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文明形态跃升的决定性力量，“是新时代生产力出现的新质态，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1]。“新型生产力必然生成新型文明，先进生产力绝不会指向既有的、传统的文明形态，而是超越现有文明框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明形态。”^[2]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域中考察新质生产力，能够深化认识新质生产力，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进一步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及其进步始终与生产力内在关联。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必然要求以一定的生产方式持续地获取生活资料，人本身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519。从历史维度看，生产力的质变是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更替的重要标识，“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602，无论是手推磨还是蒸汽磨，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生产力，同时标识着一种特定的文明形态。从手推磨到蒸汽磨的质变，同时标识着封建主义文明形态向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质变。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一种与传统生产力相关联的文明形态的重大变革，并且由于新质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属性，新的文明形态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4]，这一重大论断彰显了新质生产力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5]，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关联。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成果。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即“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4]。因此，新质生产力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文明进步具有本然联系；同时，从理论上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对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实践进行理论提炼的现实要求。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为研究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针对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有观点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的一种跃迁式发展”^[6]，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7]，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的进阶”^[8]。也有观点认为，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内蕴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9]，影响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前景”^[10]。上述两种观点或侧重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或侧重讨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导，分别在各自的研究向度上推进了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

然而，学界对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内在一致性。这类观点认为，要清楚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11]，发展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突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强大的战略引领力”^[13]，主张“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14]。二是新质生产力能够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这类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井喷式丰富”^[15]，需要“新质生产力引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双重发展”^[16]，并认为只有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17]。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协同进化的关系。这类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18]，新质生产力“构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秩序”^[19]，是“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的生产力”^[20]，必须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的文明助推面相”^[21]；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现代化潮流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22]，蕴含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未来图景”^[23]。四是新质生产力是对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中国式解答。这类观点认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生成路径与发达国家有本质的不同”^[24]，甚至可以在“不同民族国家兴衰的效应”^[25]层面来理解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新方案”^[26]，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学界已对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列探讨，虽然也涉及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协同共进关系，但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研究视域，以新质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考察，全面考察“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性、规律性、价值性和实践性问题”^[27]，首先探讨新质生产力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形塑作用，最后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协同共进的主要体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文明形态。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质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变迁。“唯物史观要求在‘旧质’瓦解和‘新质’形成的动态过程中理解生产力的历史革命作用。”^[28]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变革，首先标识生产力的质变，进而标识由此产生的新型生产关系变革，最后促进人类文明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主要表现为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文明形态发生质变。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基础性力量。生产力的变革必然推动人类文明形态革新。现阶段，社会中已然存在以创新为核心特征的先进生产力，以新的生产力理论，亦即新质生产力理论来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是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理论所彰显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单一工业化道路的生产力发展新路径，从而为开启人类文明演进新征程提供客观契机^[29]。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推动生产力变革，进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

第一，科学技术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是文明进步的先导，要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30]，“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开辟生产力发展新空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引发社会变革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模式”^[31]。科技创新之所以能够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关键在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与科学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已经转变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或“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32]363。正是因为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科技创新成为生产力变革的直接动因和必要条件。因此，推动生产力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率先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尤其注重推进科学的原创性、基础性研究，增加科学基础创新的原动力。要注意的是，在发展新动能的同时，要处理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避免出现动力转换不协调的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33]。

第二，绿色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要通过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生产力变革。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困境要求新质生产力必然是绿色生产力，以发展方式的绿色创新来推动生产力变革。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标志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以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绿色生产力意指能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达成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物质生产力^[34]。发展绿色生产力，意味着要以加快绿色科技创新为基础，以先进绿色技术应用为手段，以绿色生产力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来推动生产力变革。

