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非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早在1956年，我国就把对正处在独立解放运动高潮期的非洲的援助列入议事日程^[6]，百废待兴的中国尽其所能帮助非洲国家摆脱对殖民宗主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尽管早期的中非合作基本是以中国提供单方面援助为主，多从政治利益考虑，少有计较经济效果，但由于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非洲各国都处在贫困状态，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实际上就是一种反贫困的合作。到了1964年，随着周恩来对非洲的访问，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有了新的变化，双边制定了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开始形成较为完整和明确的政策。特别是伴随着坦赞铁路的修建和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派遣，中非合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7]，合作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内容涉及工业、农业、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合作规模也不断扩大。据统计，自1956到1976年20年间，中国共向38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约217.36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无疑帮助非洲国家巩固了独立成果，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8]，使一部分人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中摆脱了贫困。仅1964年一年，中国就向加纳提供了2 240万美元贷款，向苏丹提供了4 760万美元的经济贷款，向中部非洲国家提供了2 5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商品信贷，肯尼亚也获得了1 520万美元的长期免息贷款和280万美元赠款^[9]。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无疑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更多贫困人口分享到发展带来的红利。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的结束，中非合作战略也随之调整，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淡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10]，确立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由原先“无私合作”的援助方式转为“互利合作”，合作形式不断创新，关乎民生的政府贴息优惠贷款、人道主义援助、援外项目合资合作、资助国际多边组织等多元模式随之而出，这标志着中非合作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格局的调整，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断深化，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尤其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使得中非合作进入全新阶段，中国对非援助规模日益扩大，形式日渐多样，机制日趋灵活、成熟，援建项目的方式更加优化，突发性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加大，处处彰显出中国的国际担当，备受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赞誉。在内容选择上，中国则把满足非洲国家发展需要、提高非洲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放在优先位置。可以说，中国对非援助密切了中非关系，推动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对非洲各国乃至世界减贫事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1]。目前，“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在中非两地轮流举行，影响不断扩大，与会成员国也从最初的44国增加到目前50国，合作涉及了农业、环境保护、促进投资、减免债务、扩大市场准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医疗、教育、人文交流等多方面^[12]，项目多元务实，合作成效更加显著。截至2015年，仅在农业领域，中国在非洲的贝宁、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等贫困国家就实施了22个农业示范中心援助项目，先后对非派出农业专家1万多人次，每年组织农业培训班数10个，大大提升了“非洲种植”水平，扩大了种植面积，“中国方案”解困农产销售，“中国模式”护航粮食安全，加快了非洲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地区脱贫的步伐。同时，中国企业与非洲开展规模化农业种植、畜牧和水产养殖、海洋捕捞及农牧渔产品加工业投资合作，既使中国从中非扩大合作中受益，又向非洲转让了技术，培养了本土化人才，帮助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当地人民吃饭和就业问题^[13]。中非农业合作不仅折射出反贫困的力量，也展现出了中国践行大国责任的积极姿态，赢得了非洲各国的广泛赞誉，厚重了中非合作反贫困的民意基础，为不断深化合作实现双赢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当今世界，各国在资源的分布和占有上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为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已探明的矿物资源种类多，储量大，石油天然气资源也极其丰富。截至2014年底，非洲地区石油探明储量14.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7.13%；天然气探明储量14.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总量的7.6%。非洲地区原油日产量已达约1 000万桶，占世界总产量12%，预计到2020年，非洲油产量将占世界总产量15%，届时非洲所产石油大部分面向出口^[14]。能源和矿物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非洲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由于资源开采加工技术水平落后，非洲国家将优势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拉力有限。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资源转化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强中国与非洲在资源利用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起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而且还可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15]。此外，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技术水平低下，严重制约了资源的转化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步伐，而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迅速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装备、农业技术等领域有了成熟的经验，通过产品输出方式进行产能位移，或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产能位移来实现中非合作，不仅可以加快非洲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源、物质、信息、资本等流速加快，实现与全球的对接，还能加快工农业现代化步伐，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带动更多的人走出贫困。就我国而言，在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如今也面临着发展增速放缓、发展动力不足等难题，急需通过产业提档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形式，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非洲虽然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工业化进程缓慢，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不仅无法将劳动力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反而让大量劳动力闲置，滋生大量贫困人口。中国通过与非洲进行产能合作，可以将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以及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大型基建、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转移，推动非洲成为“产业漂移”的下一个承接地，通过发展岗位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非洲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激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客观上讲，这种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合作既能促进我国产业提档升级、扎实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将非洲的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多能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与贫困落后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979年的210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8 016美元^[16]，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达70%以上^[17]。在长期的扶贫开发实践中，中国探索总结出一套套成熟的理论和模式，例如将农村扶贫开发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将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与贫困地区全面开发相结合，将政府主导作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将政府扶贫开发责任与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相结合等^[18]，以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扶贫、生态补偿扶贫、教育扶持扶贫、政策兜底扶贫等“精准”模式，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女士^[19]盛赞“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认为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减贫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反贫困工作的卓越成就推动了全球贫困人口下降；意大利外交部合作发展司司长彼得罗·塞巴斯蒂安赞赏中国在促进南南合作，与非洲等贫困地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努力，期盼中国与世界携手共促全球减贫大业，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乍得总统代比^[20]盛赞中国是扶贫成功的典范，是我们的榜样。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21]高度评价道，中国发展经验值得整个世界借鉴，特别是对于非洲这样渴望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相信，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对全球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有鉴，将中国在长期的扶贫开发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成功模式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有针对性地、策略性地分享到非洲反贫困的实践中，并将此属地化、本土化，无疑有助于中非在开展反贫困合作中规避风险，提高扶贫效益，加快非洲的脱贫步伐，真正让“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在合作反贫困当中造福更多非洲贫困人群。

