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加速演进与迭代升级，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向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占有数字劳动成果力图摆脱其结构性病症与系统性危机，从而实现财富快速积累。从运作方式看，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如今，众多互联网平台“正在围绕数字结构和数字动力学进行重建。或多或少地，所有行业和所有大公司都在发展其数字维度：商品线、生产、配送和营销/销售流程莫不如此”^[1]。

目前，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意识形态批判、生命政治批判等视角展开。其研究内容主要关注数字劳动、数字资本逻辑、数字资本权力、数字拜物教、数字化生存、数字帝国、数字共同体等方面。然而，以“数据幻象”为主题的成果却较少。国外学者对数据幻象的研究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幻象范畴的内涵阐释。一是从西方表征文化出发提出幻象概念。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幻象使得“主体陷入到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符码化、体系化了的物之中。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物或者主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2]。二是从主体欲望生成的重要途径界定幻象。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指出：“幻象所展示的，并非这样一个场景，在那里，我们的欲望得到了实现，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恰恰相反，幻象所实现的，所展示的，只是欲望本身。”^[3]三是从幻象的社会性后果解读幻象。居伊·德波(Guy Debord)指出：“随着必需性在社会上渐渐被人们梦想，梦想就变成必需的东西。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4]

第二，数据幻象的精神分析。韩炳哲(Byung-Chul Han)阐释了大数据与人的自由危机，“在数字化全景监狱里，居民的思想是可以被干涉的。这正是数字化全景监狱异常高效的原因，这进而导致对社会的精神政治控制成为可能”^[5]37-38。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探讨了微粒社会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全面控制^[6]101。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对赛博空间中制造出的迷思进行批判，“网络空间不仅是迷思上演的地方，它同时也促进了今天的迷思性思维方式”^[7]。

第三，数据幻象的存在论研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了解数字化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 ^[8]2，从原子向比特转换，人受到比特制约。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探讨了数字化幽灵对人的潜意识支配，“操控用户的行为方式，并且行使能左右人们潜意识的权力”^[9]。美国丹·席勒(Dan Schiller)分析了数据幻象产生的根源，“资本对人类互动所留下的无处不在的数据痕迹的全面占有”^[10]。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研究了商品的“逆向拜物教特征”^[11]344，数字平台把人变成网络贫民。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批判了“数字佃农”^[12]问题。

国内学者较少研究数据幻象，与之相关联的成果还不多见，他们的研究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数据幻象密切关联的货币幻象与财富幻象。数据是当下重要财富，一旦人们疯狂迷恋它们，就可能陷入幻象中。张雄指出，货币幻象与货币对人的侵蚀关联，从而导致“人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判断出现可量化和不可量化的双重标准，并由此带来人与人关系内在维度的改变”^[13]。范宝舟研究了财富幻象，认为它表现为人们对资本等符号价值的顶礼膜拜^[14]。

第二，数字拜物教。蓝江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或货币拜物教，而是智能拜物教^[15]。朱春艳研究了数字拜物教的生成逻辑、本质规定与消解路径，通过社会革命、新价值理性与人文精神、社会民主等方面破解它^[16]。杨慧民解析了大数据拜物教观念形态的三重幻象，并从破解数字资本增殖的逻辑去消解它们^[17]。

第三，数字异化。吴静阐述了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幽灵劳动，劳动的去人化和原子化趋向于极致，人被幽灵劳动吸附^[18]；姜英华剖析了数据资本对人的幽灵化统治^[19]；孙亮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情感异化^[20]；夏巍研究了数字技术的渗透导致人的精神世界异化问题^[21]。

