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兴起，语言的非命题性特征得到了强调。这些学派普遍认为，语言不仅客观地表达命题式的思想，还要表达说话人的观点、感情和态度^[1]。语言的主观性受到普遍关注，汉语是主观性表达凸显的语言，“汉语中大部分语法形式的建立都与表达主观性相关，汉语中不少语法形式上的对立就是体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不同”^[2]，主观性因此成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观性在量范畴上体现为主观量，主观量又是主观性研究的焦点。

汉语的主观量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直到1994年，陈小荷才明确提出“主观量”这一概念，认为“‘主观量’是含有主观评价意义的量，与‘客观量’相对立”^[3]。其后，汉语的主观量表达问题获得广泛关注，研究历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为汉语主观量研究的草创阶段，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发掘汉语可表主观量的形式手段。如李宇明研究汉语的量范畴时对副词、句末词语、数量词语以及固定格式表主观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4]111-170。李善熙对汉语的主观量表达手段进行分类考察，涉及语音、词汇、语序以及“复叠”等多种形式手段^[5]。第二阶段是2010年至今，为汉语主观量研究的深化阶段，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主观量问题的系统考察从现代汉语延伸到古代汉语。如罗荣华讨论了古代汉语中主观量表达手段的来源及历时演变问题^[6]。二是构式、副词等主观量表达手段得到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如代丽丽将主观性理论与构式语法相结合，系统考察了现代汉语中表主观大量、小量以及等量的构式^[7]。吉益民对“比X还X”等图式构式表主观极量的情况进行了多维考察^[8]。蒋静忠讨论了现代汉语中不同副词在表同一类型主观量时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差异^[9]。三是主观量相关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加强。如张耕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现代汉语主观量的表达机制和实现条件^[10]。

现有研究深化了我们对汉语主观量范畴的认识，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在研究范围和对象的选取上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首先，不论是对主观量问题的整体审视还是对某一类主观量表达手段的全面考察，现有研究的考察范围主要限于现代汉语共同语，少数研究考察古代汉语，对汉语方言中的主观量表达问题关注不够。其次，主观量的表达手段非常丰富，语音、词汇、语序、重叠、构式、语缀等都可以表主观量，现有研究聚焦词汇(尤其是副词)、构式等主观量表达手段，而语音、语缀等主观量表达手段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以上不足不仅会影响到对主观量范畴的整体认识，还会导致一些主要基于对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不够周全，甚至出现认识上的偏误。

语缀是主观量表达的重要手段。汉语方言中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形式多样。陈小荷提出主观量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到了方言中语缀表主观量的现象^[3]。对表主观量的语缀进行考察，不仅可以揭示人类语言中那些具有量性语义特征的词语向主观量范畴演变的认知语义基础，还可以发掘那些不具有量性语义特征的词语演变为主观量标记所需的句法条件，进而深化对主观量表达背后所蕴含的认知理据的认识。但因为共同语中缺乏语缀这一主观量表达手段，故学界未给予足够重视。目前，语缀表主观量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单点方言的描写上。如张一舟讨论成都话的“把”和“打”^[11]，陈淑梅考察鄂东方言的“把”^[12]，罗荣华研究上高话的“基”“似”和“呀似”^[13]，盛益民考察吴语临绍小片的主观小量语缀^[14]。单点方言的考察主要通过与普通话对比来说明和强调方言的特点，这有助于获得对某一方言语言现象的认识，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即过多关注方言的差异而忽视汉语方言同类现象的共性。已有研究既没有对这类主观量标记的类型和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也很少深入探讨其形成路径和演变机制，因此难以得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主观量的研究在范围上应兼顾共同语和方言，在对象上需要均衡对不同表达手段的考察，补齐已有研究的短板。因此，本文聚焦汉语方言，讨论以往没有获得足够关注但在汉语方言的主观量表达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针对单点方言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语言类型学方法考察汉语方言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语言类型学强调语言研究“必须有一种跨语言(及跨方言跨时代)的研究视角”^[15]，李如龙指出，方言的类型学研究能够“使我们对各方言的现状、性格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状况的源由有准确而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已经发掘了不少的材料，而不及时地转入类型研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重复简单的劳动”^[16]。要全面认识主观量范畴，深入挖掘汉语主观量表达的特色，有必要从类型学视角对语缀型主观量标记进行跨方言的系统研究。

本文认为，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研究有必要全面梳理该主观量表达手段的不同类型，也有必要系统总结其使用规律，尤其是不同标记用法上的复杂性表现，还要研究各类标记的来源。这样，主观量标记的考察就形成了三个维度：一是形式手段的研究，回答有哪些手段的问题；二是使用规律的探讨，回答具体怎么用的问题；三是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回答为什么能表主观量的问题。三个维度的考察相互补充，能够将主观量范畴的研究推向深入，能够深化对主观量表达手段以及主观量标记的来源和演变规律的认识。

