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2]。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共同特征看，社会成员在城乡与区域间进行大规模社会流动，即社会阶层流动化^[3]，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社会结构转型中普遍且必然存在的伴生性社会现象。从中国特色来看，人口规模巨大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国情，必然会形成而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图景：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流动人口的规模之巨以及管理和服务流动人口的任务之艰，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前所未有。

在学术研究视域下，社会流动包括阶层流动和人口流动两个议题。1927年，俄裔美国学者索罗金出版《社会流动》一书，首次提出“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概念，用以分析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升降现象。1932年，该书在中国被翻译为《社会变动论》并由世界书局出版，旨在“研究各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变动现象”^[4]。其中，“社会流动”概念中译时被改译为“社会变动”，意在突出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对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实际影响。其后，伴随对社会流动现象认知的深化，学界仍然更多地使用“社会流动”来翻译“Social Mobility”，以此聚焦并解读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1967年，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出版《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旨在将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研究结合起来，并以职业为标准分析社会成员的地位排序和位次升降，建构了“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5]。在中国，学界主要以地位获得模型、职业生涯模型和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等来解读中国的社会流动^[6]，其理论内涵始于索罗金的“社会流动”概念，其实质是阶层流动，主要指代社会成员的地位升降；而作为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形式，其理论来源则主要是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

根据奥罗姆的解释，在韦伯看来，“阶级仅仅代表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同等地位者的整体聚合”^[7]。在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他根据社会成员在资源分配中所得份额的多寡，从财富、权力和声望等维度分别将不同“整体聚合的同等地位者”区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与韦伯不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是从“同等地位者的整体聚合”这一逻辑来进行阶级划分，也不是对社会成员间的阶层关系进行“阶梯式排列”^[8]。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一步明确，“粗俗的”人(特指海因岑等粗俗文学的代表)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9]343；而“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9]331，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为前提。既然不存在高低排列的阶梯式阶层格局，自然也就不存在上下流动的理论图景，也就是说，某些学术话语中的所谓向上流动、向下流动以及平行流动等概念，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原理，而是主要来源于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坚持“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并“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0]160。从结构视角看，即便是韦伯主义的地位升降，其社会流动如城乡居民的流动感知等，同样也来自于城乡资源配置、户籍等系列制度改革所引发的城乡结构变迁^[11]等社会分工结构的变化，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场域区隔构成阻滞社会成员合理有序流动的结构性致因^[12]。这意味着尽管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流动的概念，但其从分工结构及分工与交换的关系等角度进行阶级阶层分析的基本原理，隐含了社会流动的深层致因和内在规律。这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梳理并建构社会流动的理论逻辑，尤其是从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社会分工结构中寻找社会流动的基本规律^[13]。同时，这也将克服仅以个体位置变化界定社会流动而忽视产生社会流动现象的结构性致因等研究中的不足，并为社会流动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贡献和知识补充。