1.中非双方合作反贫困顶层设计明确

顶层设计是做好中非合作反贫困的指南。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在总结以往几十年合作反贫困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把反贫困的顶层设计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相继制定了一些纲领性文件。首先是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提出了“461”框架的顶层设计，推出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在内的中非合作具体内容，重新制定了打造中非关系升级版的中非合作目标^[23]，共同发布了《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把医疗、农业、增加就业等置于中非合作反贫困的重要地位，从减贫目标到具体措施等等都有了新的思考。《纲要》成为未来中非合作反贫困的纲领性文件。其次，2015年12月在南非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的诠释了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政策、新举措，绘就“1+5+10”中非合作发展的新蓝图^[24]，将反贫困作为中非双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制定了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提出了合作反贫困的新措施。凡此种种纲领性文件，无疑从顶层设计层面为中非合作开展反贫困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2.中非双方反贫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中非双方反贫困合作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深化，领域不断拓宽，在实践探索中创新多元化的反贫困合作路径。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非双方一直都把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通信、水利、电力、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当作惠及民生的重要工程并予以高度重视^[25]。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非洲的贫困归因于制度上的缺失和不足，故把“民主”制度建设先于市场建设作为援助原则^[26]，但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制约和阻碍了非洲经济发展，致使贫困更加深沉，贫困人群不减反增。在中非合作中，鉴于非洲国家迫切要求改善落后基础设施、加快人员和物资流动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非洲之所需，始终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优先实施的领域^[27]。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合作进入快车道，并取得一批合作成果。如2015年2月，由中国修建的长达1 344公里横贯安哥拉全境的本格拉铁路建成通车；2016年4月，由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和中国中铁大桥局联合承建、被誉为“东非第一大桥”的坦桑尼亚基甘博尼大桥竣工交付使用；2016年9月，由中国承建的东非地区最大的光伏发电站肯尼亚加里萨5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正式启动；2017年，由中国企业承建和运营的亚吉铁路吉布提段正式通车等等。这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及建成，大大加快了非洲国家互联互通，提升了资源的转换能力，增加了就业机会，有力推动了成千上万的非洲贫困人口脱离贫困。

其次，非洲虽然资源丰富，但资源转化能力不足，而快速发展的中国有着庞大的资源消费市场，通过增强双边贸易提高沉睡资源转化为财富的速度无疑会创造更多民生福祉，使一批人在包容性发展中实现脱贫的目的。一方面，非洲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中国商品凭借其价格低廉种类繁多的优势有效填补了这一缺口，满足了广大非洲贫困人民对改善生活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向非洲国家出口的机器设备等则有效推动了非洲制造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非洲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能源短缺等问题。近年来，我国与非洲进出口贸易额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准(表 1)。据统计，2016年中国与非洲进出口总额达到1 491.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922.2亿美元，自非洲进口569.0亿美元。南非连续7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8年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源地。东非发展势头最好的“东非三巨头”也悉数成为2016年中国在非洲的前10大贸易合作国。^[28]中非贸易合作的开展增进了双方物流往来，使贫困人口有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机会，改善了生活质量，贸易量的增加也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拓宽了收入渠道。