充当语缀的主观量标记一般位置固定，即要么作中缀，要么作后缀。本节主要根据主观量标记出现的位置及表主观大量或小量的情况，对汉语方言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进行分类考察。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有的学者将主观量标记分为主观大量、主观小量和主观满意量三类，如陈淑梅^[12]110-115，考虑到主观满意量实际上是以主观大量为基础的，而且很少有独立的表达形式，所以本文只将主观量分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在需要引入相关观点时才使用“主观满意量”这一提法；二是就某个语缀是否明确表主观量，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本文考察主观量标记时，主要使用的是文献中明确指出有主观量用法的语料，少数没有明确指出表主观量但从文献表述中可以看出属于主观量用法的，本文通过加小括号引用原文表述进行说明。

中缀型主观量标记用于量词或数词的“AA”重叠式中，构成“AXA”式表主观量。值得注意的是，“AXA”式表主观量的问题前辈时贤已有所论及，但相关研究都是从重叠的视角展开的，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其中的语缀，如付欣晴等^[17]、蒋协众^[18]、毛志萍^[19]。本文认为，语缀对“AXA”式的主观量表达起着关键作用，应将其视为主观量标记，理由有二：首先，几乎所有使用“AXA”重叠式的方言都同时存在“AA”重叠式，但“AA”重叠式要么不表主观量，要么其主观量表达没有加缀式凸显；其次，“AA”重叠表遍指，遍指与大量关联，但“AA”重叠式中插入语缀并不都表主观大量，如插入“把”缀后表达的是主观小量。有的学者也注意到了“AXA”式中语缀所起的作用，认为语缀在重叠式中有一定语法意义，很多方言“AXA”的主观量义并非建立在“遍指”的客观量义上^[17]。因此，重叠是否表主观量，表主观大量还是小量是由语缀决定的，语缀才是主观量表达的关键。

普通话的“AA”重叠式不能通过添加中缀来表主观量，但很多方言可以。这一用法主要见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湘语、赣语，在客家话及吴语中也有少量分布。

蒋协众根据声母的语音形式将汉语方言“AXA”式中的中缀分为“打”系、“是”系、“卯”系和“把”系^[18]。据本文考察，“打”系和“是”系较为常见，“卯”系比较少见，且基本不用于表主观量。另外，还有一些中缀型主观量标记无法归到以上四类中，如零声母的“啊”“一”等。根据实际情况，本文将汉语方言中的中缀型主观量标记分为“打”类、“是”类、“把”类和其他类。这些标记中，只有“把”表主观小量，其余均表主观大量。本小节讨论中缀型主观大量标记。

其一，“打”类。“打”类主观大量标记有“打、倒、大、哒”等不同的书写形式，其中，记为“打”的最为常见。就现有文献来看，“打”类标记在西南官话中分布最广，赣语、湘语、吴语以及客家话中也有。例如西南官话(说明：例句中对方言语义的普通话翻译，本文用六号字表示)：

(1) 四川西充^[20]：我估计有(一)斤打斤重，可能要不完我估计足有一斤重，可能买不完。

贵州绥阳^[21]31-33：小王给他老丈儿屋买了一吨大吨煤。

湖南吉首^[22]：一餐吃了斤哒斤米。(带有对所表数量极力夸张的意味)

赣语、湘语、吴语、客家话：

(2) 湖南安仁赣语^[23]11-15：张华到广东打工年打年曼回哒张华在广东打工有—年多没回来了。

湖南邵阳湘语^[18]：今年其屋里光苞谷就种嘎亩倒亩今年他家光玉米就足足种了一亩田。

浙江宁波吴语^[24]：渠穿出来个衣裳套打套他穿出来的衣服一套一套的。(表示多量)

江西南康客家话^[25]13-14：牛奶桶打桶倒下河去。(表数量多)

其二，“是”类。“是”类主观大量标记包含“是、数、似”等语音形式。多见于西南官话、湘语、赣语。例如西南官话：

(3) 重庆^[26]：墙上挂的香肠串是串的。(以强调事物的形成状态来表数量多)

四川遂宁^[27]：小刚回是回都考第一名回回/每回都考第一名。(表数量的遍指)

湘语、赣语：

(4) 湖南涟源湘语^[28]108-109：碗是碗箇饭，下拿汉滴鸡呷瓜一碗一碗的饭，都给鸡吃了吗？(表多)

江西武宁赣语^[29]：一个上午，他就离开了办公室次数次。

其三，其他类。“打、是”类以外的中缀型主观大量标记有“一”“啊”。主要分布于湘语、赣语。例如：

(5) 湖南冷水江湘语^[30]：分一分個咸存倒哩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表周遍义，具有强调意味)

江西黎川赣语^[17]：渠一家人就要坐桌啊桌。

汉语方言用于“AXA”重叠式的主观量标记在类型上具有非对称性，主观大量标记比较丰富，“打、是”等类型的标记都可以表主观大量，但表主观小量的标记词，从目前文献来看仅限于“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湘语等均有中缀“把”充当主观小量标记的用法。例如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6) 四川成都^[11]：喝個(一)杯把杯，不得醉的。

