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1]。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了系统性阐释：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其中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重要基础，正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重塑经济发展格局。数字经济不仅通过促进创新创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缓解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也能通过网络联动、知识流动等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推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的解决路径。鉴于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有效掌握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已有文献探讨了土地制度改革^[3]、劳动力流动^[4]、新型城镇化^[5]、数字技术^[6]等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对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重点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6]、实现路径^[7]等。在定量层面上，部分文献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可能缩小城乡差距^[8-10]，但由于存在“数字鸿沟”问题^[11]，数字经济也可能扩大城乡差距^[12]，或存在非线性影响^[13-15]。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差距的作用机制大体归纳为降低信息获取成本^[16]、提高人力资本水平^[17]、促进创新创业^[18]等。对于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省级层面，认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19-21]，也有研究采用长江经济带省级数据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2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上，在实证研究中，部分文献从省级层面分析两者的关系，或是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但城乡收入差距未充分体现城市与乡村两个地域系统在经济、社会、空间、生态等方面的多维融合。鉴于此，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对城乡多维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从要素流动的微观视角和产业结构的宏观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并采用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理论分析上全面考察数字经济对城乡多维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打开数字经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分割”问题的“黑箱”，进一步丰富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第二，与以往研究省级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文献不同，本文基于城乡的多维融合发展，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四个维度构造地级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并采用地级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在地级市的更小单元层面上解释数字经济是如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第三，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市区位条件、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异质性，进一步细化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启示。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化理念等方式作用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进而实现城乡多维融合发展(图 1)。

第一，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城乡消费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和城乡要素市场融合，从而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在消费融合上，数字经济时代形成的消费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仅满足城市居民的多元消费需求，还有助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在产业融合上，数字技术向农村地区的渗透、延伸，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业的生产和管理过程，加快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部门的互促互融^[6]；在市场融合上，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平台，有效缓解要素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弱化地理距离在要素市场交易中的壁垒^[23]，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第二，数字经济有助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管理的一体化，为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对于公共服务而言，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平台为农村居民提供城市同等服务，有利于引导城乡社会融合^[24]，比如互联网医疗、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等；对于社会管理而言，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社会治理方式更加智能化、精准化、精细化，能帮助政府构建农村和城市治理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城乡跨区域共治的数据联通和共享，有效解决传统城乡治理中存在的“治理盲区”问题^[6]。第三，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升级与数字规划发展有助于城乡空间融合。在基础设施方面，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淘宝进村的示范村试点，有效提升了城乡间交通运输的联结功能，推动城乡空间融为一体；在数字规划方面，地方政府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土地基础信息库，实现土地的数字化管理，利用数字技术对城乡用地、城乡产业进行合理化布局，实现城乡空间融合。第四，数字经济有助于城乡生态融合。在生产方面，数字经济下的产业具有环境友好型特征，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生产方式的传统产业而言，能够发挥显著的替代效应并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提升城乡生态水平^[22]；在治理方面，数字化技术的智能监控和实时监测，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对城乡生态环保的监管水平和治理能力，还有助于形成以网络公众为主体的非正式环境规制^[19]。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H1：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打破了生产要素的物理空间阻碍，科学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尤其是城乡间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提高了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23]。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农村地区提供“造血”功能，解决了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具体地从劳动力要素流动来看，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平台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扩散，一方面降低因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信息搜寻成本、迁移成本、落户成本等，削弱劳动力流动障碍^[25]，另一方面弥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和价格信息不对称，加强了劳动力与不同地区工作岗位的匹配联系，通过释放价格、供求关系等信号削弱劳动力市场分割^[26]。同时，数字经济网络下的经济活动具有“超地理”特征，由此改变传统的劳动力流动方式，比如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新模式。从土地要素流动来看，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城乡空间开发有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城乡土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27]。一方面，数字经济结合集成遥感、地理监测等数字技术有利于推动城乡土地的集约利用，通过合理的土地规划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对于盘活农村土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的线上交易平台简化了农村土地市场交易的业务流程，通过数字化平台公开土地流转信息，有效规范土地流转市场，有助于推动土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从资金要素流动来看，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经济发展下的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普惠性、包容性特征，能解决农民和农村中小微企业的金融资本离农现象以及“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28]。同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模式，解决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合理引导资金要素流向农村地区，进而提高城乡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29]。

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H3：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土地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H4：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资金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的本质是企业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数字经济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优化调整第一、二、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占比，提高企业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改造传统产业^[30]，解决农村地区传统农业生产力低、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其次，从产业效应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延伸了农业价值链，加强了农产品的多元性，促进了农业农村三产融合^[31]；从就业效应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可以调整城市就业岗位，也能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通过提高城乡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H5：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借助黄永春等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20]，拟构建以下模型：

其中，uri_{i, t}表示城乡融合发展；dige_{i, t}为数字经济；controls_{i, 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μ_i为个体效应；λ_t为时间效应；ε_{i, t}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第i个地区；t表示年份；m表示控制变量的个数；α₀代表常数项；α₁与α_m分别表示数字经济与控制变量m的影响系数。

拟采用以下模型：

其中，med_{i, t}表示机制变量；φ表示数字经济对机制变量的效应；θ表示控制了机制变量之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效应；δ表示机制变量对城乡融合的效应；其余变量的解释如式(1)所示。

