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1]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发挥教材育人功能奠定坚实基础，为打造原创性、高水平教材体系发挥核心作用，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支撑。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围绕教材话语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内容涵盖了教材话语的发展历程、本质特征、价值意义、分析方法、建构路径等。这些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引起了学界对教材话语问题的重视，促进了学科理论向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的融通转化。

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话语”定义是王攀峰、邓文卓提出的“依据课程标准运用一系列语言符号按照一定的编排体例建构的结构完整的课程内容系统，是课程领域中传递学科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主要中介”^[2]。部分研究者从一般意义上提供了“话语”的解释，如冯建军等认为“话语是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构成的言语表达” ^[3]。这些定义仍侧重话语的“中介性”“工具性”，局限于课程教学领域，无法有效阐释使用“话语”取代“语言”“言语”等表述的原因，进而无法揭示“教材话语”的本质特征。蔡曙山认为20世纪发生的语言转向被看作20世纪西方哲学和思想发展史的一场革命^[4]。伴随着研究热点从理想语言到自然语言再到心智语言的转移，带来了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语言从作为观念表达之媒介工具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不再只是符号表征，它与人类的生存世界在本体论上密切相关。约翰·费斯克指出“‘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与‘语言’不同，话语本身兼有名词与动词的属性”^[5]。所以“话语”作为主体思维活动得以进行的现实形式，强调“将什么东西讲出来、公开出来，即‘展示’，这就把存在的‘显现’与语言的‘展示’统一起来了”^[6]。本研究认为，采用“话语”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语言符号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应用，凸显话语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实践性。费尔克拉夫指出，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历史变化：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7]导言3易言之，话语体系不仅有表达实践的力量，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制造意义、再造意义，甚至改变实践、创生实践的力量。恩格斯曾深刻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8]。这意味着话语的革新有助于激发新见解的创生，进而有助于推动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的创新。综上分析，作为学科课程内容的表达实践，教材话语是一套按照语言规则组织起来的表达系统，是语言符号在建构教材意义过程中的实践应用。教材话语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主观形式，对材料内容进行加工制作和选择建构，最终形成话语的物质性存在形式——教材文本，并创造一个观念的世界。

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提高重视、意义阐释以及教材内容选取等方面，对教材话语本身存在的问题梳理得不深刻、不到位，未能凸显“话语”的历史性、实践性本质特征及其对知识体系建构的重大价值。从研究的现实意义看，在如何建构中国特色教材话语体系方面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落实机制。本研究从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和利教易学的维度，综合研判了教材话语存在的问题，系统梳理了教材话语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出了打造标识性概念范畴、增强话语共鸣、丰富话语方式、完善体制机制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战略部署，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贯彻落实国家教材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是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有的放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抓手。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立足中国原创性实践，建设高水平、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教材话语体系“表面上涉及‘说什么’‘怎么说’等语言表述的形式和技巧问题，但实质上却内含着言说者一定的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和民族观念”^[9]。长期以来，西方制造并固化了若干学科话语、教材话语的主要框架，定义了许多关键“概念”。然而，中国的许多理念和实践，已经超出了西方话语的阐释能力。“当前，中国正阔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冲击。”^[10]在教材领域，通过炒作教材内容等，或褒西贬中，或歪曲历史，或影射现实，或以古非今，以讨论教材之名，行混淆是非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新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要求话语体系提升对中国实践的概括力、说服力、阐释力，紧跟时代趋势，开启话语变革，凸显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引导学生从“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中，从“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站稳中国立场，从小胸怀爱国心、强国志，听党话、跟党走，矢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话语在融合转化中国特色新概念、新范畴、新理念方面的水平还不高，在反映和观照中国实践方面的力度还不够大，在改变西强我弱、理论贫乏方面的能力还不强。这不仅制约了原创性、高水平教材的出品，还影响到学科自身发展，甚至影响了学科介入社会实践、表达中国经验和参与国际对话与传播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教材的声音，提升中国教材的影响力，必须有一套科学、完整、系统的话语体系。话语的创新正如理论的创新——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11]。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两大奇迹。如何将当今社会的伟大变革和伟大创新有机融入教材话语之中，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世界宝库提供中国的原创性、高水平成果，是历史提出的时代课题。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2]当前，我国教育总规模居世界第一，已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国，但在学科话语、教材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还不太相称。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出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实力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能力。上升到国际层面，话语体系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权力。话语权关涉着创造权、表达权、传播权、自主权等相关权利，进而影响到参与规则制定的优先权。任何思想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在话语内物质对象才有意义，并成为知识的对象。接受某一种特定的话语体系，并按照这种话语体系思考和表达，就表明主体接受了这种话语体系所代表的知识体系和内在价值观^[13]。简言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有自主的话语体系。以教材话语体系革新为突破口，总结新实践、凝练新概念、提炼新范畴、探索新范式，“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 ^[14]，为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支撑。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学界对三大体系已达成基本共识，认为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表达^[15]。在实践层面，经过时间检验的高水平教材会成为学科领域的经典著述，在更广阔的背景、更丰富的实践层面推动学科水平、学术水平的提高。在理论层面，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话语体系承担着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关键支撑的重任，是传播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提升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关键渠道。在管理层面，教材不是哪个机构想编就编以及随意就可以进入课堂，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在育人层面，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提供给学生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存智慧”^[16]，凝结了知性价值和德性价值。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话语体系在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相对薄弱，在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方面存在短板，在利教易学方面存在差距，且集中反映在话语的原创性、科学性、思想性、时代性、可读性问题上。