第三，投资、出口、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而对外投资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助于中国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并通过资本跨境转移优化劳动与资本配比，从而正向拉动本国就业，为本国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就业岗位^[29]，也有利于增加非洲国家就业机会，在经济发展中帮助更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纳外资的同时，积极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开展多元化的合作，为此，2007年，中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中非发展基金以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2010年以来，中国对非投资不断攀升，到2015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了346.9亿美元(表 2)。

另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全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就达到了33亿美元，同比增长14%^[30]。而随着中非发展步入新的阶段以及双方合作的不断深化，中非经贸合作也展现出了新的特点，开始从政府援助向企业投融资合作转型，投资合作逐渐成为中非合作的主要方式。2014年中非贸易总额和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投资存量分别是2000年的22倍和60倍。到2016年7月底，中非双方直接投资和商业贷款达465.53亿美元，占中非双方签署协议总金额的91.73%^[31]。截至2017年2月，仅中非发展基金便已累计对非洲36个国家的89个项目投资超过40亿美元，投资遍及产能合作、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民生等重要领域，有力带动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扎根发展^[32]，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为非洲带来了大量包容性就业机会，拓宽了贫困人口增收渠道。如我国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的东方工业园，通过快速聚集起生产要素，发展特色产业，拉动了当地就业，使4 000多来自广大贫困农村、连高中都没有上过的青年人不仅在此找到工作，而且还学到了管理的本领^[33]，从此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在双边政府推动下，非洲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和投资目标^[34]。中非投资合作对推进中非合作反贫困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四，非洲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合作对反贫困至关重要。由于非洲的工业化进展缓慢，城市化率不高，人口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极高，因此，中非始终把开展农业合作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截至2016年，中国已经帮助2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22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派遣了103名高级农业专家和50个农业专家组，为3 500多名非洲国家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提供了来华培训的机会^[35]。尽管非洲地域辽阔，农业资源丰富，但粗放式的农业生产使得非洲农业产量低，粮食严重短缺，在粮食安全和供给保障上存在诸多问题。中国企业因地制宜地将农业发展经验植入非洲农业生产，从农牧品种挑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引入高科技设备，实施农业技术援助，改进农产品销售方式等方面入手，提高了非洲农业生产效率，为非洲广大农村地区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五，“扶贫必扶智”，教育扶贫在中非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合作计划，通过援助非洲建立学校、培训校长与教师、互派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合作、培训各领域的高端人才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教育合作。例如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暨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中方明确提出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之一，以破解人才不足这一制约非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主要包括：一是采取了提供学历学位、设立奖学金等一系列措施帮助非洲培养经济发展与技术管理人才；二是借助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平台为非洲培养高端政府人才；三是积极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推进中非高校建立合作机制；四是通过改进与新建职业培训中心，增加来华培训名额帮助非洲青年与妇女提高就业技能；五是通过举办减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并向非洲国家提供减贫与发展专业学位教育项目，帮助非洲培养减贫和发展领域专业人才等。这些惠及非洲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旨在提高非洲高等教育水平，拓宽教育普及面，为非洲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培养更多本土化人才，增强自我减贫能力。

随着中非合作与反贫困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双方合作方式不断创新，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016年9月20日在上海主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把“产能合作”作为中非减贫与发展的新主题，旨在通过双边合作加快非洲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从而达到减贫的目的。次年9月在毛里求斯主办的论坛，明确提出要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充分发挥“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的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为增进中国和非洲人民的民生福祉建言献策，促进包括“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在内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同非盟《2063年议程》更好地对接，着力支持非洲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实现普惠性和包容性增长，为广大贫困人口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自2010年以来，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已成功举办7届，且始终聚焦于中非减贫经验、农业发展与减贫、基础设施建设与减贫、经济特区与减贫、产业发展与减贫等议题。经过共同努力，该会议已成为中国对非减贫交流的核心平台之一，并于2015年正式被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作为落实《中国和非洲联盟加强中非减贫合作纲要》的一项重要内容，该会议获得了中国和广大非洲国家及非洲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大力支持^[36]，在中非减贫合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3.中非反贫困合作机制日益完善

