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教育强国道路上，通过教育帮扶赋能县中教育，不仅是补齐后发地区教育事业建设短板、促进县中教育资源优质均衡与公平发展的有效手段，更是为县中振兴提供坚实的人力与资源支撑的重要途径。

县中教育是众多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所在，其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更直接反映了教育公平的程度。办好县中教育，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教育公平，为每个人打好就业谋生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教育帮扶能够补齐教育的短板，推动教育的均衡、公平发展。教育帮扶大多属于“造血式”帮扶，是针对被帮扶学校的受教育群体进行教育投入与教育资助的行为，也是通过提升受援对象的科学文化素质来促进县域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帮扶方式，能够在短期内改善受援对象的发展情况。教育帮扶通过提供教育资源与机会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帮扶模式兼具扶智与扶志的双重功能，不仅能够提高受援对象的技能，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受援对象的内生动力与竞争潜力，进一步减少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实践表明，众多学生通过县中教育帮扶获得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成为高素质的劳动者并反哺县域经济^[3]。

另一方面，用教育作为振兴县中的帮扶工具具有长远效应。教育帮扶通过选派高校优秀教师直接入驻县中，不仅为县中教育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还通过日常教学与指导，激发受帮扶县中教师团队的活力与创造力。同时，受帮扶县中在先进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及校本研究，探讨新课程改革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等，有助于其提升自身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伴随着我国教育帮扶制度的日渐完善，教育帮扶内容逐渐从知识文化教育向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拓展；帮扶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由基础教育向学前教育、继续教育延伸；帮扶主体从单一政府向多元主体转变，教育帮扶模式实现了从政府包揽向多元主体合作转变^[4]，为县中教育振兴的发展提供了稳固的长远的教育价值。

教育帮扶是一种旨在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均衡发展的社会活动。它不仅着眼于短期内为薄弱县中提供“输血式”支持与服务，更致力于实现县中教育长期的“造血式”功能建设。

从经济学视角看，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素质教育的体现，个人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而教育帮扶对人力资本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人是生产力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与归宿。县中教育要实现振兴，其振兴主体一定是人力、人才因素，而教育帮扶的核心就是通过多种手段对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教育与培训。教育帮扶中的高校以其自身的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将以直接劳动经验和技能为主的普通劳动力提升为以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为主的复合型劳动力，进而提升县中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县中振兴的关键力量。我国部分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人口与资源的长距离大规模流动，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而在教育帮扶工作中，帮扶主体与帮扶客体在明确自身定位与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设立教育帮扶标准与监督小组对教育帮扶项目进行持续的监控与测量，及时监督教育帮扶过程，确保帮扶项目的实现，并会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与优化。这有助于加快缩小县中之间的办学差距，推动区域间、校际间县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提高，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升级需求，从而真正发挥高校引领辐射县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和国家稳定。同时，教育帮扶模式应注重发挥文化力量的作用，传承县域民族文化，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心与凝聚力。将民族文化嵌入教育帮扶模式中，既对被帮扶学校的发展大有裨益，改变县域职校“千校一面”的现象，推动学校特色化发展，又能实现民族文化的保存、积淀、延续和创新^[6]。此外，县中教育帮扶模式中嵌入民族文化，不仅能够提升民族文化的内在生产力，更能促进县域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进而助推区域经济发展^[7]。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扶贫经历了重点保障贫困群体受教育权的普惠型经济资助式教育扶贫阶段、大力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扶贫质量的专项式资源共享式教育扶贫阶段、全面促进贫困群体内生发展能力的精准式多元化教育扶贫阶段^[8]。一系列的教育帮扶模式演变呈现两大核心特征。一是“请进来”与“送出去”战略，分别指邀请发达地区教育人员至贫困地区进行交流、培训及支教，以及将贫困地区教师送往发达地区学习；二是“支持式”援助，涵盖利用国家专项资金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与基础设施，以及动员社会力量为贫困学生提供资金、物品与精神支持。然而，当下教育帮扶赋能县中仍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