其一，话语的原创性问题。原创性话语处于话语体系的核心位置，对于学科和教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大量新知识、新概念和新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先占原则’的作用，使得我们对外来的理论更多的是学习，而少有批判；对外来的概念更多的是接受，而少有解构。” ^[17]有的教材话语还停留在低水平重复、表层嫁接、简单模仿的阶段，还陷落在将中国案例纳入西方理论的窠臼里，对西方的概念、理论未作突破性研究，导致了“水土不服”“削足适履”的现象。再者，部分教材话语中即使出现一些具有本土特质的观点，也主要集中在应用性层面，未能对其本质加以抽象概括，提升为规律性认识、汇聚成系统的话语形态。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加以表达。大量陈述事实，而缺乏概念性概括，则“难以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将人的思维模式化，大大弱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反，建构概念则是西方学术的优势，也是西方学术能够取得话语权的重要原因” ^[17]。加快形成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话语体系，要从科学提炼原创性概念范畴入手，深入诠释、凝练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其二，话语的科学性问题。教材话语凝结了一个学科最权威、最经典的内容，必须科学严谨，彰显学科专业性。有的教材对理论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未能完成日常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转化。该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话语的学理性不足。有的教材话语虽然反映了中国的案例与经验，但忽视对发生机理的分析，没有深入到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等本质层面，没有展现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用一时的经验代替理论，不但使理论缺乏本身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也使它缺乏指导实践的功能。”^[18]二是话语不严谨。部分话语存在偷换概念、自相矛盾、因果倒置、循环论证等问题。例如某教材将“心理”和“精神”两个概念等同使用，话语的所指不准确，导致学生的理解有偏差。还有部分话语表述论断草率，没有把前提条件、原因依据说清楚，或者只讲结论不讲原因，降低了教材的科学性。

其一，话语的思想性问题。“任何话语体系都与某种文化和思维系统相对应，有自己的价值取向。”^[19]当教材选用某种话语表达时，就用语言的方式践行着特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眼光。教材话语的思想性问题集中表现为话语的标签化。部分教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甚至误把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纳入教材。“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哲学的一般原理，直接套用到教育领域；把当时党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当作教育学理论本身。”^[18]“不仅没有充分有效地向学生和读者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力量，反而容易给他们带来重复感、过时感、机械感、说教感，甚至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无力回应当代思潮、解释现实问题。”^[20]此外，话语的思想性问题还体现在价值立场方面。有的教材淡化了本土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主体意识，尤其在与西方对话的过程中，对西方话语盲目拿来、亦步亦趋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如有的法学教材极力宣扬西方宪政思想理论和制度；有的历史教材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有的经济学教材受“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严重，为全盘私有化制造舆论。“一些教材对有关的错误思潮、错误观点不介绍、不分析、不批判，基本采取回避态度，即使表态也仅用判断式语言做出简单结论，理论是非得不到澄清，致使学生不明不白，在思想上造成困惑。”^[21]