据此可见，已有研究阐述了幻象的内涵，探究了数据幻象的社会存在论基础与特征，并提出了破解方法。然而，对数据幻象的表现及本质研究尚显不足，对其影响较多关注数字、劳动、技术、资本等异化，较少关注人的精神异化。此外，在消解数据幻象的路径上，思辨性与同质性方案提出较多，现实性与差异性方案提出较少。为此，本文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以数据幻象的表现为切入点，揭示它的影响及本质，并提出破解之道。批判地审视数据幻象，不仅彰显出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财富理论批判的辩证特性，而且进一步激活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资源，深化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透视，从而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现如今，数据在与数字资本主义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不仅被绝对化，也被性别化和神化”^[22]81。当数据被神化后，数据从生产它们的人类身上游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幽灵般凝视着数字化世界中的人和物，并进行抽象统治。在数字资本逻辑的加速化运作下，个人对数据的感觉、体验、迷思，“通过精神想象、虚无化和符号化的运作，转化为资本的意志”^[23]，人不自觉地陷入数据幻象之中。数据幻象乃是指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脱离数据背后承载的实体性构成、数字资本生成的劳动关系，在观念形态中通过主观感觉、联想、想象等形式使人产生对数据的意向性存在。它常常把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虚拟与现实的关系颠倒，把想象的、观念中的存在当成是现实的存在，把虚拟的、幻想的东西当成比真实更“真的”存在，由此带来人对数字化生存世界的认知标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数据幻象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为：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每一次点击都会被记录下来，每一步操作都可被追溯。我们到处留下自己的数字痕迹，我们的数字生活被精准地呈现在网络上”^[5]36。这些数字痕迹全部被各种平台进行数据化处理，经过一定的形式之后反转为数据财富，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砝码。然而，这些被编码的数据运行流程与进入的通道是在社会大众无法知晓的幕后完成的。只有智能机器能够识别文本、信息、符号、代码等数据之间的细微差异，“这让价值、资本和数字代码可以通过机械和计算的形式被虚拟地成倍增加，而完全不管实际人类生活和自然世界中的物质限制”^[24]242。数字资本的增殖似乎就是数字与数字、代码与代码、信息与信息之间的流动而自动产生的，好像完全可以离开现实的人及其生产数据背后所承载的社会关系。因此，数据也就变成了财富的自动机，成为资本与财富增殖的“自因”。

实际上，出现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生产数据的数字劳动被遮蔽。数据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相当多的数据由数字劳动生产出来。数字劳动乃是指一切能够被数字技术捕获并被算法编码之后生产出数据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用户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工作时间用“玩”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即数字劳动以“玩”劳动的形式展开。对此，福克斯指出：“数字劳动是一种玩劳动，它隐藏了在与其他用户联系和接触的乐趣背后的剥削的现实。”^[11]371-372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用户误以为自己真的在数字平台上体验、玩耍、娱乐或放松心情。殊不知，这就是大数据的杰作，以看似“玩”的形式替换数字劳动，随之数字劳动对用户来说也就隐藏不见了。然而，真相是用户以“玩”劳动的形式为平台生产出数据，经过大数据处理之后变成数据商品。然后“商品将自己作为物呈现给消费者，并隐藏和匿名根本的社会劳动关系。数字媒体是由全球商品拜物教和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剥削形成的”^[11]452。由于生产数据和数据商品的数字劳动关系被隐藏，它们也就被赋予神秘性，似乎可以离开用户的数字劳动而自行产生。随着智能机器对数据的提取、分析、占有和使用都是在平台的幕后快速地完成，数据被幻想成智能机器自动分泌出的“胆汁”。一旦数据生成之后，它通过一定的形式便可转换为货币、资本和财富，成为支配和控制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权力。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人与物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主体性，物没有自我意识的抽象能力，无法把自身与他者区别开来，而“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25]。如今，为什么原本作为客体的数据被幻想成主体并具有主体性呢？这就离不开对数据的解析。“用户在这个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会留下文本、图片、声音、数字、符号、代码等数字化痕迹，也即数据。”^[26]

