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正式创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来，学界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进行了大量阐释研究。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基本立场、以坚持“两个结合”为必由之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根本动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使命四个方面^[2]。有学者从出场语境、理论特质、实践场域及价值靶向四个层面进行概括，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飞跃演变，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3]。有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第二个结合、全球文明倡议五个基本论断为依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目标、精神动力、制度保障、重要方法、全球视野等方面实现了理论创新^[4]。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建设“文化生命体”的现代文明观、通过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形成人类文明共识体等理论观点，“为彻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的理论条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的原创性贡献”^[5]。有学者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概括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首要地位、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的鲜明特色、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主题定位、“第二个结合”的根本方法论意义、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纲领性和目标性^[6]等。有学者从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引导全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和理想追求、处理文化建设在古今中外之间的关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增强国际话语权和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五个维度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7]。有学者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归纳为“强调‘文化自信’并把‘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新路线并确立其为指导原则，揭示中华文明五种特性并阐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构建新时代文化发展观并生动擘画其建设蓝图”^[8]四个方面。有学者从文化使命论、文化主体论、文化自信论、文化建构论四个维度，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概括为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让全体人民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复兴、在“两个结合”中推进新文化的建设^[9]等。

纵观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概括提炼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文化观中的原创性贡献，但在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上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学术空间。

第一，在研究视域上，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多侧重于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两个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制度”“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球文明倡议”等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进行梳理和阐释。例如，有学者结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是新征程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路径”，其引领作用体现在突出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着重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明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旨归^[10]。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蕴含着人心不可乱、民族不可分、文明不可断、潮流不可逆的内在目标”^[11]。应当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既蕴含着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观点，也聚焦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即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互鉴共生等诸多现实问题，是一个在价值关怀上全面涵盖人民、国家、政党、民族、世界等多个实践主体的宏阔理论体系，具有实现人民福祉、心系政党前途、关怀国家命运、谋求民族未来、推动世界大同的高远站位、宽广格局和博大胸襟。于此，从学理上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能仅从文化强国建设理论的价值定位来理解其创新意义，必须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关注人民群众和国家社会层面文化建设问题的同时，还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问题。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直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关于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而在进行历史纵向的比较研究中挖掘其原创性贡献的“大历史观”视野显得相对欠缺，而“大历史观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厘清文明发展进步系列基本问题的重要维度”^[12]。应当指出，原创性贡献不是一个单纯的描述性或叙述性概念，而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即体现为相对于前人提出的新的不同的理论观点。因此，从学理上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能囿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一系列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进行直观的平铺直叙，而应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历史整体中加以考察，通过纵向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点之间的异同，通过明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为什么新、新在哪里”，进而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坚持、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

有鉴于此，本文相较于既有研究的学术创新观点和价值在于：一方面，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视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领域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结晶和方案求解，在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视为文化强国建设理论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但学界尚未足够关注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论、人类文明互鉴共生论三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新命题新论断新观点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化思想的时代进步性和理论创新性，集中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

作为“协调政党行动的价值、准则和信仰”^[13]，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在活动中形成的反映其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独特文化形态，主要由政党秉持的初心使命与理想信念、指导思想与理论创见、伦理道德与精神品格、作风传统与政治生态等要素构成，是指引政党一切实践活动的价值灵魂，也是展现政党形象风貌、体现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精神标识。强国必先强党，党兴才能国强，“党作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导者，必须首先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坚定党内政治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层面治国与治党的有机统一”^[14]。基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十分注重通过国家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来推进民族复兴，也高度关注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视域来实现强党兴党，通过重塑以坚守初心使命为核心的执政伦理、净化党内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提炼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推动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同向发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进而为巩固长期领导与执政地位提供厚重的文化滋养和根本的价值引领。

执政伦理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涉及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所要回答的“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元命题。在执政党的执政伦理中，理想信念是居于首要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性因素，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元动力，从价值观上影响并统摄着执政党的全部执政实践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注重加强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建设，既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征程中，相继形成了“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15]、“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6]110、“我们必须不断对党员、干部加强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17]、“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18]等一系列旨在突出理想信念重要性的观点，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宝库。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明确将理想信念上升到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并对理想信念作出新的时代阐释，进而创造性提出“四个自信”和“初心使命”的原创性命题，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特理论贡献。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理想信念上升到关系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坚定“四个自信”的理论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某些地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19]133、“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9]82等崭新论断，提高了坚定理想信念在党的文化观中的理论站位。同时，结合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具体实际，创造性提出“四个自信”的原创性命题，指出“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理论拓新。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作出新的时代阐释，将党的理想信念进一步具象化为党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面临的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具体历史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新时代坚定党的远大理想信念，需要具体体现并落实到始终牢记和积极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上来，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创新论断，指出全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2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原创性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坚定理想信念的立场观点的高度凝练和术语创新，使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实现共产主义宏大叙事的理想信念，具象化为新时代实现人民幸福、推动民族复兴的现实可行的奋斗目标，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理论内涵，夯实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设的民族立场和人民底色。

