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发展的全面性和先进性，更体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全面性。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共同富裕赋予了深刻内涵，系统阐述了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进一步部署，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2]，凸显了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性与长远性意义。二者共同指明，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在于经济的增长和扩大经济“蛋糕”的规模，要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二字凸显了公平分配的重要性，意味着注重如何公正合理地分配“蛋糕”，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旅游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产业，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可以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其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密切的联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3]。面对新的发展任务，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才能更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旅游业属于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随着经济转型必然呈现出来的趋势，也是更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其中明确提出旅游业是助力共同富裕的主力军。方案强调，通过旅游业引领和聚合优势，不仅可以让旅游业质量提高、发展成果惠及大众，还能为全国提供可借鉴的共同富裕实践经验。《“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还明确了旅游业的社会责任，提出要用旅游业创造全民共享的幸福，充分展示旅游业赋能民富、民享、民乐的正面效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旅游业既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也是人民群众共享美好生活和与市场紧密相关的重要民生产业，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关乎共同富裕，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目前，已有部分文献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首先，有学者从理论角度，探讨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4]，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向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其次，学者们认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为单一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单一指标体系方面，较多学者采用旅游全要素生产率^[5]、资源转化率^[6]等来评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方面，学者倾向于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构建基础^[7]，也有少部分学者从旅游业的发展要求出发，基于产业发展、创新驱动、社会和谐、文化赋能和生态保护五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8]。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研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9]、低碳发展^[10]、居民幸福度^[11]等的关系，且有不少学者在省域层面上探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布差异以及演变趋势^[12-13]。

关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直接讨论的文献不多^[14]，大多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旅游业衍生、发展了众多相关产业，如酒店民宿、旅游咨询、交通运输、旅游服务公司等，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渠道，促进了经济发展^[15-16]。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带来新的旅游服务产品，实现经济结构发展类型多元化^[17]。尤其是在农村等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对经济结构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升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其二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享发展成果方面。丰富的旅游观光资源，如自然景观、文物古迹、民俗村落等，大多分布于农村地区。这为当地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能够有效盘活这些特色资源，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繁荣旅游业，则不仅能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还能为完善当地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进而推动公共服务水平提升^[18-19]；作为绿色环保产业，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行绿色低碳模式，该模式在降低能耗与排放的同时改善人居环境，从而实现环保与民生改善的双赢^[20]。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突破简单的线性分析，进一步研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间的非线性关联，为探究旅游业对共同富裕的长期影响及潜在临界点提供一个全新的框架；第二，从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的角度挖掘这两个因素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的门槛机制，有助于了解不同发展阶段中旅游业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变化；第三，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为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和优化旅游资源布局提供实证依据。

旅游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从而达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层面的多赢。其与共同富裕联系密切、相辅相成^[21]。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首先，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对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是增加就业机会^[22]。旅游业作为典型的第三产业，与交通出行、食宿、购物、消费等密不可分，能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比如，在乡村旅游中，当地的农民可以去参加民宿服务、特色农产品销售等工作；在著名旅游古镇小邑，当地人可以从事客栈服务、工艺品制作、旅游产品销售等工作，城乡居民收入由此增加，贫富差距缩小，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城市而言，很多大型旅游项目比如主题公园，可以衍生如导游、客店员、餐厅服务员等各类工作岗位，从而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二是发展多元经济。有些地区经济模式比较单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以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山区为例，以前可能只能单一发展耕种业，而利用山脉自然风光开发旅游资源，如开发徒步路线、养生休闲旅游园、旅游景区等，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继而带动住宿、饮食、旅游纪念品等行业的发展。旅游高质量发展也能够推动相关产业更新和创新，比如发展智慧旅游就必须引入信息技术，由此促进了大数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23]，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部分新增的财富可以帮助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福利，间接促进了共同富裕。

