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中“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1]。202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2012年到2023年，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总量由79.4%提高至92.3%。”^[2]民营企业不仅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中占据多数^[3]，还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在服务国家战略、回馈社会大众、践行企业责任中作用突出。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4]。同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在法律制度上肯定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地位，表明党和国家将持续打造更稳定、更公平、更开放的市场环境，释放出扩大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信号。

国家重大项目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而言，该类项目主要依据投资规模和筹资渠道进行界定，具体指由中央或省市政府批准建设的工程项目，通常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公众关注度高、影响范围广、风险因素多等特征”^[5]。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以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生产体系为基础，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6]等前沿科技领域，这些项目契合国家战略需求，往往需要跨学科、多学科专家协作。民营企业具有“体量大、领域广、创新活力强”^[7]等特性，不仅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还有助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国家科技的整体发展影响深远^[8]。2022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牵头承担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基因和细胞医疗、新型储能等领域的攻关任务”^[9]。厘清民营企业为何以及如何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对此展开了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角度进行聚焦：

一是制度变迁论。制度是“引导、约束或者激励经济主体预期与行为的关键变量”^[10]，制度变迁会深刻影响企业的组织架构、分工模式和战略布局^[11]。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离不开经济体制的制度性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配套的落实直接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12]。国家通过健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调整产权结构、完善法律保障等措施，为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民营企业在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技术创新、管理优化和市场拓展等适应性变革，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趋于动态平衡^[13]。

二是资源依赖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外部资源的获取，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完全依赖内部资源自给自足，必须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进行资源交换。中国民营企业早期主要依赖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资本，获取参与市场竞争的初始资金、市场信息及商业信用^[14]，这些社会资本的积累使民营企业能够在市场中迅速站稳脚跟。在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民营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等不同方式，持续构建和拓展自身的社会网络，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增强了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平衡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张力^[15]，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奇迹”的关键推动力。

三是自主创新论。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来源于外部的制度环境和资源依赖，更取决于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对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和初创民营企业来说，产业类型与制度环境的匹配差异导致二者在融资约束、技术突破与企业效率层面截然不同^[16]，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在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时的发展路径。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积累和产业资源，但仍面临融资约束和管理模式调整的挑战；新兴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可能面临资金和技术的双重瓶颈，但凭借其市场敏感性和创新能力，能够迅速在特定领域内形成技术突破，推动产业升级。民营企业能动地通过塑造与资源控制方的依赖关系，提升资源获取能力、突破技术壁垒、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战略优势^[17]。

现有研究成果为理解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成因提供了丰富的解释，然而，对民营企业如何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尚需上升为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系统阐释，以进一步有效回应当前国家战略布局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定力、制度信心与独特优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三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18]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宪法和党章都有明确体现，我们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我们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大前提。”^[4]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为法律制度，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权责边界和更加稳定的法治供给^[19]。

深入阐释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长效参与路径及其影响要素，既是学理层面“摆脱民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模式与学术路径”^[20]的必要推动，也是实践层面推动“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转化、构建具有自主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紧迫要求。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现状梳理—类型剖析—问题辨析—路径优化”，通过对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现状进行梳理，从“发展型国家”理论视角剖析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类型特征，深度揭示制约民营企业长效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关键障碍，最终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路径参考。运用上述思路，将微观行动与宏观制度有机融合，在阐释性与问题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良性互动^[21]，拓展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边界与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22]其中，“体系化”指向构建结构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学理化”指向理论形态的规范表达与概念体系的系统建构^[23]。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研究的体系化与学理化，需要超越现象化、经验化的描述，从理论层面对“民营企业”与“国家重大项目”的互动逻辑进行概念澄清与关系界定，形成对“为何如此”与“如何持续”的理论命题建构。这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为处理和研究“国家—市场关系”提供了具有中国经验的理论反馈，进一步丰富了全球视野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谱系。

区别于欧洲崛起中的国家力量，“东亚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和市场的协同作用或‘被引导的市场’”^[24]，而非纯粹以国家为中心或以市场为中心。在这种协同格局中，可以依据政策干预的强弱程度，将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类型概括为直接参与和非直接参与(如图 1所示)。直接参与是民营企业在政策、法律及规划的明确框架下直接进入重大项目体系，进行竞争性资源配置^[25]；非直接参与体现为民营企业通过间接投资、区域项目融入等路径嵌入国家战略布局，进行协作性资源配置。两种参与形式相辅相成，奠定了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实践基础。

