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天价彩礼”话题频繁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当中, 各地彩礼数额持续攀升, 不断触动着广大群众, 尤其令适婚青年父母倍感焦虑。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更为凸显。调研发现, 不少农村地区婚姻成本持续抬升, 已成农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包袱。如山西汾西农村, 目前彩礼价格是20.8万元, 外加要求在太原买房买车, 因此当地多有“一个儿子一百万, 还有一个怎么办”的感慨。在河南农村调研期间, 当地同样有“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针对日益突出的“天价彩礼”问题,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提出治理要求; 2021年后,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提出治理“高价彩礼”;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1]。

聚焦农民家庭婚姻负担, 既有研究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适婚人口结构失衡”这一基础性影响因素。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观念^[2], 及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下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3], 是造成当前适婚人口性别结构问题的历史根源。近年来, 打工经济的兴起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又进一步加剧了适婚女性资源的外流, 最终导致本地婚姻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4]。人口学视野下的适婚人口结构分析, 为我们认识农村婚恋形势演变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难以回答哪些地区哪类家庭婚姻负担较重以及婚姻负担本身是如何一步步被抬升起来的问题等。

同时, 不少学者从社会学进路出发, 基于“经济分化”视角, 认为广大中西部农村代际合力较弱的中下层贫弱家庭^[5-6], 不仅婚姻负担沉重, 而且将沦为大龄未婚男性剩余产生的风险高发区域^[7-8]。基于东西差异视角, 刘燕舞认为, 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开放后, 东中西区域之间的层级结构是被打通的, 劳动力资源和婚姻资源均自西向东不对称流动, 从而形成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挤压^[9]。有研究进一步指出, 当前婚姻市场竞争不再是局限于以父代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竞争, 而是扩展为子代的个体性竞争^[10], 后者放大了个体性因素的婚姻市场分化效应, “老实人”群体沦为光棍的风险显著增加^[11]。在此过程中, “底层挤压”现象明显, 且高额彩礼^[12]、再婚市场^[13]等是中国农村底层家庭化解婚姻风险进而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重要应对机制。社会学视野下的区域分析、主体分析和阶层分析, 对我们认识农民家庭婚恋问题无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分析视角, 但始终未能对农民家庭婚姻负担何以产生以及如何维系做出充分的结构分析和机制探讨。更重要的是,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去阶层分化机制^[14], 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相差并不大。正因如此, 若仅用“阶层”视角来解释婚姻负担, 其解释力可能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建构”, 而非现实的真切反映。

近年来, 部分文化人类学学者从“地方社会文化”角度出发, 提出基于代际责任的“父代介入”^[15], 是包括天价彩礼在内的农民家庭婚姻负担产生的重要起点, 并且基于地方文化模式差异做了初步的区域比较分析^[16]。研究认为, 代际责任重、父代介入深的农村地区, 相亲介绍婚恋模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自由恋爱发育有限^[17-18], 基于家庭支付能力和个体择偶能力的当地婚姻市场竞争往往更加激烈, 婚姻成本抬升明显, 农民家庭婚姻负担多由父代承担^[19], 且在代际资源向下流动过程中, 容易导致不同程度的代际剥削现象^[20-21]。这类研究多认为自由恋爱与较低的婚姻成本具有亲和性, 因此主张应从转变婚恋观念入手, 以此来抑制各地包括彩礼在内的日益抬升的婚姻成本^[22]。基于晋陕等地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 当前婚恋实践呈现出一个鲜明悖论: 青年男女择偶自主性的提升, 并未能抑制婚姻成本的飙升与家庭负担的加重。这要求学界超越表象, 基于最新实践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充分阐释。

学界对当前农民家庭婚姻负担产生的人口结构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已经进行了相对丰富的探讨, 但以下三个问题仍需深入解答: 一是婚姻负担远非彩礼本身, 其核心内涵亟待清晰界定; 二是婚姻负担持续加剧的具体过程与动力机制, 有待细致梳理与提炼; 三是婚姻负担对适婚青年、中年父母的家计安排及上一代老人养老生活的多重影响, 尚需全面审视。