湖北鄂东^[12]110-115：他出去了天把天是回不来的。

赣语、湘语：

(7) 江西武宁赣语^[29]：杯把杯酒，不能止我的酒瘾。(含数量很少的意思)

湖南新化湘语^[31]37-41：个把个卿|回把回卿(“把”表量少)

汉语方言的后缀型主观大量标记来源广泛。据考察，“子、去、也似、呀似、家(价)、嗰”等语缀以及由“去”跟其他成分组合而成的“去”类语缀可表主观大量。

其一，“子”缀表主观大量。方言中的“子”缀如果用于表主观量，大多表主观小量，但有的方言可表主观大量。如冀鲁官话孟村方言形容词短语和数量短语后的“子”表主观大量^[32]。中原官话新密方言中的“子”可以附在量词和数量结构之后，表示物体的量超出说话人的主观心理标准^[33]。例如：

(8) 河北孟村^[32]：前儿那场风，庄稼倒了好几片子啦!

(9) 河南新密^[33]：光张光甫家就来了十来口子人。

赣语、晋语的部分方言也可以用“子”表主观大量，如赣语丰城方言、晋语涉县方言。例如：

(10) 江西丰城赣语^[34]：一橱子衣裳还不够，还要去买。

(11) 河北涉县晋语^[35]92：墙外的葡萄藤上结了一(大)串子葡萄。(表示数量多)

其二，“去”及“去”类语缀表主观大量。“去”以及由“去”和助词组合固化而成的语缀在西南官话、赣语、湘语中可以充当主观大量标记。如西南官话柳州方言的“去”^[36]，赣语余江话的“去(得)里”^[37]，新邵湘语的“去哩”^[38]，湖南武冈方言(文坪话)的“嘁哩”^[39]以及东安土话的“去了”^[40]。柳州、余江、新邵的例句如：

(12) 广西柳州^[36]：她算讲究了，一天换两套衣服去。

(13) 江西余江赣语^[37]：算一下，唔都喫泼三碗去(得)哩算一下，你都吃了三碗了。

(14) 湖南新邵湘语^[38]：箇条鱼有八斤去哩。

其三，“呀似、也似”表主观大量。汉语方言中的“似”主要附加在量词重叠式中间表主观大量，但也可以和其他语素组合后，附在数量短语后表主观大量，如“呀似、也似”。“呀似”“也似”实际读音相近，应该是同一语缀的不同写法。“呀似、也似”表主观大量主要见于赣语。例如：

(15) 江西上高赣语^[13]：作文写哩五页呀似纸。

江西丰城赣语^[41]268：两只也似苹果。

其四，“家(价)”缀表主观大量。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等部分官话方言中的“家(价)”可以对量进行强调，充当主观大量标记。例如：

(16) 贵州遵义^[42]：我已经几年家没有回去过了。

(17) 山西襄汾^[43]：我一下子包了几块价地。

(18) 河北武邑^[44]：都十拉岁十多岁家的人嗹，还不会做饭哩。

其五，“嗰”表主观大量。据盛益民考察，吴语柯桥话的数量结构“数+量+嗰+名”可表主观大量^[45]428。“嗰”为主观大量标记。例如：

(19) 浙江柯桥吴语^[45]428：我买得三箱嗰苹果我买了三箱苹果呢。

徐波^[46]、张世方^[47]认为助词“家(价)”来源于“个”。我们认同这一观点，所以，本文做整体考察时将“家(价)、嗰”都归为“个”类。

汉语方言中的后缀型主观小量标记比较丰富。用得最多的是由小称语缀发展而来的主观小量标记，根据读音，这类标记可以分为“儿”“子”“唧”三个次类。此外，“家(价)”以及表示“东西、货物”义的一些后缀也可表主观小量。

其一，“儿”缀表主观小量。官话、吴语、赣语、徽语、粤语等都有“儿”缀表主观小量的用法。如官话：

(20) 湖北英山^[48]：我煮了一筒儿米。

河南浚县^[49]：他才有五十斤重儿。

非官话方言：

(21) 浙江温州吴语^[50]：双百儿|双千儿

湖北大冶赣语^[51]：他那屋下村子只有几家儿人家。

安徽绩溪徽语^[52]：尔本书我只看了几页儿这本书我只看了几页。

广西贺州桂岭粤语^[53]：六瓶儿六小瓶|九丈儿才九丈

其二，“子”类后缀表主观小量。汉语方言中的“子”类后缀主要有四个：“子、仔、崽、囝”。其中，“子”在赣语、客家话的部分方言中可表主观小量；有的赣语方言表小称的“仔”发展出了主观小量标记用法；赣语余江话等方言中的“崽”可以用于强调数量少、范围小、程度低，表主观小量；“囝”见于闽语，闽语部分方言中“囝”也有主观小量标记用法。例如：

(22) 江西南昌赣语^[54]：事不多，有三四个(子)人就够了。

江西南康客家话^[25]13-14：该块土今年只拔到两担子花生。(表示数量较少)