其一，教育帮扶模式的不确定性。教育帮扶涉及帮扶主体、帮扶客体、帮扶介体、帮扶环体四因素的公共影响，其中帮扶主体是主要因素^[9]。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帮扶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通过多方吸纳社会力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正因为如此，解决教育帮扶的核心在于为贫困地区分配更高层级、更丰富的帮扶主体^[10]。但现实情况中的教育帮扶，帮扶学校这一主体单方面对教育帮扶工作的认知程度和重视程度往往决定了帮扶工作是否深入、是否持续。传统教育帮扶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且参与主体以政府为主，缺乏多主体参与设计的总体方案和保障机制，其他各类主体参与教育扶贫的程度相对较低。政府能提供的资源有限，在此种情况下，政府会倾向于优先将帮扶资源投至收益最大的学校，偏远山区较难获得支持。这进一步影响教育帮扶的确定性与稳定性，难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稳定分配。

其二，教育帮扶模式的单向性。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帮扶学校对被帮扶学校的单向输出，而非双向合作。在教育帮扶实践中，帮扶学校对被帮扶学校呈现出显著的资源、知识与经验等要素的单向输出态势。这种长期形成的惯性模式，往往导致被帮扶学校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外部援助，忽视自我“造血”能力，从而面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具体而言，被帮扶学校在缺乏自我驱动与创新机制的情况下，难以有效激发其内部发展潜力，实现自我提升与可持续发展。单向性帮扶模式可能抑制了被帮扶学校的自主性与创新性，阻碍了其构建内源性增长机制的能力。当下，我国现行的教育帮扶以“输血型”的财政性援助为主，大多依靠国家的财政补助以及社会筹资。这一方案虽能缓解被帮扶地区教学资金紧张的局面，但终归治标不治本，难以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即便尝试“送教下乡”等举措，但仍停留于传统的知识传授，在培育高水平师资队伍与教育特色等方面仍然举步维艰。基于这样的考量，无论是为了提升欠发达地区群众的长期学习能力，还是为了提升其科学技术水平，都应当从传统的教育帮扶形式之外寻求新的帮扶形式^[11]。

其三，教育帮扶模式实施趋于形式化。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帮扶活动多局限于表面层次的互动与展示，类似于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及“面子工程”的构建。在此情境下，深入的、实质性的教育帮扶交流与合作鲜有发生，难以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加之，不少区县，特别是贫困地区，在实践中还存在教育帮扶需求模糊化、过程形式化、效果考核偏差化等问题^[12]。进一步而言，深化此类合作并转化为具体实施方案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与难度。另一方面，体现在未了解与掌握一线教育现状。我国传统教育帮扶模式缺乏对帮扶对象具体校情的深度分析与差异化策略的制定，导致教育帮扶模式“一刀切”，难以实现教育帮扶的特色化与地方化。面对不同学段、不同区域等不同帮扶群体，教育帮扶模式呈现出笼统性特征。教育帮扶内容以捐钱捐物为主，对于其他要求事项基本没有开展，没有因地制宜的帮扶方案与帮扶内容^[13]，致使帮扶活动趋于形式化，帮扶效果不显著。

其四，教育帮扶结果的随意性。教育帮扶成效的偶然性与非持续性显著，具体表现为帮扶项目在预设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后即自动终止，而对于帮扶所达成的结果与效能，缺乏系统性的评估机制与考核机制。一是教育帮扶监管政策缺位。“监管是关于教育帮扶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和管理，是避免教育帮扶政策走过场、解决落实‘中梗阻’的重要措施。”^[14]教育监管政策的缺失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教育帮扶政策落实的实际工作中，过程监管缺位，帮扶过程中的问题未能及时被发现与整改，这势必影响帮扶活动成效。二是缺乏精准考核力度。精准考核是为了改进帮扶主体对教育帮扶政策的落实效果，促进帮扶主体与帮扶客体的良性互动。目前，教育帮扶还存在考核管理办法不健全、考核主体开放参与度不足、考核指标标准化有待提升、考核方式流于形式、考核反馈结果应用不足的问题^[15]。当前，我国教育帮扶考核的过程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缺乏贫困人群和社会各界多元化主体的参与^[16]，学校及教师、教育科研人员、社会群众等在教育帮扶考核中的参与度不足，教育体制机制的壁垒为教育帮扶效果带来一定的挑战。

