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萌芽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对此，学界很快跟进研究，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区别，认为二者目的和道路不同，最后的结果也必然不同^[3]。这个时期学界关注的主要是经济与科技发展，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4]。“中国式的现代化”，“指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现代化，适合我们国情的现代化”^[5]，而我国的国情是既有优越的社会制度等优势，也有“人口多、底子薄”的劣势^[6]。

40多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知网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篇名”检索学术期刊，论文数量超过3万篇；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为“篇名”的C刊论文有200余篇。从论域来看，学界的研究主要从不同维度展开：

第一，从学科维度进行研究。一是经济学维度。相对于其他领域，研究经济问题的成果数量最多，且与不同领域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讨论，比如“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金融现代化”等。蒋永穆等提出，“中国式农村现代化”要“以生产现代化为底座，以生态现代化为底色，以文化现代化为底蕴，以治理现代化为底线，以生活现代化为底气”^[7]。二是文化学维度。沈江平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8]。刘秦民等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思想路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赓续，通过‘两个结合’在继承发展中不断焕发活力”^[9]。三是政治学维度。陆静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意蕴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政治领导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现代化；在政治立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政治意义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升华科学社会主义时代活力的现代化；在政治战略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政治优势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克服西方现代化危机和迷思的现代化；在政治担当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10]。四是法学维度。陈金钊认为，如何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是非常重要的法理问题，“为改变传统的义理阐释，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需要构建法治之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展开全方位的法理诠释”^[11]。五是哲学维度。臧峰宇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实践探索的创新性”^[12]。六是生态学维度。张云飞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科学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价值取向、核心原则、发展内容、发展过程、发展路径、治理保障、本质规定、发展目标、社会制度性质等方面的命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13]。

第二，从历史维度进行研究。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一是探索起步期(1949—1978年)。注重研究“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农轻重协调”等论题。晓亮等认为，实现现代化要进行生产技术上的大革命，要根本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5]。马洪从经济结构调整角度，提出“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即通过调整农轻重比例，为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14]。二是深化发展期(1978—2012年)。注重研究“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乡协调”等。张志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内涵包含经济发展、制度完善、民生改善等多重目标，强调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经验^[15]。三是成熟定型期(2012年至今)。注重研究“五位一体”“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要素生产率”等。胡文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核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与实践上高度契合，为全球发展提供新选择^[16]。胡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路径”^[17]。党的二十大以后，学界进一步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维度。郭强从文明、现实、价值三个维度构建内涵体系，指出其文明内涵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超越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现实内涵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路径，价值内涵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共同富裕^[18]。2022年以后，学界开始集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样态，如新质生产力、金融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制度型开放等。

第三，从实践维度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一是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研究。蒋永穆等指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围绕不断强化更高水平的农村产业发展要素保障、创新建立生态共建共享的制度机制、积极倡导乡村文化提升的模式理念、持续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模式、构建完善化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等方面共同发力”^[7]。二是关于产业与科技现代化的研究。林毅夫等提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教育、科技、人才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9]。三是关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熊文钊等指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阐释需沿着理论、实践和制度三重逻辑展开，其概念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的提炼，核心要素为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20]。四是关于生态环境现代化的研究。张云飞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基本命题^[13]。

第四，从比较维度进行研究。这些文献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进行比较，进而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一是价值导向比较。学界普遍认为，中西方现代化内涵的核心差异在于价值导向。侯衍社等指出，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导致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等弊端；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为“人的现代化”，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驾驭与超越^[21]。二是发展模式比较。西方现代化通常被解读为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工业化、殖民扩张实现经济增长，伴随生态破坏、文明冲突等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协调包容的发展模式。如郭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文明、现实与价值三重维度，并强调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8]。三是发展成果比较。西方福利制度难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持续激化，而中国式现代化兼顾效率与公平。侯祥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22]。四是国际影响比较。西方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充满血腥与暴力^[23]，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陈雨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新世界观、新价值观、新民主观、新政党观、新发展观、新治理观，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24]。

