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会的“理案”功能，在商会史研究发轫之时，便受到学界方家的注意^[1]182-22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学界出现了专门以商会的“理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①后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在时间上向后扩展到民国末年^[2]60-64，在空间上向内地扩张，已将云南总商会包括其中^[3]242-246。诚然，目前史学界对商会“理案”功能的研究，不可谓不详尽，不可谓不深入，但也不十全十美。首当其冲的是使用“国家与社会”框架所导致的“国家”、“社会”概念实体化或同质化问题。由于将“国家”、“社会”这样的整体性概念不恰当地同质化、实体化，“遮蔽了中国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内部的非同质性特征”^[4]2-3。追求这样的实体概念的过程中，论者常将一些性质模糊的社会存在，削足适履地归入“国家”或“社会”范畴。

① 当时的研究成果例如朱英：《清末苏州商会调解商事纠纷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第89-94页；任云兰：《论近代中国商会的商事仲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17-124页；马敏：《商事裁断与商会——论晚清苏州商事纠纷的调处》，《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30-43页。

比如，有学者在叙述官府与商会的矛盾时，将商务局归入官厅一方^[5]41。然而严格来说，晚清地方的农工商局等机构，并非真正的官僚机构，而是与衙署并行的一套体制外系统^[6]8-9。有学者不加区别地将官员的行为与书吏、差役的行为，一并归为政府的行为^[7]136。但事实上，官员与书吏、差役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有清一代，官员的“严除蠢吏，痛革差役”之声，不绝于耳^[8]102。基于“国家”、“社会”这种同质性、实体性概念进行的学术话语建构，必然会扭曲史实，遮蔽历史的复杂面向。

其次，对“国家”、“社会”概念的实体性想象，使人容易把二者的关系当成二元论的、在力量上此消彼长的互动结构，如“强国家弱社会”、“小政府大社会”等等^[9]88-89。对这种同质性概念的运用，顺理成章地导致在商会“理案”功能研究中，视政府的权力与商会权力的关系为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政府权力弱，商会调解纠纷的权力就强，政府力量强，商会在调处纠纷中的地位、作用就下降^[10]126。如果进一步将这种基于同质性概念得出的认识，应用到近代各级政权上，便会推导出如下结论：省级政权的权力强于县级政权的权力，所以省城商务总会的“理案权”，弱于县城商务分会的“理案权”。可事实是，县级商会组织简单^[11]79，甚至有名无实^[12]142，其“理案权”何能与省城总会比肩？可见，这种对官商权力的反比例设定，是存在问题的。

再次，部分学者对商会调处商业纠纷的研究，虽然通过讨论商事裁断中的官商互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官商对立的思维范式，^①但这种讨论，或是仅停留在官商功能互补上，或是过多地关注商会对官权的依赖，对官商协作过程中官商权力究竟是如何变化的，缺少细致的检讨，使人对如下问题始终缺少认识：官员、商会的权力，在官商协作理案中，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二者是一起增强，还是一起减弱，抑或一增一减呢？

① 参见付海晏：《民初商事公断处：商事裁判与调处——以苏州商事公断处为个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29页；范金民等著：《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77页。

最后，学界多是以商务总会、总商会的“理案”为研究对象，对商务分会、县商会这一级别商会的“理案”情况缺乏研究，对县级商会“理案”过程中官商权力的互动及变化，更是从未触及。

本文以绍兴商会档案中保存的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为主体史料，通过分析山会商务分会与地方官员在“理案”过程中的协作、互动，来展现官商权力在“理案”过程中的共强现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实事求是地以档案材料中直接记录的官员、商会为基本分析单位，并注意到官员与差役的矛盾，避免使用同质性的“国家”、“社会”概念。

山会商务分会成立于清末。1906年1月4日，山阴、会稽两县联合设立商会，取名山会商务分会，首任总董为绅商秦宝臣。民国元年(1912)，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山会商务分会更名为绍兴商务分会^[13]1245。

与许多商会一样，山会商务分会创办伊始，便将调处商业纠纷作为自已的职责，并将其写入章程。《山会商务分会试办章程》规定，如果商人交易发生纠葛，商人可以随时向商会呈递说帖，“由总董请该会业董，并一面传集两造，或邀集同业，秉公理断。”商会“议理不决，须地方官訉断者，即咨请地方官核办”。如果某业商人不遵守行规，并且不听从商会的劝说，商务分会有“禀官惩治之权”^[14]186-187。后来，山会商务分会在《山会商务分会续拟试办章程》中对“理案”职能作了一定的扩充，主要是增加了直接牒官的规定。“凡合股经营商业，或借人资本，如有暗蚀资财，私携银钱货物，托名亏折倒闭，一经被累人控诉，即请移县勒限提追。”“或避不到案，即请查封家产备抵，一律公摊，至负欠钱财货债，为数甚巨者，比照此条酌核办理。”^[14]188