在“U-U-S”教育帮扶模式中，第一个“U”代表“University”(部属高校)，作为模式的核心驱动力；第二个“U”寓意“Unite”(协同)，强调部属高校、部属高校附属中学及被帮扶的县中三方紧密合作；“S”指“School”(学校)。“U-U-S”合作模式是由最初的“U-S”演变而来。“U-S”模式是一种没有“中介方”参与其中，由大学(University)和中小学及幼儿园(School)直接对接的一种合作方式。我国最初的“U-S”实践是由大学尝试通过建立附属学校的方式加强与中小学的联系，但这种合作主要局限于形式，无法体现助力教育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功能。在“U-U-S”教育帮扶模式中，第一个“U”是理论能动者，也是学校变革的外部能动者，具有一定的理论势能并能将其转化为学校变革的动能。“S”方是实践能动者，也是学校变革的内部能动者。二者的联动会生成双方的内生力，在促进教育改革的同时，推动理论创新的实现^[17]。具体而言，作为外部能动者的“U”方，因其长期从事教育研究而成为储备相当“势能”的能动者。学校外部的能动者只有将前沿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小学实际教学相结合，才能将“势能”转化为“动能”。作为学校内部能动者的“S”方，因其是实践工作者，需要借助理论工作者的顶层设计与理论支持，才能形成促进自身发展的最大“动能”。基于这样的逻辑，“U”方与“S”方二者之间的“U”(协同)显得十分重要，这便加速形成了“U-U-S”教育帮扶模式。联合(Unite)是“U-U-S”教育帮扶模式的亮点与新颖点所在，其核心理念是使“U”方与“S”方双方相互关注、互相融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推动教育的创新和改进。

“U-U-S”教育帮扶模式以协同理念为基础，部属高校、部属高校附属中学及被帮扶的县中三方主体共同参与教育资源的整合与管理，各自实现自我发展，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长效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该模式中的双“U”设计，即“University”(部属高校)与“Unite”(协同)，不仅强调了高校在教育帮扶中的主体地位，还通过协同效应将部属高校、部属高校附属中学及县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的合作共同体。另外，“Unite”(协同)还意味着撬动政府与社会组织资源，尤其是发挥政府部门强大的公信力与号召力以强化资源集聚与共同体凝聚。协同机制确保了每一方都能够在帮扶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明确各自的责任与义务，避免了传统帮扶模式中常见的责任不清、任务不明等问题。在县中层面，“U-U-S”模式通过构建稳定的帮扶关系，使得被帮扶的县中能够获得持续、系统的教育资源支持。这种支持不仅包括资金和物资的援助，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以及教师队伍的专业成长。相较于传统帮扶模式的松散、随意、短暂，“U-U-S”模式在机制构建上更加稳定而持续。这种模式的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被帮扶县中的教育质量，还能够促进整个教育体系的均衡发展，为实现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贡献力量。