婚姻负担的本质是婚姻成本高额支付远超农民家庭能力, 婚姻成本支付的基础往往在于代际支持, 代际支持的起点是代际责任。没有厚重的代际责任, 婚姻成本高额支付就难以兑现。从各地调研来看, 相比传统相亲介绍婚恋模式, 现代自由恋爱婚恋模式对地方社会婚俗传统具有一定超越性, 更加注重适婚男女的情投意合, 包括彩礼在内的婚恋仪式相对简约灵活, 具体仪式流程和内容主要由双方家庭协商确定, 婚姻成本支付没有一定之规, 主要根据双方家庭实际情况而定。反观传统相亲介绍婚恋模式, 父代主导特征鲜明, 高度遵循本地婚俗传统, 大到彩礼金额, 小到婚“鸡”“花馍”等具体筹办, 均有明确的地方社会规定。地方婚恋实践高度嵌入地方社会文化传统。这导致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本地婚姻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更容易推高本地婚姻成本, 最终导致农民家庭背上沉重的婚姻负担。研究认为, 彩礼的多寡与父代对子代婚姻责任的强弱有关系。在父代强责任的地方, 子女婚姻是父母的事情。在性别挤压和本地女孩外流的双重作用下, 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 男方家庭只有不断抬高自身比较优势才能吸引女孩, 女方则会竞相索要高额彩礼, 从而共同推高了当地的婚姻成本^[23]。

值得注意的是, 与“同乡同业”^[24]这一来自同一地域的农民工群体务工现象相似, 在农民家庭婚恋实践中, 同样存在鲜明的“同乡同俗”特征, 即同属一地的适婚青年男女及其家庭, 多遵循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婚俗传统及其标准。由于“同乡同俗”的普遍存在, 使得适婚男女及其家庭多按照统一的地方社会标准来操办婚姻大事; 同时, 受熟人社会本身社会竞争机制影响, 在当地婚姻市场既有格局下, 婚配过程本身充满竞争性, 并最终不断推高本地婚姻成本。因此, 本文引入“婚备竞赛”这一高度嵌入地方社会的婚姻竞争分析视角, 以期对近年来农民家庭婚姻负担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参见表 1。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23年7月5日至25日在山西临汾汾西农村的田野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 面向当地适婚青年男女及其家庭、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等展开深入访谈, 从而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同时, 为保证经验材料的时效性, 本研究于2025年暑假期间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部分访谈对象进行了回访, 追踪并更新了当地近两年婚恋形势的最新动态。

本研究调研所在的山西汾西T村, 下辖7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953户、2 691人, 共有耕地8 153亩, 其中沟坝地(当地较为平整的土地)1 600亩, 人均3亩地, 以玉米种植为主, 每亩净收益约1 000元/亩。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河南等地一般农村, 当地铁矿资源丰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当地人普遍从事开矿、运输等, 多在地就业, 一直持续到2008年前后, 受国家大政策影响, 个体开采很快退出当地矿产开发。由此带来的影响是, 当地打工经济兴起较晚,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农民工, 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打工潮高度重合。此外, 受家乡观念、务工类型等影响, 当地人多在山西省内务工, 尤其是偏好到太原务工,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特征鲜明。从当地婚姻成本变动情况来看, 当地农民家庭婚姻成本持续抬升, 与全国趋势基本一致, 具备案例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

调研期间, 当地农户多次感慨: “一个儿子一百万, 还有一个怎么办？”“儿子发了, 老爸塌了！”其言外之意, 直指当前当地农民家庭婚姻成本高昂, 且主要由父代承担, 负担沉重。据当地农户介绍, 婚姻成本主要包括三部分:

“一是彩礼价格是20.8万元, 前两年是18.8万元, 主要留在女方家里; 二是房子和车子, 房子目前一般要求在太原买房, 因为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太原工作, 最近两年又要求买车, 10万元以上; 三是三金或五金、办酒席、请婚庆公司等其他成本。七七八八算下来, 谁家有儿子结婚, 父母要向亲戚朋友借个遍, 不少家庭还要贷款！”(访谈记录: 2025-07-10, TZC)