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依赖其遍布绍兴商界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主要由山阴、会稽各行业与各乡镇商务分所构成。山会商务分会成立伊始，绍兴各业商人便纷纷入会。山会洋药业公所称其入会是“随众入会，分认经费”^[15]。后来，山阴、会稽二县下属市镇逐渐设立商务分所。“绍属自山会商务分会成立后，商情团结，营业日盛，各处乡镇，鉴于府会之成效，纷纷请设分所。”^[16]各行业的加入，与各属镇商务分所的成立，使山会商务分会拥了一个较完备的组织网络。

通过这个遍布绍兴商界的社会网络，山会商务分会有能力去理处形形色色的商业纠纷。而这一网络一旦形成，它便不仅是商会的工具，还会成为官员的工具。官员可以把一些案件交给商会，利用商会的社会网络去“办案”。

“国家—社会”框架主导的学术研究，受到实体社会观念和社会系统论的无形约束，视“社会”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实体。将这一预设应用到商会“理案”研究上，会逻辑地导致如下结论，即官员的权力外在于商会的“理案”过程。但是，根据笔者对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理案”材料的分析，全部137个案例中，只有38个案例没有官权介入的痕迹，最后被成功调处的纠纷共有24件，其中只有10件是在完全没有官权介入的情况下调处成功的。显然，官员的官权，或多或少地渗入了大部分案件的处理过程。

从这些存在官权渗透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官员以两种方式与商会的“理案”发生联系：一是“官批商办”，官员主动委托商会调查案情、调处纠纷；二是“商牒官办”，官员在商务分会要求拘押、审讯负欠者的牒文的催促下，被动地参与纠纷的解决。我们先来讨论第一种联系方式——“官批商办”。

官员主动要求商会“查案”、“理案”的情况，在档案中经常出现。存在官员介入情况的案例共有99个，其中官员主动要求山会商务分会协助的则有22个，占比为22%。官员在要求商会协助时，会拟具正式公文，照会山会商务分会。商务分会在结束调查或调处工作时，会将调查、处理结果，以呈或牒的形式向官员报告。

官员在遇到案情不清的情况时，会寻求商务分会的协助，或者是要求商会利用其商务中枢的有利地位，去访查与案件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利用商会中商人的商业知识，去核算薄据、公估货值。

1.访查事实  1910年旧历岁末，绍兴发生了一起旧铜炉禁设新铜炉的案件。以前绍兴的不少铜炉为了获得铜料，暗中熔化铜钱。府县二级官厅为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只保留四家铜炉作为合法熔制铜器的官炉，禁止其它铜炉营业。这样，绍兴的铜炉业便形成了四家官炉垄断经营的格局。1910年，顾是樁禀请开设官炉，四家旧官炉出面反对。官炉的反对理由有二：第一，顾是樁的父亲曾开设私炉；第二，顾是樁素无恒产，为顾是樁开设铜炉作保的潘景春身家也不殷实。

会稽知县面对这种情况，照会山会商务分会，请商会调查。三天后，商会报告会稽知县，顾是樁的父亲确曾开设私炉，但顾氏的保人，并非无身家之人，而且还报告“官炉四家，似亦不足敷熔烊”^[17]。

2.核算账务、估计货值  在商业纠纷中，当事各方常为涉案货物的价码、店中账目争执不休。官员遇到此种情况，往往束手无策，请山会商务分会代为核算。

1910年的安吉、仁昌等衣庄控鲁幼香图负账款一案，当事双方就鲁幼香店中存货的价值发生争执，加之此案还有其它账目需要核算，山阴县知县便照会山会商务分会，将该店账目“秉公盘查，核算清楚”，“并查该店存货，究竟有无削码减盘”^[18]。

同年的戚同德等号追张茂林货款案，山阴知县照会山会商务分会，要求将“张茂林店内退货，并顶头等件，估计值洋若干，尅日具复，以凭核夺”。商会揭到照会后，邀请衣业董事，将“退货三面估计”^[19]。