“U-U-S”教育帮扶模式以县中教育资源自发展为建设目标，将帮扶的焦点从传统的短期升学率提升，扩展为县中振兴的全方位、多层次领域，为县中的长远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在政策机制构建上，“U-U-S”模式打破了传统帮扶模式的局限性，通过三方紧密合作，共同探索适合县中发展的政策路径。这不仅包括教育政策的优化与调整，更涉及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为县中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在文化资本积累方面，“U-U-S”模式注重将部属高校及其附属中学的优秀文化和优质教育理念等引入县中，通过文化资源投入、文化交流、理念共享等方式，帮助县中夯实符合现代教育需求的文化资本基础。具体而言，通过资源投入提升客观化文化资本与具体化文化资本，进而为提升学生体制化文化资本奠定基础^[18]。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U-U-S”模式通过提供丰富的教师培训资源、搭建教学交流平台，促进县中教师队伍的专业成长。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县中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教育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县中的教育质量提升提供深厚而持久的内生动力源泉。在学生联合培养方面，“U-U-S”模式通过设立联合培养项目，为县中学生提供更多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更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为县中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此外，“U-U-S”模式还注重提升县中的科研实力与优质资源共享。通过科研项目合作、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增强县中教师的科研能力；通过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为县中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U-U-S”教育帮扶模式拒绝从县中的角度强调帮扶的单方面输出，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挖掘县中振兴对高校及其附属中学的反哺作用，通过实现各主体的互利共赢发挥帮扶的最大效能。这一模式通过部属高校、部属高校附属中学及被帮扶的县中三方紧密合作，既能推动县中教育质量显著提升，促进其所在县域教育、人口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提升高校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能力，促进高校附属中学的办学能力。即形成互利共生的良好生态，最终实现共赢的局面。对于县中而言，“U-U-S”模式通过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提升县中的教学质量与管理水平，为县中学生提供更多接触优质教育、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在县域层面，“U-U-S”模式通过提升县中教育质量，吸引更多优质生源与教育资源，促进县域教育生态的优化。同时，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带动县域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这种良性循环，不仅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更能提升县域的整体竞争力。在部属高校层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高校要“健全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体制”^[19]。在此基础上，高校科研与县中振兴展现出高匹配度。通过参与帮扶工作，高校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社会需求，可以根据自身科研方向围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展开相关科研工作，创新学科专业设置，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进行科学研究。同时，部属高校因县中教育确在的研究对象、真实的研究环境、迫切的研究需求，可有效避免科学研究与社会脱节的问题，提高科研成果实用性。此外，“U-U-S”模式还对高校附属中学产生积极的反哺作用。通过参与教育帮扶，高校附属中学能够接触到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先进教育理念以及优质生源补充，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与发展水平。这种反哺作用，不仅有助于附属中学保持领先地位，更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要使“U-U-S”教育帮扶模式发挥最大效能，推动帮扶工作从形式化转向内涵化发展，单靠资源投入与支持是完全不够的。帮扶工作的核心在于行动的开展，因此须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以引导行动者的积极参与。基于“U-U-S”模式中“协同”这一核心理念，围绕“谁来协同”“协同什么”“怎么协同”构建完整的协同治理体系。

从教育帮扶主体层面分析，教育帮扶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激发高校、附属中学以及县中等实践主体的实践动力。只有将三者间矛盾的利益关系统一起来，才能推动更深层次、更持久的教育帮扶的实现。政府的有效介入将改变利益格局，有效协调各方利益诉求。因此，构建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县政府、高校、附属中学与县中之间的多位一体协同机制，对于推动教育帮扶工作的深入实施与高效运行至关重要。

其一，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其角色不可或缺。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全省教育发展的蓝图，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在教育帮扶工作中，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提供政策指导和支持，确保帮扶工作符合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同时协调各方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此外，通过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还能有效监督帮扶成效，及时调整策略，确保帮扶工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将拥有资源统筹与调配权力、评估约束力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纳入协同治理体系。