如前所述，中非双方合作已走过60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万隆精神”，到周恩来总理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从1982年经济技术援助四项原则，再到如今的“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中非合作在政治上一直秉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双方在反贫困合作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是中非领导人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据统计，自2000年10月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对非洲国家进行了149次访问，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379起，尤其是习近平主席访非期间提出的“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互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指导原则和方向。二是制定纲领性文件，为中非合作制定路线图。如早在2000年，中国政府就打造起旨在建立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框架内的集体对话机制的“中非合作论坛”，并于同年在北京召开了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两个历史性文件，随后又陆续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等纲领性文件，将双边合作置于制度安排之中，有效保障了包括反贫困在内的各领域合作在政策上的连续性。三是制定了新时期中非合作的具体措施，合作更加务实。如中非明确提出“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为非洲培训20万名职业技术人才”，“将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支持非洲国家建设5所交通大学”，“支持非洲实施100个清洁能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环境友好型农业项目和智慧型城市建设项目”，“实施50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实施200个‘幸福生活工程’和以妇女儿童为主要受益者的减贫项目”，“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支持中非各20所医院开展示范合作”，“为非洲援建5所文化中心”，“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设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37]。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紧扣民生发展，项目的实施和完成无疑帮助非洲改善了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促进了当地就业，繁荣了城乡经济，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减少了贫困人口，提高了非洲人民的生活质量。四是除政府间开展的广泛合作之外，中非双方还建立起第三方参与反贫困的合作方式，如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等非政府组织通过举办专题座谈、开展实践研修班等方式交流双方扶贫开发经验，为大大拓宽了双方在反贫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非洲国家反贫困内生动力不足

内生动力是一种自我发展能力。在非洲，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常常导致反贫困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首先，非洲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一方面，温暖潮湿的气候，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落后的传统习俗使得非洲成为各种传染病滋生的重灾区。以艾滋病为例，2015年全球有大约3 670万人口感染艾滋病，非洲就超过了2 500万^[38]。在每1 000个15-49岁的成年人中，就有2.72个艾滋病新发感染者。另一方面，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威胁，非洲已处在国际反恐的前沿^[39]。动荡的局势和频发的冲突直接影响了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严重阻碍了非洲人民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也给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因战致残”、“因战致贫”等现象频发。

其次，非洲教育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不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分支机构发表报告称，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12个国家扫盲率超过50%，整个非洲大陆有近4亿文盲，占非洲总人口的60%，占全世界文盲总数的40%。此外，35%的非洲国家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40%，整个非洲有20%的男孩和38%的女孩无法进入小学，中学失学率更高。^[40]截至2016年，非洲15岁以上文盲人口高达2.39亿，识字率仅66.5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文化素质低下一方面使得非洲贫困人口缺乏生产和谋生的基本技能，视野狭窄、观念落后，容易滋生“等靠要”等思想，自我脱贫能力严重不足，完全依赖外界“输血”，“穷根”难以破除。此外，文化程度不高也致使非洲大陆民众缺乏对疾病的基本防治意识，使得疾病肆虐横行，危及民众生命健康。研究表明，被诊断患有艾滋病的患者中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是未获得高中学历的人群^[41]。

最后，尽管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都是中非合作的优先项目，但其发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4月发布的数据，在过去20年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人均发电量几乎没有上升，只有35%的人能够用电。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世界上唯一公路密度在过去20年里有所下降的区域^[42]。基于此，世界银行多次呼吁国际社会聚焦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来促进非洲经济发展^[43]。基础设施薄弱不仅大大地增加了非洲人民生产生活成本，也严重制约了资源开采、投资贸易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开展，使得脱贫的“内力”与“外力”均难以发挥作用。