(23) 江西高安太阳话赣语^[55]：小张钓之三斤仔鱼小张才钓了三斤鱼。

(24) 江西余江赣语^[37]：阿屋里后院有一洼崽地可以栽菜我家后院只有一小块地可以种菜。

(25) 广东南澳闽语^[56]：一斤囝米(强调一斤米的数量少)

其三，“唧”类后缀表主观小量。“唧”缀多见于湘语和赣语，不同方言中的读音有一定差异，方言中除了记为“唧”外，还写作“叽、基、积、侪”等形式。作为小称标记，“唧”类语缀在有的方言中也发展出了主观小量标记用法，如益阳湘语^[57]、宜春赣语^[13]、安仁赣语^[23]11-15。益阳、宜春的用例如：

(26) 湖南益阳湘语^[57]：我只买得一只唧苹果我只买了一个苹果。

(27) 江西宜春上高赣语^[13]：七八千本基书。

其四，“家(价)”缀表主观小量。“家”在汉语方言中主要表主观大量，但部分方言中的“家”除表主观大量外还可以表主观小量。如中原官话襄汾方言、冀鲁官话武邑方言。例如：

(28) 山西襄汾^[43]：他才吃了一碗价饭。

(29) 河北武邑^[44]：小峰七岁家就会嗹七岁就会(做饭)了。

其五，“东西、货物”义语缀表主观小量。徽州方言表“东西”义的“物/物事”有量级用法，可以附加在数量词和名词后表主观小量^[58]。柯桥话中的“劳(什)头”也由表“东西”义的名词发展出了主观小量标记用法，用于“数量名/指量名”短语后表示说话人认为数量小、时间少/早、动量少等^[14]。吴语临邵小片的一些方言点也存在“东西、货物”义名词演变为主观小量标记的情况，来源于“东西”义的如“劳什、劳席、劳当、劳刀、东西、劳头”，来源于“货物”义的如“货”^[14]。例如：

(30) 安徽绩溪徽语^[58]：五十个人来了三十个物/物事五十个人只来了三十个。

(31) 浙江柯桥吴语^[14]：老三伢里蹲得十来日劳(什)头老三在我们这儿才住了十来天。

(32) 浙江嵊州吴语^[14]：昨日到杭州去得十个人货昨天到杭州才去了十个人。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总结了汉语方言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词形类别及其地理分布情况，详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汉语方言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类型丰富且使用情况复杂，表 1所列的主要是目前笔者关注到的类型。

从表 1可以看出语缀型主观量标记地理分布上的一些特点：其一，中缀型主观量标记基本只分布于南方方言，即在是否通过添加中缀来表主观量上，南北方言形成对立。蒋协众讨论“AXA”重叠式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特征，认为“AXA”式的分布情况可以为将汉语方言区分为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的观点提供一个依据^[18]。其二，后缀型主观量标记在类型上总体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倾向，北方方言使用的主观量标记，如“子、儿、家(价)”等，南方方言基本都有，反之则不然。其三，表主观小量的“儿”缀分布范围最广，跨南北方言，涉及官话、吴语、赣语、粤语、晋语等几大方言。

汉语方言中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使用具有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受经济原则的制约，一般而言，一种方言在同一句法位置上只使用一个相同性质的主观量标记，但某些方言在同一句法位置上存在同性质主观量标记并用的现象。

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并用主要体现为同时使用“打”类和“是”类标记来表主观大量。如邵阳方言的“倒”“是”都可以表主观大量^[18]；又如重庆方言主要使用“打”表主观大量，但“是”也可以通过强调事物的形成状态来表示多量^[26]，吉首^[22]、绥阳^[21]31-33、涟源^[28]108-109等方言中的情况与重庆方言类似。

同一方言同时使用几个中缀来表主观大量时，不同标记的使用范围以及所受限制会有所不同。如邵阳方言的“倒”可用于各种次类量词的重叠式，也可用于“炮(十)、百、千、万”等单音节位数词以及数词“半”重叠构成的重叠式，但“是”表主观量时，量词会受到限制，如除“下”外的其他动量词以及“年、天”等准量词都不能重叠后插入“是”来表主观大量^[18]。重庆方言也是如此，“打”表主观大量对量词没有限制，但“是”强调的是事物的形成状态，所以，动量词、时量词因不能表示事物状态也就无法通过在其重叠式中插入“是”来表大量^[26]。

后缀型主观量标记并用主要体现为同时使用两个“子”类标记来表主观小量。如丰城赣语同时使用属于“子”类的“唧”和“仔”表主观小量^[34]。又如，江西高安太阳话同时使用“子”和“仔”表主观小量^[55]。

同样，并用的后缀型主观量标记在使用范围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丰城赣语的“仔”表主观小量时，其前面的数词一般是十以下的数词，量词只能是物量词不能是动量词或时量词^[34]。高安太阳话的“子”用于约量结构之后表示概数的主观小量，“仔”则用于数量结构后表示确数的主观小量^[55]。