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直接参与揭示了民营企业如何在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下，展现出其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性角色。具体而言，可依据参与形式的不同，将民营企业直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方式分为三种类型：身份型参与、组织型参与和资本型参与。

首先，身份型参与强调民营企业及其领导者通过建构多重身份，以“身份资本”的积累和运用获得制度认可、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26]。当前，民营企业家主要依托政党身份(如中国共产党或其他党派成员)、政治身份(如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身份(如劳动模范、行业领军人物等)^[27]，提升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可见度与话语权。以华为为例，202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对话任正非》，在中美科技博弈与“卡脖子”问题的背景下，任正非明确表示，华为每年有大概600亿元研发经费用于不设考核的基础理论研究，彰显出民营企业以长期主义嵌入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定力^[28]。身份型参与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政策信息与制度支持，也使其在与国有企业和跨国资本的竞争中赢得一定程度的“制度红利”^[29]。

其次，组织型参与反映了民营企业在制度框架下的组织化、结构化发展趋势。随着国家对企业治理结构和社会责任要求的不断提高，民营企业不再仅以商业性组织存在，而是逐渐转型为兼具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混合型实体^[30]。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工会组织、行业协会及产学研联盟等平台^[31]，实现组织层面的合法性认证。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与华中科技大学、长安大学等科研团队联合攻关，形成了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使民营企业参与高端制造、绿色能源、智能网联等领域有了知识合法性与学术权威背书^[32]。组织型参与有效提升了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项目对接、风险管控等环节沟通、协作的顺畅性，从而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具备结构性竞争力。

最后，资本型参与是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体系中发挥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当前，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多元化参与重大工程，民营企业不再仅仅依靠传统的“投资—建设—收益”路径，而是通过股权合作、轻资产运营、技术输出、管理服务等方式参与项目建设全过程^[33]。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凭借成本控制、项目执行与服务交付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与国有资本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不仅提升了资本运作效率与灵活性，增强了民营企业在重大项目建设中的议价能力，更推动了民营资本与国家战略间的深度融合。以宇树科技为例，202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访谈，他表示，宇树科技选择从科研教育、服务展示和简单工业应用切入市场，通过技术供给与人才培养实现行业进步与国家创新战略的深度耦合^[34]。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法治与规则，但在实践中，由于制度运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与滞后性，民营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协作而非竞争的策略，实现对市场环境与政策导向的灵活适应。具体而言，可依据参与情境的不同，将民营企业非直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方式分为三种类型：关系型参与、公益型参与和示范型参与。

首先，关系型参与是在市场规则、法治规则及科学规则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民营企业通过关系型网络增强自身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扩大与政策制定者的互动空间，实现利益协同与资源互补，进而在制度尚未充分规范的环境中获得参与机会。依托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校友网络、行业协会等非正式社会网络^[35]，民营企业可以与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互信合作关系。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为例，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义乌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36]，在早期发展阶段，义乌企业在市场规则尚未健全的条件下，主要依托地缘与宗族网络所形成的关系资本，通过地方社会网络的支持，获得了包括土地使用、税收优惠和融资渠道在内的关键资源。这种以“关系”为中介的合作模式缓解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认知错位与制度摩擦，形成了制度外的合作秩序，为民营企业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初始动力。

其次，公益型参与是民营企业平衡市场压力与社会责任时的战略选择。在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结构性缺口，民营企业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不同于传统单向度的慈善捐赠，当前，民营企业的公益型参与更趋向于战略性整合，通过设立基金会和参与乡村振兴、教育扶贫、环境保护等方式，进行“共享价值”与“公益营销”。例如，腾讯不仅搭建了“99公益日”等全民公益平台，还依托数字化优势推动互联网公益与社会治理的深度结合，助力公益事业数字化、透明化发展，既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也强化了企业自身的社会形象和责任认同^[37]，推动民营企业从单一经济行为体向多元社会参与者的角色转型。