其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是缩小区域间差距。新时代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发展乡村旅游是推动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为城乡互动注入新的动力，也能够促进城市公共服务与现代化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等发达地区可借助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支持乡村挖掘和提升旅游资源价值；而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相对滞后的乡村地区，则能依托自身生态、文化等独特资源获得发展机遇，从而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发展。二是实现社会公平参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包容式的发展，鼓励社会各方普遍参与。如为残疾人提供学习制作手工艺品的机会，使其制作的产品在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可以销售；金融机构向贫困人口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开展农家乐等旅游项目。为不同人群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可以减小各阶层人群间收入差距，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最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共享方面促进了共同富裕。一是实现了文化传承，同时实现了经济上的收益共享。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强调对于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在旅途中，当地传统特色文化和风俗得以展示并传承下来，居民能共同参与、经营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分享文化产品带来的经济收益，提高当地的富裕程度。二是促进了旅游文化共享，实现精神上的共同富裕。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旅游过程中，游客在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传播着自己家乡的文化，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渗透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有助于在精神上实现共同富裕^[24]。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推动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首先，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的优化能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交通网络如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能够降低游客的交通成本，同时方便本地居民参与旅游就业或创业；数字基础设施如互联网、智慧旅游平台在城镇及周边乡村的覆盖和普及，使偏远地区旅游资源得以“上线出圈”，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市场可达性。基础设施普惠性使更多低收入群体能够参与并受益于旅游产业链，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助力共同富裕^[25]。其次，城镇化推动城乡生产要素如技术、资金、劳动力等的双向自由流通，助力旅游业发展，构建共享共富的发展格局。不同于传统城镇化“城市吸走乡村资源”的单向流动，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和“城乡融合”，通过返乡创业者的人才回流、技术输入、资本下乡、旅游活化乡土文化等路径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旅游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城乡居民，形成“城带乡、乡促城、共繁荣”的良性循环。

在城镇化率处于较低水平时，不利于发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带动效能。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往往基础设施薄弱，交通、通信、旅游接待等配套条件不足^[26]，难以满足游客基本需求，进而削弱其出行意愿。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难以吸引外地企业投资，旅游业发展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导致旅游业无法很好地带动共同富裕。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基础设施不断改进，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也为邻近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特别是随着交通网络的延伸，去乡村旅游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直接推动了客流量的提升。当城镇化率提升至一定程度以后，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之间能够形成协同效应，产生良性循环，从而增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27]。比如，城市居民赴周边乡村旅游消费，能直接提振乡村收入，吸引外来投资；而由此带来的旅游发展与基础设施优化，又会反哺乡村旅游，形成加速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城镇化率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方面具有门槛效应，表现为边际报酬递增的非线性影响。

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更大的消费欲望，能够促使企业扩大再生产，增加有效供给，这直接刺激了旅游市场的繁荣^[28]。另一方面，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旅游需求变得多样化，这为边远地区和乡村地带提供了发展特色旅游、生态旅游的机会，有助于这些地区发掘和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29]，吸引游客，创造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富裕。

在居民消费处于较低水平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这是因为旅游消费是一种非必需的消费行为，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时，对旅游产品的需求较低，居民可能更加倾向于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消费，而不是旅游等非必要性消费，从而无法发挥旅游业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效应。当居民消费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后，情况会发生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旅游需求开始释放。当前旅游需求的深化，不仅表现为旅游消费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更体现在消费结构与品质的全面升级。在体验和感受方面，消费者开始偏好质量更好、更具特色的产品，这就要求旅游企业进行产品与服务的不断创新。当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时，更有可能增加旅游消费，因为旅游往往被视为一种相对于基本生活需求更高层次的消费活动。消费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居民的旅游频率以及对高质量旅游服务的偏好，这又会影响旅游所涉及的部分行业如住宿、餐饮、交通、导游服务等，从而促进旅游相关行业的市场竞争，推动其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30]。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居民消费水平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方面具有门槛效应，表现为边际报酬递增的非线性影响。

为了探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影响共同富裕，本文构建的基准模型如下所示：

式(1)中，Gtfy_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共同富裕水平，Htdq_it表示i省份t时期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X_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λ_t和δ_i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ε_it表示随机扰动项，α₀表示截距项，α₁表示系数大小及方向，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α_e表示控制变量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程度。