据悉, 当地婚姻成本并非向来如此, 而是最近十年逐步上涨起来的。具体变迁情况, 参见表 2。

① 鉴于当地村民回忆结婚案例情况本身并不规整, 因此表格中的年份并不连续, 主要遵照当地实际情况统计来展开。

当地从2012年开始, 彩礼价格持续上涨, 在农民家庭收入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几乎每一两年就上涨一两万元, 时至今日, 彩礼价格已飙升至20万元以上, 农民家庭负担感愈发沉重。也正是从2012年开始, 农村社会开启了快速城市化进程, 从最开始要求在镇上、县城买房, 逐步要求在省会太原买房, 随之而来的, 是要求买车往返于城市和乡村, 子代家庭城市化成本本身成为婚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民家庭婚姻负担的抬升, 原本可转化为嫁妆的彩礼, 返还金额也快速压缩, 目前返还极其有限, 大部分留在女方家中统筹使用。

从婚姻缔结过程来看, 目前当地婚姻成本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一是彩礼成本, 目前价格是20.8万元, 且尚有进一步持续上涨的态势; 二是房、车成本, 即城市化成本, 购房首付一般在30万元左右, 购车一般在10万元上下; 三是三金或五金、办酒席、请婚庆公司、感谢媒人等其他仪式性成本。对农民家庭而言, 如果说彩礼成本和其他仪式性成本尚可承受, 真正让男方家庭, 尤其是男方父母头疼的, 主要来自房、车等城市化成本。综上, 一个农民家庭为完成一桩婚姻, 所需承担的即时现金支出高达70万元以上。更具体地讲, 从农民家庭主观体验来看, 其婚姻负担, 主要包括彩礼负担和城市化负担。这一刚性高额支出, 对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 很难说不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可称之为农民家庭婚姻负担。

当地农民家庭婚恋实践特征如下:

1.当地农民家庭婚姻成本上涨曲线和打工经济背景下人口流动趋势与当地城市化进程高度一致。当地婚姻成本上涨的时间节点是2012年前后, 之后每隔一两年就上涨一两万元, 从要求在镇上买房迅速转变为要求在临汾市、太原市买房。而这一时间节点, 与当地打工经济兴起和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打工经济的兴起, 对当地农民家庭产生了两大直接影响: 一是适婚女性资源出现不同程度的外流, 鉴于当地经济相对落后, 年轻女性在外出打工过程中, 多外流到太原和其他地市, 导致嫁出去的较多、嫁进来的极少, 因此当地人多评价“女的一出去打工就不回来了”, 这直接进一步导致当地适婚人口结构失衡, 客观上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竞争; 二是青年男女多到太原打工, 进入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 同时鉴于太原房价和临汾市相差不大, 因此当地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在太原买房, 以兼顾自身工作生活和将来子女教育。

2.子代主导的自由恋爱成为普遍的婚姻缔结路径。当地从80后年轻人开始, 自由恋爱逐步增多, 目前当地适婚青年男女, 多通过自由恋爱相结合, 相亲介绍只是作为兜底性婚姻危机救济手段而存在。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在于: 同属北方农村, 为什么河南农村年轻人目前仍以相亲介绍为主, 而以汾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山西农村年轻人却普遍转向了自由恋爱呢？核心影响因素正在于打工经济。对河南农村而言, 打工经济兴起较早, 青年男女多到全国各地务工经商, 尤其是对处于适婚阶段的80后、90后而言。在外务工期间, 相比本地务工, 在外务工青年男女一是自由恋爱机会不多, 二是父母多认为跨域婚姻不稳定, 更加偏好本地婚, 尤其坚决反对女儿外嫁, 三是在父母主导下, 多选择春节期间通过集中密集相亲来解决婚配问题。而反观以汾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山西农村, 打工经济兴起较晚, 且青年男女多选择在山西省内, 尤其是省会太原务工, 跨省务工者极少。相比之下, 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机会较多, 父母接受度也更高, 长此以往, 自由恋爱成为当地适婚青年男女普遍的婚姻缔结路径。

3.区域性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叠加, 区域性婚姻市场特征鲜明。山西当地青年男女多在省会太原务工经商,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特征明显。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 青年男女多自由恋爱, 对象也多为同一地区或省内青年男女, 与省外适婚青年男女结合得较少, 区域性婚姻市场特征鲜明。相比之下, 河南农村打工经济兴起较早, 青年男女多到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务工经商, 同时鉴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自由恋爱发育有限, 当地年轻人多通过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相亲介绍来解决婚配问题。反观汾西农村, 在区域性婚姻市场条件下, 大体共享了同一套包括婚俗习惯在内的地方社会文化传统, 因此“同乡同俗”特征鲜明。也正是基于“同乡同俗”, 山西省内各地农村彩礼价格等大体一致, 目前多为20.8万元。