2.中非反贫困合作路径有待优化

尽管中非合作反贫困已有了较为明确的顶层设计，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构建起反贫困的合作路径，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首先，在认知层面上，根据非洲晴雨表等民调机构调查显示，大部分非洲民众虽然认同中国对非洲带来的积极影响，但对于中非合作在促进就业等与非洲人民息息相关的反贫困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认可度不高。究其原因，尽管中非双方通过“依仗政府权利推动合作”，以“标志性工程”为依托，为中非合作反贫困带来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忽视了对非洲社会的投入”、“忽视了借助非洲市场潜力”、“没能给予地方和微观层面的民生项目支持”^[44]，故未能给非洲贫困人口脱贫带来更加切实与直观的帮助，使得普通民众对中非反贫困合作的认可度不尽如人意，民意基础有待夯实。同时，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西方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不适应，担心既得利益受到伤害，从而将中非经济合作政治化，造成社会认识混乱，甚至引起误解。此外，中非反贫困主要采用双边合作的形式，很少参与国际多边框架下的对非合作，从而导致了中国与国际多边组织以及相关国家缺乏交流，使得非洲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西方学术界、主流媒体等对中非合作进行刻意歪曲，如大肆宣扬“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资源论”等观点，这也让部分非洲国家和民众对中国产生了负面认知，使中非反贫困合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其次，中非双方在多领域反贫困合作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在中非经贸合作领域，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以其低廉的价格在非洲消费市场大受欢迎，却在客观上打压了一部分非洲本土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洲制造业的发展。以尼日利亚为例，虽然纺织业一直都是该国重点发展行业，但由于传统纺织业经营能力和生产能力低下，导致其无力抵御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纺织品对本土纺织业的冲击。尽管尼日利亚政府通过限制外国人参与纺织品零售业等政策来保护本土纺织业，但截至2016年4月5日，该国仍有145家纺织企业倒闭^[45]，造成大量工人失业，重新回到贫困状态。此外，一些“假冒伪劣”商品以及部分企业低下的服务质量也抹黑了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2016年，我国输往非洲市场的商品遭退运共183批次，其中因产品质量导致退运共134批次，占比达73.2%，质量问题造成的退运比例居高不下^[46]。而在合作过程中，由于缺乏对非洲合作方法律的了解，制度的设计带有国内的痕迹，一味照搬，加上文化语言上的沟通障碍以及信仰的不同，中方企业常常会与当地员工产生矛盾，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屡屡发生，直接影响了合作效益以及中国政府和企业在非洲部分人群中的形象。

最后，一方面，随着美国、欧盟等传统援助国以及印度、越南等新兴援助国对非洲重视度的不断提高，非洲国家在接受援助上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中国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近年来非洲国家对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意识持续上升，势必会对中非合作的战略空间造成明显的挤压^[47]，这就要求中非反贫困合作必须与非洲的长期战略规划相结合。例如非盟出台的《2063年议程》头十年主要聚焦于制造业、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并重点加强青年特别是妇女的技能培训。尽管这些战略规划使非洲国家未来十年的发展有了制度设计，但客观上也限制了中非开展反贫困合作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为中非未来的反贫困合作带来了挑战性与不确定性。