一般而言，一个主观量标记要么表主观大量，要么表主观小量，但方言中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表现为：

首先，同一标记，有的方言表主观大量，有的方言表主观小量。如后缀“子”在赣语南昌话^[54]、高安话^[55]以及南康客家话^[25]13-14中表主观小量，但在新密^[33]、孟村^[32]、黑龙江^[59]等官话方言，丰城赣语^[34]以及晋语涉县方言^[35]92中则用于表主观大量。同一标记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表现，说明用什么样的标记表示什么性质的主观量，并不完全取决于标记词本身的语义特征，语言系统内部的调节与分工也是影响主观量标记主观性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同一标记在同一方言中既可表主观大量又可表主观小量。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代表性的如后缀“家(价)”。“家(价)”在方言中通常表主观大量，但在襄汾^[43]、武邑^[44]、腾冲(母语调查)等方言中可兼表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家(价)”的强调用法有关，“家(价)”没有表示大量或小量的直接的语义基础，只是对量的大小进行强调，具体表大量还是小量取决于说话人的预期，说话人的预期不同，用于评价的参照基准不同，所得出的关于量的大小的判断也就不同。当然，“家(价)”虽然可以兼表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但其表量具有倾向性，主观大量用法多于主观小量用法，这种倾向与人的认知有关，因为，“在认知上，体量‘大’一般要比体量‘小’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关注”^[10]。

表主观量的语缀在有的方言中可以叠加使用，形成叠床架屋现象。这种叠加使用主要表现为中缀型主观量标记与后缀型主观量标记的搭配使用，即以“AXA+语缀”形式出现的叠用。根据叠加的主观量标记的性质，叠加主要分为两类：

首先是相同性质的主观量标记叠加。主要表现为表主观小量的“把”缀与“儿”缀叠加或“把”缀与“子”类标记叠加。相同性质主观量标记的叠加使用，强化了主观量的表达，是主观量标记叠加的最为常见的类型。“把”缀与“儿”缀叠加，如安康(城区)方言使用“A把A(儿)”表示出现的事物或现象在所描述的范围内只是偶然的、少量的^[60]；蕲春方言的“A+把+A+儿”除表约量之外，主要表示小量^[48]；乐山方言用“把”表主观小量，“把”常带“儿”尾，以强调量“小”，强化主观量表达^[61]。“把”缀与“子”类标记叠加，如新化方言的“把”表少量，带上“唧”后构成“A把A唧”式，表数量少^[31]37-41。例如：

(33) 陕西安康^[60]：这回买的桃儿还好，只有个把个儿有点儿酸。

(34) 湖北蕲春^[48]：做一栋屋万把万儿做不起来。

(35) 四川乐山^[61]：明天中午可能有桌把儿人明天中午可能有一桌人。

(36) 湖南新化湘语^[31]37-41：本把本唧烂嘎哩偶尔有一本破掉了。

其次是不同性质的主观量标记叠加。主要表现为“是”类标记与“子”类标记的叠加或“是”类标记与“儿”缀的叠加。根据叠加后的表量情况，不同性质的主观量标记叠加可以分为两个次类：一类是叠加后表主观小量，如浏阳方言的“唧”表少量，“唧”附在“量似量”后构成“量似量唧”结构，表示事物的量少^[62]14。这一次类中，后缀的语义较为实在，表量功能较强，它处于句法的外层，决定着整个叠加成分的性质。另一类是叠加后不表主观大量或小量，而是表主观满意量，如邵阳话的“A是A唧”式^[63]以及慈利话的“A数A儿”式^[64]。这一次类中，后缀的表量功能弱化，主要起到强调或表主观感情色彩的作用。两个次类的用例如：

(37) 湖南浏阳赣语^[62]14：呷以子碗似碗唧饭，肯定少哒吃这么碗来饭，肯定少了。

(38) 湖南邵阳湘语^[63]：今日个面根是根唧，一点都冇稠今天的面一根一根的，一点都没糊。

不同性质的主观量标记叠加时，作为中缀的“是”类标记的表量功能都有所弱化，“是”类标记主要用于描摹事物的形态，强调事物的完整性。可见，中缀和后缀的语义调整及两者的语义组配决定着叠加成分所表示的主观量的性质。

上文考察发现，汉语方言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类型较为丰富。那么，这些复杂多样的语缀是如何获得主观量表达功能的呢？不同的主观量标记，其形成路径和演变机制有何不同？通过爬梳语料，我们发现汉语方言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来源路径并不一致，有的语缀与原词之间有语义关联，主观量表达功能通过引申获得，有的语缀与原词之间没有语义关联，主观量表达功能来自其所处的句法环境，是句法上重新分析的结果。因此，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演变主要体现为两种：语义驱动的演变和句法驱动的演变。以下对这两类演变进行考察，个别主观量标记所用的字只记录语音，无法判断其来源，如“啊”，本文不作讨论。

