智慧伦理概念。

就“变”而言，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正在重塑教育形态。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其伦理形态亟待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升级。传统教师伦理显然已经无法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形态的发展变化，难以符合当前教师伦理发展的要求。而教师智慧伦理可视为对原有教师伦理的转型升级，在强调教育教学核心价值以及教师角色的发展特性等基础上，凸显教师运用智能技术的观念与知识技能的提升要求。因此，教师智慧伦理是建立在智能技术使用基础上的一个多元化、有层次的概念范畴，是整合了知识、技能、素养以及品格的伦理形态，本质上是智能化和人性化的统一。就此而言，教师智慧伦理不仅要关注智能技术如何促进教育变革，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升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力，创造性地探索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同时还要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定背景，顺应时代发展浪潮，回应教师伦理发展的现实诉求，即注重培养教师智慧性思维能力，提高思维品质，以此促进教师更好地胜任教育教学活动。

就“不变”而言，教师伦理的基本内涵没有变，具体包括“为己”与“为他”两个方面。其中，“为己”指的是教师自身伦理的塑造和提升，其精神内核就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教师专业矢志不渝的心理状态和价值判断”^[21]。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一方面需要形成以服务精神和道德自律为基础的教育生活方式，以此促进专业水平的提高和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22]；另一方面，教师也需要实现自我价值，寻求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之间的契合与平衡。“为他”指教师的核心工作应该聚焦于人才的培养。虽然人工智能促使教育变革的着力点在于利用技术推动教育创新和变革，但是其本质在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培养人才”。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的发展应该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并围绕“立德树人”构建数字化、科学化、智能化育人体系，更加凸显技术赋能，促进智能化育人研究和实践范式变革，构建育人新生态。总之，教师伦理“为己”与“为他”的精神内涵，即使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自身内在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生仍旧是教师智慧伦理发展的突出任务。

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不断凸显其独特优势，在教师伦理发展与道德建构中不断释放其革新力量，赋能教师伦理由专业伦理向智慧伦理转型。在实践维度上，教师智慧伦理应遵循适应社会需求、引领教育技术应用与实践的核心理念，实现其在角色、人文、技术以及空间四个向度的发展目标。

人工智能让教师在智能化教育实践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也缺失了教师职业角色所提供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教师角色危机”成为智能化教育生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教师角色的“脱嵌”与“消匿”、教师角色的“被促逼”与“被订造”以及教师角色的“数据化”“单一化”等现象^[23]。从本质上说，这些角色危机缘于教师对智能技术的被动适应与盲从。

在此背景下，教师不仅要考虑自身存在的意义，还要考虑自身应该作为什么样的伦理角色存在。教师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角色，反映了教师这个身份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工作态度和价值观。教师伦理角色既含“教书”，也含“育人”，其实质就是要求教师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其伦理角色发展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公正的、认真的、值得信任的、负责任的、诚实的和勇敢的人^[24]。当前，教师面对的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教育场景，教师伦理角色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相比传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内涵，教师伦理角色面临着智能化教学环境带来的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智慧学习空间、数字化教学资源以及智能化教学活动等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产物”，如若教师被动适应智能技术，甚至不假思索地盲从智能技术，就会导致教育创新与发展受到思维阻碍。

为此，教师智慧伦理要求教师对自身的伦理角色进行相应的转变和重构，从被动适应技术转向主动引领技术发展。这就要求教师面向未来，转变传统观念，重构教师伦理角色，进而为促进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发展提供精准服务、创新服务、特色服务。一方面，教师角色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因此，教师智慧伦理要求教师要不断根据教学情境的变化来评估与调整自身角色，并借助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创新，机智而巧妙地处理教育实践中的伦理冲突，更加高效地达到所追求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教师智慧伦理还内蕴了教师“育人”价值观。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高度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时代，“人机共创共教”是教育教学的典型特征，人类教师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和能力上，更多地承担“育人”角色，厚植教育情怀，注重提升教育智慧、创新能力。同时，教师要注重培养自身向善品性，以此帮助自身顺应“人机协同”“人机互动”“人机共生”的方式，并充分利用“人机融合”的力量，实现“育人”的价值目标。总之，从适应到引领, 映射出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伦理角色与教学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 也凸显教师从被动到主动的跨越式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的物质基础日益雄厚，现代性观念与生活方式显示出强劲的吸引力。在此情境下，“美好生活”之于教师已经从单纯的哲学思辨问题变成现实中需要面对的日常问题。“人是价值的存在”^[25]这一思想的确立赋予教师智慧伦理一种新的内涵，即它内在地要求把人性化放在首要位置，有助于构建教师美好生活，加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