4.父代主导的婚俗仪式传统且完整。从婚姻缔结流程来看, 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 只是替代相亲介绍解决了婚恋双方相识问题, 而在具体婚俗仪式安排上, 则以父代习得的传统婚俗仪式为主, 需要分别经过见面、串家、订亲、走亲戚、迎亲、回门等基本流程。同时, 在具体操办上, 传统婚俗仪式中规定的“婚鸡”“花馍”“四色礼”等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均得以保留, 甚至强化。何以如此呢？核心在于父代主导的婚俗仪式。既然是父代主导, 一般多按照父代所习得的地方性婚俗仪式来做具体安排, 因此当地婚俗仪式传统且完整。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 为什么当地青年男女之间普遍的自由恋爱, 却未能脱离或改变当地婚俗仪式传统呢？原因也正在于自由恋爱本身。当地青年男女自由恋爱, 与农村大学生外出求学或工作期间的跨省自由恋爱不同, 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 仍以同一地域文化范畴下自由恋爱为主, 共享了同一套地方婚俗传统, 最终仍将回归到父代主导的地方性婚俗传统中来。

结合以上分析, 我们可对晋豫两地农村婚恋实践特征做出区域比较, 参见下表 3。

当前, 农民家庭婚姻成本的持续抬升已非一时一地的偶发事件, 而是近年来在全国众多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这一趋势仍在延续, 并深刻影响着广大农民家庭的再生产过程, 亟须我们予以充分合理的解释。

在具体分析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梳理近年来农民家庭婚姻成本持续抬升的重要背景。一是适婚人口结构失衡, 这是理解各地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尤其是最近十年)的重要人口结构基础。二是基于代际责任的父代介入, 没有代际责任或代际责任较弱, 也就无所谓父代介入。在缺乏刚性代际支持的农村地区, 婚姻成本上涨缺乏必要的兑现基础; 而代际责任较重的农村地区, 父代介入子代婚姻属于刚性人生任务, 是卷入本地婚姻市场竞争的重要价值基础。三是父代主导的“同乡同俗”, 高度嵌入地方社会婚俗传统, 本身具备较为突出的社会竞争面向, 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 必将进一步加剧本地婚姻市场竞争。在此三重背景之下, 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亟待回答: 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父代介入和“同乡同俗”的大背景下, 各地婚姻成本究竟是如何被抬升起来并演变成婚姻负担的呢？

从婚姻成本上涨的具体过程来看, 不论婚姻缔结路径如何, 婚恋双方只要最终回到父代主导的地方性婚俗传统当中, 必然存在一个已然存在的婚姻缔结标准, 对彩礼价格、房与车配置, 以及其他仪式性流程和内容等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也叫作约定俗成。

在适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父代介入难以退出且共享同一套地方婚俗仪式(同乡同俗)的大背景下, 首先是适婚女性及其家庭, 基于以下考虑, 将推动当地婚姻成本第一次上涨: 一是女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需要较高彩礼价格来贴补家用; 二是女方家中父母或其他老人遭遇重大疾病, 需要较高彩礼来解围纾困; 三是女方家中尚有兄弟正值结婚筹备阶段, 需要依靠待嫁的姐姐或妹妹来筹集资金; 四是女方或女方父母主观上想通过嫁女儿来为女方家庭争取更多资源, 以弥补女儿外嫁产生的损失; 五是女方父母试图通过较高彩礼价格来逼退男方及男方家庭; 等等。基于此, 女方要价动力较为充足, 尤其是在彩礼返还有限、大部分彩礼留在女方家庭的部分农村地区, 女方父母要价更为充足, 这也就意味着各地农村存在一个推高本地既有婚姻成本上涨的大概率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除非当地所有女方及其家庭同时达成共识, 降低彩礼要价或与现有要价标准保持一致, 才能够维持当地婚姻成本稳定。这是因为, 只要有任意一位女方及其家庭提高要价, 就可能推高婚姻成本; 而要想维持婚姻成本稳定, 则需要当地所有农民家庭高度一致。显然, 这属于地方社会中的极小概率事件。此外, 女方要价高, 另一深层考虑就是保证婚姻稳定性^[25]。以下访谈内容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女方)该要的就要, 不要(男方)就不知道珍惜, 不喜欢了就扔掉！现在要了, 他就不敢有二心！不花钱就不值钱！将来闹得好就还给他们, 闹不好就不还！”(访谈记录: 2025-07-12, SF)

