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禹画九州”，学术界争议历来非常大，肯定者认为毋庸置疑：“把中国史前文化分成若干个文化圈，以这些文化圈与《禹贡》讲的九州逐一对比，从对比的结果，可以看出《禹贡》九州绝不是想象杜撰，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1]11-13“叔夷钟、秦公簋、遂公盨……涉禹三器所述大禹史事都是非常可靠的”^[2]；否定者则表示无可商议：“禹画九州的传说，众所周知，绝非史事，历来争讼不止的《禹贡》一书，可以肯定地说，与禹并不相涉。”^[3]上古文献的寡少和史料间的相互抵牾造成了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相径庭，本文尝试从流变的角度，对“禹画九州”传说之发生、发展的宏观演绎过程做一析论。

关于禹的事迹，在上古典籍中几乎触目皆是，《诗经》《尚书》《左传》《国语》《逸周书》《竹书纪年》《世本》《论语》《管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晏子春秋》《商君书》《礼记》《韩非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史记》《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传世文献都盛言禹功；《叔夷钟》《秦公簋》《遂公盨》《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出土文献也都有关于禹的记载。

夏人的先世，学界一般认为是居住在今晋南、豫西以及渭水下游即伊洛嵩高一带的古老民族。文献中多有夏禹之时洪水泛滥的记录，如《荀子·富国》云“禹十年水”，《庄子·秋水》曰“禹之时十年九潦”，《淮南子·齐俗训》谓“禹之时天下大雨”。而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显示，在河南新密新寨、洛阳矬李、焦作西金城、偃师二里头、山东泗水尹家城、山西绛县周家庄等龙山的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距今4 000年左右的大洪水的地质与考古遗迹。在焦作西金城遗址和徐堡龙山晚期城址，均发现有被洪水冲毁的古城墙；而绛县周家庄遗址龙山晚期堆积中文化层与水流沉积或静水沉积交互出现、以及灰坑中炭粒和炭屑的C14测年数据表明，该遗址在公元前4500-公元前4000年之间，至少被淹没或部分淹没过4次^[4]。众多的考古发现说明了夏人的祖居地确实曾有大洪水发生过，禹治水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上古文献大量记载禹治水的事迹确实渊源有自。

然而从人与自然界的力量对比来说，当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发生“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5]122的大洪水时，即使以现代的人口数量和科学技术条件去治理也非易事，更难想象当时为数甚寡、并且仅以木石骨蚌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人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因而无论是前期鲧的“堙塞”法还是后期禹的“疏川导滞”法，都难以有脱离实际的成效。禹作为部落首领确实可能领导民众小范围地治理过洪水(详下)，只是其业绩不宜被高估，人们开始时应该更多地是从其敢于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出发，传播颂扬其治水的事迹。

考古学者邵望平曾主张“九州篇的蓝本很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是商人对夏代的追忆。当然也有可能是西周初年对夏、商的追忆。九州蓝本出现不迟于西周初年”^[1]p29，笔者以为，设若排除其在“考古学上的人文地理区系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文化交流上的密切关系与行政统治上的从属关系”对应上的不成功^[6]，仅就其“九州篇蓝本的出现不迟于西周初年”观点本身来说，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据陈梦家先生考证，在商代的甲骨卜辞当中，就已经有在地名之前或之后加上方位字，以指称新的方位的情况，如“中商”“南洮”“北洮”“京北”“攸东”^[7]253-254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地名，而这类地名的出现，说明早在商代，就已经存在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再与方位相结合，从而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成熟观念，而借助这种观念，人们对于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认识，可以得到极大的扩展；对地理空间表述，也可以突破视野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对“禹画九州”的初步想象，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将禹治水的范围推衍扩大，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而将《诗经·商颂》中的《殷武》《长发》《玄鸟》诸篇与作于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和春秋中晚期的《叔夷钟》铭文互证：

《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传》：“九有，九州也。”

《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叔夷钟》：“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唐，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翦伐夏后，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遂公盨》：“天命禹敷土，掘山浚川，乃别方设征。”