客观分析中非反贫困合作面临的问题，综合把握双方在未来合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挑战，在壮大现有合作成果、巩固成功模式与实践路径基础上，做好中非反贫困合作路径优化与创新，对进一步深化中非双方反贫困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顶层设计既是做好中非合作反贫困工作的关键，也是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保证。目前，中非双方在反贫困合作上已有了“461”框架、“1+5+10”等明确的顶层设计，但仍需根据不同国家的反贫困现实，量化设计方案，找准具体实施路线图，推动顶层设计更好的落地。首先，中国已经在反贫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模式、方式和方法，要想这些好的做法能够在中非反贫困合作中取得成功，一方面，要做好中国扶贫经验植入非洲的路径设计，探索中国反贫困模式在中非合作反贫困中的移植方式，并在小规模的试验中总结属地化的好办法。要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各领域合作项目、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等平台，充分考虑和分析非洲国家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各自优势以及外部环境，帮助非洲国家因地制宜地吸收中国扶贫开发经验，鼓励非洲国家结合中国扶贫开发经验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反贫困之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总结中非双方在反贫困合作中好的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丰富反贫困理论成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反贫困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其次，要将中国对非国家战略与非盟制定的《2063年议程》对接，把中非合作反贫困纳入这些国家倡议和战略之中，分阶段安排合作项目，确保稳步实施，使其在脱贫中的引领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最后，在加大政府间反贫困合作以及重视标志性重大工程的同时，也要注重有利于非洲民生改善的短平快项目，力求多为非洲贫困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以此提高中国在非洲人民心中的影响力，夯实中非合作开展反贫困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通过战略对接、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方式推动全球贫困治理，合力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反贫困难题搭建了有效的平台。明确将非洲纳入“一带一路”规划范围，是进一步深化中非反贫困合作，顺应非洲广大人民减贫与发展愿望，实现互利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也是更好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我国产能“走出去”，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带动更多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由之路。一是要充分利用中非合作论坛等已有合作机制，进一步整合资源，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中非合作反贫困的新平台，并通过反贫困的实际合作将中国扶贫开发经验分享至非洲，造福更多贫困人口。二是以农业园区建设为载体，聚集非洲稀缺的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发挥我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优势以进一步推进中非间的产能合作、技术转移与产业对接。通过农业园区与工业园区的建设，有效开发利用非洲闲置的土地资源，充分发挥非洲国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和附加值，建立起自己的优质产业。三是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与非洲合作打造中国“飞地经济”走廊，推进国家跨境经济合作，以推进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整合中非优势产能和资源，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激发非洲经济活力和市场潜能，促进中非双方多领域合作，并通过经济走廊的发展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从而带动整个区域乃至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加快非洲脱贫步伐。四是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作用，鼓励并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资助和规范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的相关自愿行为。例如通过提供平台等方式，积极支持中非双方民间组织展开反贫困交流与合作，鼓励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民间组织在非洲设立办事处，为民间组织及志愿者深入非洲，与非洲人民近距离交流，传播“知识改变命运”、“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精准扶贫”等思想理念，向贫困人口传授脱贫技术知识，提高就业技能，加深感情，增强理解互信，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目标。五是创新金融机制，为中非反贫困合作提供资金保障。资本积累是反贫困的关键，针对目前中非反贫困合作面临的资金需求量大，融资难等问题，要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借助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拓宽融资渠道，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有实力、有信誉的社会资本参与到中非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等领域，弥补资金短板，加快推进民生福祉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产业”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拓宽在矿产资源开发、园区建设，以及对外工程承包等领域开展的全面合作，带动更多中国国内成熟技术、先进装备和冶炼产能“走出去”，创造更多惠及非洲普通人群的脱贫机会，把中非合作反贫困推向新的高度。

实践证明，中非经贸繁荣在中非合作开展反贫困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有助于改善非洲民生，提高非洲人民生活质量，为非洲广大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提高非洲人口素质，推动非洲工业化进程，从根本上帮助非洲贫困人口脱贫，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在贸易合作上，一是要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充分认识中非贸易对非洲本土工业特别是优势行业的影响，这直接关系到非洲人民包容性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收入来源的拓展。二是采取措施合理调节某些中国产品向非洲国家的出口量，为非洲本土优势行业发展提供空间，以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三是中方企业要发挥好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以及资金优势，与非洲本土企业联手组建更多能提供生产性就业机会的合资企业，推动中非技术转移与产业对接，为非洲本土制造业发展提供帮助。