然而，在大数据的加持下，数据通过与技术、算法、资本、权力之间的勾连后，就变成资本与财富的等价物，成为抽象权力的化身，可以对社会大众进行计算、编码与排序。社会大众本身是什么不能由自身来证明，而是经由算法计算之后给出的数据来决定。久而久之，数据从生产它的人类身上独立出来变成一种强大的感性力量，进而对人进行数据测量、数据归类、数据量化、模型建构、身份指认。于是，数据获得了如此神奇的主体性力量。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指出：“数字数据也被称为生物，它们具有一种有机的生命力，能够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并转换为不同形式，继而拥有一种‘社会生命’。”^[27]125-126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差别被反转为纯粹的量的规定性，数据符号的意义超过了它背后的感性的现实本身。商品世界中物的使用价值被数据的二进制代码的价值替换，数据代码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等价物。

其实，数据被幻想为主体性存在，其根源于数字资本权力对人的支配，在这一过程中，大数据窃取了人的主体性并以数据的主体性存在表现出来。数据的主体性本质上是数据作为资本表现出来的主体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资本的主体性”^[28]121概念。当数字资本具有主体性，不但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异化为数字资本的主体性，而且还意味着“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28]59。此种抽象统治也就是数据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中被转化为数字资本权力，它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大的感性力量支配着现实的个体。

进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感性对象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在于是否能够被转换为数据代码并进入数字资本增殖的逻辑通道之中，否则就没有价值。万事万物的价值一般需要由数据来均匀量度，人和物成了数据的机体，而数据成了人无法掌控的异己的主体性力量，不是人支配数据，反过来由人生产出的数据支配人。对此，约翰·切尼-利波尔德(John Cheney-Lippold)一针见血地指出：“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是对我们主体性根基的打劫。”^[29]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据不再是普通的“物”，当它可以在货币、资本与财富之间进行转换，数据就成为量化一切的终极裁决者。马尔克·杜甘(Marc Dugain)和克里斯托夫·拉贝(Christophe Labbé)指出：“在大数据眼里，人被压缩成一条代码行。通过系统自身的标准，大数据从各个方面，比如宗教、政治信仰、情绪环境、性生活习惯，乃至人们的观点想法，对人进行分类，而那些观念想法，至少是人们在不同网络上发表的意见。通过这些数据，一个静止不动的人物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勾画还原出来。”^[30]86那么，为什么一切皆可以被数据量化呢？这就离不开数字化的力量。数字化乃是指把人类的感性存在及其活动转变成可量化的形式，也即转变成智能机器可识别的用0和1表示的二进制代码的过程。“为了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物态消失，大数据把它们转化成数字，将它们编译成0和1组成的序列。”^[30]79具体来说，数据能够量化一切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

一是与数据本身的属性有关。数据是一种信息，此种信息以图文、声像、语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来反映感性存在或者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信息也就是比特。没有颜色、没有尺寸和重量的比特乃是信息的DNA，它代表着数字信息。“这些比特看不见、听不到，但却能够告诉你、你的计算机或一台特别的娱乐设备一些与信号相关的事情。”^[8]10

二是与大数据对人和物进行数据化操演有关。此种操演也就是大数据对人和物进行数字编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信息被不断地建构、更新与再造，并被赋予虚拟躯体。此种躯体可以离开现实的感性的人和物而在数字化世界中独立运行，符号、数字、代码等流动的世界中感性的具体已经被抽象的符号取代，人和物变成数字化世界中的代码。

三是因为“我们今天正处在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过渡。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球和数字云之中”^[31]4。在数字云里，数据不再是僵死的质料，经过数字化运作后变成由0和1构成的“消化酶”。数据似乎变成机器里的幽灵，人们在大数据面前变得如此渺小以至于在意识层面把数据幻想为绝对者而对之顶礼膜拜，“对物的拜物教已经结束了。我们变成了对信息和数据的拜物教”^[31]5。

当前，我国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把海量的数据资源转换为新质生产力的新优势。但是，在这个推进过程中，要防止对数据的盲目崇拜，坚决破除唯GDP崇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32]其实，人们对数据的想象、意念与崇拜只是一种表象，数据幻象与大数据长期对社会大众的精神影响高度关联。韩炳哲指出：“大数据不仅能刻画出个人的，也能刻画出群体的心理图析，也就可能对潜意识进行心理刻画，因此可以照亮心灵深处，从而实现对潜意识的利用。”^[22]30