其二，话语的时代性问题。教材话语作为时代思想的表征，随着实践变化、时代发展而不断修订、演化。部分教材延续了旧的话语表述，未能及时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科学技术进步新成果、人类文明发展新成就。首先，虽然某些话语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随着时代发展，部分学科赖以生存的底层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深刻变革^[22]。尤其在数字化时代，教材话语遭遇网络话语的挑战，信息量不够、回应不迅速、对各种思潮的批判鉴别意识不强，导致话语无法对现实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其次，部分话语与现行的教育方针脱节。如某教材中关于教育的定义只包含了德智体三个方面，缺少美育和劳动教育的维度，对人的全面发展观的理解不到位。再次，个别教材未能充分呈现最近20年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如中国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建共享等众多方面的本土探索和实践等。与时代脱节的话语保留在教材中，经不起当前的实践检验，对教师、学生使用教材也起着消极和阻碍作用。

长期以来，教材存在以“编写者”为中心的思维，缺乏“使用者”的观念。首先，一些教材未能将政治话语、理论话语有效转化为教材话语，直接将文件语言“生拉硬拽”到教材中，导致教材的可读性较差。政治话语、政策话语与学科话语虽然在各自系统中发挥作用，但由于缺少与教材话语的有效融通和转化，导致教材晦涩拗口、阅读体验不佳，严重影响了教材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部分教材话语存在说教性问题。话语的表达水平还停留在知识传授的层面，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兴趣、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未能充分重视学生在探究式学习中主动生成个人意义的过程。再次，话语内容空泛化问题。部分教材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空发议论，话语内容模棱两可，不知所云。如某教材谈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却未对相关理论的基本观点或立场进行概括，让学生无从知晓是相关理论的什么“中国化”。教材话语应“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使学生感到思想认识上有收获、有启发。

相较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有更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人文性，其教材话语的发展逻辑需要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维度综合考察。历史逻辑方面，从话语语境、话语内容和话语功能三个角度厘清教材话语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理论逻辑方面，从目标向度、价值向度和方法向度明确话语发展的核心目标、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在实践逻辑方面，从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主体性和开放性相融合、传统性和现代性相贯通的角度，阐明话语发展的实践理路。

教材话语有其生成、发展、演变的逻辑，集中体现在话语的时代语境、话语内容和话语功能三个方面。自五四运动以来，教育思想文化界就有着强烈的求新求变的“共识”，这种“共识”表露出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次受挫后对自身在世界地位的重新认识和诉求于现代化的愿望。新文化与买办文化、封建思想之间的博弈及其形成的复杂、微妙的文化语境投射到教育领域，形成了新、旧教科书并存而又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也构成了教科书话语的时代语境。1917年，蔡元培发起国语研究会呈请教育部立案的呈文中指出：“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入文始。”^[23]蔡元培主张用白话文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用国语教科书取代经学教科书，根本原因在于教材话语的革新对于加速旧知识系统的瓦解和新知识范式的传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只有新的语言和知识体系才最终强有力地摧毁经学教育系统的堡垒。”^[24]在话语内容方面，国语教科书大量选用反映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注重启迪学生的独立精神、科学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科学”和“民主”成为教科书的核心话语。抛掉旧思想的包袱，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如何使新的理念入脑、入心？教育领域的应对策略是以语言的变化带动知识的变迁，即用白话文颠覆文言文的宰制力量。国语教科书取代文言文教科书已经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而是扩散为推广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25]。由此可见，教科书话语对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知识体系变迁以及形塑民族主义思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语境下，“为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以苏联高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为‘蓝本’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高校教材”^[26]。1956年以后，照搬苏联教材体系的不良后果逐渐显现——脱离实际、外国框框多、不适应专业口径、针对性不强。50年代末，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克服了苏联经验的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倾向，开始面向国家需求自编教材和讲义。这批教材的出版对保证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相当一部分教材的学科性、专业性不足，话语的政治色彩浓重，甚至出现了“政策汇编式”教材^[27]。“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校教材建设通过改造旧教材、自编新教材、引进苏联教材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才培养的需要，但教材建设工作的目标、形式、载体、内容相对单一。”^[28]