除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之外，学界还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问题。李辽宁梳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起点”问题的不同看法，主要有“新时代起点”说、“改革开放起点”说、“新中国成立起点”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点”说、“五四运动起点”说、“洋务运动起点”说、“鸦片战争起点”说等，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分歧，是因为大家对核心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或“中国现代化”)的解读存在混淆。为此，他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原因在于：从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启的；从党的领导人的经典论述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成立”；从党的文献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同样也是“新中国成立”^[25]。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学界从不同学科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阐释已十分丰富，但相对而言，在“十五五”视域下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研究还有较大空间。意识形态具有批判和辩护功能，从意识形态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合法性证明。本文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出发，从价值观念体系、认知解释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和行动传播体系四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度解读。

价值观念是先导，对于其他维度的解释具有统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6]这一论断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那么，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7]这一论断包含两个重要信息：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8]这意味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不是依靠掠夺、杀戮、殖民来实现自身财富的增长，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的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除压迫和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摒弃了西方“国强必霸”“弱肉强食”等落后世界观，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于现代化的话语垄断，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方案。

现代化是谁的现代化？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谁？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29]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在不同时代的表达。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是评价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30]“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1]由此出发，延伸出一系列与“人民”相关的话语，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重要批示；脱贫攻坚战“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等。简言之，“人民至上”是对“资本至上”逻辑的超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底色。

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正确的历史观。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热衷于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所谓“西方贡献”尤其是美国挂钩，而夫罗里扬指出“这是缺乏历史观的说法”，他认为：“美国历史才200多年，怎么来建设有5 000年历史的中国？即使美国加上所有西方国家，也没有实力重建中国。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成功，靠的是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人的勤奋。”^[32]从历史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27]。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顺应历史大势，经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探索出来的。面向未来，在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要保持开放胸襟，努力向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学习经验，但主要还是坚持自信自立，把中国发展壮大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文明的多样性客观存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学者鼓吹“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甚至把西方国家干涉他国的行径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从而为其霸权主义提供辩护。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主张“文明平等”，反对“文明等级论”和“西方中心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文明平等”“文明互鉴”，反对“文明冲突”“文明隔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33]。中国式现代化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反映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4]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着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人们对民主的内涵理解不同，实现民主的方式也有差异：美国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英国注重法治、议会主权和公民权利；法国强调自由、平等和博爱；德国强调法治、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日本则强调宪法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等等。在实现民主的方式上，各国也有差异，有的国家采用直接民主，有的国家采用间接民主。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那就是“人民民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5]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民主”的理解不断成熟。“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3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7]。这一论断既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民主”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中国方案的原创性贡献。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现代化命题。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7]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受资本逻辑的驱动，资本主义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导致大量自然资源被掠夺，生态系统被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实践证明，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只会反噬人类自身。大气污染、全球气温升高、极端天气频发等都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将大自然看作是“人的无机身体”，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即“两山论”)，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的继承，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是对维护人类生态文明的重要贡献。

认知解释体系即理论体系，为其他维度的解释提供理论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理论硬核，主要由“领导力量论”“制度属性论”“中国特色论”“本质要求论”“显著优势论”构成^[38]；又如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至少包含历史根源、本质要求、核心主题、重大原则、整体目标、总体战略、根本价值、鲜明特色、对外关系、思想方法十个方面的重要内容^[39]。这些归纳都很有启发性。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包括三个要素，即核心范畴、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三者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

核心范畴是理论体系的基石，是理论中最基本、最本质的概念，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作为一个“现象级”历史事件，“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一系列核心范畴。按照过程论思维，可以将这些核心范畴归纳为三类：一是起点范畴。即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等。比如，“人民至上”或“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现实的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等。二是过程范畴。即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范畴。比如：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贫攻坚；发扬斗争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两个结合”；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和平发展；“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世界一流军队”“四大全球倡议”等。三是终点范畴。即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比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对这些核心范畴的解读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基本原理是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是核心范畴得以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基本规律、重要论断。这些原理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一是指导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也是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新权威指南。二是基本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原理；“三大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三是重要论断。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十个重要论断：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这十个论断，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实践并经受了长期实践检验，凝结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