《商颂》据王国维考证为西周中叶宋人所作^[8]157，《叔夷钟》的作者叔夷也是生活在齐灵公时期齐国的宋人，如有学者指出：若是把《商颂》《玄鸟》中的“九有”和《殷武》中的“设都于禹之绩”加起来，则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叔夷钟》中的“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了，传世与出土文献的高度吻合反映了古人记忆的连续性^[2]。如果再辅以《左传》襄公四年所载周初大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之“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则“禹画九州”的传说自商周时代即已普遍流行是可以成立的^①。

① 有学者认为先秦文献中的“九垓”“九有”“九隩”“九邑”皆为“九州”之通假，“九”为“鬼”之音转，因此“九州”即“神州”，为夏代的大邦共主之居。此类说法似有过度通假之嫌，因为在文献和文字的考订中，如果不能取得其它证据的支持，随意运用音韵通转是很可能造成“刘邦就是吕布”的错误的，本文不取。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此“九州”非彼“九州”，从商周到战国，“九州”的概念无论是“九”还是“州”都发生过演变，“禹画九州”的传说也有一个从粗略到丰满、从语焉不详到言之凿凿的流变过程，这个过程最主要的两点流变在于：一是“州”的地理空间范围由小到大被巨量扩展，“九”则由虚指变成实指；二是禹平水土的足迹被人们一层层铺陈演绎，直至“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9]104，夸张到无所不至。而且这两点变化是同步的，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是从夏商经西周至春秋战国，禹的形象与功绩不断被拔高放大，以及作为禹之子孙的夏人后裔大范围迁徙流动的结果。

“州”，许慎《说文·川部》云：“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州，本州渚字”^[10]574，即州的本义为水中小丘。远古时代，人们既要靠近河流居住以就近取水，又要防备水害，躲避洪灾的侵袭，唯一的办法就是居住在临水的台地之上，这种人类居处的临水小块陆地就被称为“州”。《国语·郑语》载郑桓公欲东迁，问史伯“谢西之九州，何如？”韦昭注：“谢，宣王之舅申伯之国，今在南阳。谢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问可居否。”^[9]514-515这种只能供二千五百家居住的“州”，自然不会很大。《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鼓钟》“鼓钟伐鼛，淮有三洲”，就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州”，“洲”字是在“州”的概念被引申放大之后另造出的一字，所以徐铉注《说文》曰：“今别作‘洲’，非是。”

考古发现显示，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平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多位于高出周边数米的“堌堆”(亦称墩、岗、丘、台子、埠子、古堆等)之上，山东菏泽梁山县青堌堆遗址的龙山文化层厚达2.2米，曹县莘冢集遗址的堌堆龙山文化层厚达2.4米^[11]。“堌堆”亦即人工堆筑意义上的“州”，可以想见，州在先民的生活中何其重要；也可以想见，州在当时应该是为数甚众，既小又多。而“九”，《黄帝内经·素问》云：“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古人造字以纪数，起于一，极于九”^[12]249。“九”因为是个位数中最大的正整数，所以在古代泛指多数，《老子·德经》“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其中的“九”，均指“多”而言。所以最初的“九州”，也应当与常言中的“九天”“九泉”一样，都是虚指，极言州数之多。

但即使是水边的台地，在大洪水来临时仍免不了遭受侵袭，强烈的水流会淹没人类的居所，并留下大片的积水洼地，在这种情况下，先民不得不平治水土。《国语·周语下》谓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论语·泰伯》谓禹“尽力乎沟洫”，禹应该就是率领民众垒土修堰，挖沟清壕，使高者高、低者低，疏导积水和排除沉积的泥沙，令人们可以重新在其上居处生活。在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外围发现有环壕，“从其分布的形状和位置来看，其主要功能应就是截留来自遗址北面山地和塬面的坡面流水，并把水流导向附近的沟谷，以保护遗址的安全”^[4]。禹所做的，应该就和挖掘环壕差不多，所谓“禹画九州”，《说文》：“画，界也，象田四界”，而壕渠沟洫正可以是经界的象征，禹通过疏通挖掘壕渠沟洫的办法，将一块块小州从洪水中分离出来，这应该就是本初意义上的“禹画九州”。