改革开放后，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精神的指引下，教育改革作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抓手，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新趋势、生产力发展新要求。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促进教材话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话语内容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从僵死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对各种‘不证自明’的问题进行深切的语言分析、心理分析、社会分析和逻辑分析” ^[29]。世纪之交，基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教育部推动实施了“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等项目。这批教材总体特点是逐渐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注重从改革的实践出发，确立各学科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30]。“加快”阐明了任务的紧迫性，“构建”强调不是恢复重建，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繁荣发展的已有成就基础上，思考三大体系的构建与挑战。在话语内容方面，“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教材话语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话语功能方面，迫切要求话语提升对中国实践的概括力、阐释力，凸显话语的价值引领功能，服务于知识体系的创新。历史的进程表明对“如何建设话语体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其历史逻辑体现出以下特征：其一，在话语语境方面，我国教材话语的发展植根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话语创新的不竭动力。其二，在话语内容方面，教材话语的演化历史映射了知识体系的变迁历程。从旧文化知识体系到新文化知识范式，从学习其他国家知识体系到探索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历史的轨迹充分证明教材话语植根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现代性自觉，聚焦社会发展之需要，回应时代发展之关切，不断丰富拓展、与时俱进。其三，在话语功能方面，教材话语塑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嵌入到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在教材推广使用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互动过程中，充分彰显了话语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显著效应。

教材话语发展的理论逻辑包含目标向度、价值向度和方法向度。在目标向度，以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目标，从话语内容、话语方式和话语功能上推动知识体系之创新，迎接时代变革之挑战。在价值向度，以立德树人为基本立场，以文化人，以德育人，追求“知性”与“德性”共生的价值理念。在方法向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方法论，以实践观为话语创生的出发点，密切结合话语语境，增强话语的阐释力、影响力。

在目标向度，以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目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归根结底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增强文化自信。部分高校教材仍然无法跳出西方话语的陷阱，被西方设置的议题和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重要的原因在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尚存在差距。在哲学认识论立场，知识作为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符号表征、逻辑形式与意义价值共同构成了知识的“内在结构”^[31]。话语的语义赋予了文字、图形等知识符号以主题和内容。通过词汇、句式、修辞、逻辑论证、情感论证等话语方式，知识的“逻辑形式”得以建构完成。在此过程中，知识负载的价值意义通过话语功能的通达得以实现。由此可见，知识的建构与话语的意指实践密不可分，建设自主的教材话语体系必须指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形成自主话语体系，要正视发展现实，突出久久为功。在话语内容上，坚持从建设中国原创性教材体系入手，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实践对他国理论和经验的丰富以及对已有知识的发展。在话语方式上，畅通表达途径，将实践探索的经验案例加以抽象概括，提炼为原创性概念、命题，提升为规律性认识，通过学科逻辑汇聚成系统的话语形态。在话语功能上，教材话语应通达知识“内在结构”的第三个层面，即价值意义层面，帮助学生建构价值思维，形成智慧、心灵和价值观构成的新的意义系统。