除了女方要价, 男方竞优往往也会成为推动各地婚姻成本上涨的常见触发因素。在农村社会, 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女方条件明显较好, 部分男方及其家庭, 愿意支付更高的婚姻成本, 以匹配条件较优的女方; 二是面对女方家庭的策略性“刁难”, 男方及其家庭也常常会赌气答应以更高的彩礼价格来竞争女性。本次访谈获取以下典型案例:

案例1:Q, 男, 今年28岁。在太原打工期间和女朋友认识, 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女方父母认为男方家庭条件较差, 外加人长得比较黑, 试图以较高彩礼价格“逼退”男方。当时当地彩礼价格是16.8万元, 女方父母故意抬高了2万, 没想到男方一口答应了下来, 并说一定要娶到他们家女儿, 最终以彩礼18.8万元的价格结婚。(访谈记录: 2023-07-16, QX)

不论是女方要价, 还是男方竞优, 均有极大可能推高本地婚姻成本, 尤其是彩礼价格的第一次上涨。这一常见大概率事件触发机制, 往往又将引领包括彩礼价格在内的本地婚姻成本持续上涨。

基于女方要价或男方竞优, 在包括彩礼价格在内的本地婚姻成本发生松动或得到初次抬升之后, 首先将对地方社会其他适婚女性及其家庭产生示范引导效应, 进而产生一系列微妙的社会心理过程。对其他适婚女性及其家庭而言, 其心理活动通常是: “为什么某某家的女儿出嫁彩礼可以更高, 凭什么我们不可以, 难道我们家女儿不值钱吗？”尤其是在村庄熟人社会氛围中, 基于面子竞争逻辑, 其他女性及其家庭, 往往会遵循就高不就低或至少不能低的竞争逻辑, 向抬高后的婚姻成本看齐, 于是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新一轮女方要价。

案例2:M, 女, 27岁。其与男友是高中同学, 后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两人已相处五年, 感情稳定。恋爱前, M在太原酒店担任服务员, 而其男友当时正在太原从事室内装修工作。谈婚论嫁时, 考虑到男女双方感情基础较好, 双方家庭也算门当户对, 当时彩礼价格普遍是15.8万元, 最高16.8万元, 女孩自己想着让男方少拿些彩礼, 可女孩父母坚决不同意, 认为彩礼如果低了会让同村人笑话, 其他人会认为自己家女儿不值钱。(访谈记录: 2025-07-18, LF)

在地方性社会竞争的逻辑下, 一旦出现女方攀比并抬高要价的现象, 绝大多数处于竞争劣势的适婚男性及其家庭便被裹挟其中, 被迫满足不断更新的婚姻市场要求。随着男方及其家庭的配合跟进, 最终完成了本地婚姻成本的社会确认, 进而形塑出新的地方社会婚姻成本标准, 于是抬升后的婚姻成本也就完成了从示范性价格向基本标准的转化。

案例3:A, 男, 今年30岁。和女朋友在太原打工时认识, 自由恋爱谈了3年。今年国庆期间刚结婚, 彩礼送了18.8万元, 外加在太原买房买车。为了给儿子结婚, 父母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问及其父母能否少拿点彩礼, 他们感慨道: “现在就是这个行情, 你不拿这么多, 孩子结不了婚, 最后受埋怨的还是我们当父母的！”(访谈记录: 2023-07-17, NF)

经过女方攀比和男方跟进, 经由女方要价和男方竞优而得到初次抬升的婚姻成本, 最终完成了从示范性价格向新的地方性标准转化的社会确认过程。而这一社会确认机制的存在, 与各地日益激烈的婚姻市场竞争形势密不可分, 婚姻市场中男方的弱势地位及其不可退出性, 有效支撑了这一机制的迅速转化和普遍存在。