政治生态是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结果形态。一方面，政治生态的形成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参与和塑造，“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态建设可发挥导向、引领、凝聚、渗透、涵养等功能”^[22]；另一方面，政治生态一经形成，便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并反过来对政治文化的发展起着能动的制约作用。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这种相伴相生、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一个政党要通过自身的文化建设来实现强党兴党，就必须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来涵养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又以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重塑和提振更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努力实现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征程中，深刻认识到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和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强调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等一系列理论思想观点，反复重申要努力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23]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存在的突出问题，创造性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提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灵魂”，进而实现“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4]185的崭新论断。具体而言，一是重申大力弘扬廉洁文化，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和特权思想；二是要求整顿称呼领导干部为“大哥”“老大”“老板”的江湖文化，努力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三是明确干部提拔任用要坚持“五湖四海”，反对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四是强调要消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各种不正之风；五是提出要重视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家教和私德建设，认为这是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六是主张培育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改革创新、敢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努力营造干事创业的党内良好氛围，指出“一切不思进取、庸政怠政、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同人民群众期盼、同新时代新要求格格不入的”^[24]184；七是提倡“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19]523。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通过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观点，一方面注重对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内政治生态的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查摆与系统解决，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问题上不留死角的彻底自我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充分反映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要与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协同发力、相互促进、互相塑造，抓住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牛鼻子”，提高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时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观点所具有的这两大鲜明特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在政治文化建设领域的创新发展，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性重塑和党内政治生态的革命性净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24]424。“文化铸造精神，精神表现文化”^[25]，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政党的精神追求体现着政党的价值理想、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是支撑一个政党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征程中，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变精神与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则，高度重视精神因素在激励全党艰苦奋斗、实现历史使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26]。邓小平强调“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6]372。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传承党在历史上形成的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对于全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性，自觉提炼并大力提倡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上升到“安身立命的根本”^[27]高度，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在政党精神追求上的系统集成和守正创新。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时俱进凝练提出一系列新的伟大精神，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理论扩容。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范畴上实现了从长期以来侧重提倡的“革命精神”到赓续“伟大精神”的深度拓展。“伟大精神”是一个在内涵范畴上比“革命精神”更广泛的概念，既涵盖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系列革命精神，又囊括了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品格，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推动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党和人民在历史上已经提炼提出的各种精神追求基础上，对党史上客观存在而未能正式凝练提出的精神现象进行权威确证，概括提炼出比如“东北抗联精神、老区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西迁精神、劳模精神”等具体精神；同时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的精神现象，提出比如“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新的伟大精神，极大充实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精神支柱。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体系化建构，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显著理论贡献在于，实现了对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余年征程中形成的各种具体精神的系统整合和有机建构，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是对形成于党领导中华民族进行的百年奋斗中、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各类光辉品质和优良传统的升华凝练和集中表达。”^[28]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成立以来形成的各种伟大精神进行了统一梳理、统一定名、统一概括，于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发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涵盖百年党史四个历史阶段的46种伟大精神，第一次完整汇集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庞大精神体系。另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24]480，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体系化建构达成了“画龙点睛”之效，推动党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系统赓续。

思想理论作为政治文化的关键构成，其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构成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十分注重加强自身思想理论建设。一方面，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大力开展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清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另一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来又相继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有力推动了党运用创新理论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顺利完成党在不同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在党历来注重思想建党这一光荣传统基础上，首次提出理论强党的崭新概念和时代任务，将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有机协同起来，使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形成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整体效应。一是创造性提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24]52的重要论断，在全党范围内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9次主题学习教育活动，有力推动了思想建党常态化和制度化。二是创造性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9]的科学判断，强调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积极探索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三是创造性提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24]300，强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广泛凝聚全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磅礴文化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原创性观点，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认识，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建党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在理论强党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30]，实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之间的良性互动，“从思想文化层面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固本培元的科学指引、精神力量与历史自信”^[31]。