最后，示范型参与是民营企业借助场景化项目参与新技术、新产品的验证与推广，进而提升在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的产业地位与技术话语权。在“东数西算”“6G通信”“车路协同”等大型国家工程项目中，民营企业凭借在人工智能、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的技术优势，为国家项目提供了试验场景和关键支撑。作为国内大模型领域的主要力量之一，阿里云在宁夏、贵州等枢纽节点率先建设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承担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算力供给，积极推动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进程^[38]。通过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民营企业不仅能够实现技术的快速转化与商业化推广，更能在示范过程中获得更多行业资源与政策倾斜，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嵌入深度与引领能力。这种基于协同试验与共建共赢的参与方式，体现了民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逐步上升的制度性地位。

当前，民营企业构成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优化数字产业布局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39]，也是增强国家经济韧性、改善社会民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是基于国内外形势作出的科学决策，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更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经过长期努力，民营企业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构筑了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基础，然而，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普遍面临“三座大山”的挑战，即“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18]，分别对应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市场壁垒、融资困境与技术瓶颈，在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嵌入自主性”不足会导致民营企业间产生“内卷式竞争”^[40]，进一步加剧了民营企业“需求—资本—技术”的结构张力。系统分析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现实挑战，不仅关涉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与全球竞争力优势的塑造。

在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呈现出高度的全球性和开放性，项目的推进不仅依赖国内跨地区、跨行业资源的高度整合，更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引进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吸引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共同攻关，开展全球性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具有全球公共属性的领域，“卡脖子”技术、关键原材料短缺等瓶颈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科技自主与产业升级的核心难题。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亟须数据要素、科技要素、绿色要素和资本要素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支撑，通过物联网设备、云计算平台、大数据中心和清洁能源等高附加值生产资料的融合与协同，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同步跃升，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然而，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短期实践中，“市场的冰山”现象明显：民营企业虽然具有成熟的市场化机制、灵活的竞争机制、多元的投融资机制等优势，却在市场进入与扩张环节遭遇多重制度壁垒。一方面，民营企业面临生产资料获取的非对称性。尤其是数据要素的开放性在不同产业中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产业的数据资源由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掌控，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高质量、实时的产业数据，在智能制造、精准管理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有所限制。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项目建设的程度缺乏稳定预期。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通常需要多部门联合推进，短期参与会造成民营企业在决策、监管与绩效评估等不同环节的参与程度有限，难以获得稳定的话语权和纠偏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民营企业战略投入的信心与意愿，难以增强国家重大工程的外向型发展能力与制度适应性^[41]。

国家重大项目往往跨越多个行业、领域与地区，任务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建设周期跨度大，对资金的持续性、协同性及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特别是在高端制造、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领域，项目建设遵循着“基础研发—中试验证—规模化生产—迭代升级”的路径，在供应链上下游的协同上对资金流的稳定性要求较高^[42]。然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传统信贷评级体系对所有制属性、资产抵押能力与历史授信记录的依赖，客观上提高了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及股权投资的门槛。相较于国有企业或具备稳定资产信用的龙头企业，民营企业在融资环节面临更高的资金成本与更为严格的审查程序，由此，在国家重大项目的前期筹划阶段形成“门槛效应”，使大量具备技术潜力的民营企业因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资本动员而被排除在国家重大项目的供应链与参与体系之外。

融资壁垒对民营企业的掣肘并不仅限于资金本身的紧张，更深层次地影响着在国家重大项目中企业角色的转化与组织效能的提升。一方面，项目建设所要求的高标准、快节奏与协同化推进对企业的资源统筹与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融资压力迫使企业难以进行必要的前期人力与组织架构投入，削弱了其快速响应与系统协作的能力。另一方面，传统线性管理与分散式作业模式已难以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求，面对稳定性、可控性与精细化管理的现实压力，民营企业不仅需承担更高的财务风险，也需付出更多的管理成本用于质量控制与生产监督。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从潜在供应商转化为正式参建方的路径被融资不确定性大幅拉长，不仅削弱了民营企业的成长机会，也在宏观层面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创新生态的多元化发展。

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既要面向当前中国发展的现实需求，也肩负着预判全球科技趋势、引领下一代技术革命、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点的时代使命，因此，对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性要求较高。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高端技术储备、研发体系建设、核心人才聚集和基础设施支撑等方面普遍存在短板，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规模化的技术积累和可持续的研发投入，而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与长周期验证，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民营企业而言有着巨大的技术风险、资本成本与失败可能性。因此，出于对风险控制、资源整合与技术保障等要素的综合考量，长期以来，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主要由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主导，民营企业的整体嵌入程度相对较低。此外，特朗普2.0时期可能持续收紧对华政策，中国经济发展或将面临科技脱钩和外部技术约束、国际供应链重构和“去中国化”、地缘政治和国际经贸市场分割、绿色发展和气候治理脱钩等困境^[43]，这也给民营企业提高技术能力带来了外部消极影响。