当数字技术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被不断地叙事与言说，久而久之，人们坚信大数据的力量异常强大，人和物都只不过是其附件而已。在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大数据“使人成为资本增殖的单向度工具”^[33]，就连人的思想也无法幸免。数据把人的思想进行了过滤与蒸馏，并使人产生数据幻象，此种幻象又进一步强化了大数据的力量。如果说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是通过具有反思意识的“我思”来确证“我在”，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则被反转为通过冰冷的“数据”来确证“我在”。由此，在大数据面前，人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已经被抽空，人再次被降格为“物”。

数据或者数字原本是中性的，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它们被编目到数字资本逻辑的运作过程中就变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化身。“数字背后蕴含的社会权力拥有着比数字本身更加神圣的地位，因而人对数字的崇拜本质上是对数字背后的社会权力的崇拜。”^[34]数据幻象看似表现出人们对数据的想象与迷思，其实是人们对数据背后所依托的大数据技术权力的幻想。韩炳哲指出：“如今的数据收集狂热并不仅仅涉及美国国安局。疯狂收集数据是一种新信仰的表现，人们可以称之为数据主义(Dataismus)。它日渐表现出宗教和极权主义的特征。大数据欣快症(Big-Data-Euphorie)也表达了对这种数字时代信仰的崇拜。”^[5]51大数据对现实的人和物进行抽象，数据被幻想成万能的符码，变成了支配和控制人的神物，人也就不由自主地产生数据幻象，从而进一步加深人的自我异化。

在数字资本逻辑的运作下，现实世界中人的物体身份与虚拟网络世界中人的数字身份颠倒，主体陷入西式民主幻象。每个个体在现实世界中都有与之对应的物体身份信息。与此同时，只要他们进入网络平台，智能机器就会自动生成与用户高度匹配的数字身份信息。数字身份是由大数据和算法对人的物体身份进行数据化处理后形成的便于智能机器读取与识别的信息，是人的物体身份在数字网络中的投射。通过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加持，它们将用户简化为抽象的数据符号，然后对这些数据信息重新编码，结果构造出种种怪异的关联体，用户误把由此种关联体构建出的数字身份当成是人的物体身份。

进而言之，基于此种数字身份，用户认为由此可以在网络世界中享有“数字民主”。恰恰相反，通过大数据和算法的信息过滤和排序，就可能加剧用户的“信息茧房”效应。在数字资本增殖逻辑运演下，用户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多种活动，这看似是体验“民主”的过程，实则是一步步陷入民主幻象的过程。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利用对用户的数字身份的记忆与存储，进而将他们变成被大数据实时监控的“数字爬虫”。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利用多种传播形式与手段，在带给用户新奇体验与感官刺激的同时往往又遮蔽了民主的真相。由此，经由大数据支配的用户就容易掉入西方“民主圈套”，极易产生民主幻象。这其中的缘由就在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对用户的虚拟数字身份进行了快速识别、归类、编码与重构，从而可以对用户实施全时空与全方位的“温柔关怀”。韩炳哲指出：“事实表明，大数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精神政治工具，可以把人像提线木偶一样操控。大数据创造了一种统治术，可以在被操控对象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干预和影响他的精神。数字化的精神政治使人降级为可量化和可操控的对象。”^[5]29

因而，数字身份只是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算法管理、算法调控、算法布展的工具，而用户却沉浸在虚拟的数字身份中，自以为享有“数字民主”“数字决策”“网络平等权”。如今，用户利用身份账号在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交流，然而“数字交流如同施魔法一般，让所有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消失不见，从而制造了一种令人愉悦的亲近体验，使得令人愉悦的时刻(即kairos，契机)成为可能”^[35]69。其实，这是大数据对用户造成的民主幻象所致，因为“媒体可能会被民主化，它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使任何个人或实体的声音公开化的扩音器”^[36]。