根据以上分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可能会受到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水平的非线性门槛调节效应的影响，借鉴Hansen的面板模型设定^[31]，构建如下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其中Tv代表门槛变量，即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水平；I(·)代表示性函数，β₁、β₂和β₃表示门槛变量的具体门槛值，α₁、α₂和α₃表示门槛变量处于不同值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其余变量的定义均与式(1)一致。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Htdq)是一个全面而综合的概念，它要求旅游产业的规模增长，更强调质量和效益的双重提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7-8]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融合时代对于旅游强国的要求，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分为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六个维度。第一，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发展，即能够反映出旅游业的经济水平和运营质量，故采用旅游收入和旅游相关设施来衡量，指标包括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总人数、星级饭店数量等^[32]。第二，“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及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故采用与创新相关的专利产出、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产出来反映旅游创新发展程度，指标包括国内旅游专利申请授权数、旅游企业R&D经费、旅游学术论文发表数等^[33]。第三，在《关于推进旅游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高质量发展还涉及与其他方面的协调，如与文化、教育、交通等的协调，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故采用产业协调和公共服务来反映旅游业协调发展程度，指标包括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旅游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旅游系统和其他系统耦合协调度等^[33]。第四，高质量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故采用生态现状和污染治理来反映绿色发展水平，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PM2.5浓度、环境保护支出等^[8]。第五，“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中提及“走出去”是旅游发展目标之一，开放是扩大旅游需求的途径，也是展现中国文化和旅游魅力、实现旅游强国目标的必经之路。故采用入境旅游相关情况反映开放发展水平，指标包括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接待国际游客人次^[34]。第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每一个人，其中共享性是其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指明了共享性的内涵。故采用文化共享、艺术共享来反映共享发展水平，指标包括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博物馆机构数等^[32]。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共同富裕(Gtfy)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其核心内涵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富裕和共享，还包括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的发展^[35]。物质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它可以通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人均GDP等指标来体现^[14]。共享程度可以用每千人医疗卫生床位数、人均教育支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私人汽车拥有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和城乡消费差距的泰尔指数来表示^[36]。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参照过往研究^[37]，并结合现有相关统计数据，城镇化率(Ur)使用城镇人口数量与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居民消费水平(Hc)使用当年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衡量。

由于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本文选取以下四个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Fdi)：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取对数衡量；就业情况(Uer)：使用当年的城镇失业率衡量；产业结构(IS)：使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政府干预(Zf)：采用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部分变量采用了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用2007—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删除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省份，其中个别数据借助插值法补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及全国各省的统计年鉴。表 3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2007—202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验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 4所示，其中列(1)是未加入任何要素的固定效应模型，列(2)是加入年份和省份的固定效应模型，列(3)、列(4)和列(5)是加入控制变量后，分别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五种模型中，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对共同富裕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以促进共同富裕。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可能在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有较大的不同，并可能随着分位数位置的不同显示出非线性特征，比如表现为增大的正效应或者减小的正效应。本文分别基于10%、25%、50%、75%和90%这几个分位数作为主要的分位数节点进行分析，可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其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异质性效应。

由表 5可知，在五个不同的分位数节点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均有推动作用。通过不同分位数呈现的结果，可以得出其边际影响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其原因如下：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缺乏发展高质量旅游业所需的基础设施、资金、技术和专业人才，因此旅游业无法获得高质量发展。随着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资金、技术和人才各方面也显著增强，由此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了共同富裕。这种促进作用常常以初次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低收入群体就业等方式实现。在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阶段，由于居民对旅游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市场趋于饱和、环境承载力限制、经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社会经济结构改变等，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减弱。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Critic权重法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新计算，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列(1)所示，在替换解释变量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仍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删除年份。随机删除2007年和2022年的样本数据，结果如表 6列(2)所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删除直辖市样本。直辖市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区域，享有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的优先权，在推动共同富裕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结果如表 6列(3)所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仍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缩尾处理。为了减少异常值和非随机因素对计量分析结果的潜在负面影响，本文对变量执行1%的缩尾处理。结果如表 6列(4)所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仍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使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以解决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作为工具变量的逻辑在于若某省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数较多，则说明其自然资源丰富，对发展高质量旅游业具有一定帮助，但是不太可能会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故采取2007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个数与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构建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结果如表 7所示，可知LM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且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结果都显著为正。以上进一步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我国区域可以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38]，这种划分源于各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结果如表 8列(1)、列(2)和列(3)所示，在不同地区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有所不同，东部地区为0.600、中部地区为0.459，西部地区为0.444，都在1%水平上显著。该情况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虽然在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在基础设施和市场成熟度方面可能相对落后。这些因素限制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亦受到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到“数字文旅”的概念，即通过技术手段推动文化和旅游行业的现代化，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借鉴赵涛等的研究^[39]，采用数字经济的测度方法来衡量各省份的数字化水平。在进行数字化程度的划分时，综合考虑年份区间内各省份在数字化程度上的排名，将排名前13的省份定义为数字化程度高的省份。其结果如表 8列(4)和列(5)所示，在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0.602，大于数字化程度低地区的0.545。一般来说，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较高，还能够通过数字化营销和智能化服务吸引更多的游客，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