其次，在投资合作上，一是应全面认识在非洲的投资环境，规范企业管理体制，使企业管理更加符合国际标准。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导向作用，通过建立信息库为企业提供了解非洲市场信息以及投资风险的有效渠道，并以座谈会、讲座、媒体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全面把握非洲市场、法律、标准以及可能遇到的风险。另一方面，投资企业也要注意培养和委派具有国际视野、拥有先进管理理念、熟悉非洲市场环境的人才，建立完善的风险识别、评估、应对机制，依据国际标准改革“走出去”企业的管理体制，使得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中更加注重管理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以此培养更多非洲本土化的实用人才。二是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以便更好的把控和规范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行为，预防和应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可能引发的如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并对有问题的企业做出整改并进行相应的惩罚，确保我国企业在中非合作中既能帮助非洲摆脱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加快自身的国际化步伐。三是在合作反贫困中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注意环境保护，尤其是在与非洲合作兴办资源型企业，建设工业园区、农业园区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利益，而抹黑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形象。四是要加大对在非投资企业的政策与金融支持力度，鼓励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在当地投资设厂参与反贫困合作，在合作中多雇佣非洲本地员工，在实现就业中提升本地劳动力抗击贫困、规避返贫的能力，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同时也要做好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解决非洲制造业发展困境，推动非洲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非洲薄弱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严重阻碍了非洲反贫困的进程。把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双方开展反贫困的重点与契合点，不仅有助于突破非洲反贫困与发展瓶颈，同样也有助于为中国产能找到出口。针对非洲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要加强公路、铁道、航路、邮政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无线通信、邮政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成本，为外国企业在非洲的商业投资活动提供便利；加强非洲与国际社会信息交流，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走向非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中非产能合作，挖掘整合自然文化资源，发展独特的旅游业，推动非洲农业现代化以及工业化进程，创造更多财富惠及贫困人口；通过加快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非洲区域与次区域的互联互通，进而推进非洲一体化，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要着重推进双方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强化脱贫的内生动力。在医疗合作方面，中方要积极融入世界卫生组织对非医疗合作项目之中，通过参与国际医疗合作熟悉非洲医疗政策、服务、系统，解决中非药品编号、医生注册系统不一致等问题，同时也让非洲更易接受中国的医疗产品，技术与标准^[48]。要通过建立实施更细致的医疗援助投资评价体系，做好数据统计与信息整理，以便更好的衡量中国对非洲医疗援助的范围与影响^[49]，为进一步改善与推进中非医疗合作奠定基础。其次，可在非洲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完善工作安排与岗位设置，鼓励当地贫困人口投入到维护生活环境的岗位中，改变非洲“脏乱差”的卫生条件，防止疾病蔓延，从源头上减少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在教育合作方面，中非双方一是应进一步通过重点合作项目拓宽合作领域，重视各个阶段的教育合作，兼顾职业教育与高端人才培养。一方面，要重点针对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生产技能培训，让其掌握基本的谋生技能，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建立起劳务协作、就近就业等制度，以拓宽贫困人口就业渠道。另一方面，要重点针对非洲在医疗卫生、农业、工业等行业人才短缺的现实，在实施反贫困合作项目中加强人才培养，将中国扶贫经验、模式植入非洲，并通过反贫困实践使其扩散传播到更加广阔的区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创新人才培养合作方式。随着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公司越来越多的将目光聚焦于非洲，非洲互联网相关产业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除了继续加强中非互派留学生、中方派遣援非教师和专家等传统的教育合作方式以外，还要大力加强中非双方在远程教育上的合作，通过多种渠道确保尽可能多的贫困人口接受良好教育，增加其自我脱贫能力。三是鼓励和支持中国有实力的大学、高科技企业到非洲联合兴办“中国大学”，通过创办分校以及职业技术学院的形式，多招收一些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将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有机结合，帮助他们掌握更多“阻隔代际贫困”的技能，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多边合作框架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大特点。如今，非洲发展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积极融入国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在国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下推进中非反贫困合作，不仅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反贫困资源形成合力，健全世界多边反贫困合作机制，促进世界各国反贫困交流与合作，共同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径，不断加强中非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合作，而且对于打破传统的中非双边反贫困合作局限，在实践中消除西方对中非合作的误解与歪曲，加快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制，在国际社会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中非进行反贫困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多边对非合作框架下，一是要建立与完善对话机制，做好与国际多边组织以及相关国家的沟通与协调，增强政治互信，充分了解各国在非合作的战略与诉求。二是要积极响应并参与联合国等国际多边组织对非的反贫困行动，积累对非开展反贫困合作经验，快速融入国际多边对非合作体系，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培养并引进一批精通国际规则，具有国际视野与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构建专家库，使其在多边合作框架下的中非反贫困合作政策制定中发挥好“智囊”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国际多边对非合作的过程中也应充分认识到西方主导的现有多边对非援助体系的局限性，注意维护多边合作中中国自身的利益，进一步提高规则制定能力，结合自身丰富的反贫困经验，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反贫困合作政策规划，积极主导国际对非多边反贫困合作的政策和规则制定，实现从参与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为进一步创新与优化国际多边对非的反贫困合作路径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安全隐患。因此，一是建立健全安全预警机制，组建跨部门的合作防范协调机构，定期对合作方进行安全形势的评估，提出具体意见，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反贫困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对拟合作的国家、合作项目进行严格的筛选，既要着眼长期，也要兼顾现实，降低风险成本，确保通过合作能够实现双赢，当前要着力把项目投到国家相对稳定、自然条件好、合作基础较牢的国家和地区，打造更多的样板性工程，充分发挥引领作用。三是严格把好“走出去”的关口，确保那些真正有实力、有经验的企业能够走得出去、走得好，切忌一窝蜂。四是加强对“走出去”企业和管理人员、工人的教育，帮助他们强化安全防患意识，制定应对方案和风险管控的路线图和具体措施，落实到具体企业和具体负责人。五是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总结在非洲合作反贫困的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规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