可以与本论点相印证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篇，《容成氏》在记述大禹治水时，所着重的也是禹如何一块块收复被洪水漂没的小州以重新安民于其上的事迹：“禹亲执枌(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萋与汤，东注之海，于是乎藕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里〈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州始可处也。”^[13]268-271已有学者注意到，《容成氏》只是一一叙述了夹、徐、竞、莒、蓏、荆、扬、豫、虘诸州经过禹的平治“始可处也”，却并没有提及大禹创设或划分九州的事情^[14]。而这里的“可处”，正与《说文》对于州的本义的解释“可居”完全一致。《容成氏》据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虽然在《容成氏》的成书时代，“州”的概念和界划与大禹治水的当时已经有极大的不同，但其对于禹一一收复诸州的表述，却还存留着上古的记忆。

春秋战国以降，持续了多个世纪的列国彼此争夺、华夷互相侵并的社会状态催生出了人们对于天下“定于一”^[15]42①和稳定的道德向心力的渴望。在当时的思想界，虽然对于实现理想的道路存在分歧，但在最根本的政治价值层面却都遵循一种立君为民、天下为公的共识，因而先秦诸子在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主张时，不约而同地塑造了包括尧、舜、禹、汤、文、武等一系列“圣王”在内的社会道德标杆体系，而禹作为这套标杆体系的核心人物，其自然人格和功绩都不断被拔高，不仅被尊称为“大禹”^②，而且还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力，《庄子·天下》谓其“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楚辞·天问》云“河海应龙，何尽何历?”谓其化身为神龙，以龙尾划地成沟洫，宣泄洪水。《左传》昭公元年更是夸张地说“微禹，吾其鱼乎！”禹此时已被放大为形貌异常、神通广大的上古英雄人物。

① 孟子见梁惠王，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

② 战国文献《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列子·汤问》《战国策·齐策四》等都有“大禹”的提法。

与禹被神化的过程相伴随，是作为禹之子孙的夏人后裔、以及虽非禹之子孙、但仍以“华夏”自居的族群的不断迁徙流动。有关夏人的族裔，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就曾列出十三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但这些还不是夏人的全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密姒”“卫姒”“骉姒”等^{[16]4522、3836、2193}，密氏、卫氏、骉氏可能也属于夏人的支系。此外唐嘉弘曾依据南中国特别是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普遍发现的靴形器物或靴形钺判断：“很有可能，这些靴形器物的共源乃出自北中国经常使用黑色石钺(玄钺)的夏族。在夏族后代子孙繁衍增殖和裂变的过程中，逐渐扩散和演化。”^[17]205

上述禹之子孙和“华夏”族群在分化之后广泛扩散，“或在中国，或在夷狄”^[18]1835，并且每一支族裔都会从自己所处的方位，或有意或无意，逆向追溯愈来愈被神化的禹。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者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19]104，或云“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18]83；活动于淮河流域者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0]1642，或云“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18]81；活动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者云“禹兴于西羌”^[18]686，或云“大禹出于西羌”^[21]4③；而活动于夏人旧居中原故地者则说法更多样，或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22]470，“奕奕梁山，维禹甸之”^[22]570，“丰水东注，维禹之绩”^[22]526，或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9]30，或云“夏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18]1371。于是就有了大禹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这样的神话^④。

④ 李零谓：“历史都是倒追其事。中国的族源传说之所以头绪纷繁，每个帝都足迹遍天下，原因是各个族姓的子孙经常迁徙流动，……每个国族都从自己的角度追溯，整个故事是一种晚期拼合版。”(见李零：《“两周族姓考”(上)》，载《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7页)李氏观点对本文有启发。

