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的日益重视，与青年马克思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在19世纪30年代末已经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及与之相关的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国外学者如弗·梅林、戴维·麦克莱伦、路易·皮埃尔·阿尔杜塞、奥古斯特·科尔纽、尼·拉宾等，国内学者如陈先达、赵仲英、罗燕明、张一兵等，都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青年黑格尔派对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思想发展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倾向于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归结为一种启蒙哲学。在国外的研究者中，梅林指出，在黑格尔点燃了宗教领域内的“战火”之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发展起来，这种自我意识哲学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紧密关联^[2]。与之相似的是，科尔纽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定位为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哲学^[3]242-243。麦克莱伦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带有“启蒙运动的尖锐的批判的倾向和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4]8-9。阿塞尼奥·金佐·费尔南德斯将对启蒙运动遗产的维护和延续视为青年黑格尔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们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相联系，又在哲学活动中体现出世俗性和好战性，试图在接受黑格尔哲学和新教传统危机的框架内引领世俗化的快速过程^[1]。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启蒙特征体现在其成员的思想观点当中。例如，道格拉斯·莫加奇提出，鲍威尔在形而上学层面构建了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及相关证明^[5]。另外，根据诺曼·莱文的论述，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的思想观点表露出鲜明的启蒙特征。他一方面将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派视为启蒙运动道德和经验主义的先驱，另一方面提出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古代唯物主义、新教和启蒙思想的完美结合^[6]183。

在国内的研究者中，魏博提出，从1840年威廉四世登基到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这段时间可以称之为“德国晚期启蒙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进步的思想家们要求制定民主宪法，以实现德国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与平等，青年黑格尔派是倡导这一潮流的中坚力量之一^[7]。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以自我意识为思想工具实现推动德国启蒙进程的效果。臧峰宇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引发的思潮发生在法国1830年革命和德国1848年革命之间，他们将“自由引导人民”的法国革命精神传入德国，力图以高扬自我意识的方式进一步实现德国启蒙^[8]。大部分学者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启蒙特征体现在其宗教批判主张中。侯才提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在双重意义上承继了德国启蒙运动的传统：首先是通过黑格尔哲学与德国启蒙运动联结起来，其次，他们还直接回溯到启蒙运动，以启蒙运动所达到的最高成果为自己的出发点。青年黑格尔派无论是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还是在对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理解方面，都大大推进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成果^[9]。黄学胜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神学批判本质上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10]。刘文艺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在把宗教问题还原为现实问题及把“神圣世界”还原为“人的世界”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展现了德国启蒙传统中把“人的世界还给人”的激进历程^[11]。臧峰宇等提出，青年黑格尔派立足于启蒙运动反宗教斗争的成果，基于自我意识解释宗教的形成与发展，深化了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12]。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如果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是一种启蒙哲学，那么有三个关键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澄清：第一，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哲学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第二，这种启蒙哲学对当时德国的启蒙作用是如何得到体现的？第三，这种启蒙哲学对当时的青年马克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于上述三个疑问，本文从对法国启蒙观念的继承，以宗教批判推进德国启蒙事业以及借助古典学阐释启蒙思想三个角度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法国启蒙思想对德国的深远影响从腓特烈二世时起就已被奠定，以哲学理性批判神学的法国哲学家P.贝勒同样也是德国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就是例证。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而且体现在黑格尔的学生和追随者身上。例如爱德华·甘斯从小就浸润在法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之中，他对新兴的法国社会思潮十分关注。青年黑格尔派则紧跟青年德意志运动，特别是仿效海因里希·海涅和路德维希·白尔尼，并经常将他们自己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相比。莱奥更是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新式的百科全书派和法国革命的英雄”^[4]25-26。

起初法国的革命思想在进入德国之后，虽然刺激了德国保守主义的发展，但同时也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崛起注入了力量。这特别表现在当时的莱茵兰、德国西部和南部这些曾经与法国革命军直接接触并受到法国统治的地区。在汉巴赫大会的自由主义宣传失败后，青年德意志运动发展起来，海涅、白尔尼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为受到法国大革命理想的鼓舞，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将自由的法兰西与反动的德国作对比，以此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并试图让文学成为改变国家和社会、传播革命思想的战斗武器。白尔尼的政治思想具有激进主义的特点，他认为孟德斯鸠、伏尔泰等都是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士，主张建立能够使人民享有自由的共和国；海涅一生都致力于实现德意志与法国之间的了解和沟通，发现德国哲学发展与法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意识形态的表现^[3]20-21。在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下，亲近自由主义的英法成为德国作家作品的重要主题，这在促进自由民主思想的同时也招致了德国反动力量的打压。