第三，人的高质量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和主要动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要通过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推动生产力变革。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以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工作机制为基础，“指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与新质人才为基础，依赖于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以及具有高素质特征的人才”^[35]。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主要是具备一定科研基础的人才，其中高层次人才是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主力军^[36]。推动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关键在于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按照科技发展趋势，优化科研院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育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急需人才。另一方面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37]，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正是通过培育和吸收高素质人才，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变革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构成人类文明形态的最为基础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时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38]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包含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39]。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涉及三个主要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变革以及分配关系变革。

第一，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中最为核心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最根本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与重塑，还是在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制度设计与重构。”^[40]就全球范围来看，现有的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就中国实践来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并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所有制关系蕴含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其逐渐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中国实践中的所有制关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有效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生产力发展，重构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随着智能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凸显，人力资本日渐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第一性要素。因此，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重点就是让广大劳动者能够更加充分地享有生产力发展成果，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也是当前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措施。

第二，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生产协作效率。生产力变革也会导致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变革。在现有生产组织方式中，不同劳动者按照社会分工构成“总体工人”，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劳动者甚至不必亲自动手，就能够从事生产劳动。“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41]582在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中，人作为一个生产的“器官”从属于生产过程。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标识着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的凸显。智能化技术使这种变革逐渐变为现实。智能化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生产过程中以机器为主体的“人机协同”状态，转变为以人为主体的“人机协同”状态。生产组织方式的这种变革，标志着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竞争关系，转变为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协作关系。生产组织方式的这种变革，为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直接突破口。

第三，推动分配关系变革，解决人类文明新形态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分配难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变化。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向着广大劳动者更加充分地享有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方向发展，表明分配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智能化技术的出现与广泛应用、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发展方式的拓展，逐渐将消费者在休闲、放松甚至是玩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纳入生产过程，并将之转变为谋利的手段。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应当成为劳动成果分配的依据。问题在于，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会成为数据制造者参与分配的依据，还是成为数据加工者即平台参与分配的依据呢？现有观点认为，数据的价值是由平台数据工程师所创造的，与用户无关^[42]。按此观点，数据这种生产要素应当作为平台参与分配的依据。新质生产力推动分配关系变革，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础上，要能够拓宽劳动者参与劳动成果分配的依据，特别是劳动者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数据，以此提高劳动者收入，推动生产公平基础上的分配公平。

文明形态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新质生产力通过规定文明形态发展的方向和原则来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人自身的本质力量、提供确认人本质力量的物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方面来变革文明形态，使其朝着旨在促进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方向发展。

首先，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新质生产力使生产力成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以此推动文明形态变革。马克思在考察货币时关于“拜物教”的论述，同样适合描述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1]89简言之，在这种文明形态当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转变为资本的生产力的社会生产力，重新成为人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的人自身的本质力量。新质生产力通过将新的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比如各种数字化平台，就能够不断重塑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提供更多个体获取自身全面发展的机会，使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直接的、真实的社会关系。

其次，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新质生产力使劳动产品成为“现实的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以此推动文明形态变革。就像社会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也不属于人，而是相反，人从属于物。“那么生产资料，物的劳动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32]393这种颠倒的人与物的关系，表现为人与物相敌对。一方面，人的劳动产品不能成为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另一方面，机器是生产的主体，而人仅仅站在机器旁边，作为机器的附属物。新质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化分工，比如网络主播、新媒体等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使人们能够在新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从事劳动。这促使物成为确证人自身本质力量的手段，有助于削弱乃至取消人对物的从属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最后，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新质生产力使和谐共生成为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以此推动文明形态变革。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矛盾不仅涉及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经济、政治、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层面引发了严重危机。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需求同自然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逻辑支配下日趋激烈。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不仅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因素，而且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因素。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本身具有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向度。培育和增强绿色生产技术，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强化绿色发展理念，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也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前进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不断在生产方式这一基础领域深刻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从理念转变为现实。