“美好生活是一种在善的价值指引下，人通过自由自觉的生活实践来实现一种总体上满意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秩序”^[26]。因此，在向善观念指引下，我们可以将教师美好生活理解为在公平正义的制度中通过个体自由自觉的生活实践来达到自身满意的生活状态。这种美好的生活状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以物质丰富为基础，但超越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第二，教师美好生活在本质上是不断实践、持续发展的；第三，教师美好生活状态并不是虚妄的空中楼阁，也不是教师心中无奈的遥不可及的梦，它结合了理想与现实、当下与未来，既有对现实的真切观照，又有对理想的美好憧憬。教师美好生活的实现除了外界力量的参与，更需要个体具有独特的能力，比如对自我生活的规划与反思、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智慧、勇敢且积极的生活心态、与外界和谐共存的情怀以及自觉实现美好生活的能力等。人们探寻并追求教师美好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于实现教师生活的“善”，促进教师的自我实现与良好发展，达至人性的完美化。

构建教师美好生活，是为了回归教师人本关怀，即回到人性原点，追求生命的本质意义。人工智能对教师伦理的变革不仅是为了解构传统教师伦理，更是为了回归教育的本来面目，重塑教育实践的意义，重新审视教育价值观，厘清教师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嵌入人体，改变人体结构，强化生命，但却无法突破人的本质特征，而教师智慧伦理的终极关怀可以让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实现完美协调，构建“人机协同智能层级结构体”^[27]，从而达成人性、生命、智慧三者的统一。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智慧伦理被赋予生命关怀的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实现对人的本质回归——生命教育。这是一种指向人的终极关怀的教育理念，它聚焦于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充分考量了人的生命本质和生存价值，符合人性要求，即教育要以人的生命为开端，又以回到群体的生命环境之中为最终归宿。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诸如技术霸权、数据隐私泄露等风险，在其本质上就是时代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颠倒和误置。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教育生活变得更加“理想”，但隐匿了这种“理想”背后的残酷现实。或许正因为如此，“技术向善”才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批判反思模式。于教师智慧伦理而言，其技术向度就表现为教学的技术向善，即在技术与教学相互适应、双向共融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建立“人－技术－教育”的内在一致性，实现育人目标。

技术与教学本是两种异质性力量，而教师作为媒介连接了二者。受以往教师伦理的认知框定，教师更重视对技术的简单运用，即“用技术教”。具体来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以绝对的“主动”角色出场，根据自身偏好和教学需求选择相应的技术工具，而与之不相配的技术则处于“被选择”的状态。在此背景下，技术并不具有自主性，其价值取决于教师教学如何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技术的工具性定义。这种以技术驱动教学的能力培养虽然提高了教师的技术实践能力，但忽视了智能技术与教师情感、态度等重要教学因素的融通，极易造成“教师教学热情减退、学生学业压力过大、师生沟通交流不畅”等负面影响^[28]。从根本上看，“用技术教”反映出教师一直是用静态的、还原式思维看待技术与教学的关系，既忽视了教学的复杂性、预设性与生成性，又掩盖了通过技术变革教学的多种可能性。这或许可以解释教育领域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现象，即为什么教育教学变革与发展总是滞后于技术，或者技术为何没有掀起教育教学革命。