从本质上说，西式民主幻象的产生乃是大数据对人进行抽象统治而使人出现数据幻象之必然结果。两种身份的颠倒恰恰表明大数据对人的精神进行干扰，从而导致用户对两种身份的关系辨识不够清楚，误把数字身份当成是人的真实身份，误把以数字身份在网络平台中展开的活动认为是民主的体现。殊不知，所谓的“西式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借助于大数据操控社会大众的工具。“数据驱动的民主决策、算法操控的民众投票、社交媒体引导的民意表达所得到的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民主，是资本逻辑框架内所允许的民主。”^[17]而用户却陷入由大数据所诱导出的数据幻象之中，浑然不知自己已经掉进西式民主幻象的深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他人剥削”，它是工人受制于资本权力支配所导致的劳动异化问题。与之不同的是，“自我剥削”反映出数字劳动者越来越坠入由数字资本操控所带来的快感而产生的自由幻想之中。如今，数字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是以一种更加巧妙、更加温柔、更加隐蔽的形式全面展开，工人从受“他人剥削”转换为“自我剥削”。这给工人带来两个方面的幻象：其一，主客同一性的幻象。“如今，每个人都是自己企业的自我剥削者。主人和奴仆寄生于同一人，就连阶级斗争都变成了与自我进行的内部斗争。”^[22]7这表明大数据技术对工人的精神进行控制，以此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其二，剥削被幻想为自由的实现。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既是主人又是奴仆，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剥削是以一种心甘情愿压榨自身的方式展开。如数字劳动者在平台上主动进行自我展示、点赞或关注等活动，他们认为这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生命得以展开的重要内容，更是自由的彰显。韩炳哲指出：“剥削不再以异化和自我现实化剥夺的面貌出现，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外衣。这里并没有强迫我劳动、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剥削着我自己，还天真地以为是在自我实现。”^[37] “自我剥削”本质上是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数字劳动异化，资本增殖的欲望逻辑把资本的欲望转为人的欲望，此种剥削让人感觉是幸福的，而不是痛苦的，是自我肯定，而不是自我否定。

因此，人自然而然就会陷入“自我剥削”之中而无法自拔。殊不知，这恰恰是以人被数字资本、数字平台、大数据全景式窥视与算法编码为代价的，人只不过是被数字资本抽空了的数据化碎片。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我剥削”带来的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自以为自由的个体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生殖器官，服务于资本的繁殖”^[38]。在此种境况下，人的自由只能以一种镜像的形式被呈现出来，自由也就慢慢地转向了其对立面——控制。由此，“自我剥削”带来的快感乃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新形式，也是大数据对人进行技术控制所导致的人的数据幻象之“症候”，从而使数字劳动者陷入了自由幻象。只不过此种“自由”是由大数据构造出的“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它只属于资本而不属于数字劳动者或者工人。

在大数据对用户的消费欲望深度开发之下，用户误把虚假需求当成真实需求，从而陷入虚假需求幻象。如今，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与虚假需求往往是被诱导出来的，从而“推动消费从真实需要走向消费欲望”^[39]。然而，用户却把此种由大数据技术诱导出来的虚假需求想象成真实需求，从而坠入了虚假需求的幻象。此种幻象本质上是由数字资本逻辑对用户的消费欲望永无止境地开发与诱导所致，它是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的需要。

在数据幻象的作用下，受大数据编码的用户必然陷入虚假需求所带来的数字异化之中。数字平台自动建构出用户的虚假需求意识，此种意识反过来支配用户。数字平台掌握了用户的数字痕迹，然后对其进行数据化处理，从而生成与用户需求高度匹配的数据商品。一旦数据商品生成后，就变成“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40]88。数据商品被数字平台进行了转码与再造，平台资本家把他们的意图、情感、意念等加进了此种商品中，从而建构出诱导用户的虚假需求意识，“一种诱惑力(礼物、贿赂或‘免费午餐’)，以招募潜在的受众成员并保持他们的忠诚关注”^[11]118。每隔一段时间用户的智能设备就会收到平台的推送信息，平台对用户的需求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关注并提供周到服务。