人口流动研究始于1880年英国学者雷文斯坦对推拉逻辑下人口迁移现象的关注，主要聚焦于社会成员在收入、消费以及公共服务等势差引力作用下所进行的地理位移。在中国，以地理学等学科为代表，主要关注人的迁移对于人口在国土空间中分布与变迁的影响，如对“胡焕庸线”的影响^[14]；以经济学等学科为代表，主要关注人口迁移对劳动力要素在城乡与区域间配置的影响；以法学等学科为代表，主要关注阶层流动对司法信任水平的影响^[15]。从实践来看，不论是流动人口的能见度还是其参与度，中国正在由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形态转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形态^[16]，这构成了人口迁移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影响。伴随学界对人口流动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使用“空间流动”“地理流动”等概念来代替人口迁移，因为“空间流动不仅是空间的位移，也是社会生活的结构化维度，可能带来个体阶层变化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17]。同时，如果把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或作为“扩大的消费品”来看，那么，社会成员对地区的摄取是以其获得市民身份等社会流动方式来实现的^[18]；而地理流动之所以具有社会流动效应，是因为地方之间在集体消费和保障居民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等方面存在差异^[19]。这一方面标志着学界已把地理流动或空间流动等人口流动问题纳入社会流动的分析范畴；另一方面则将区域因素纳入社会分工体系进行分析，并解读其与社会流动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综上来看，不论是阶层流动的结构性致因，还是人口迁移的社会流动效应以及区域因素的社会分工属性，社会流动的研究符合“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原理。但在既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社会流动图景研究目前尚接近空白状态。那么，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社会流动遵循何种理论逻辑，就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建构和学术创新。此外，大规模常态化社会流动来自社会分工结构的变化，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是社会分工结构变迁的核心动力。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然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图景。那么，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其社会流动实践是否会呈现不同的时代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又将形塑何种理想的社会流动图景以作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选择”呢？这要求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维度进行实践概括和理论总结。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共计7次明确提及“流动”。其中，除1处规划“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外，其余6处均与“社会流动”直接相关，比如“社会流动渠道”“人才有序流动”“人口流动客观规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等^[20]。完成上述与“流动”相关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必然涉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及产业结构等社会分工结构的优化；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等，构成了贯穿其中的目标主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流动的战略部署，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0]158的理论逻辑，并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述，“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21]530，从而规划新征程上社会流动的未来图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前提，即现实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146。其中，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的人”的本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生产和交往。生产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交往则是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们的相互关系又受制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22]。对于分工发展产生交往变迁并引起社会组织变革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行了论述，“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得“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而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则“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则出现专门从事交换活动的商人群体^[21]188-194。伴随交换等社会交往的扩大，氏族部落中“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21]152，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机制“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21]132，“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21]139。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层面进行流动并不罕见，比如农业社会因自然灾害等而发生的人口迁徙、科举体系或军功体系下实现阶层跃迁等。但常态化的大规模社会流动现象主要发生于工业化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清晰的描述，比如，“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并使得“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23]518；同时，“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产业的等级制下解放出来”^[23]769。也就是说，工业化生产方式打破了人类封闭隔绝的交往形式，引导社会成员在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分工结构中以流动机制改变自身阶层属性，并最终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走向普遍的社会联系。

概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生产与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指出生产方式的发展会产生交往形式的变迁，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会产生大规模社会流动现象，而社会流动是人类社会突破封闭隔绝状态并走向普遍社会联系的重要动力。这种普遍社会联系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0]165。这同时构成个人不断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即个人“不断摆脱自然与他人(社会)所带来的束缚的过程。在人尚未有充分的能力摆脱其中任何束缚的时候，人为了生存，都依附一定的共同体……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个体独立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就逐渐摆脱对特定共同体的依赖，获得了独立自主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24]。所谓“摆脱对特定共同体的依赖”以及“独立生存能力的增强”，具体到本文就是个人摆脱既有社会关系的束缚并寻求融入新的关系场域的社会流动过程。

从“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转变，是唯物史观对“人的现代化”的目标设定。而支撑“人的现代化”进步的深层动力在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助力社会成员突破既定社会关系的约束，并通过自主选择劳动方式和居住地点等提升其劳动的自主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描述，比如，“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23]510。同时，“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劳动者的职能和劳动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23]514。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5]504。但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上述社会交往形式的更新建立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而西方国家“原始积累的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23]768。

因为“原始积累的秘密”是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以圈地运动为典型历史事件的资本积累方式使得“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25]737，“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25]745。同时，向城镇社会流动聚集的社会成员显然“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25]754。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对于上述问题，当局者主要以“血腥纪律”和“警察手段”进行应对：“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25]756。总之，西方国家工业化等现代化建设为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会前提，但其工业化等现代化实现方式是以个人异化为商品作为代价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畅想以新的社会组织机制适应现代社会的关系形态，“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求来领导”^[10]301。因为任由资本理性的无限扩张会造成“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21]203。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列宁认为，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26]；斯大林则将现代化的起步方式总结为四种：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掠夺方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将战争赔款运用于工业化的方式、以旧俄国为代表的通过借款“爬”上工业化道路以及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而“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我国工业化唯一的道路”^[27]。因而，不论是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还是批判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化道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目标，都要求后发现代化国家探索新的社会结构转型方式，如以国家理性而非资本理性来支配生产。这必然会形成新的社会流动图景，尤其是本质上有别于圈地运动式的社会流动图景，并启示我们进行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