除请商会调查案情外，山会两县官员还常常委托商会调解纠纷。从绍兴商会档案中保存的理案材料来看，纠纷只要不涉刑事，均可交给商会理处。

1906年的陈长生等人控何嗷脐负欠案，属于钱债纠纷。会稽知县受理此案后，传集涉事双方到庭质讯，因为“彼此供词各执”，谁是谁非，无从得知，所以照会山会商务分会“体察情形，传到两造，公同评议，可了则了，否则亦希据实复县，以便核办”。山会商务分会接到照会后，虽然两次开会调解，但仍然调解失败，最后将案件的理处过程报告会稽知县，以结束手续^[20]。

1910年的孙端镇洪谕杂货店滥价案，属于紊乱行规类案件。孙端杂货业规定芭蕉扇每把售价十六文，洪谕不遵守行规，以每把十四文的价格售扇。孙端杂货业和孙端镇商务分所多次集理此事，但洪谕仍不遵守行规。孙端商务分所遂将此案牒呈会稽知县。会稽知县接案后，照会山会商务分会，“照请贵总董，请烦饬派妥员，查照该行向章，劝谕店主屠思高，不得独乱行规，致碍市面”^[17]。商会接到官厅照会后，先派员调查，然后邀集洪谕和其它一些杂货业商号开会公议。在未能立刻说服洪谕店主屠思高的情况下，委托其它杂货同业继续劝导。最后，屠思高“情愿捐洋，施送痧药”，“同业和好如初，各守向章，不致再有紊乱情事”^[18]。

将案件批付给商会，利用商会的社会网络来办理案件，这种办案形式，显然对官员裨益良多。

“官批商办”的办案形式，自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自已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官批商办”的治理策略渊源于清代的“官批民调”制度。“官批民调”是指官府在接到案件后，经过初步堂审，如果认为案件事属“细微”，没有必要在堂上审理，“批令”乡里进行调处的一套制度^[21]39。根据袁红丽的研究，清代的官批民调制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膨胀，商品经济的发展，“找价”等不合时宜的交易习惯的存在，使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民刑不分的法律体系又难于应付日渐增多的民事纠纷，加之从皇帝到地方官都信奉“无讼”理念，使地方官倾向于利用保甲、宗族或者乡绅等组织、人物，去灵活地调解民事纠纷^[22]95-139。绍兴官员的“官批商办”办案方式，与“官批民调”制度如出一辙，只是案件的民间承担主体，由保甲、宗族、乡绅变成新成立的商会而已。

绍兴官员之所以将商事案件批付山会商会办理，还与绍兴的健讼民风有关。绍人的健讼风气，有大量史料可资证明。清朝中叶的卢文弨说：“越地多奸民，其俗习于刀笔，以健讼为能，每驾词以耸听。逢放告期，多至二三百纸。”^[23]398民国初年，绍兴地方报纸《越铎日报》称：“绍兴讼事之繁为全省冠，每以细故口角对簿公庭。半由人民好讼，半由讼棍主唆。”^[24]

面对这种健讼民风，“官批商办”无疑是节约行政成本的合理方式。而且，山会商务分会庞大的社会网络，使其能够胜任官员下达的调查、调解任务，是“官批商办”得以运行的社会基础。

可见，“官批商办”的办案方式，是官员面对绍兴健讼风气，因时制宜地变通传统的“官批民调”制度，利用商会进行合理治理的结果。

在“官批商办”理案方式的运行中，官员的权力越出了官署的围墙，进入商会的理案过程，与商会的权力发生互动。

“官批商办”是“官批民调”制度在清末的新发展，两者对官员权力具有相似的影响。“官批民调”制度“使国家得以将民事关系的调整纳入自已的权力范围，也使国家的权力深入到民事纠纷之中，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国家很强的介入行为。”^[25]98抛开“国家与社会”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将上述文字作如下表述：“官批民调”便于官员权力向下扩张，使官员权力得到增强。

类似的，通过“官批商办”，官员将商会的社会网络纳入自已的权力体系中，使商会成为自已的“爪牙”与“利器”。同时，官员的权力通过商会网络，向商民群体渗透，官员对商民社群的介入能力得到增强。即是说，通过“官批商办”，官员的权力增强了。

官权在增强的同时，商会的权力也得到了增强。在“官批商办”中，商会是奉官员的命令行事，其进行的调查、调解工作，实际上已经被打上了官权的烙印，具有官方色彩。山会商务分会在理处鲁幼香一案时强调自己是“奉照会复理安吉等庄与鲁幼山〔香〕交涉案”^[18]。商会在此强调其奉命行事的因素，实际上是以官员的命令为“尚方宝剑”，“拉大旗，作虎皮”，藉官权以自重。