在价值向度，以立德树人为基本立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左传》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中国人最熟悉最亲切的领域，是整个中国社会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历来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是党的教育方针的重大理论创新”^[32]，其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教材作为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抓手，作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主阵地，要以“立德”作为教材“立言”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作为“立言”的现实根基与“源泉活水”，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引导学生理解现实世界，建构意义世界^[33]，洞悉历史大势，跟上时代潮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在方法向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方法论。教材话语体系是“包含有研究范式、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话语组合，这些话语内容丰富但又有共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逻辑自洽但又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34]。因此，话语体系建构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践行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其一，以实践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为出发点。教材话语愈是“实事求是”、贴近实际，就愈能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如果脱离实际，生搬硬套，把某些论断当成固定不变的模式用以裁剪当今的现实，话语就会变得空洞匮乏、毫无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中的话语运用，在任何时候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实践为根据，体现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实践性。其二，教材话语要和现实语境相结合。语言是人类认知的基础，所有的学科都是用语言和思维建构的，没有抽象的语言、抽象的思维，就无法完成认知和学习。通过教材话语表达思想和知识的过程中，“意义并不是直接的和透明的，在经由表征化过程后仍丝毫未被触动。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油滑的家伙” ^[35]。某种话语方式往往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思维方式中。也就是说，教材话语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反映国情民情和现实需要。这也是增强话语阐释力、影响力的基础和前提，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为例，其能够成为“早期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36]，并被西方学术界接受的原因在于深刻、传神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典型特征，而西方人熟知的理论框架、话语体系无法充分、适当地解释中国的家国人伦理念和实践。

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两个结合”，从中国原创性学术体系入手，做好原创性实践经验向学术理论转化、原创性学术理论向教材转化。

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促进教材话语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中国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的灵魂和特色属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研究和教学全过程，并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37]。“明确指导思想，是关系着教材的质量、水平的一个全局性问题。”^[38]科学的指导思想可以促进教材体系高质量发展，并强化话语体系的影响力。建构中国特色的教材话语体系，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结合，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11]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有理论与观点在深入理解基础上予以引申和阐发，力求使之既可以解释新现实，又不违背经典理论之原意。同时，教材话语要体现学科的逻辑与本质特性，体现学界主流共识，避免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化”掉了学科特质。不用马克思主义现成话语代替各学科具体研究，“而是要争取形成一些既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又富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命题和结论”^[20]。在具体学科领域，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教材化，话语体系要注重对学科场域特质的观照，反思话语是否能真正清晰地反映和表达学科事实、学科范畴、学科判断、学科推理、学科逻辑等，进而准确阐明学科观念的思维和立场。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出发，将党的创新理论如“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等经过分析、论证的话语方式，遵循学科知识的“逻辑形式”，有机、系统融入教材中，形成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体系化知识为主干的教材体系、话语体系。

其二，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促进教材话语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必须重视话语的文化身份，从中国立场、中国思想文化根基出发，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对中国的实践进行科学分析与合理解释，形成体现中国国情、立足国际前沿的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不仅要有胸怀天下、匡时济世的立场，也要体现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格局。不同的知识体系来自不同的实践和历史积淀，话语体系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秉持开放包容原则，注重对境外话语的借鉴与阐释，从“人类知识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讲清楚境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理论成果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适用范围，通过去粗取精、有效转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的有益滋养，避免邯郸学步。要批判性吸收国际学术前沿成果，加强创造转化，彰显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自觉。将中国经验、中国思想、中国道路概括提炼为普世性的话语体系和学术理论，为世界提供“中国教材”“中国话语”“中国方案”。

其三，坚持“两个结合”，促进教材话语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贯通。社会话语有自成系统、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具有历史继承性。当代的实践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的内涵，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中国有许多为世界广泛认可的概念范畴，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这一话语继承了中国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观，超越了“党同伐异”“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小圈子，整合了世界主义的价值取向，于2017年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要注重以现代意识阐释和转化传统话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39]。让学生更好地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汲取中华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话语体系，要从概念范畴入手，瞄准话语对象，丰富话语方式，完善保障机制，探索形成具有育人实效的教材话语表征方式和实践路径。