1835年青年德意志运动失败之后，代之而起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运动。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普遍对法国革命原则非常崇拜。鲍威尔对法国革命进行过长期的历史研究；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在他的作品中对法国启蒙思想进行了专门讨论，他尤其推崇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并专门以《比埃尔·培尔》这部著作向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致敬；莫泽斯·赫斯与奥古斯特·切什考夫斯基则从书本和笔记中了解了法国的思想，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并将其内化到自己的哲学思想当中。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与法国启蒙思想之间的联系在其对手那里获得了确认。敌视青年黑格尔派的保守主义者，例如极端的《柏林政治周刊》就在法国启蒙人士与黑格尔左派代表之间建立起联系。德国的保守主义者担心黑格尔左派最终会在普鲁士引发一场类似在法国已经发生过的革命^[1]。这种联系在青年黑格尔派这里也得到了确证，特别表现在后来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核心思想的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当中。

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对黑格尔哲学中与法国启蒙思想相关的革命性因素的发掘和改造。青年黑格尔曾在《精神现象学》中称赞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降生，但它又导致了“死亡的恐怖”。因此，黑格尔既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又是批评者。黑格尔认为，在精神作为认识运动和现实历史使自身走向完善，完成自身的圆圈的过程中，法国革命及其自由意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13]。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历史就是自由的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总是与自我意识相伴随，法国大革命是对自由之不断发展的自我意识的全面叙述中的一个关键。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所致力于实现的是“绝对自由”这样一种人类自由概念。法国大革命确立了新的立法意志，鉴于所有人类事务的意义自此必须得以决定，它有意识地将自己历史的降临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这种意志从本质上看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自由”，他将这种意志(绝对自由)确定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原则^[14]。然而，这种绝对自由实际上却与“死亡的恐怖”相伴随：“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15]

青年黑格尔派发展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接近法国革命政治学的内容，这尤其体现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中。鲍威尔发展了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观点，他将自我意识不仅阐述为宗教的来源，认为“上帝是自我的无限延伸”，而且认为它是世界和历史发展的力量源泉：“人的自我意识成了一切，成了普遍的力量；原来所谓归因于实体的普遍性，现在应归因于人的自我意识……世界和历史的唯一力量是自我意识，历史除了是自我意识的变异和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16]86-87这种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实现同时就是自由的实现。鲍威尔将自己的哲学视为“革命的哲学”，这种革命的力量来源于自我意识本身。对于自我意识来说，一切阻碍它发展的障碍都要被克服和取代，实现这一过程的手段就是“批判”，而这种“批判”的实质则是鲍威尔对黑格尔辩证法中否定力量的放大和极端化。鲍威尔认为这种“批判”蕴含着巨大的、能够颠覆现实的革命性力量，从而实现“真正理论的恐怖统治”：“思想的王国一旦发生革命，现实就维持不住了。”^[4]63基于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鲍威尔为何会对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大加赞美。