其二，县政府作为地方教育管理的直接责任主体，对于县域内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配置负有基础性引导责任。在教育帮扶中，县政府通过对接上级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帮扶计划和实施方案；通过改善县中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结构、提升教学质量等措施，直接推动县域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县政府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功能，能聚集当地社会各界的力量，形成教育帮扶的良好氛围，为县中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其三，部属高校及其附属中学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聚集地，既是教育帮扶实践者，也是教育帮扶共同体的利益分享者。一方面，在教育帮扶中，部属高校可以发挥其在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教师培训等方面的优势，为县中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倾斜；附属中学则可以通过共享优质课程、开展联合教研、实施教师交流等项目，促进县中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在共同体建设中，教育帮扶工作可为部属高校科研行动提供资源，也有助于高校附属中学强化品牌形象。

其四，县中作为教育帮扶的直接受益者，其教育需求是整个行动的基本导向。为避免教育帮扶行动的“强硬式”或“一刀式”植入，提高教育帮扶的针对性，既需要高校及其附属中学对接帮扶地实际教育需求，也需要县中深度挖掘自身需求。具体而言，县中应积极对接帮扶资源，结合自身实际，探索适合本校发展的特色路径；加强县中与部属高校及其附属中学的交流，深度探讨需求的合理性、实践的规范性以及过程中问题解决的针对性。

从协同什么内容层面分析，体制机制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假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条件^[20]。基于这样的理解，一套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行动机制，更是塑造和诱发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在教育帮扶赋能县中教育发展中，良好的制度设计能有效将制度优势转化或激发出协同效能。

其一，基于问题探究完善帮扶工作政策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发现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通过专家会诊、教师座谈、驻校研究等方式找到被帮扶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遵循问题分层分类意识，打造“一地一案、一校一策”的精准帮扶政策。例如，重庆某中学有较好的办学基础且在渝东南片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此中学的托管帮扶工作侧重于完善“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导校园文化的整体设计并提炼总结办学经验；云南某中学教学、科研等发展水平均较薄弱，对此中学的教育帮扶工作则是组建集管理、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学术专家团队进行“长期+定期”且全面深入的指导，并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作用，为该中学提供学术资源与平台，以全面提升该中学的育人质量。

其二，基于特色原则实现帮扶资源优化配置。这一目的旨在确保帮扶资源能够精准对接受帮扶地区的实际需求，从而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充分挖掘县中教育与受援对象的特色优势，部属高校可采取如下帮扶措施。首先，需要明确帮扶的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深入分析受帮扶地区的特色需求和潜在优势，确保帮扶资源的配置能够紧密围绕当地的实际需求，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错位。其次，在明确帮扶目标和特色需求的基础上，根据县中教育的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配置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通过精准匹配，确保帮扶资源能够直接作用于当地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从而推动当地教育、经济等可持续发展。最后，基于特色原则的帮扶资源配置还需要注重区域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通过加强县中教育与其他地区的合作，通过引入外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受帮扶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其三，基于实践导向建立行动协同机制。在问题研究、细化举措的基础上，构建部属高校、附属中学、被帮扶地区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被帮扶学校“四位一体”帮扶工作协同保障机制。在行动上通过多方协同扎实开展工作，畅通各层次渠道，最大限度汇聚优质资源，形成多样化特色高中，提升学校整体实力，使其成为区域领头雁学校。在理论上遵循“边做边总结、边做边优化”的教学理念，不断突破与改进，总结教育帮扶模式的办学经验，完善“U-U-S”帮扶模式，从而助推县中教育振兴走向纵深发展。

从教育帮扶怎么协同层面分析，“U-U-S”帮扶模式需明确帮扶目标，厘清各方权责，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如此才能切实提升县中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推动县中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