如此一来，“数字媒体对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关于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三界论强加以彻底的改造。它把真实界清除，把想象界绝对化。智能手机是一面电子镜子，展现了镜像阶段的后婴儿时期新版本。它打开了一个自恋空间，一个想象的领域，我把自己包裹在其中”^[35]34-35。当用户长期被大数据建构出的虚假需求意识包裹起来，必然把“想象界绝对化”，把镜像的世界看成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把虚假需求幻想成比真实需求更“真实”，结果是“真实界”被彻底清除。人与媒体平台的交流被转为在想象界中人与数字之间的交流。由此，虚假需求是一种被大数据刺激、诱导、编码出来的需求，人与技术、资本在互动的过程中也就表现出一种非理性冲动。于是，人的真实需求被隐藏，而虚假需求被放大，人也就坠入了由信息编码出的幻象之中，“真与假的区别被消除了。从此，信息在一种超现实的空间中循环着，无需任何真实关联”^[31]11。当数据幻象被投射到消费领域的时候，人对数据的依赖与想象导致人的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以颠倒的形式被呈现出来，人也就深陷虚假需求幻象中而无法抽离。

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是数字资本借助于大数据的力量进行全球资本扩张的必然趋势与逻辑运演。大数据通过空间时间化的形式进而“减少流通时间或者克服其他方面障碍的媒介有效地释放了资本的生产潜能。在流通领域被解放的时间可以被转换成剩余劳动时间”^[24]233。大数据也就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占有用户的剩余价值的重要砝码，用户却被大数据制造出的镜像世界给遮蔽了，他们只不过是数字平台上的“表层爬虫”。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指出，“有数十亿计的‘表层爬虫’(使用社交媒体、Netflix、亚马逊的人)，他们接触不到互联网的‘深层网络’(deep web)或‘黑暗角落’(dark corners)”^[41]。为此，只有经由数字资本增殖逻辑与大数据意识形态双重批判与重构，才能打破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据幻象，逐步把人从精神异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使数据从服务于资本增殖转向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占有数字劳动获得大量数据，经由大数据处理后，数据被源源不断地进行商品化、货币化和资本化的生成与流转。“数字数据不仅包括数字材料(脸书主页得到多少个赞，用户在推特上有多少粉丝)，还包括音频、可视化数据(如电影和照片)和复杂性文本(如博客文章、社交媒体上的状态更新、在线新闻文章和网站评论)。”^[27]9这些形式多样的数据经过智能算法的编码与解码后被转化为数据商品，而商品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40]88。数据幻象首先表现为人们对数据商品的主观感觉与想象，并借助于大数据形成的社会关系得到强化。数据商品既是数字劳动之结果，又是平台资本家向广告商售卖的对象，更是对人进行数字编码与控制的重要方式。

如果说数据幻象在数据商品化的程式中表现为人们对数据商品的想象与意向，那么数据幻象在数据货币化的程式中则表现为人们对经由数据商品转换而来的货币的想象与迷思，因而数据幻象也就表现为货币幻象。“货币是神，是上帝，货币在商品世界中取得了至上的神的权柄和力量的象征。”^[13]当人和物被大数据编码之后，它们之间质的差别被还原为量的不同，“类似于货币，二进制码或数字数据就是能够以数量上的不同代表物品间质的不同的一般等价物”^[24]234。由此，数据获得像货币一样的神奇力量，“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42]246。

在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摄之下，数据不仅成为数据商品，并被转换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货币，进而变成价值增殖的数字资本，数据幻象也就表现为资本幻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似乎可以离开工人的劳动自行“受精”“产卵”。资本被幻想为自动增殖的神物而完全不管其他社会生产关系，“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43]。