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交换构成唯物史观中社会流动理论图景的逻辑主线。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社会成员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活动既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又需要“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21]49，即依赖并受制于一定的集体组织机制。伴随社会分工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成员一方面摆脱自然条件限制的能力在提高，另一方面摆脱既有集体组织机制而融入新的集体组织机制的自主性也得以增强。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封闭隔绝的社会结构状态并推动普遍性社会联系机制的形成。这为社会成员以社会流动形式实现从“地域性个人”向“世界历史性个人”的转变提供了历史前提。然而，西方国家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方面是个人以异化为商品作为代价而成为“自由的雇佣工人”，并造成社会成员的无序流动；另一方面则因资本理性的随意扩张而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这就要求我们在致力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现代化目标的同时，需要规避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致命缺陷”。其中，以国家理性保障有序的社会生产秩序是唯物史观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的理论指导。在学术研究中，对于国家理性在中国阶层变迁中的关键作用，已在学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比如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下，国家政策变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核心要素，其中以“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具体政策”组成的政策群构成社会流动等阶层结构变迁的关键动因^[28]。这一方面启示我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要论述及政策文本等解读中国社会流动的变迁历程，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在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奇迹”的同时，深化其在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理论认知。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学术界形成了洋务运动说、辛亥革命说、中国共产党成立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说、改革开放说等五种代表性观点^[29]。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现代化议题起源于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所产生的总体性结构危机。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业化等社会结构转型的强大动力，比如夏丏尊将“农业文明”向“商工文明”的时代转化概括为“中国的现代化”^[30]。作为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性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将工业化作为追求民族独立的重要任务，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讨论了“工业问题”，提出“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奋斗”^[31]。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国家理性而非任由“盲目的规律”主导中国现代化道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32]。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社会流动图景变迁的科学理论指导。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前提和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其现代化起步方式不可能走西方国家对内压榨人民、对外殖民扩张的资本积累道路，而朝鲜战争等外部因素也使得新生政权放弃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起步”战略。综合国内外现实条件，中央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毛泽东概括为“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33]197-198。同时，在现代化道路的规划中，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对“四个现代化”进行初步概括^[33]250；进入6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进行完善，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超越了单纯以工业化定义现代化的战略认知，“更多考虑如何建立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也就是从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来构想中国的现代化目标”^[34]。

以“共同制定的计划”而非“盲目的规律”支配生产，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中国，“党领导国家工作的制度”成为对该原理的重要实践，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有序进行。以“统一指挥、集中力量、协调一致地完成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的任务”来保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来”^[33]173-184。集中统一领导的社会整合机制，不仅有效保证了中国工业化等现代化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且避免了社会成员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进行的盲目流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性粮食紧缺以及城市物质资源匮乏和就业机会不足等现实国情，决定了城市难以容纳农村人口的自发流动。在不同历史时期，新生政权还采取了精简职工等方式鼓励城市人口“下乡”，这同西方国家任由资本理性驱使农民“离土离乡”的社会流动图景有着本质区别，同时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社会流动的严控图景。

外部封锁与内部贫困等约束以及重工业吸纳就业有限等限制，使得“政府不得不限制城市人口数量，近80%的人口限制在农村，留在土地上”^[35]。这种通过政策机制形成的社会流动严控图景，具体表现为中央人民政府1953年颁布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和1957年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严格控制社会成员的“盲目流动”；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赋予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不同户籍身份，并以户籍身份等形式严格控制社会成员的人口流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尤其是有效的政府干预机制，是将后发潜能转化为后发优势的关键所在^[36]。对于国家能力建构而言，“将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之所以是长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项目很少有成功的”^[37]。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而必然产生的流动人口，对新生政权的国家治理能力构成现实挑战，尤其是对于国家政权如何在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城镇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维持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实践证明，以严控社会流动来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起跑秩序”，不仅避免了早期工业化国家因人口无序流动而产生的贫民窟等问题，而且有效建构了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1984年是中国社会流动图景的转折点，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是“必然的历史性进步”，相比于此前“盲目流动”的政策表述，中央对农村人口向城镇社会流动的政策态度发生标志性重大转折。当年5月，中央发布开放沿海城市的重大决定，奠定了“孔雀东南飞”的政策基础；10月，国务院发布“允许农民以自理口粮身份落户集镇”的政策文件，在政策意义上开启了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社会流动的历史序幕。相比于此前的社会流动严控图景，中国社会成员开始脱离行政控制机制而开启自发流动模式。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针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并对中国社会分工结构进行了诸多优化。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8]1980年，在会见英国前首相詹姆斯·卡拉汉时，邓小平再次用“小康之家”的标准即人均年收入1 000美元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定位进行解释，同时提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的基本构想^[39]。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我们除了认识到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之外，还意识到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转移，被视为“必然的历史性进步”，这也为打破中国陷入农业社会而历久不变并停滞不前^[40]的历史怪圈找到了突破口。