新质生产力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形塑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展开，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实际超越^[43]。从中国实践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展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就直接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新质生产力以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在发展原则、发展要求、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等方面形塑新质生产力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立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9]，蕴含着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中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新发展理念是人民至上原则在发展观上的集中体现。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生产力质态，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其一，坚持人民至上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发展原则的根本超越，从而也是对“利益至上”的发展观所引发的文明困境的破解。“利益至上”的发展观同时也代表着“弱肉强食”的文明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强必霸”逻辑与“修昔底德陷阱”，使人类文明发展受到连续不断的冲击。由此带来的还有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等多方面的文明发展危机。坚持人民至上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

其二，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发展的根本原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乃至全面深化改革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社会发展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相关的社会、政治等制度作为保障。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要通过先进生产力创造先进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先进的精神文明。坚持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共同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三，坚持人民至上鲜明地回应了人与机器特别是智能机器的关系问题，突出了科技创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智能机器，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人类面临着人的主体性受到冲击的难题。究竟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算法控制人，还是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能力的确证，能够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单纯从生产力的角度、科技的角度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原则，既是对这些问题的明确回答，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整体更新，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以此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

其一，劳动者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体力量，是生产力提升的动力源泉，也是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唯物史观视野下，生产力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据，也是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44]，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参与者，而不是生产的客体、旁观者。劳动者能力的全面提升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

其二，劳动资料是劳动者从事劳动的一系列工具，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机器，特别是智能机器成为促进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因素。这涉及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通过科学技术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促进人的发展为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作为“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41]492。所以，科技创新及其在产业领域中的应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只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手段，“机器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成为资本，成为使人的劳动发生异化的中介”^[45]。因此，新质生产力既强调以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力水平，又强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其三，劳动对象随着科技的进步更多地表现为各种数据要素。自然资源是劳动的最初对象，也是劳动者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但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数字劳动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劳动者的素质全面提升，劳动资料的水平不断发生质变，劳动对象的范围也愈加广泛。“每一时代的生产力要素的质量或技术含量都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升级换代并产生新组合。”^[46]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就决定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全面提升及其优化组合的不断质变。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和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原则，确保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稳中求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就是围绕社会基本矛盾，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供需关系来看，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社会发展还不能充分地、平衡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基于地区差异、产业差异和空间布局的实际状况，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处理好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共性和个性，协调好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市场比例，规划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节奏^[47]。因此，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立足区域特色和产业基础，避免盲目跟风或“一刀切”式推进，又要加强全国范围内的协同联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通过差异化路径和精准化施策，既能激活各地的创新潜力，又能推动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速度与质量的有机统一，使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动力。

另一方面，要求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原则。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有“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超前”或“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如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8]。这就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逐渐“破”掉落后的生产力和同样落后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需要逐渐“立”起以创新为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先立后破”则是为了更充分发挥落后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同时更大限度地完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保障，将“破”的过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确保社会稳定。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自然不是人类谋求发展的工具，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面对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生态难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生态灾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极限，以诸如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凸显，在客观上已不能继续容忍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生态环境恶化，而且其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仅仅只是将问题转移，这就导致了“生态环境上的国际性两极分化”^[49]。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开创性之一就是坚持走绿色现代化道路。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另一方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简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还包括对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求。“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50]172坚持人民至上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生产力的提高能够更大程度保障人民对“绿水青山”的需要。此外，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科技和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的引领作用，这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着力点。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始终，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减少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路径的依赖。同时，要完善绿色低碳的制度体系，引导市场和社会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共进。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是对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必然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质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又反过来形塑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协同推进，就主要体现为中华文明对人民至上、协调发展、和平发展三大核心要求，与新质生产力对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开放共赢三大核心要求之间的矛盾运动。

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资本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本文明”^[51]。人民至上是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首要原则。人民至上原则要落实到社会生产方式层面，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生产方式才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人才是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新质生产力只有以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才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人民至上原则要转化为创新驱动的实际效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创新能力来实现，而这一能力培育的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才培养。