方法论是理论体系中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它指导研究者如何开展研究，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从方法论的抽象程度以及与实践的关系，可以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五个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27]。二是科学方法。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40]这“六个必须坚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41]这“六个坚持”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出了最新的方法论指导。三是基本方法。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26]。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法。除了以上方法论，还有一些具体方法，比如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正确运用科学技术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等。这些内容虽然是从不同视角提出来的，但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制度规范是刚性约束，为其他维度的稳定存在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制度规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总是与特定阶级、群体和政党的利益取向相关联。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规范反映了中国的基本情况，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行的重要保障。这里的制度规范是广义的，其内容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党纪党规、规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等。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规范体系中，法律法规特别是宪法拥有最高的权威。我国的法治进程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伴相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建设的成就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时起就高度重视宪法和法治建设。早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此后又分别于1975年、1978年、1982年制定了宪法，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了多次修订。伴随着宪法的制定和修订，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其内容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层次上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新时代以来，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一方面加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方面的立法和修订，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另一方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权威统一，这些法律法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在这方面，党纪党规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信念和严明纪律规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建立之初起，党就十分重视加强纪律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一大做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42]。新中国成立后即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八大党章把民主集中制表述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改革开放以后，党更加重视党的自身建设。1997年2月27日，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党中央颁布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制定并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43]。通过党规党纪与国家法律法规紧密结合，构建“惩治防”有机统一的纪律建设路径，不仅加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也强化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领导。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和建设。在此过程中，完备、科学、高效的规章制度不可或缺。规章制度是在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在社会层面的具体化，广泛存在于各级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可以说，只要有组织的地方就有规章制度。一是国家和地方各级管理部门的规章制度。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等。二是企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比如，企业(集团)内部的管理制度、公司制定的内部管理规定、学校关于加强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等。三是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比如社团、协会(学会)内部管理制度等。广义的规章制度还包括体制机制，比如干部人事体制、军事体制、教育体制、市场监管机制、协商民主机制等。需要注意的是，规章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体现了制定者对特定问题的看法。比如，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有学校出台《从严从紧做好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十条规定》，体现了“保障全校师生员工生命健康安全”“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这与部分西方国家的“经济第一”“资本至上”的价值理念迥然不同。

道德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主要以善恶为评价方式，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发挥作用。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7]。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规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倡导与人为善、互帮互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倡导节制欲望、修身养德。这些道德规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吸纳了人类文明道德，既体现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遵循，也彰显对生命意义和文明价值的深刻思考。同时，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规范有一个“对外”的维度，即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时，秉持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道德自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

行动传播是落脚点，也是检验其他维度是否真理性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4]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认知解释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最终要落脚到行动传播上，才能转化为现实性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传播体系，具体体现为战略目标、行动举措和发展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要发展，明确目标和路径很重要。”^[45]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6]这一表述首次将“中国式”与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立足国情的中国特色。发展目标是与发展战略紧密相连的，正是通过具体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才得以实现。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同时提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上述设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和战略步骤。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以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安排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不同，行动举措也有差异。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党中央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的行动举措主要包括：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国家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此后，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经济特区设立并扩大开放，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方面，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脱贫攻坚”行动。在“脱贫攻坚”行动的背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必须坚持的六个原则之一。在对外方面，多年来，我国通过对外援助、南南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机制，积极分享发展经验与资源，推动全球减贫与发展议程。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中国更加注重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效是不可缺少的维度。这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考察。从横向看，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效与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行比较。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推行霸权主义，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开放、包容与合作，带给世界的是福音、是机会、是希望。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26]从纵向看，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前的状况进行比较。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羞、文明蒙尘、人民蒙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和追求。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又经历70余年的发展，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如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47]

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一般特性，也彰显中国特色。这一探索还处于“进行时”。通过深入概念内部，从价值观念体系、认知解释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和行动传播体系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能够更全面把握其内涵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以上四个维度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其中，价值观念体系是核心，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立场，对其他三个具有指导和统摄作用；认知解释体系是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获得民众理解和认同的前提；制度规范体系是关键，为中国式现代化从理念转化为人们的行动提供制度保障；行动传播体系是落脚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条件。同时，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解读，有利于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从而在实践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