语义驱动的演变，语缀本身具备表主观大量或小量的语义基础，在隐喻、扩展等机制的作用下，演变成了主观量标记。这些语缀有的来源于数量范畴，有的来源于其他范畴。

由客观量到主观量的演变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据考察，以下几类具有属于量范畴语义特征的词语，可能演变成语缀型主观量标记。

其一，“周遍、足量、逐次”义＞主观大量。

“打”类词和“是”类词之所以可以发展成语缀型主观大量标记，是因为它们具备表主观量的潜在的语义特征。两类词语语义上有相通之处，但具体而言，两者的核心语义不尽相同，发展成主观大量标记的途径也有所差异。

方言中“打”类语缀的本字应该是同一个，但具体是哪个并不清楚。“打”类语缀具有“周遍、足量”义。“周遍、足量”义可能是语缀吸收“A打A”整体构式义的结果，也可能直接来源于“打”，因为无法考求“打”类语缀的本字和语义，所以本文姑且将“周遍、足量”义视为“打”类语缀自身的固有语义。这类语缀在“周遍、足量”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主观大量义。

加“是”类语缀的重叠式主要用于描写事物的外在形态，强调事物个体的完整性。因为“是”所要强调的完整不是某个个体的完整，而是所有个体的完整，所以“是”类暗含着“周遍”义。此外，“是”类也可以用于描述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式，表示依次有序进行，所以“是”也获得了“逐次”义。“是”所含的“周遍、逐次”义使其具备了充当主观大量标记的语义基础。相较而言，“打”类拥有表主观大量的直接的语义条件，“是”类的语义条件则只能间接获得，因此，“打”类词表主观大量的用法更为常见。

其二，“将近、接近”义＞主观大量。

赣语的“呀似、也似”可以表主观大量，与词语的“将近、接近”义有关。罗荣华指出赣语上高话的主观大量标记“呀似”的客观义是表示接近某数量^[13]；陈小荷认为丰城赣语“也似”表主观大量，其概数意义是“将近”^[41]127。据罗荣华考察，除后缀“呀似”外，上高话的中缀“似”同样可以表主观大量，其语义基础也是“接近”义^[13]。可见“呀似、也似”与“似”来源一致，是“似”的扩展用法。说话人预期了一个较大的量，实际客观量已经接近这一预期量，所以说话人主观认为量大，这是具有“将近、接近”义的“呀似、也似”能表主观大量的认知基础。

其三，“约量、小量”义＞主观小量。

“把”可以用于“A把A”结构中表主观小量，这与其自身语义以及使用环境有关。“把”本身是用来表约量的，表面看约量与小量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表约量的“把”对与之配合使用的量词是有要求的。“把”前面的量词不带数词，量词是一个是单用量词，单用量词明显包含有“一”的意义^[65]。另外，“把”的取值范围总是以默认“一”的数值或量值作为基准上下浮动的^[66]。因此，“把”能够表主观小量的关键在于与其搭配的量词前隐含着“一”。“一”数值较小，“把”在长期与单用量词搭配使用的过程中吸收了“一”表小量的语义，使其能同时表约量和小量。“小量”义为“把”演变成主观小量标记提供了语义支撑。

来源于非数量范畴的词语，如果包含表量的语义特征或可以通过隐喻投射获得表量的语义特征，也有可能发展为语缀型主观量标记。

其一，“位移、距离”义＞主观大量。

“去”类标记含“位移、距离”义。关于“去”类词如何演变成主观大量标记，学界已有一些相关讨论。如周敏莉认为新邵湘语的“去哩”由趋向动词“去”和事态助词“哩”组合固化而来，当“去哩”所涉及的变化趋向超过说话人的心理预期时，变化的目标和结果成了心理预期的对比焦点，承载着强调重音，“去哩”由此发展出了强调功能^[38]。易丹认为柳州方言的主观大量标记“去”经过趋向动词、动相补语等几个阶段发展成无实义的助词，当“去”用于小句末尾且处于“S1(主语+动词+了+数词+动作量+去)，S2(才)”中时，获得了主观大量标记功能^[36]。

普通话口语的“去了”可以表性状的程度，储泽祥认为“趋向动词‘去’表示从说话人位置移向别处，可以引申为远远超出所在范围的意义，通过隐喻，就可以表示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情况，即表示程度非常高的意义”^[67]。我们认同储文的观点，认为“去”发展成主观量标记是通过隐喻机制实现的，是人的认知由空间域向数量、程度域投射的结果。虽然“去”主观大量标记功能的获得也与其位置处于句末因而容易成为焦点算子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其具备表主观大量的语义基础。

其二，“人子”义＞主观小量。

前文将汉语方言由小称标记发展而来的主观小量标记分为“儿、子、唧”三类，主要考虑的是读音上的差异，从语义上看，根据李如龙^[68]、郑张尚芳^[69]等的研究，这三类词语都来源于表“人子”义的名词。“人子”义的名词包含着[+小]的语义特征。小称最初用于名词后面，对较小者进行标注，后来扩展到可以用于量词、数量短语以及形容词之后。这种扩展的语义基础是数量义，因为事物的大小和事物单位的大小包含着数量义，数量短语和形容词短语也都含有数量义^[49]。小称标记本来就指“小”，扩展到数量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后自然可以表示“小量”义。