之后，鲍威尔一直采用这种接近于法国革命思想的立场。在《末日审判的号角》中，鲍威尔以表面上讽刺黑格尔的口吻论述了黑格尔对法国人民及其意识形态成就的赞美，其中把黑格尔的理念同法国无神论结合在一起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16]156。鲍威尔将德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联系起来。他自己就经常求助于法国激进启蒙运动的代表，如保尔·昂利·霍尔巴赫、朱利安·奥夫鲁瓦·德·拉美特利等。他甚至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称为“我们的先知”、新世界观的“圣人”。在谈到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时，鲍威尔提出，德国人注定要向法国人“学习”，并让法国启蒙运动的遗产在德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鲍威尔试图建立法国与德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德国和法国是互为补充而且是可以相互合作的。这种看法普遍存在于青年黑格尔派中，赫斯就是其中的代表。赫斯在《欧洲三头政治》中提出，人类的解放只能发生在欧洲最先进的三个国家，即德国、法国和英国。为了说明人类解放的实现，赫斯提出了一种“行动哲学”。这种行动哲学以德国革命借助德国哲学所实现的精神自由为起点，这种精神的自由以法国革命实践所要实现的行动的自由为桥梁来实现“从天国回到人间”。这两种自由不断进行着辩证的运动并走向自由的行动的未来，即政治性的社会自由，这种自由已经在英国萌芽^[17]37。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在1840年以后逐渐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中心，其成员大多受到自我意识哲学观点的影响。这种自我意识哲学的实质是一种对法国平等思想的德国阐释。就像马克思所分析的，一方面德国的自我意识哲学从自我意识这一抽象原则出发对一切做出分析，与之相似的是法国革命思想家以平等这一抽象原则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引；另一方面德国的自我意识哲学所进行的批判活动是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而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则力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18]48。并且，对于自我意识观念与法国的平等观念的相似性及其所导致的后果，黑格尔早在《法哲学原理》当中就已经作出了批判：“法国的革命人士把他们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毁了，因为每种制度都跟平等这一抽象的自我意识背道而驰。”^[19]15

青年黑格尔派选择了无视抽象的自我意识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并且将他们的启蒙哲学主要应用于宗教批判当中。鉴于施特劳斯所引发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对黑格尔学派的分裂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在当时的德国，宗教是除了艺术和文学之外言论较为自由的领域，因此，宗教批判也就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能够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当时的黑格尔左派内部存在着三重潮流及其综合。第一种潮流是以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批判的系列；第二种潮流是以切什考夫斯基、赫斯为代表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第三种潮流是经由阿尔诺德·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谱系^[17]207。上述三重潮流虽然在研究侧重点和思想观点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宗教批判及因此而引发的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则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主题。

以施特劳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第一种潮流通过将宗教解释为来源于人的现象，从而直接对宗教展开批判和攻击。施特劳斯发展了黑格尔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历史批判的方式揭示了基督教所信仰的神迹只是人们无意识虚构的神话，宗教只是现实世界中人类的创造物，从此褪去了宗教的神秘外衣。鲍威尔发展了黑格尔宗教批判中的主体性原则，将基督教的起源追溯到了古希腊晚期哲学中的自我意识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而要摆脱这种异化状态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就需要进行宗教批判。与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摆脱了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他切断了宗教与“绝对精神”之间的关联，明确提出神学的秘密其实是“人学”，宗教只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切什考夫斯基和赫斯为代表的第二种潮流则控诉基督教仅仅专注于人的内在的、灵魂的解放和自由，却忽视了物质的、身体的解放，从而导致了现实中的“双面人”现象。作为第三种潮流的代表，卢格早在1839年就表示，真正的宗教形式如它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内在的理性原则。后来卢格追随费尔巴哈，谴责基督教使人类脱离了自身的本质，并阻碍了政治自由的实现^[20]。

在19世纪的德国，宗教与政治紧密交织，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同时具有政治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21]221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是在对作为德国政治“副本”的宗教展开批判。虽然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批判没有直接针对德国社会的“原本”，但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却从侧面反映出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现实意义。根据李卜克内西的描述，当时德国社会缺乏自我意识的状况十分严重：“在德国，政府是和人民分开的，并且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凌驾于人民之上。这似乎是某种最高的存在物，违反任何逻辑，它被说成是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大慈大悲、绝对正确这样一些特征的……然而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他所承担的义务只有一个——那就是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政府。”^[22]33-34青年黑格尔派试图以自我意识哲学启发人们反思自己的现实处境，进而实现自由，使得他们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有着类似法国启蒙运动之于法国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启动了“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23]62。他们在德国掀起了一场革命，法国革命都无法与之相比。尤其是“在1842年—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23]62，让德国“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24]407。