不能将概念范畴的产生视为“自然的现象、某种自动发生的事情，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复杂且微妙的社会构建物”^[40]。概念范畴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人们通过概念范畴对事物进行定义，帮助人们在思维层面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进行澄清和系统化，使得杂乱无章的事物清晰化、条理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话语体系，要明确建设思路，从概念范畴入手。一是科学提炼标识性概念范畴。传统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实践提供了创造中国概念的丰富资源。要回归话语创生的源头，扎根于鲜活的社会实践，从案例经验中发现亮点、深化研究，提炼形成描述性概念。同时，“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7]导言3。要根据主导价值理念，主动进行概念建构，归纳形成规范性概念。尤其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重要思想资源，充分吸纳到教材话语中，形成学科的关键词汇表、关键概念表、范畴表。二是充分阐释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对概念范畴的阐释表达要意义明晰、科学精确。从肯定与否定的角度，阐明概念范畴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什么，各自强调的不同是什么；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阐述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及其发展变迁，解释其内容的价值和意义；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阐释概念范畴的基本立足点、划分的依据、各自强调的内容以及在功能作用上的互补统一等。三是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教材话语具有结构化功能，向学习者提供信息图示。要将零散的话语创新整合起来，把握好教材编写逻辑，由易而难，由浅入深，从古到今，由远至近^[41]，将明确的主题、主线贯穿其中，形成立场—事实—观点的完整链条，使教材内容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要推动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再到理论推理，形成点线面的话语体系布局，将话语体系整合为系统性、原创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高校教材的对象是新生代青年，该群体具有“青年文化”的特征，不可忽视其特有的心理需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等。以往教材话语生产以编写者为主，由于代际差异等原因容易引发文化差别和文化错位。要面向时代要求、教育改革和社会关切，推动教材话语变革。第一，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教材话语远离了学生，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和生命力。话语体系的变迁涉及思维方式的转变，编写者要站在初学者的视角设计文本内容和话语表述，克服专家盲点效应。要在教材的教与学之间，在编者、教师、学生之间，构筑一种双向生成、双向建构的生态关系，促成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变革与融通。第二，注重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教材话语。为了减少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距离感和排斥感，政策话语与教材话语的衔接贯通，一定是在思维方式、体系层面的整体贯通，不是简单嵌入。要剖析话语转化中的空白点、薄弱点，寻找符合学生认知规律、通俗易懂的教材话语模式。善于运用微观案例、设计问题、对比对照等学生容易接受、可理解的话语方式，使教材内容富有现实感和亲近感，引发学生共鸣，激发学习兴趣。第三，要在提炼、转化、融合上下功夫。营造学生—文本—教师—编写者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如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品时，注重讲清楚作品体现的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怎样采用这些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看待当今的世界、过好当下生活，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感悟、主动思考、主动创新的精神。

丰富教材话语的建构方式，要综合借鉴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在智能化、信息化时代，新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对教材的话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作为语言哲学的三大分支领域和分析框架，不仅关注话语的语义、主题，还从主体、对象、立场、语境等话语因素全面展开分析与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为例，在扩充和变革已有教材话语的过程中，不可能一直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时的话语体系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话语体系，还应加强对相关研究的深度挖掘与系统整理，吸收合理因素，用以发展自主的话语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中，除了主观、客观、形而上学、辩证法等概念，还可以借鉴运用语形学的结构、表现、参数，语义学的模型、映射、指称，语用学的语境、意向、行为等概念范畴^[4]。

围绕教材话语体系建设，要系统推出工作机制，从建设主体、制度体系、运行机制、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措施，形成可落地、可转化的举措。一是完善体制机制。2019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要求高校教材编、审、用、管、研过程中“能够辨别并抵制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自觉运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编写出版单位是教材的第一责任主体，要统筹好内外部力量，广泛征求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意见，汇集众智，集思广益，充分凝聚学术共识。各高校、出版单位应根据管理办法要求，出台相应的办法文件，明确权责机制，强化督导检查，及时收集教师、学生使用教材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完善反馈机制。二是加强教材研究。明确教材话语研究定位，合理布局研究体系，“以有组织科研和自主选题科研相辅相成，形成团结奋斗的学术大格局”^[42]。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新技术赋能教材话语研究，建立教材话语案例库，为教材编写、使用提供丰富资源和智力支撑。三是强化激励保障。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催生与之相匹配的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当下正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期，对研究者而言更是难得的机遇期。要加大经费投入、设立项目课题、搭建交流平台，尤其是完善教材工作成果认定机制，强化评价的导向功能，吸纳优秀人才参与话语体系建设，激发教材建设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