本文采用政府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与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参与程度高低^[40]，其不仅反映了政府对文化和旅游领域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政府在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上的政策倾向和资源配置。综合考虑不同省份的年份排名，将比重位于前13名的省份划分为政府参与程度高的省份。其结果如表 8列(6)和列(7)所示，在政府参与度高的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0.669，这一数值显著高于政府参与度低的地区，后者的影响系数为0.527。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往往通过政务新媒体作为其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在传播政府政策、文化活动信息以及塑造地方文化和旅游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充分激发文旅经济的活力，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

本文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和居民消费水平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进行检验。首先，使用Bootstrap法抽样300次得到门槛值检验结果，结果如表 9所示，可知城镇化率在三重门槛下，p值不显著；在双重门槛下，p值显著。居民消费在三重门槛下，p值不显著；在双重门槛下，p值显著。综合上述结果，建立城镇化率双重门槛效应模型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单门槛效应模型。

从表 10列(1)的结果可知，在城镇化率的初期阶段，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762，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观察，当城镇化率处于0.677至0.843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上升至0.886。这一变化说明，在城镇化率的中级阶段，旅游业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得到加强。而当城镇化率超过0.843时，影响系数增加到1.353，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这可能是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的提升，为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41]，有助于旅游业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增强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从表 10列(2)的结果可知，居民消费水平位于不同的阶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有所不同。当居民消费系数小于0.846时，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弱，影响系数为0.919。而居民消费系数在0.846以上时，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1.175。综上所述，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上升，能够强化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一般来说，这些消费活动不仅直接推动旅游产业的经济增长，还通过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等途径，间接促进社会共同富裕。

在开展空间计量分析前，需先检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本文基于地理距离矩阵，运用Moran's Ⅰ指数对2007—2022年的空间效应进行测度。结果如表 11所示，在样本期内，两项指标的Moran's Ⅰ值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均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再通过Wald检验、LR检验和LM检验等对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选择，最后发现带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的SDM模型拥有最好的解释效果。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列出在SAR模型下的回归结果。结果如表 12所示，其中经济矩阵选取的是2007年各省区市人均GDP数据，可知无论在何种模型或矩阵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均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有显著的作用。观察列(1)和列(2)的结果可知，在经济距离矩阵下空间自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但是在地理矩阵中不显著，这说明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如贸易、投资，可能比地理距离更能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正向显著，说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不同省份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在空间杜宾模型中，尽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的系数正向显著，但直接使用这些系数来解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边际效应是不充分的。根据Lesage的研究^[42]，考虑内生和外生的交互效应，空间效应应该通过偏微分方法，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评估，结果如表 13所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本地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0.618，而其对周边地区的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为0.707，大于其对本地共同富裕的影响。说明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社会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首先，热点旅游景点通过社会媒体的分享和推广，能够迅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形成“病毒式”传播效应，导致周边地区的同质性的景点也因此受益，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够直接提升旅游活动的便利性，还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可达性，间接促进区域内外的经济交流和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探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显著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这种促进效应随着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而变化，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二是在异质性分析中，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放大，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相比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发挥“数字+文旅”效应，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更加显著；政府参与程度较高的地区，能够更充分地释放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三是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具有门槛效应。当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分别越过门槛值时，均会增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四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其间接效应系数大于直接效应系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本地迈向共同富裕，还能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共享繁荣成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发展旅游业，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政府和市场要“并肩作战”，把资源有秩序、合理地投放到旅游发展的配置和有效利用之中，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同时，要结合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达到中等以上的地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并确保发展红利的普惠性。第二，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战略，通过持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增强地区人口吸纳与承载能力，进而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与集聚，既为城镇发展注入活力，又为旅游业提供庞大的客源市场与消费需求，夯实其长远发展的基础。第三，注重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如可围绕劳动节、国庆节、春节等传统节日以及暑期等旅游旺季，广泛动员文化和旅游企事业单位，联动新媒体平台等主体，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第四，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开展旅游合作，通过西部旅游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旅游振兴等战略，利用旅游资源共享、旅游产品联合开发等方式，发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为共同富裕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