跨语言来看，世界语言“孩子＞指小标记”的引申方式比较常见^[70]，且由“孩子”义发展而来的指小标记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语义范畴。郭中通过跨方言、跨语言的考察表明，指小标记(小称)是一个跨语言的显赫范畴，其语义功能可以扩展到数量范畴，可以表主观小量^[71]，即“孩子＞指小标记＞主观小量标记”的演变路径具有普遍性。

有的词语本身不属于数量范畴，也不包含能表量的语义特征，但也发展成了后缀型主观量标记，这些词语的演变是句法因素造成的，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

数量短语后的“家”，学界一般视为助词，早期文献中多写作“价”。方言中的“家(价)”为何可以用于数量短语、形容词短语后对量进行强调，目前学界尚无详尽的讨论。黑维强^[72]、张晓静^[44]等对“家”的语法化路径进行了探讨，认为数量短语后的“家”由“家”的“类别”义虚化而来。但这一语法化链条缺乏语义基础，也不符合“家(价)”在文献中书写形式上的变化规律^[47]。如前文所述，本文认同徐波^[46]、张世方^[47]提出的助词“家(价)”来源于“个”的观点。近代汉语中的“个”可以用作量词、指示代词、助词等，我们认为“家(价)”的强调用法来源于其指示代词用法。通过考察“家(价)”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可以拟测具体的演变过程。以下是《朴通事》的几个用例，来源于CCL语料库。

(39) 你来，我说与你，没来由的胡讨价钱怎么？三钱一个家买你的。

(40) 这一等较低些的七钱家。

(41) 如今因没有卖的。就五钱一斤家。也没处寻。

“家(价)”原本表“指示”义，相当于“这样、那样”，用于数量结构与动词之间表示买卖行为或其他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式，如例(39)。因为表示方式的“家(价)”处于状语和中心语中间，所以可将其视为状语标记。当“家(价)”后的动词省略后，它仍可以表方式，但逐渐变成了一个悬空成分，如例(40)。“家(价)”悬空后，句子的焦点也由“家(价)”后的谓语动词慢慢转向了前面的数量短语，对数量短语所表示的量进行评价和强调，“家(价)”由此获得了主观量标记用法，如例(41)。可见，“家(价)”由指示代词发展为主观量标记是受到了句法环境的影响，句法上的重新分析是演变的主要机制。

“家(价)”的主观小量标记用法与主观大量标记用法的演变路径和机制完全一致。“家(价)”由“指示”义发展出了强调功能，强调可以是强调大量，也可以是强调小量，当“家(价)”用于强调小量时自然就获得了标记主观小量的功能。

汉语方言部分主观小量标记来源于表“东西”“货物”义的名词。为何表“东西”义的名词可以发展成主观小量标记呢？赵日新认为，徽州方言表“东西”义的“物”可以发展成主观小量标记与其所处的句法位置有关，“物”用于“主语+V+数量+物”(如“我买了三样物”)结构中，充当宾语中心语，是“自然焦点”，但因为“物”是一个外延较广的上位概念，能提供的信息量小，所以很难成为真正的焦点，这使其逐渐成了一个去焦点化的悬空成分，“物”的去焦点化使它前面的数量成分得到突显，成为真正的焦点，“物”也因此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焦点敏感算子，作为焦点敏感算子的“物”附加在数量结构之后对量进行强调和评价，就有了主观小量标记用法^[58]。

至于表“货物”义的名词，盛益民^[14]介绍了“货”在嵊州长乐话以及新昌澄湾话中的主观小量标记用法，但没有讨论其语法化的过程。“货”的外延也比较广，我们猜测其语法化为主观小量标记的过程可能与表“东西”义的名词相似。

语义或句法都有可能促使词语演变成语缀型主观量标记。贝罗贝等曾讨论过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之间的差异^[73]。我们认为，就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演变而言，语义驱动的演变与句法驱动的演变主要有以下两点不同：首先，语义驱动的演变，原词具有表主观量的语义基础，要么词语本身属于数量范畴，要么词语虽不属于数量范畴，但具备表量的语义特征，或者可以通过隐喻投射间接获得表量的语义特征；句法驱动的演变，原词与量范畴没有关联，也不具备表量的语义特征。其次，与第一条相关联的是，语义驱动的演变，词语向主观量标记的演变整体上是有规律的，即哪些语义类型的词语容易演变成主观量标记，有一个总体倾向；句法驱动的演变，因为句法演变优先于语义演变，所以哪些词语能够在特定的句法环境中获得强调功能，从而演变成主观量标记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即词语向主观量标记的演变具有偶然性。

考虑语义驱动的演变和句法驱动的演变之间的差异，结合各类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具体来源，我们将汉语方言语缀型主观大量标记的演变模型表示为图 1，语缀型主观小量标记的演变模型表示为图 2。加粗的大方框内的演变属于语义驱动的演变，大方框外的演变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实线小方框表示来源于数量范畴的演变，虚线小方框表示来源于非数量范畴的演变。箭头表示语义演变的方向。