面对短时间内迅速抬升的新的婚姻成本标准, 对剩下的少部分适婚男性及其家庭而言, 面临的选择通常是: 要么放弃本地婚姻市场竞争而沦为光棍, 要么承受压力按照新的婚姻成本标准争取顺利完成婚配？日益抬升的婚姻成本, 首先对村庄内部经济条件较差的适婚男性及其父母产生极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不论婚姻缔结路径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介绍, 只要最终回到高度嵌入地方社会的地方性婚俗仪式当中, 一旦家庭支付能力与日益上涨的本地婚姻成本要求不匹配, 势必将对这一贫弱家庭产生明显的婚姻挤压, 他们将是对婚姻成本价格最为敏感的群体。在此过程中, 各地都将出现一批因家庭经济条件无法满足本地婚姻市场要求而难以成家的男性。调研所在的L自然村, 目前共有97户、298人。其中, 已统计到的未婚“光棍”为17例, 此数据已包含个别家庭中同样未婚的兄弟, 参见表 4。

从表 4可知, L村除去40岁及以上的7个光棍, 30岁上下未婚的大龄男性共计10位, 其中,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未婚的有8位, 占比80%。同时, 我们发现当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是由于个体择偶能力不强所产生的大龄剩男, 比如身体残疾、精神障碍, 再比如嘴巴笨、性格内向。这类群体, 不论是自由恋爱, 还是相亲介绍, 在婚姻市场上很难讨女孩子欢心, 往往容易沦为大龄剩男。二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 例如因家境贫寒、收入微薄或家人罹患重病而背负巨大经济压力的, 在本地婚姻市场中通常处于绝对劣势, 这类家庭中的适婚男性往往也容易成为大龄剩男。三是个体择偶能力不差、家庭经济条件尚可, 但由于个体比较挑剔或情感经历比较坎坷等个体性因素, 成为大龄剩男的也不少。这一类型, 多发生在自由恋爱占主导的部分农村地区。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 中青年男女开始流动, 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 但本地婚姻市场偏好仍是各地共同特征。既然是本地婚姻市场占主导, 一般会遵照本地婚姻仪式流程、标准和要求, 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婚姻支付能力, 往往成为适婚男性能否成功婚配的决定性因素。

农村适婚男性中, 因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而未婚的比例较高, 这一现象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规模本身, 关键在于它为地方社会提供了鲜活的现实参照, 不断转化为具体而普遍的婚姻焦虑。面对日益上涨的高额婚姻成本, 对家庭条件相差不大且普遍一般的农民家庭而言, 婚姻支付压力与日俱增, 只要自家孩子暂未婚配, 父母永远生活在家庭支付能力难以匹配婚姻市场要求的婚姻焦虑当中。而这一婚姻焦虑的普遍存在, 势必将进一步加剧所有适婚农民家庭的紧迫感, 进而成为新一轮婚姻成本上涨的社会助推机制。以下案例充分阐释了这一心理:

案例4:WX, 夫妻俩今年50多岁, 妻子在家种地, 丈夫在临汾市范围内从事建筑行业。正值儿子婚嫁年龄, 面对目前18.8万元且有进一步上涨苗头的彩礼价格, 他们感慨道: “村里30多岁没结婚的这么多, 孩子没结婚, 我们每天愁得睡不着觉, 每年挣的钱, 赶不上彩礼上涨的速度, 一天也不敢停下来！”(访谈记录: 2023-07-20, NF)

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父代介入呈刚性且高度嵌入地方社会的“同乡同俗”大背景下, 以汾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不少农村地区, 目前普遍存在以下循环: 女方要价和男方竞优, 将率先推高包括彩礼、房、车等在内的本地婚姻成本, 而且是常见大概率事件; 在本地婚姻成本发生松动并初次上涨后, 其他女方及其家庭往往会纷纷效仿, 加之其他男方及其家庭陆续跟进, 于是推动上涨后的示范性价格很快转变为本地最新的婚姻成本标准; 新的婚姻成本标准出现后, 一方面势必将对部分贫弱家庭形成婚姻挤压, 另一方面也在地方社会中同步制造了强烈的婚姻焦虑, 而这一婚姻焦虑的弥散性存在, 反过来又助推新一轮婚姻成本的持续上涨, 并最终日渐成为远超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承受能力的沉重婚姻负担。参见下图 1。