技术壁垒不仅体现在技术门槛本身，更体现在科研成果落地和转化中。尽管部分民营企业在前沿领域具备初步的技术储备，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技术平台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难以快速实现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跨越。在科技成为综合实力博弈核心的背景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倒逼国家摆脱路径依赖，亟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建立起民营企业长效参与的机制，形成自主可控、体系化、可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44]。这就要求在制度层面搭建稳定的技术团队，打破原有技术壁垒，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共享，推动民营企业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跃升至高端的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使其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降低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确保民营企业与国家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45]。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提出一系列战略部署，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46]在此过程中，“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47]成为突破外部约束、塑造发展动能，推动民营企业与国家发展大局同频共振的关键举措。这需要以国际合作打开全球市场、以数据资本推动协同治理、以自主研发助力技术创新、以绿色理念赋能可持续发展，为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提供长久动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注重以新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新知识为创新源泉、以绿色可持续为基本导向，为民营企业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拓展国际合作，打开全球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方法论支撑。通过与国际高水平科研机构、企业联盟开展联合研发，民营企业不仅能够共享全球前沿技术资源、缩短技术迭代周期、降低研发风险，更可以通过嵌入式参与，推动中国技术体系与国际技术标准体系深度融合，提升国家重大项目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引领性与适应性。特别是在量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标准体系的自立自强作为制度性话语权建设的重要方面^[48]，不仅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和国家技术安全，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以华为在5G标准制定中的实践为例，华为通过主导性地提交大量标准提案，联合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和3GPP组织，推动中国技术成为国际通信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嵌入实现“由参与者到规则塑造者”的跃升路径^[49]。

在“走出去”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双重推动下，民营企业通过长效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可以凭借制度参与者和标准塑造者的身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链条，克服以往合作周期短、资源整合能力弱、缺乏海外本地化支持系统等短期合作弊端，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50]，摆脱以市场响应为主的被动角色，逐步构建起以本土技术为核心、国际资源为支撑的全球创新网络。一方面，国际化经营视野有助于民营企业精准把握全球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趋势，为国家重大项目注入更具全球适配性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走出去”战略，民营企业能够在海外市场积累项目管理、技术落地与文化交流的复合能力，夯实迈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良性互动不仅夯实了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基础，也助力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由中低端向高端的跃升，有利于开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科技外交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凭借开放性、跨时空性和可共享特征，可以跨越传统市场的信息壁垒、突破资源分散和中间环节冗余等弊端，正深刻重塑资源配置方式与组织协同模式，成为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整合多元主体、打破路径依赖的重要纽带。相较于传统要素资本的稀缺性与排他性，数据资本具有强大的可扩展性与系统渗透能力，有利于突破传统产业链中的“孤岛”“断点”限制，展现出促进协同治理的独特价值。民营企业凭借机制灵活、反应迅速、技术创新活跃等突出优势，在要素流通及应用场景拓展中具备先行先试的能力。这也要求民营企业加快布局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中台、智能供应链系统等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要在关键技术攻关、核心模块开发、系统集成与精益制造等方面贡献创新力量，更要在长期参与中积累工程经验、提升治理能力，构建起与国家重大战略同频共振的数字化发展路径。现实案例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京东在物流与供应链的数字化改造中，建设了智能仓储与数据驱动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在保障国家应急物资调度和跨区域资源统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展现了民营企业通过数据要素嵌入重大项目治理的独特价值^[51]。

然而，民营企业要实现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深度融合，还需相应的制度体系给予有力支撑。首先，应建立健全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完善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的确权、定价与交易制度，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向民营企业开放，促进生产资料在不同所有制主体间的均衡可及，增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能力。其次，应健全生产要素配置的公平性审查制度，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中，必须加强对隐性壁垒的审查与纠正，使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能够平等使用新型要素、共享发展机遇。最后，应优化要素配置的服务体系，完善信息获取、政策咨询、技术支持等公共服务供给，为民营企业提供全周期、多层次的支撑体系，防止少数企业依赖资源垄断破坏市场生态。在此基础上，有效推动数字资源的公平流动与高效配置，为民营企业更深层次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助力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目标。