与之类似的是，数字资本的增殖似乎变得与数字劳动无关，而只是智能机器运行过程中数据之间的流动带来的数据自身增殖。“数字数据遇到的类似问题——它名义上的存在可以与其他所有类型的信息互换。通过抽象的过程，数字代码创造出丰富的信息。”^[24]242在这一过程中，数据出现了，但数字劳动却消失不见，数据变成数字代码的分泌物。至此，数据幻象的真相乃是数据脱离生产它的数字劳动而在不断进行数据资本化的过程中被幻想为自动增殖的神物，也是大数据与数字资本“共谋”之后对人的精神领域干扰的重要显现。

数据幻象充分表现出人对大数据支撑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意识形态的屈从。一方面，大数据支撑起来的社会关系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现实的个体；另一方面，大数据意识形态对现代社会人的观念进行全面重塑，进而影响并支配社会大众。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加持，“民众的感觉、资金流动将会被轻柔地、几乎令人察觉不到而且非常微粒化地操控，并且通过精妙的、不断数字化的激励系统引向人的愿望、企业的利润以及政治的利益集中的地方”^[6]93。随着数字资本与大数据深度融合，人的数字化生存已经离不开大数据技术，大数据以它技术的“魔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美好的幻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人们从开始接触大数据，使用大数据，到后来完全迷恋大数据。大数据以技术的程式把数字资本家的观念、情感、目的、偏好、价值等融入其中，使用大数据的社会大众逐渐受其影响并依循它来认识对象化世界，从而导致诸种幻象的产生。

从目的性说，大数据意识形态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以技术逻辑的形式竭力证明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一种精神工具。然而，本质上是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对此，韩炳哲指出：“智能手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从中也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强迫，即交流的强迫(Zwang der Kommunikation)。如今人们与数码设备之间有一种近乎迷恋的、强制性的关系。在这里，自由也化身为强迫。社交媒体大大强化了这种强迫。归根结底，它源于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35]52

为此，就必须破除大数据意识形态幻象。首要的是对支撑大数据意识形态背后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要揭露大数据意识形态的虚幻性与神秘性，更要把大数据创造的诸多成果统摄到人类历史文明进步的坐标中加以审视与重构。一方面，应该看到大数据意识形态的形成是数字资本主义借助于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的力量对社会大众的认知、情感、思想与观念进行“再造”之结果，被它持续“再造”的社会大众极易产生数据幻象。另一方面，加强对大数据的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研究与评判，并将其置于人类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加以批判性改造与重构，使其最终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感性力量。

数据幻象的产生深刻表明大数据已经介入人的精神领域并产生重要影响。韩炳哲指出：“大数据是十分有效的精神政治的工具，它可以全面地获知关于社会交际的动态。这种认识是一种统治认知(Herrschaftswissen)，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präreflexiv)施加影响。”^[22]16一旦用户在平台中展开数字劳动，他们就被抛入一个异己的与自身分离的虚拟空间，变成被大数据支配的“网络贫民”，从而加剧数字劳动异化。此种异化首先是人与自己劳动产品(数据)相异化，它表明数据成为支配人、宰制人的抽象的社会力量。一旦此种社会力量被反复强化，人便出现数据幻象。

数据幻象本质上是人的精神异化。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指出：“精神异化或者可以被视为一种意义感的匮乏，或者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意义的匮乏的感受。”^[44]在此种意义上说，精神异化乃是用户由数据的生产者变成了数据的“匮乏者”，进而数字资本干扰到人的精神，并以精神“匮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是数字资本对人的精神压迫的现实化表现。为此，要消解人的精神异化，需要重新恢复人的主体性。

一方面，应充分肯定数据生产者的数字劳动成果，从而彰显人的主体性。数据是数字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数据生产者要正确认识数据并合理利用它。这就需要健全包括数据在内的要素资源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45]，从而调动数字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要消解数据主义对人的精神支配，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指出：“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46]数据主义者鼓吹“信息自由”，背后却隐藏了对社会大众进行数据霸权的本质。数据能够量化一切、解决一切、支配一切是数据主义者奉行的基本信条。他们对数据陷入极度迷思，数据幻象是此种意念在社会大众身上的一种病态映射。