当前, 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面临的真正婚恋难题是, 农民家庭婚姻负担沉重与大龄未婚男性“剩男”风险并存。持续抬升的婚姻成本, 不仅对广大农村适婚男性提出了更高挑战, 更对农民家庭中的中年父母和老年人以及农村社会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

面对日益抬升的婚姻成本, 基于人生任务和代际责任驱动, 农村中年父母率先感受到这一沉重的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 且代际责任明确, 几乎没有退出的弹性空间, 除非愿意接受儿子沦为光棍的残酷现实。因此, 适婚家庭中的中年父母往往成为日益上涨的婚姻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在农民工专题调研期间, 江浙一带工厂老板告诉我们: “河南、安徽一带父母最典型, 谁家有儿子没结婚, 一眼就能看出来。吃饭特别快, 加班特别多, 往往家里还有儿子没有成家！”(访谈记录: 2018-10-20, ZJ) 但即使如此, 农民家庭积累仍然远远落后于当前日益上涨的婚姻成本, 导致农民家庭婚姻负担其实非常沉重, 甚至不少出现“中年负债”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 在儿子成家之后, 接近晚年的中年父母, 不少人仍会选择在本地打零工或到外地建筑工地打工, 甚至需持续多年打工还债。

案例5:TZ, 今年63岁, 家中三个儿子, 老二还没成家, 目前仍然在本地做建筑小工, 有活就一天也不敢停下来, 问及原因, 一是还其他儿子结婚落下的饥荒, 二是为老二结婚攒钱。每年收入3万元左右, 每年开支: 自己一个人, 每月100元电费, 100元手机费, 外加500元烟钱, 其他不算, 一个月一个人净开支700元, 外加人情往来、日常开支, 一年到头剩不了几个钱。目前婚姻负担压死人, 根本就不敢停下来！(访谈记录: 2025-07-22, JZG)

面对持续抬升的婚姻成本, 中年父母必须集中精力充分释放自身劳动力市场价值, 进而保证家庭积累最大化, 以匹配不断上涨的地方社会婚姻支付要求并顺利如期完成人生任务。在地方社会经济机会有限的情况下, 打工经济日益普遍化。中年父母外出务工, 在家中尚有老人, 尤其是高龄老人需要赡养照料期间, 往往陷于“孝而难养”的两难境地^[26]。对中年父母而言, 在“恩往下流”^[27]的家庭逻辑主导下, 农民家庭包括劳动力在内有限的家庭资源往往优先配置到子代家庭再生产当中。换言之, 当前农民家庭养老功能式微, 并非简单的个体道德问题, 背后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子代家庭再生产逻辑。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年事渐高, 老人身体机能逐渐衰退, 逐渐进入生活难以自理的阶段, 在家庭资源配置中一般处于边缘地位。此时老人往往被子女送到当地养老机构中去, 养老需求外溢出农民家庭^[28], 这也是近年来各地养老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重要社会基础。

案例6:BC, 90岁, 女, 2022年入住当地农民家庭养老院。其患有不少老年病, 精神有时清醒、有时迷糊, 需要有人日常照料。老人有一儿一女, 儿子的儿子(老人孙子)近两年结婚时, 儿子落下不少饥荒, 因此需要外出打工还债。老人的女儿一家, 女儿自身身体也不好。孩子们不放心老人独自生活, 因此需要这样一家收费不高且又知根知底的养老院。(访谈记录: 2023-07-19, HCC)

在农民家庭收入总体稳定的背景下, 持续抬升的婚姻成本已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 迅速转化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婚恋焦虑。这种社会情绪几乎笼罩着每一个农民家庭, 因为绝大多数家庭中都存在适婚或即将适婚的子女。这使得农民家庭, 尤其是中年父母, 时刻陷入这种婚恋焦虑当中。农民家庭对子女结婚大事有多么重视, 这种心理焦虑产生的心理负担就将多么沉重。婚恋焦虑一旦产生, 一方面, 会让当前处于适婚阶段的青年男女对结婚产生惶恐, 甚至排斥心态; 另一方面, 高额婚姻成本也将直接影响农民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对传统农民家庭而言, 男性承载着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美好期待, 而当前现实却是多子多苦, 婚姻成本如此高昂且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 那为什么还要生儿子或多生呢？短时间内, 农民家庭会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约束而选择少生儿子, 但长此以往, 这种生育观念就将转变为生育文化, 低生育陷阱一旦出现, 其趋势便难以逆转。