人民至上与创新驱动协同推进的关键点在于人才培养。首先，聚焦“为谁培养人”，中国式现代化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培养人才队伍。其次，聚焦“培养什么人”，中国式现代化培养有共产主义理想、有服务现代化建设本领、有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最后，聚焦“怎样培养人”，中国式现代化畅通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良性循环，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科技创新，培养能够产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高层次人才和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专门人才队伍。“中国已经存在一支规模庞大、素质较高、结构复杂的人才队伍，但这些人才主要适应于单一大规模生产方式。”^[52]人才培养需与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就业场景深度结合，通过产教融合、技能再培训等方式，确保人才供给匹配产业升级需求，实现创新驱动与民生保障的双赢。“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53]通过科技创新，我国已经集中涌现出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一批前沿技术，这些前沿技术的具体运用促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融合，有效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时代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在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新兴技术人才的培养。因此，现有人才培养方案、教育培训体制等内容，需要依据新质生产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现实需求进行动态调整，符合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的需求、人民群众对充分就业的需求。

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中华文明是超越单纯物质文明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基本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关键在于要素禀赋变革和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54]。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协调发展的要求要与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相互促进，彼此相互提供发展的动力。

协调发展与结构优化的协同推进，其关键点在于动态均衡。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文明形态。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物质文明发展不仅居于统治地位，而且物质文明发展的“资本逻辑”渗透进其他文明的发展过程，使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沦为物质文明发展的附属品。这种“单一现代性”的发展模式严重抑制多元文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改变这种模式，消除对文明发展“唯物质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错误发展理念^[55]。生产方式层面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生产方式加以解决。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需要将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现有产业、开辟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类文明新形态引导经济发展突破“物质文明”的单一发展领域，拓展至多元文明共同发展的广阔空间。“两山”理论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50]16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理念引导和动力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最终需要人类科学技术的支撑。调查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56]。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正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协调发展的要求，与新质生产力对结构优化的要求，在实际上能够而且必然要协同推进。

就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超越“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资本主义文明法则、追求和平发展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法则必然导致“国强必霸”的西方式现代化之路，使人类文明发展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相互对抗的困境之中^[57]。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绿色生产力，而且是开放生产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客观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和平发展的坚定主张，也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提供了光明前景。

和平发展与开放共赢的关键点在于命运与共。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消除“零和博弈”，实现“合作共赢”，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50]350荣辱与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命运与共也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客观事实。然而，荣辱与共、命运与共得以维系的现实基础，正是“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开放性的共同利益”^[58]。新质生产力发展，亦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这些共同利益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然而，生产力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必然导致不同文明命运与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过程，但这在文明方面的影响却是文明的单一化，是资本主义文明试图取代其他一切文明。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维系人类和平发展的基础，需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和指引。这是因为，束缚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生产力发展，不可能致力于推进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形态。类似人类文明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等新的文明主张，只有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转变为现实。这些文明主张，“无非意味着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开展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59]。

在新质生产力将人类文明和平发展从可能性逐步转变为现实的同时，和平发展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源泉。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60]改革开放发展需要和平的世界环境。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型人才是关键，必须推动人才在国际范围内自由流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必须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组合。无论是人才还是其他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和优化配置，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历史进程来看，以“丛林法则”“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不可能维持世界和平。必须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础，才能在不断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与此同时，和平的世界环境，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质生产力具有文明助推面相，有必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视域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新质生产力实现生产力的质变，推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人为本重塑人类文明形态中的各类关系，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原则是人民至上、发展要求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发展路径是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从多维度规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协同共进，分别以人才培养、动态均衡、命运与共为协同共进的关键点，在良性互动中推进对现有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实现提供现实基础。这些探讨，基于现有研究基础，详细阐释了新质生产力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新质生产力的形塑作用，进一步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质生产力协同共进的关键机制，有助于深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认识。本文聚焦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考察新质生产力的文明助推面相，文中虽然涉及对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关系的考察，但未能以新质生产力为切入点，详细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