青年黑格尔派与欧洲启蒙运动更为深层次的联系在于，它立足于欧洲启蒙运动反宗教斗争的成果，基于自我意识和人的本质解释宗教的形成与发展，深化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成果。在英国，加尔文教在传入之后成为17世纪英国革命运动的“现成的战斗理论”，挑战了教皇和君主的专制统治，并发展出了使信仰服从于理性的自然神论。在法国，以培尔、孟德斯鸠、伏尔泰为代表的自然神论批判教会和教义，试图让基督教更加合乎理性。后来以德尼·狄德罗、霍尔巴赫、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为代表的无神论则基于唯物主义提出宗教和迷信源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并以理性取代信仰。与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成果相比，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更多地继承了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宗教批判成果，并创造性地将宗教产生的根源追溯到了人自身。

除了在宗教批判方面不同于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青年黑格尔派所引领的这场德国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对于理论的强调。在1835至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活跃的这十年间，同一时期英法启蒙运动的理论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与现实的互动。17—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助力法国启蒙思想家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以此为基础，空想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法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针砭时弊，深刻揭露和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并致力于探索纠正社会弊端的途径^[25]。在19世纪之前，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英国启蒙思想者同样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现实，而在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者已经开始致力于社会幸福的实现。与英法此时的启蒙运动不同的是，理论第一性的观点一直支配着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相信思想的力量，却忽视了对物质层面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理论总是先于行动，因为“基督教是理论，宗教改革是理论，法国革命是理论：它们都已变成行动”^[4]10。这种对思想和理论力量的强调尤其体现在鲍威尔的观点当中。在1841年作为鲍威尔“思想战友”的马克思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时，鲍威尔对这种具有普遍性自我意识的自由的理论力量就已经十分有信心，并要求马克思为即将到来的战斗作好准备。对于马克思打算从事一项“实际的事业”的想法，鲍威尔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现在理论是最强的实践，我们还根本无法预测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实践。”^[26]355可以说，青年黑格尔派所引领的这场德国的启蒙运动一直停留于思辨理性的层面，从未与现实发生真正的关联。

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哲学之所以局限于在理论层面展开，是因为当时德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均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是在理论方面却站在了时代最前沿。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的。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24]458这一实际情况决定了青年黑格尔派只能在精神领域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就必定使他们的活动具有空想性质^[3]152。然而，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启蒙思想对于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恩格斯这样描述费尔巴哈对他及马克思的影响：“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27]266

19世纪30年代末，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参加了学派的宗教—政治斗争，并逐渐成为其中的中流砥柱。在学派内部，鲍威尔和科本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为了论证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哲学，并力图发挥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鲍威尔和科本引证了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相关观点，并从不同角度将后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启蒙相结合进行论证，这直接启发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

作为第一个参加政治斗争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科本在1837年发表的《北欧神话文学导论》中就已经把“反对僵化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现实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和启蒙者的自由引进了战场”^[28]。他在随后发表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中论证了后亚里士多德三派哲学对普鲁士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并强调了他们对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是在“博士俱乐部”逐渐转向政治批判的大背景下写成的。1840年继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憎恨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并逐渐对自由主义采取反动政策，青年黑格尔派成了这一政策的第一批牺牲者。面对一系列反动措施的出台，青年黑格尔派也采取了坚决的反抗态度和举措。他们不再局限于宗教批判，而是逐渐向政治批判转变。这一紧张的战斗情势体现在卢格发表于《哈雷年鉴》的一系列文章中，也体现在鲍威尔给马克思的一封封饱含战斗热情的信件中^①。在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政治批判的背景下，科本是意欲借《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这部作品反对反动思想并为启蒙辩护。

①  例如卢格在1840年4月发表于《哈雷年鉴》上的《门采尔。1840年的欧洲》一文中就指出，欧洲自由主义的前途取决于普鲁士的动向。鲍威尔在1840年3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明了他对普鲁士政治的看法：“时代变得越来越丰富而美好了……在其他什么地方，当然，会有更多的政治兴趣，但是，符合全部生活所提出的要求的政治兴趣，却哪里也没有像在普鲁士这样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他在4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剧变将是惊人的并且应该是伟大的……如果说反对派在法国获得了胜利，如果说在那里它在那样猖狂的反动之后得到了承认，那末，在这个只须对愚蠢的护教派进行斗争的国家里，胜利会来得更加不可避免，更加迅速。敌对力量现在已经这样逼近，以致只要一次战斗便可最后决定胜负。”^[3]181