如果说社会流动的严控图景主要服务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那么，社会流动的自发图景则主要基于优化城市功能等城镇化规划。1978年1月和4月，邓小平针对知识青年返乡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提出以调整城市结构实现城市容纳更多劳动力的设想，如“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41]261，“我们发展的领域要很好研究一下，开辟什么领域，哪些方面会增加……生产效率提升了，就逼着我们去改变结构的比例，实际上是农业工业化了”^[41]296；除此之外还包括“为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行业”^[41]302，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41]359等。针对城市的功能问题，党中央提出，“过去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比较狭窄……一提到城市，往往只想到它是工业基地。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为它所辐射的整个经济区服务”^[4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公开演讲中，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新技术发展视为影响21世纪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旋律，中国城镇化之所以具有形塑中国社会结构和影响世界格局的强大动力，追溯其政策动因，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并有序控制流动人口的战略规划。

城乡两端的双重变化——允许农民进城与优化城市功能，表明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过程中注重以容量逻辑调控流动人口。因为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为农村人口突破“农之子恒为农”的代际复制模式提供了机会前提；但是，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允许农民进城会产生巨量的流动人口，这极有可能因突破城镇人口容量而冲击城镇社会秩序。因此，除了以调整城镇产业结构来扩充其人口容量外，我国还采取了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政策规划。“他们离开土地而不进城，叫做‘离土不离乡’。这和历史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剥夺农民，使他们破产，成为资本的廉价劳动力，是根本不同的。”^[43]该政策在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作为人口规模巨大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很快超过乡镇企业的有限容量。基于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中国流动人口脱离“离土不离乡”的政策轨道而呈现“离土又离乡”的自发流动图景。

农村人口大规模、自发性地向城镇社会流动，使得政府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44]，如何引导和管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该问题在2003年集中显现出来：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劝阻农民工返乡以防止“非典”扩散的行为，使得农民工第一次被赋予公共性身份^[45]。在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明确“支持农民进城务工就业，清理和纠正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和乱收费”^[46]；该年7月，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将管理和服务农民工群体以及保障其合法利益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被列入“进一步抓好的九项工作”之一^[47]。从制度角度分析，流动人口权利保障问题产生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该体制赋予农村人口和城镇居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并提供两种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因而，以调整和优化城乡关系来赋能流动人口的“城市逐梦”，不仅可以构成以人为本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指引，而且为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提供政策支持。

作为调整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补齐”农村居民公共服务权利短板等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于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具有实质性的积极支持。2002年，中央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列入政府“十六字职能”；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任务；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战略目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以新农合、新医保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权利保障；而保留农村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以“联根式社会流动”获得权利保障成为现实选择^[48]。时至今日，补齐农村居民权利短板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依然是我们应对流动社会到来的重要任务。因为根据测算，中国当前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乡城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24.29%，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为69.66%；在城乡流动人口内部，保留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比重为46.76%^[49]。

除此之外，长期影响流动人口权利保障的管理问题聚焦于城市户籍门槛，因为它增加了流动人口转变城乡身份与区域身份的现实难度。在2011年的户籍制度改革中，中央对建制镇、设区的市以及副省级城市与直辖市等三类不同规模的城市，采取由低到高的户籍准入机制，同时在政策文本中设专章部署“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50]。以调整户籍门槛为主线赋能流动人口的身份转变，同样构成社会流动赋能图景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中国农村社会成员突破“生于斯，长于斯”的封闭性交往机制提供了基本前提。但是，脱离既有的交往场域意味着失去原有社会网络的支持，而如何在新的交往场域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则是国家必须面对且需要有效回答的施政实践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并建构以权利保障为主线的社会流动赋能图景，构成以人为本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表现。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战略规划。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也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发展的“第五个现代化”。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及同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51]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列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明确将“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举措^[20]。这表明，在高质量发展格局中，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已构成社会流动的核心支撑。