③ 现代一些学者据此以及四川当地流传的一些颂扬大禹治水的民间歌谣和石崇拜等资料，鼓吹禹为羌人的后裔，当属颠倒了本末。

尤其当战国各国大量兴修水利工程之后，人们借助越来越纯熟的以某地为中心或起点的空间延伸表述方法，不断将自己生活空间拓展和地理知识提升的结果一层层附会至禹的身上，有关“禹画九州”的描绘愈来愈夸张，于是就有了所谓“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15]221，或者“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滹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19]67-69，乃至“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以及“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5]150，云云。这些描述愈铺陈愈细致，愈铺陈愈辽阔，愈铺陈愈活灵活现，如史念海所言：“举凡疆域轮廓、政治区划、山脉、河流、土壤、田地、物产、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无不兼收并蓄，详加论列。”^[23]而此时的“州”，如果还仅仅是水中小块陆地的意思，明显已不足以涵盖人们日益开阔了的地理视野和夸饰祖先荣耀本族的心理需求，于是“九”由泛称变为实指，“州”也被赋予了实际的名称和轮廓，“州”的空间范围越扩越大，直至九个“州”就可以覆盖全天下。

九州的州名，先秦文献的记载并不一致，《尚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周礼·职方氏》作冀、兖、青、扬、荆、豫、并、雍、幽九州；《尔雅·释地》作冀、兖、营、徐、扬、荆、豫、雍、幽九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作冀、兖、青、徐、扬、荆、豫、雍、幽九州；《淮南子·坠形训》作神、次、戎、弇、冀、台、泲、薄、阳九州；上博简《容成氏》的记载已如前述。之所以文献的记载各不相同，或者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无意间的讹变，或者可能是遭到了有意的改写，如顾颉刚所类比：“《辕门斩子》一剧，在皮黄班中，一挂斩杀剑，佘太君即出帐；……在梆子班中，则挂剑后佘太君跪在帐前，六郎出面赔礼；……在这种地方，可见编戏者看描写人物的个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状为重要。因为各就想象中描写，所以各班的戏本不必一律。”^[24]35

并且，伴随着由种族优越感而生发出来的空间优越感以及最终的文化优越感，战国时人又由“禹画九州”递进演绎出了“任土作贡”，即以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为中心，按由近及远向外界扩展的空间思维模式，依次将外围区域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规定相应贡赋的所谓“五服之制”：“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5]这套规划整齐、层次分明的贡赋制度显然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色彩，很难进行真正的实施，但它反映了“九州”在此时已不再是纯自然地理的观念，更是政治地理宏伟而周密的方案，体现的是当时人所谋求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5]3063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秩序高度“大一统”的意识。

综上，商周以来屡见于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禹画九州”传说，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扩大的，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九”与“州”的概念都发生了流变，“九”由虚转实，“州”由小变大，传说的内容也越演绎越超出事实本相。然而无论如何，传说毕竟是人们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的本身，其合理内核是存在的。只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方法论。

顺便提及，曾有学者提出《禹贡》全文只有一千多字，篇幅不长，语体文风前后一贯，其所述“禹画九州”的内容应该不存在“层累的造成”的情况。其实即使《禹贡》为一次性成书，其与“禹画九州”传说的逐世流变和层累叠加也并不矛盾，因为历史传说的形成与最后落实于文字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历史上将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一次性整理下来，成为最终版本的情况不计其数。典型的如晋景公十七年(前583)晋赵庄姬(晋景公之妹)由于所私通之赵婴被驱逐，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欲作乱，晋侯灭赵氏，尚在襁褓中之赵武跟随庄姬养在景公宫中，后因韩厥建言而重新复兴赵氏的故事。本故事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八年，但情节非常简略，到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和刘向的《新序·节士》《说苑·复思》，故事的情节已比之前有很大的丰富，并更具有戏剧冲突性，变为晋大夫屠岸贾欲作乱，故先铲除赵氏，当时刚出生不久的赵武赖赵氏门人公孙杵臼、程婴的保护方免遭杀害，十五岁时因韩厥的帮助得以重新被立为赵氏之后，后率军攻打屠岸贾，灭其族，实现为赵氏报仇的目的。由汉至宋，这个故事又进一步被添枝加叶，直至由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最终加工整理成为著名的《赵氏孤儿》。此外如《窦娥冤》的故事，其雏形是自汉代刘向《列女传》和应劭《风俗通》就有记述的“东海孝妇”的传说，也是一路流传渐渐丰满，至元代，才由关汉卿加工整理成为著名杂剧。《禹贡》的成书应该与此是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