此外, 即便农民家庭以高昂的婚姻成本完成了子代的婚配, 也往往因此陷入高负债困境。这不仅极大削弱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更意味着, 在子代普遍选择城市化生活的背景下, 面对城市刚性的生活成本, 子代家庭对父代的代际支持提出了更高、也更迫切的要求^[29]。在婚姻成本高昂和“中年负债”的现实约束下, 代际支持往往非常有限, 势必对子代家庭城市化稳定性产生冲击。农民家庭城市化稳定性风险持续存在, 进一步将冲击我国城市化质量和经济社会稳定大局。

近年来, 农民家庭婚姻成本持续抬升并成为各地农民家庭婚姻负担, 已是普遍的社会事实。基于山西汾西农村的田野调查, 引入“婚备竞赛”分析视角, 研究发现:

1.当前农民家庭面临的真正婚恋难题是婚姻负担沉重与大龄未婚男性“剩男”风险并存, 其中婚姻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一是彩礼成本, 多表现为“天价彩礼”; 二是包括房、车在内的城市化成本, 与婚姻成本高度叠加; 三是包括三金或五金、请婚庆公司等在内的其他仪式性成本。其中婚姻负担主要来自彩礼负担和城市化负担。

2.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父代刚性介入和“同乡同俗”的大背景下, 女方要价和男方竞优, 率先推动本地婚姻成本发生松动并初次上涨, 成为地方社会婚姻成本抬升的常见大概率事件触发机制; 女方效仿和男方跟进, 进一步对这一被抬升起来的婚姻成本价格予以确认, 成为地方社会婚姻成本示范性价格向标准价格转化的地方社会确认机制; 底层挤压和婚姻焦虑, 进一步助长并释放农民家庭婚姻焦虑情绪, 成为最新一轮婚姻成本持续上涨的助推机制。

3.在高度嵌入地方社会的婚姻市场竞争格局中, 几乎所有适婚或待婚农民家庭充分参与并共同推动了本地婚姻成本持续上涨, 并最终成为农民家庭沉重的婚姻负担。持续抬升的婚姻成本, 不仅将部分贫困家庭中的适婚男性排斥出婚姻市场, 使其逐渐沦为大龄男性剩余的同时, 更引发了一系列深远的多重后果: 中年家庭深陷债务、养老体系承受挤压、社会普遍弥漫婚姻焦虑、城市化进程面临不稳定风险, 以及低生育陷阱逐渐形成。

当前高度嵌入地方婚俗传统的农民家庭婚姻负担(包括天价彩礼等现象), 从其持续抬升的结构背景、具体过程与中观机制来看, 并非仅仅是婚恋文化转型(如改变相亲介绍方式)所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地方性系统问题。其背后既有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现实约束, 也源于各地家庭基于代际责任对婚姻的刚性介入与深度参与, 还包括婚姻市场中绝大多数家庭的共同推动, 以及地方婚俗仪式的持续强化。基于此, 农民家庭婚姻负担问题, 也就难以通过中央文件和地方号召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 这进一步要求必须统筹谋划, 以系统思维采取务实管用的综合治理措施, 尽快扭转这一不良局面。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各级党委、政府需高度重视, 尤其是问题比较集中突出的河南等地, 研究出台务实管用的措施, 尽快扭转社会风气。二是鉴于各地情况差异较大, 建议中央充分赋予各地地方政府、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权, 面向问题集中高发区域, 组织启动“婚俗改革示范区建设”工作, 鼓励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积极探索农民家庭婚姻负担问题解决对策或措施。三是农民家庭婚姻负担问题, 作为一项典型的群众工作, 要求各地在治理思路和具体措施上, 必须善用群众工作理念和方法^[30]。四是针对问题集中高发区域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可逐步探索“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以此为广大农村适婚男性提供更多合法婚恋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