从社会流动的动因看，不同于农业社会中安土重迁的农村人口因自然灾害或战争等而进行人口迁移，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主要产生于社会成员对更高消费水平、更优就业机会等美好生活的向往。2013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52]等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具体到社会流动，2013年，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两亿流动群体难以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等城市融入的“玻璃门”现象，并将其列为制约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53]；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三章篇幅专门规划“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均将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改革作为保障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重要举措；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将“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和“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20]作为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的改革任务。这表明，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保障流动人口的自主流动权利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超越了将流动人口仅视为市场要素的基本定位，强调流动人口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目标定位。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54]；2019年，中央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首次以专门性文件部署优化社会流动体制机制；2021年，中央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保障流动人口在全国范围内自主流动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目标行动；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2]。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以及“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等改革任务^[20]。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成员自主流动图景的形成。

所谓自主流动，从个人角度看，是社会成员充分发挥其能动精神而选择流动或不流动以及以何种方式向何处流动等；从社会角度看，是社会成员的流动决策具有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机会前提和容量载体；从政府角度看，是社会成员的流动行为不因生活场域的转换而制约其获得基本的社会支持。进入新时代，不仅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构成治国理政的政策关怀，而且乡城流动人口的农村集体权益也有了法律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不仅明确了户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基础，而且也明确了因务工、经商等“暂时离开”的流动人口的核心财产权益，以避免其面临“失地又失业”等双重风险^[55]。同时，为了“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然将社会流动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依据。比如，“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同时明确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及“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和“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等改革任务^[20]，这必将为社会成员的自主流动图景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

作为人口规模巨大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的转型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必然需要引导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和产业间进行有序流动。同时，大规模社会流动事实上构成了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强大动力，如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变^[56]。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必然要求新的国家治理机制与之相适应。因而，展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社会流动的未来图景，一方面要求我们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以保障社会流动的合理有序进行；另一方面要求我们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成员自主流动图景的持续完善。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消除人类社会中具有地域局限性的交往形式，并推动世界历史性交往形式的形成。从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看，工业化创造了现代化的社会交往形式，有力地打破了人类社会的封闭孤立状态并创造了世界历史，因而，“直到现阶段，工业化仍然构成现代化的核心”^[57]。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工业化作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物质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依然将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地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58]。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20]构成了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以“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59]为目标勾画自主流动图景，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与发展，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否定和实践超越；同时，中国共产党结合基本国情长期规划并适时调整现代化战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创新。

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源于世界各地禀赋结构的差异性，而现代化的本质是改变自身支配社会变迁的禀赋结构，并进行上层建筑的适配性变革^[60]。中国共产党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任务和发展需求而制定与其相适应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最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社会流动图景：持续系统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分工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并为社会成员突破地域局限的社会流动行为提供机会前提；基于人口规模巨大，尤其是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且人多地少等基本国情，通过体制机制的适时调整来引导社会成员有序流动，并最终以现代化社会支持机制保障社会成员自主流动。然而，当前城乡、区域、体制间的多重分割，限制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61]；县域流动人口占比偏低等结构事实，要求我们通过结构性优化构建社会流动重大转向的系统性方案，以构建新型城乡关系^[62]。“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等改革任务，要求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城乡间与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并以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系列改革机制为流动人口搭建“横向流动桥梁和纵向流动阶梯”^[63]。

在既有的话语逻辑中，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基于改善个人阶层状况而进行的个人决策；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社会流动是生产与交往辩证关系的实践表现，构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因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论述中，将“破除阶层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社会上升通道”作为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重要任务^[59]。同时，在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系列规划中，比如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划中，明确提出“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64]；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布局中，明确“打破阻碍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流动的不合理壁垒，促进人力资源优化配置”^[65]；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中，明确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作为街道等基层组织为民服务的重要任务^[66]。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20]。这要求我们将流动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规划，以此形成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流动格局并推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看，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工结构转型产生社会交往机制变迁的直接表现；其中，工业化构成生产结构转型及交往机制变迁的核心动力，城镇化则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承载场域与容量载体。同时，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并避免资本理性和个人理性的“盲目规律”，需要以国家理性保障“共同生产”的基本秩序。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城镇化战略；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误区，克服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性困境，真正找到了破解后发国家“外源现代化”历史命题的全新思路^[67]。基于后发国家及人多地少等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战略规划，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流动图景。中国社会流动图景的变迁与优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效率上超越资本主义且更好维护社会公平的实践写照；同时，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保障，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正确运用生产与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否定和实践超越，而且是中国式现代化保障个人自主流动及助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