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uri)。城乡融合是城乡转型的一个阶段^[32]，在构建评价体系时，既要有反映城乡融合原因的对比类指标，也要有表征城乡融合结果的状态类指标，更要有体现城乡融合过程的动力类指标^[33]。因此，借鉴相关研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科学性，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社会融合、城乡空间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等维度构建包括21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市域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见表 1)，并采用熵值法测度市域层面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e)。借鉴赵涛等的研究^[34]，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两方面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互联网发展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从业人员占比、互联网产出以及移动电话普及率，数字金融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机制变量：(1)土地流动(flow_land)，主要体现为农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移，因此，借鉴相关研究^[35]，采用工业仓储用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重作为土地流动的代理变量。(2)劳动力流动(flow_lab)，借鉴白俊红等的研究^[36]，采用双向约束的半对数引力模型来测度劳动力流动量，具体测算方法如式(4)所示。(3)资金流动(flow_cap)，借鉴连俊华的研究^[37]，采用县域农村金融贷款总额与县域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资金流动的代理变量。(4)产业结构合理化(tl)，使用泰尔指数表示。(5)产业结构高级化(ind)，使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表示。

其中，flow_lab_ij表示地区i的劳动力流向地区j的数量，M_i表示地区i的劳动力总数，Wage_j、Wage_i分别表示地区j、i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House_i、House_j分别表示地区i、j的平均房价，D_ij表示地区i与地区j的地理距离。

控制变量。借鉴黄永春等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20]，控制变量包括：(1)人力资本水平(edu)，采用每百人中的在校大学生数表示；(2)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差占GDP的比重表示；(3)社会就业保障(sec)，采用地方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值表示；(4)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年末金融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5)社会消费水平(con)，采用社会消费额占GDP的比重表示；(6)对外开放水平(open)，采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表示；(7)基础设施建设(traf)，采用是否开通高铁的虚拟变量表示。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2所示。

为保证数据的时效性，本研究样本为2011—2021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等。

表 3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可见，即使考虑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反向因果关系以及两者的非线性关系等，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证实了研究假设H1。数字经济二次项系数和一次项系数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突破拐点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表 4展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分维度影响结果，数字经济对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空间融合的影响系数要大于城乡社会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对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城乡产业结构、城乡就业等方面，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城乡交通设施、城镇化等方面，相对于城乡社会服务均等化、城乡生态治理而言，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上，这为后文验证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两条作用渠道提供了基础。

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借鉴相关研究^[38]，使用同年度本省份其他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均值、接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值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集聚特征，同省份其他地区以及接壤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与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关，但与本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不相关。结果显示[见表 5列(1)]，数字经济确实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同时，本文基于“宽带中国”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见表 5列(2)]，同样证明了研究假设H1。

(1) 替换被解释变量。借鉴相关研究^[27]，采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第二个替代变量。(2)剔除离群值。借鉴叶堂林等的研究^[38]，剔除12个数字经济重点发展城市^①后，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5列(3)与列(4)所示，同样证明了研究假设H1。

① 数字经济重点发展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宁波、杭州、成都、重庆、南京、深圳、广州、武汉、青岛。

研究期内，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鉴于此，重点分析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见表 6列(1)~(2)]。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产业优势更加明显，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聚集了大量数字创新人才和资金，多方面优势使得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随人口规模的变动而改变^[10]。本文基于“胡焕庸线”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人口规模异质性影响[见表 6列(3)~(4)]。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也就是说，在人口规模较大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回归结果见表 7，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劳动力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也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证实了研究假设H2。其中，φ与δ的乘积表示机制变量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比重为4.119%。从劳动力流动方向看，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出和流入，尤其对劳动力流出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劳动力流出和劳动力流入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的双向自由流动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回归结果见表 8，列(1)与列(2)显示数字经济对土地流动的影响系数不显著，土地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不显著，无法证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土地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土地流动主要表现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土地用途的改变、区域间的耕地占补平衡等，土地要素本身并未发生实质性流动，数字技术在城乡融合过程中能促进土地的合理规划与集约利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7]。

表 8列(3)与列(4)显示，数字经济对资金流动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资金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金流动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比重为45.107%，由此证明了研究假设H4。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数字化、普惠化和包容性特征，它能够有效弥补农村金融供给不足^[39]，改变农村资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打破传统金融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回归结果见表 9，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系数为负，但未通过统计学检验。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体现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均衡关系，数字经济能够淘汰落后的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从目前来看数字经济对部分低产出、高耗能的传统产业的渗透力不足，还不足以支撑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导致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看，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可见，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的33.478%，证明了研究假设H5。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服务化”产业的渗透性更强^[40]，能够促使这类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有利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287个地级市数据，综合测度市域层面的数字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分维度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空间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其对城乡社会融合和城乡生态融合的影响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地理区位、人口规模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组别中，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促进资金流动、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因地制宜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有利于推动东部、人口规模较大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因此，要因地制宜，东部地区或人口规模较大地区，应充分利用数字人才、产业、资金等资源的绝对优势，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中西部地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起到良好的引领带动作用；中西部地区或人口规模较小地区，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条件、相对优势，找准数字技术创新路径与产业发展路径，合理引导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大力推动5G、物联网、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数字经济发展短板，尤其是数字乡村建设。

第二，构建要素自由流动机制，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资金要素流动所发挥的渠道作用要大于劳动力要素流动和土地要素流动。因此，针对资金要素流动，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机制并存的现代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培育“多元化”“合作性”“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中介，引导其根植于农，服务于农村，实现农村金融资本回流和提升自我造血功能；针对劳动力要素流动，一方面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和商人返乡创业兴业，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劳动岗位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岗位；针对土地要素，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强“三权分置”改革，为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要缩小城乡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差距，为推动城乡间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以数字技术推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所发挥的渠道作用较大，数字经济驱动下的产业结构“服务化”更能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因此，要加强数字化产业园区建设，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平台，积极培育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优惠政策和技术支持，保障数字产业的良性竞争；加快传统农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的有机结合，利用数字技术重点在农业的产、供、销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拓宽农业产业链，加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步推动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