科本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普鲁士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他的统治时代恰逢欧洲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他本人也对启蒙持接纳态度。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中，科本将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这三派哲学解释为启蒙运动道德和经验主义的先驱，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这种经验主义的信奉使他能够超越中世纪的迷信。三派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主义在经历了中世纪的沉寂之后于16世纪在伽桑狄的努力下得以再生。并且，这三派哲学所体现出的主观性即黑格尔已经指出的它们所具有的自我意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力量的来源。可以说，古代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这里实现了完美结合。科本一方面将弗里德里希二世塑造为体现启蒙理性的理想统治者，同时也谴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反动统治毁坏了启蒙理性和自由意识，他主张废止这位国王的统治。莱文认为，科本的著作启发了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密切关联的认识，并让马克思相信普鲁士需要政治更新^[6]181-186。科本的这部著作是题赠给马克思的。作为回应，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了科本的这部著作，并认为科本在这部著作中对三派哲学与希腊生活的联系“有较深刻的提示”^[29]189。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本的这部著作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必然产生了影响。

与科本将后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启蒙相结合进行论证的思路不同的是，鲍威尔将后亚里士多德的自我意识哲学作为基督教的起源，以此祛除宗教的神秘性。为达到批判宗教、颠覆信仰的启蒙效果，他提出，从历史的观点看，人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宗教社会中，并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正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三派哲学向人揭示了人的内在性，让人们意识到“自我意识”，进而与现有制度作斗争并怀疑既有的习惯。宗教包括基督教都产生于自我意识，并且是自我意识异化的表现，必须通过宗教批判方能让人类重新找回自己的本质，获得自由。鲍威尔这种对宗教起源研究的特别重视，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霍尔巴赫的思想有着公认的联系。起初，鲍威尔只是对宗教持批判态度，对普鲁士国家的统治仍抱有幻想。然而，伴随着对新继位国王幻想的破灭，鲍威尔不再认为普鲁士具有理想国家的属性。于是，鲍威尔将异化概念和批判理论应用于对普鲁士的国家批判。他认为普鲁士没有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实行自由原则，而只是听任以弗里德里希·斯塔尔为代表的基督教护教论者摆布。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鲍威尔认为任何阻碍自我意识的自由实现的障碍都应被清除，只有摧毁基督教国家，才能实现政治自由，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因此，比科本更为激进的是，鲍威尔提出了“与其改革，不如革命”^[16]141的主张。鲍威尔对法国启蒙思想特别是其中宗教批判思想的继承使得他成为德国“神学的罗伯斯庇尔”。

鲍威尔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深远影响是毫无疑问的。鲍威尔让马克思认识到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与鲍威尔对自我意识的信奉相一致的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也宣称“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29]190。并且此时的马克思也相信哲学在改变现实特别是在宗教批判的过程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对自我意识的信奉相联系，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观点同样受到鲍威尔宗教批判立场的影响。然而，与鲍威尔将主观的自我意识视为本质的批判方法不同，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只是保留了批判的合理内核，并将其应用到对哲学与现实之间互动关系的思考当中。与此同时，也正是鲍威尔使马克思认识到了自我意识观点以及启蒙的局限，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相对于现实的绝对的优先性持保留意见，这预示了他在博士论文以及后来的作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和对启蒙的批判。

实际上，鲍威尔和科本对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解直接受到黑格尔的启发，并成功实现了古典学与启蒙思想的结合。以自我意识概念解释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是黑格尔。黑格尔的相关阐述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马克思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参考。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第一次用自我意识来阐释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其中，他将自我意识解释为“是从感性的和知觉的世界的存在反思而来的，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30]131。自我意识是意识的其他形态的真理，是意识过程的真正的起点，虽然意识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自由第一次作为人类精神历史上的一个自觉的现象出现在斯多葛派的思想当中。