在新一轮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国家对高端技术和自主研发的需求日益增强，为了克服以往嵌入式合作的“短期化、外包化、依赖化”弊端，必须构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与企业内生创新机制。在国家层面，党和政府应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引导民营企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与科技创新水平。首先，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扶持力度，尤其是在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激发企业研发热情。其次，着力发展“耐心资本”，通过财政补贴、长期低息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资本流向基础研究和高精尖技术领域，解决民营企业在早期研发和成果转化中的资金瓶颈，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度结合。此外，加强产学研协同，鼓励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建设面向国家重大项目的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研究中心和创新实验室，使国家重大项目的生产流程更加精准灵活，产品质量更加稳定可靠。

在企业层面，民营企业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通过构建以技术驱动为核心的战略转型路径，系统性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和高端制造水平。一方面，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从“人才引进”向“人才内生”的战略转变。新质生产力强调数据驱动、智能化转型和产业链协同，这就激发民营企业必须精准识别人才需求，自主培养一批掌握算法开发、量子科技、类脑智能等核心技术的高端人才。同时，借助数字技术构建安全可信的人才信息平台和人才评价体系，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跨组织共享，助推企业“研发—生产—经营—管理”^[52]的全流程建设。另一方面，主动适应产业链变革，积极突破长期以来对低成本要素的依赖。传统企业更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进行规模扩张，而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强调产业链的深度数字化改造，尤其是依托云计算、边缘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供应、销售等环节的实时监控、精准调度与全流程追踪^[53]。在长效参与的过程中，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升级和生产方式的优化，还深刻重塑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模式与市场竞争格局，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向更加高效、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化和“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仅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应然选择，更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在此进程中，将绿色理念融入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核心在于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升级与深层变革，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民营企业作为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重要主体，正在从传统的施工、供应等外围角色逐步转向绿色技术提供者、创新解决方案推动者和可持续发展责任承担者。

如何使民营企业在长效参与中拓展绿色产业布局、实现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性跃迁，不仅关乎民营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获取，更关乎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构建进程。在理念引导方面，民营企业应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充分把握新质生产力赋予的战略机遇，在长效融入国家绿色转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民营经济的强劲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54]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绿色发展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本体关联，强调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绿色要素不再是发展的约束条件，而是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量。在这一理念引导下，远景能源凭借风电、储能与智能能源管理技术，深度参与国家新能源重大工程建设，不仅助力国内多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落地，还将清洁能源解决方案输出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国际能源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55]。

尽管当前国家已经出台了绿色准入机制、财政税收优惠、绿色信贷支持、绿色采购政策等多项政策，为民营企业参与绿色产业和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但政策引导的作用是外在的，更为关键的是企业内生绿色转型动力的激发。特别是在低碳排放、清洁生产与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民营企业应以国家战略导向为指导，以自主技术创新为牵引，把握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产业等领域的时代契机，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与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推动关键绿色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构筑自身绿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加速民营企业传统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56]，形成以绿色价值为导向的系统性转型路径，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经济奇迹缔造的重要参与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57]。然而，在快速成长过程中，民营企业面临市场波动、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竞争压力等多重挑战，尤其在资源配置、产业链安全与金融环境稳定性方面存在潜在脆弱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了民营企业嵌入国家战略部署的系统性风险，亟须在制度与市场双重维度上加强风险防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健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工作机制。”^[47]这一制度设计回应了长期以来民营企业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现实困境，体现了党和国家推动政商关系规范化、透明化的制度自觉。与此同时，需警惕政企关系过度行政化或关系化带来的风险，避免制度供给与市场活力之间出现新的张力，从而带来制度性风险。基于此，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民营企业必须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与制度试验中强化风险意识，把质量作为基础性和关键性变量，更要正视技术迭代不确定性、融资环境波动与外部冲击的复杂挑战，推动自身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型。

展望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长效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必须坚持深化所有制结构改革，强化系统性风险防范与韧性提升。一方面，通过产权保护、竞争机制优化与资源配置协同，保障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公平环境下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应构建多层次风险防控体系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法治建设全过程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58]，提升民营企业在关键技术突破、供应链安全与绿色转型中的适应力与抗冲击能力。未来研究亟须进一步探讨民营企业在长效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实践中，如何在创新驱动与风险防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从而使民营企业不仅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参与者”，更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