另一方面，实现从数字资本的主体性向人的主体性转化。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47]数字资本之所以能获得人的主体性，是因为通过吮吸生产者的活劳动而使自身增殖，增殖的数字资本变成权力化身，开始支配人。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力量，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超越数字资本逻辑，才能使人获得主体性，并把人从数据幻象的迷雾中抽离出来。此种抽离表明人的精神获得自由，精神向着自身最本质的规定性复归，因为“精神的实质是自由”^[48]。

大数据是科技创新的重大成果，它已经融入到人类社会生活并产生广泛影响，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49]然而，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大数据的“魔力”逐渐显现，“数字化通过祛除世界的物性，首先强化了对世界现实性的祛除”^[31]81。大数据以数字化的形式把世界中的“物”还原为数据，从而“祛除世界的物性”。在此基础上，大数据把世界的现实性构造为纯粹的量的规定性，从而抽空了世界的质的规定性，因而大数据也就祛除了世界现实性。

大数据“不是驯服我们，而是让我们产生依赖和渴望。它不是要打破我们的意志，而是要利用我们的欲望。它想要我们给它点赞”^[31]42。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占有用户数据，并有效支配人的精神。数据幻象是这种精神支配的高级形式，也是“大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之必然结果。我们应把大数据与“大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严格剥离开来：一方面，“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可以极大地释放生产力发展的潜能，成为人解放的现实力量”^[50]；另一方面，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人被异化为技术体系中的一道工序。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指出：“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为技术所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职员、附属、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51]对此，必须把“大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转向“大数据的共产主义应用”。

第一，就大数据本身来说，它只是一种高级版本的智能技术。此种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定在。然而，只要大数据被资本家掌握，并服务于数字资本增殖，它就会成为剥夺人的劳动、制造人的精神、心理分裂与危机的根源性力量。而“大数据的共产主义应用”则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单向度属性，把资本与技术创造的文明成果应用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42]185的共产主义之上。由此，“大数据的共产主义应用”是对“大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性超越，数据幻象也必将在此种超越的过程中被消解在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

第二，“大数据的共产主义应用”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数据财富，这些财富被置于全社会的掌握之下并实现数据共享，从而消解数据的神秘性。“大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遵循资本逻辑原则，它力图把对象化世界转为数据，然后把数据变成社会稀缺资源，用数据规定人的生活世界并定义人的生活内容与生命意义，结果导致“我们不再迷恋物，而是迷恋信息和数据”^[31]5。而“大数据的共产主义应用”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大量的数据财富。对此，坚决反对大数据技术被资本垄断，而使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52]

第三，“大数据的共产主义应用”将会使得劳动(包括数字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共产主义的劳动关系下，数据将不再成为支配人、控制人的异己力量，而是转化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2]162之对象，成为人的自由之显现。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彻底解除，劳动从异己的、外在于人的活动转变为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的对象性活动，因而数据幻象也将随之消失。正如马克思说：“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40]93

概言之，数据幻象是货币幻象、资本幻象、财富幻象的逻辑演化，是诸种幻象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形态与逻辑变种。在大数据和算法的编码下，数据站在人的对立面量化人、解构人、反对人、支配人，数据幻象也就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的重要呈现，从而使人陷入西式民主幻象、自由幻象、虚假需求幻象。对于数据幻象的整体性把握，既要看到数据在数字资本主义被扭曲为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形式，又要透过数据之表象化的形式背后发现它所连接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只有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解数据幻象。基于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大数据观”，提升数据认知能力、提高数据利用效能、畅通数据流通渠道、筑牢可信可控的数据安全屏障，构建全域全周期数据体系。在此基础上，促进数据要素资源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技术的同时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为此，以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扬弃西式民主幻象，以深化数字合作为契机，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扬弃自由幻象，以超越“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制造的需求异化，扬弃虚假需求幻象。毫无疑问，数字化浪潮已经扑面而来，让我们以数字化驱动引领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