黑格尔对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更为详细的论证是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认为，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怀疑主义这三派哲学都采取主观的原则，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并以自我意识的本质作为对象。这里的“自我意识”指的是“思想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最高点”^[31]4。然而，他们只是停留于思维层面的个人满足，并没有想到要回到现实，没有“通过制度、法律、宪章而提供出现实界的合理性”^[31]160。三派哲学之所以会体现出自我意识的特点，是因为在辉煌的希腊世界中曾经存在的主体与实体世界的联系已不复存在，世界的实在性不断地消退至抽象的共相中。面对悲苦的现实世界，上述三派哲学退回到抽象的思想中，试图在其中找到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取的满足，从而实现不受外物干扰的精神自由和独立。黑格尔将斯多葛派哲学和伊壁鸠鲁派哲学都归于独断主义，认为它们都片面地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缺乏思辨思维。其中，斯多葛派哲学以普遍的概念为本质，并且这种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它以思维的形式的同一性为标准，而并没有从自身向外走向现实。斯多葛派哲学这种泛神论观点极易导致迷信。与斯多葛派哲学以一般的概念为本质和真实存在不同的是，伊壁鸠鲁派哲学将以个体形式出现的意识作为本质。伊壁鸠鲁派哲学主张表象，将感性存在、感觉作为真理的基础和准则，不承认思想“是一个自在的存在”^[31]69。然而，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原子的曲线运动却表明伊壁鸠鲁的原子本身具有上述思想的性质。这是伊壁鸠鲁的“根本的和唯一的矛盾”^[31]69。伊壁鸠鲁关于表象的一系列认识主张起到了一种类似于近代自然法则的作用，他反对任意捏造事物的原因，从而给迷信以致命打击。伊壁鸠鲁的这一思想无疑体现出一定的启蒙价值，它“揭示了伊壁鸠鲁是‘启蒙运动’的斗士和古代迷信的‘敌人’：自然事件并不是‘上帝、天使、魔鬼’直接影响的结果”^[32]311。然而，黑格尔并没有指出伊壁鸠鲁思想的这种现代意义，而只是将三派哲学作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延续。伊壁鸠鲁思想的这一现代意义后来被马克思挖掘出来^①。即便如此，黑格尔认为：“对于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我们不能有什么敬意，毋宁说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思想。”^[31]78不同于独断主义，怀疑主义是相对于一切确定东西的辩证法。怀疑主义对一切确定的东西采取否定态度，认为最终能够确定的只有自身，因此他们停留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上。

①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称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的研究中无疑是受到黑格尔的启发的。首先，黑格尔为马克思的古典学研究提供了文献来源。马克思的《笔记》和博士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材料基本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材料相一致。例如，黑格尔指出西塞罗、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塞内卡和第欧根尼·拉尔修都对伊壁鸠鲁哲学有丰富的、清晰的说明^[31]56。对于这些人的著作，马克思在《笔记》和博士论文中都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引用。其次，黑格尔为马克思的《笔记》和博士论文提供了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黑格尔在研究后亚里士多德三派哲学时采取了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而马克思在《笔记》中明显借助了黑格尔的这种研究方法。马克思从古希腊哲学史的角度出发，对后亚里士多德三派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因素进行了考察。另外，黑格尔还为马克思提供了观点上的参考。例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斯多葛主义与迷信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斯多葛派哲学将普遍的概念作为一般自然的能动原则，因而将自然现象中的个别事物作为神的表现，这种泛神论与一般群众关于神灵的观念，以及与此关联的迷信、对奇迹的信仰以及对占卜的寻求相结合了^[31]21。与黑格尔相似的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也认为斯多葛派哲学容易导致迷信：“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原理，那么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于这种情况的历史证明，可以在斯多葛派哲学中找到。”^[29]242

综上所述，在法国启蒙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哲学中与法国启蒙思想相关的革命性因素发展为一种自我意识哲学。通过将这种自我意识哲学应用于德国的宗教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推进了德国的启蒙事业，并间接在思想领域发挥了一定的政治批判功能。青年黑格尔派的启蒙及革命思想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之后的马克思一方面为学派的启蒙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无怪乎赫斯对他钦佩有加，称“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认为马克思将超过“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诸人的“合体”，并将他称为“我所崇拜的人”^[33]149-150。另一方面在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解读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启发下，同时在与两位好友的思想交流中，马克思形成了将后亚里士多德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研究思路，并基于自己对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的理解，在博士论文中表达了辩证看待自我意识哲学及启蒙的思想观点。因此，在青年黑格尔派启蒙哲学的学术背景下考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丰富对马克思与启蒙之间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