总之，“官批商办”的理案方式，既有其历史渊源，又有实际需要和现实基础。在“官批商办”理案方式的运行中，官员与商会的权力都得到了增强。

官权与商会的权力在商事纠纷中相遇的另一原因是“商牒官办”。“商牒官办”是指商会把案件上报官员，由官员审断的机制。清末山会商务分会的理案材料显示，山会商会向官厅移交了大量案件。这些案件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商会在调处失败的情况下牒官办理的案件，这类案件有16件；第二类是商会没有处理，直接牒官办理的案件，这类案件有54件。两类案件共计70件，占了全部137件案例的一半。总的看来，商会之所以将这些案件交给官厅去处理，主要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负欠者有心图负，无法调解；第二，案件的性质超出了商会的理处能力。

由于商会不是正式官衙，对那些恶意拖欠债款的老赖，不能使用刑讯手段，“无法应付存心欺诈的商人，而官府对付这种商人则比较有力”^[26]265，所以那些负欠者恶意图负的案件，商会把它们交给官员处理。同德、同章等纸行控告章阿三负欠一案，章阿三有意负欠，避匿远飏。商会认为，“章阿三避匿无踪，即欲邀理，势必不到”，便把这个案件牒呈山阴知县，请官员处理^[27]。

对那些并不是存心黑吞的负欠者，山会商务分会往往留有余地。商会对柯桥镇乾大、万通等米店控郑午乔负欠一案的处理即是如此。郑午乔是会稽县东关镇全记米店三名股东之一，该店经营不善，负欠柯桥米商钱款479元。在其它两名股东避匿的情况下，东关镇商务分所建议由郑午乔偿还柯桥米商200元，把事情了结。郑氏开始同意，后又反悔。柯桥米商见郑氏反悔，便要求山会商会“牒县提追”^[15]。在这个案件中，郑午乔并非恶意负欠。让一个并不拥有全部资本的股东，去承担商号的全部债务，任何人都会心有不平。郑氏的反悔，实际上情有可原。这个案件，山会商务分会没有立即牒呈官厅，而是把案件压住，让东关镇商务分所尽量劝导郑午乔还款^[15]。

虽然山会商务分会在绍兴当地拥有庞大的社会网络，但是对于许多性质特殊的案件，商会并无处理的能力，只能把它们报告给官员。这样的案件，主要是跨地域案件、涉刑案件以及涉及差役的案件。

1.跨地域案件  山会商务分会的行业-分所网络，扎根于山阴、会稽两县，很难延及外地，理处跨地域纠纷的能力较差。面对跨地域纠纷，商会一般是顺应商民的请求，把案件直接呈报官厅，由官员来处理。在54件直接“牒官办理”的案件中，跨地域纠纷共有18件，占全部直接牒官案件的33.3%。

比如，1910年悦来、信大等南货行被永昌祥南货字号负欠一案。悦来、信大等商号被嵊县的永昌祥负欠货款，山会商务分会的处理办法是把案件向嵊县知县报告，请嵊县知县替悦来等商号追回欠款^[19]。

2.涉刑案件  在“商牒官办”的案件中，有8个案件涉及刑事，匪盗案4件，破坏治安案3件，收买赃物案1件。这些案件已经越出民事拆讼的范围，进入了刑事重案领域。商会除了替商人将案件报告官员，又能如何。

3.涉及差役的案件  那些涉及差役群体的案件，无论是商人还是商会，都明白对这种案件，报告官员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涉及差役的案件，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差役办事拖沓，致使案件的办理被长期拖延的，二是差役本身知法犯法，徇私舞弊的。第一类如泰升线店控店伙石锦荣贪污公款案，石锦荣贿通差役，使此案的办理从1905年到1911年一直处于停滞状态。^[27]山会商务分会在泰升线店的要求下，牒呈山阴县知事，请求“迅赐比差勒提石锦荣到案，押缴给领”^[27]。第二类如差役章有德伪造德丰、天成等商号书柬保释犯人一案，山会商务分会应众商要求，牒呈官厅，要求严办^[17]。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了“牒官办理”的概况及其形成原因，但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官员的权力与商会的权力通过“牒官办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商牒官办”这种机制的运作，涉及商会、官员、差役三种角色。其中商会与官员的权力是增强的，而差役的权力则是被限制、削弱的。