作为教师伦理发展的高级阶段，教师智慧伦理的概念从效率、作用等技术化层面的外部因素延伸到教师个体发展与学生成人成才的价值定位等内在范畴。在此指引下，“用技术教”将转向“用技术学”，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强调教师对智能技术的使用不再是为了外在效用的满足，而是更加强调教学育人的功能与核心价值；另一方面，从教到学，更加突出了教师在技术使用过程中的“人本”理念，在智能技术赋能教学的基础上，以学生的“学”为中心，重点培养学生利用智能技术思考问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师生在人机互动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伦理态度，以此促进教学可持续发展。显然，“用技术学”不仅成为当前教学领域的技向善术导向，还以精准地击中“用技术教”的“痛点”而“出圈”。可以说，“用技术教”转向“用技术学”将真正实现对教学生态的重构以及对人本价值的重视。

空间是教师智慧伦理得以实践的场域，教师智慧伦理实践空间包括“生长空间”和“育人空间”两个方面。其中，生长空间指向教师个体发展，育人空间指向学生全面发展。

一方面，延展教师智慧伦理的生长空间。教师智慧伦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教师伦理思想与实践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路径”^[29]。从人本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突出强调人本意识、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西方社会，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自由、尊严和存在价值得到彰显，近代科技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思考，在理论和实践中彰显出人本化的发展趋向。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农耕文化”强调人融于自然，依照自然的节律生活。而西方的“海洋文明”区别于农耕文化，内蕴巨大的包容性，彰显较大的自由度。显然，中西方文化不同引发了伦理形态的差别，但也显示了中西教师伦理思想的互补与契合。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了中西方教师伦理发展的优势^[1]。因此，人工智能时代教师智慧伦理发展的空间性要求中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借鉴，达至共生状态。

另一方面，延展教师智慧伦理的育人空间。教育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教育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促进个体发展的双重功能”^[30]。“育人是新时代的教育强音，教师育人能力是教师在教育场域适当行动以指向育人目标实现的主体性特质，体现教育的伦理关怀”^[31]。教师智慧伦理是对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行为活动的规范和协调，因此需要深入考量将学生发展置于何种育人空间。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教学空间已经从有地域限制的物理空间走向开放灵活的“双线融合”型育人空间。同时，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教师伦理空间也已经转变为“教师－人工智能－学生”三方互动融合的伦理空间。为此，教师智慧伦理实践应该摒弃以往“师生交往局限在固定时间和有形空间”的观念，重视虚拟学习空间的育人导向，重塑教学理念，明确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注重个性化学习，优化教学结构，最终形成个性化教学新图景，以此更加契合人工智能时代学生对个性化学习的需求，让“因材施教”理想照进现实。这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与观照，具有时代契合性。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育人空间的拓展是当前实现个性化学习的一个突破口。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培行业”告别资本、“育人主阵地”回归学校，教师育人空间不断拓展，这正是有效落实“双减”政策、助力教育回归立德树人初心、催生课堂革命的有效举措。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无疑将是人类最具开放性的创新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应引起重视。有关“人工智能的伦理应属‘未完成’的伦理，其价值校准与伦理调适之路亦未有尽头”^[32]。技术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促进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新型的文明形态——智能文明的到来”^[33]。但是，让技术和人类幸福并驾齐驱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主张。面对技术发展与人类幸福这两种永恒的追求，教育实践早已被置于“建立人道主义的人工智能社会”的位置，而教师智慧伦理的提出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作为新时代的伦理形态，教师智慧伦理并非否定以往教师伦理的价值，而是对技术发展尤其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面临的现代性文明危机的一种反思和促进教师伦理发展的新思路。从价值取向看，教师智慧伦理是一种更具时代性、创生性的伦理力量，可以使教师的行为更加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要求，是当代教师伦理道德建设的新定位、新视角、新境界，更是人类势必要采取的伦理思维和注定要开展的伦理行动。未来教师智慧伦理的发展，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展积极而有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