在图 1中，“打、是”类标记表示“周遍、足量、逐次”义，“似”类的客观语义为“将近、接近”义，均属于数量范畴，直接演变成了主观大量标记。“去”类语缀通过隐喻投射获得了“大量”义，虽不属于数量范畴，但具备表主观大量的语义基础。因此，“去”类也属于语义驱动的演变。“个”类语缀的语义为“指示”义，与数量范畴没有关联，在句法环境的促动下获得了表主观大量的功能，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置于方框外。

在图 2中，“把”兼表约量和小量，属于数量范畴，直接演变成了主观小量标记。“子、儿、唧”类语缀表示的是“人子”义，不属于数量范畴，但包含[+小]的语义特征，具备发展为主观小量标记的语义条件，属于语义驱动的演变。“物事”类表示“东西、货物”义，“个”类表示“指示”义，两类都不具备表主观量的语义条件，表主观小量的功能通过句法上的重新分析而获得，属于句法驱动的演变。

关于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演变模型，还要注意的是：模型代表的只是总体的演变倾向，并不具有绝对性。实际的语言材料中，语缀表主观大量还是主观小量并不总是由其语义特征或所处的句法环境决定的。如“子”缀按其语义特征，只能表主观小量，但如上文所述，它在有的方言中能表主观大量，并与表主观小量的“儿”缀或其他“子”类标记形成互补。可见，在实际的使用中，有时语言内部的分工对主观量的表达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语缀在汉语方言的主观量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方言都可以通过添加语缀来表主观大量或主观小量。本文基于类型学视角对汉语方言中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进行系统考察，由此对汉语方言表主观量的语缀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汉语语法尤其是方言语法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本文从语缀的类型、地理分布、使用复杂性以及演变机制等方面考察了汉语方言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主要发现为：

第一，类型上，可表主观大量的中缀有“打”类、“是”类等多种类型，但表主观小量的中缀限于“把”；“子”缀以及“去、似、个”等类型的后缀可表主观大量，“儿”缀以及“子、唧、物事、个”等类型的后缀可表主观小量。

第二，地理分布上，中缀型主观量标记主要见于汉语南方方言，南北方言在是否使用中缀型主观量标记上形成对立；后缀型主观量标记在南北方言中都存在，不过，类型上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倾向。

第三，使用上，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使用具有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同一方言同一句法位置上可以并用相同性质的主观量标记；同一主观量标记可以用于标示两种不同性质的主观量；不同的主观量标记可以叠加使用。

第四，来源及演变路径上，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演变可分为两类：语义驱动的演变和句法驱动的演变。其中，语义驱动的演变占主流。语义驱动的演变，原词有的来源于数量范畴，有的来源于非数量范畴。

第一，汉语语法研究要利用好方言材料。本文考察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在共同语中很少见，以往对主观量表达手段进行系统研究时主要以共同语为考察对象，因此，主观量表达手段的描写和分类不够重视语缀手段。如无论是李宇明的四分法(数量标、副词标、句末标、框架标)^[4]118还是李善熙的六分法(语音、词汇、语序、复叠、语气词、句式)^[5]22，都没有单列语缀这一主观量表达手段。但是，如果放眼汉语方言，我们就会发现，语缀表主观量的现象在汉语南北方言中均有大量表现。因此，汉语语法的研究应尽可能地发掘方言材料。方言语法事实不仅可以弥补共同语研究的不足，而且还可以验证某些已有的结论或解决某些疑难问题。

第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要体现跨方言的整体视角。方言语法的研究既要注重单点方言的详尽描写，也要考虑跨方言的整体考察。事实上，“许多方言语法现象，单就本方言来看好像十分特殊，其实，在其他方言中可能也有同类情况，或者存留着同源成分”^[74]。因此，考察方言语法现象时，应该跳出单一方言的限制，把目光投向其他方言，把所考察的方言“放到了整个汉语方言的宏观格局中”^[74]进行审视。要注重对同类语法现象进行类型学意义上的整体研究。基于整体视角的研究不仅能够揭示个性背后隐藏的共性，深化我们对某些语法现象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而且还能揭示某一单点方言在整个汉语方言中的地位和特点，从而提升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高度。

第三，方言语法的研究要考虑方言系统本身的复杂适应性。同一方言同时使用性质相同的语缀型主观量标记时，不同的语缀在句法组配上会出现分化。不同表量性质的语缀叠加使用时，语缀的语义以及语缀间的语义组配会有一定的调整，以消除语义组配上的矛盾。同一标记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其所表主观量的性质可能会存在差异。语缀型主观量标记的这些复杂表现说明语言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是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因此，我们在关注语言现象共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语言要素在互动调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以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对境内少数民族语以及世界其他语言同类标记的使用情况进行跨语言的考察，从而促进主观量问题的类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