其一，建立帮扶目标协同机制。目标协同是推进“U-U-S”教育帮扶模式协同育人的基本要求，即实现帮扶学校与受援对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双向发力、同向同行，以达到“1+1＞2”的协同效果。一方面，需及时框定帮扶协同目标。建立帮扶学校与受援学校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以整体性思维与动态思维指导“U-U-S”教育帮扶实践。随着我国教育帮扶模式的推进，现阶段“U-U-S”教育帮扶模式不能只是局部的、碎片化式的帮扶形式，而应从整体性、系统性视角出发分析教育帮扶的发展进程，并从教学资源、教学模式、资源整合、服务支撑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帮扶。秉承“教育帮扶为辅、受援对象为主”的帮扶理念，促进县中教育质量提升的创新型变革，推动县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建立可达到的帮扶协同目标。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区域差异决定了“U-U-S”教育帮扶模式的多样性与非唯一性。因此，在“U-U-S”教育帮扶模式中，坚持区域帮扶政策的差异性原则与适配性原则。根据该区域教育发展水平，提供契合当地教育水准的教育帮扶政策，打造“一地一案、一校一策”的差异化精准施策，如此“U-U-S”教育帮扶模式的帮扶效用才会得以显现。

其二，厘清教育帮扶权责边界。一方面，建立规范化制度，明确各方权责边界。明确“U-U-S”教育帮扶中教育主管部门、县级政府、部属高校、附属中学及县中的权利、责任与义务，并细化分层分级权责框架，厘清各方协同共治的权力边界与利益分配；此外，加大对帮扶地区资源的使用、帮扶成效的立法保障，防止教育帮扶领域的腐败现象，以及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和顾头不顾尾现象的发展。另一方面，厘清“U-U-S”帮扶模式的帮扶范畴与功能价值。诚然，“U-U-S”帮扶模式为县中教育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但作为一种帮扶模式，其始终是助力县中教育发展的外在力量，县中教育自身的发展并不具备独立自主性。这就意味着在复杂多变的教育教学实践中，“U-U-S”帮扶模式只是一种赋能县中教育质量提升的手段而非目的，它不可能代替县中学校的教师运用自身教育智慧解决课堂中出现的突发情况，也无法代替县中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各种教育情境中进行深度体验与实践。因此，需进一步引导县中教育秉承正确的被帮扶模式观，认识到“U-U-S”教育帮扶模式的有限性与适用范围，确保县中学校在教学育人、道德树立、综合评价等教育性教学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将县中教育质量提升的主动权还给县中学校。

其三，完善教育帮扶协同机制保障。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信息透明的监督机制。帮扶学校可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平台建立健全县中帮扶教育数据监管平台，实现帮扶教育数据及内容的可控性与可追溯性，确保教育数据处理责任到人，进而使数据收集者、帮扶决策者以更加安全与公平的方式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县中教育帮扶，打造“U-U-S”教育帮扶模式全程可追溯的信息透明环境。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信息透明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保障“U-U-S”教育帮扶模式有效实施的核心评估体系，其构建与完善至关重要。为此，需系统构建一套涵盖定期评估、反馈调整与激励机制在内的综合评估框架，以促进教育帮扶工作的切实落地与持续优化。定期评估机制旨在通过周期性的评估活动，全面而及时地掌握教育帮扶工作的进展动态与实际成效，发现问题和不足。建立反馈与调整机制，旨在确保教育帮扶评估发现的问题与不足能够得到及时响应与有效处理，确保帮扶工作的持续改进。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奖惩机制，旨在激发参与帮扶工作的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推动帮扶工作的深入开展。

“U-U-S”教育帮扶模式是教育帮扶领域中的新探索，对于提升我国县域薄弱学校发展具有显著意义。该模式通过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延展的帮扶内容，有效突破传统教育帮扶中的壁垒，实现帮扶主体与受援对象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基于“U-U-S”模式中“协同”这一核心理念，围绕“谁来协同”“协同什么”“怎么协同”三个方面建构协同治理体系，以期助力提高县中教育质量整体水平，提升教育帮扶实效。然而，鉴于教育帮扶的实践性与地域性特点，现实应用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与问题，亟待学者们研究与解决。展望未来，应根据时代发展变化与区域教育需求，不断探索新的教育帮扶模式，以整体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