虽然将案件牒官办理，是山会商务分会“理案”能力有限的表现，但是由于商会拥有将案件牒官惩究的权力，它便能以牒官为威胁，向负欠者施加压力，促使其归还欠款。在顾培恒控陈祥泰一案中，山会商会对拒不归款的陈祥泰发出警告，“如果再不遵理，所为自取其咎，惟有据情牒追”^[28]。商会对牒县手段的威胁性运用，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会缺乏强制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以“狐假虎威”的方式，使商会的权力得到增强。

1.差权受制  山会商务分会的直接牒官之权，实际上削弱了差役群体的势力。山阴、会稽两县差役臭名昭著，清末浙江巡抚增韫曾训令绍兴知府，“素闻山会差役把持舞弊，较各属尤甚，诚恐若辈勾串煸惑，应责成该守严加约束，勿任妄生事端”^[29]。面对跋扈的差役，当时山会两县商民感叹道，“差权泰岳，牢不可破”^[27]。

山会差役把持衙门，包揽词讼，民人诉讼投递禀词，“值日书差，均须百般勒索，稍不遂意，辄被留难阻抑”。如果民人想要案件被快速办理，便需向差役交纳巨额“规费”，“一经照纳，办理甚速”^[30]。山会商务分会的直接牒县权，打破了差役对投递禀词通道的垄断。商民无须受差役的勒索与刁难，无须向差役交纳巨额规费，只须通过商会，便可将说帖快速地送到山会两邑知县的手中。

商会将涉及差役的案件向官员报告，更是直接冲击了差役群体。像前文提及的差役章有德伪造商号书柬案，如果按正常诉讼渠道，很难想象这个案件不会被衙门的书差扣下。但山会商务分会能绕过差役群体，将案件直接送到官员手中，这便让差役们多少有所顾忌。商会不断地将差役办事拖沓的行为报告知县，也对差役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2.官权增强  商会对差权的制衡，使官员从中获益。由于差役屏蔽官员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被商会削弱，官员权力向商民社会渗透的能力便得到增强，商民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官权的力量。协成顺记丝行控华舍镇机户倪世荣负欠一案，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倪世荣非但负欠协成顺钱款不还，还监禁、殴打协成顺记丝行司账。协成顺记于1911年7月7日请商会牒呈山阴县令，山阴县令于7月16号要求差役提倪世荣到案，但办案差役受倪世荣的贿赂，拖延办案，致使倪世荣逍遥法外。倪放言，“我等早经贿通原差，要我等到案，差船到地，万万不能”。7月28号，丝业众商联名要求商会再次牒县。最后，倪世荣迫于压力，不得不请中人说情，还清欠款，将案件了结。这个案件的关键，实际上是差役阻碍了官权的下达，使倪肆无忌惮。商会的牒县权，使官员能够越过差役去倾听丝业商民的呼声，进而使原本胆大妄为的倪世荣害怕被官员惩办，从而归还欠款^[27]。可见，商会的牒县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会强制力不足的问题，并且提升了商会的权威。商会行使牒县权，打破了差役对投递禀词通道的垄断，其将涉差案件直接牒报官员，更是对差役构成了直接的冲击。得益于商会对差役的制衡作用，官员的官权能更顺畅地向商民社会渗透，官权得到了增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模式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此消彼长关系的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在清末的山阴、会稽两县，官员的官权与商会的商权，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

官员利用商会调查、理处案件，一方面低成本地解决了一些商业纠纷，另一方面官员通过这种“官批商办”的方式，将商会系统纳入到官员的权力体系之中，使商会成了官员治理商案的工具，增强了官权。在“官批商办”中，商会由于得到了官员的明令授权，其“理案”行为具有了官方色彩，商会的“理案”权也得到了加强。

山会商务分会通过灵活地运用牒县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强制力缺乏的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威胁牒县报官来狐假虎威地提升自身权势。官员通过商会的牒县权，制衡差役，扩大耳目，使官权可以更顺畅地向商民社会渗透。显然，清末山会两邑官员与山会商务分会的权力是共强关系，而非此消彼长。

而山会商务分会牒县权引发的官、差权力变化，更让我们看到使用“国家”这样同质化概念的不足。山会商务分会的牒县权并不是总体地作用于官厅。官厅中存在官权和差权两种权力，商会制衡差役，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差权，这有利于官员，使官权增强。

清末山会商会与山会官员的互相促进关系，说明当时绍兴地方官员与地方精英互动良好。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辛亥革命在绍兴显得如此平静，“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31]402，政府“骨子里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32]423。既然前清官员与地方精英合作良好，地方精英又何必去推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