民族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关切。中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其文化在现实形态上鲜明地体现为典型的双重文化格局，即中华民族文化既包括56个民族各自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体现本民族独特性的民族文化，也包括56个民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的超越于各个民族文化的从整体上代表所有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根本利益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是深刻把握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双重文化格局这一显著特点，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关注汉族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现代转化和开发利用，而且自觉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永续发展的核心利益和战略高度出发，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前途置于自身的理论关怀之中，创造性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文化根脉，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之基等一系列原创性观点，为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构建、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断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9]536，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塑造中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是彰显一个民族的现实存在、展现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标识，并从精神文化意义上深刻影响并关乎民族前途和未来。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带来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不断加剧、导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激荡日益凸显的形势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永续发展，就必须始终保持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性，防止和减少他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渗透和冲击。对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必须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在传承赓续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彰显中华文明独特性的标识体系。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原创性观点，为赓续中华文脉、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特性确立了鲜明价值立场。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首次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在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性上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9]536，认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32]。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性的独特文化资源，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3]。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观点的提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在文化建设中坚守民族立场的理论宝库，推动了中华民族实现从仰视到平视西方文化的文明观转变跃升，使党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能更加清晰地找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坐标，进而增强领导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政治定力和底气。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原创性主张，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建构和独特性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尊重、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基础上，更加关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问题。一方面，“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24]509，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华民族视为一个由56种独特民族文化构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指出“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34]，认为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已经形成了为各民族所广泛认同的中华文化符号，成为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构成实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文化领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尊重汉族和少数民族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能够充分反映56个民族的共同价值和整体利益的中华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所要建构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文化既要体现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共性，又要从根本上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态，能够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辨识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35]的崭新任务，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舞台中的整体性出场和独特性表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世界、心灵归宿和文化归属感。”^[3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37]将文化具有的思想整合、价值凝聚和共识形成等基本功能运用到民族团结领域，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认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不仅体现为文化产品供给和文化公共服务的优化，公民文化素养、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生产总值的提高，而且也体现为培育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锻造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又一原创性理论贡献。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38]的基本立场，这对促进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团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秉持的关于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主张，在本质上是通过对两种极端民族观念的批判和解构，来达到消除各民族之间的认知对立进而维护民族文化认同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上，更加注重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两种既有的文化路径之上，建构一种为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新的正确民族观念作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285的崭新论断。这一原创性观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探索，实现了从“解构错观念”到“建构新认知”、从“调和极端观念”到“超越极端观念”的迭代进阶，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杰出理论创新能力。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如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文化建设的时代之问，“进一步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科学指引”^[39]。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增进民族文化认同的正确方向，但在实践中仍需要进一步回答好“怎样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应当看到，作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情感价值支撑和精神联结纽带，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不是自动生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进行培育、强化和铸就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要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作为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路径，强调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体系，通过“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40]，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共同的目标追求、共同的价值理想、共同的心愿志向，不仅是克服各民族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离析状态，进而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也是广泛凝聚人心、集聚共识、汇聚民力，进而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的民族”^[41]，同时也是一个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和整体利益顽强拼搏、团结奋斗的民族，各民族之间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的团结奋斗精神早已深深内嵌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各民族团结互助、并肩奋斗的重要文化基因和坚实思想基础。以此立足，中国共产党重视通过提出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奋斗目标来不断激励各民族团结奋斗。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汇聚全民族的磅礴合力。”^[4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出发，自觉探索并回答如何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巩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效地把全国各族人民组织凝聚起来、围绕共同的目标使命而团结奋斗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理论使命，创造性提出各民族共同致力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和伟大志向，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关系整个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全局和根本利益考量，创造性将近代以来中国各族人民的最伟大梦想提炼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各族人民提供了新的更高的共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事关56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利益、需要56个民族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伟大事业，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43]，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奋斗目标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使之成为激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崇高信仰追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深刻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充分肯认各民族在历史上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遥遥领先的中华文明的同时，更加自觉地肩负起团结带领各民族推动中华文明从近代蒙尘落后再度走向振兴，进而创造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的文化使命；充分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用以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建立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阶段性奋斗目标的一脉相承；生动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根据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现实需要，与时俱进地赋予各民族团结奋斗以更高的目标站位，成功地“把中国梦的精神家园、中国特色的标识、全民族的价值共识与5000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相对接”^[44]，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在共同团结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建构和中华文明新形态的油然创生。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行动指南，也是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45]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关怀上具有“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多样性、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46]的鲜明品格，不仅关注中华文明自身的传承赓续、现代转型和创新发展问题，而且深刻回答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人类文明互鉴共生论深化了党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秉持的文明优劣论、文明输出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思维窠臼，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昭示着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文明繁荣延续的人间正道，为不同文明之间互鉴共生、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崭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专门、集中和系统阐述党关于处理不同文明关系、建设世界多元文明的理论主张，实现了党关于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立场观点的守正创新，为国际社会有效应对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掣肘和束缚，进而实现人类多样文明的和合共生与繁荣延续，勾勒了新的美好图景。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的原创性贡献，首先体现在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专门、集中就如何处理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回应的理论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文明的政治制度层面提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应坚持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强调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不同国家的主权和制度选择。改革开放后，针对西方国家大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强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和现代化模式，进而引起国家间关系紧张和国际秩序动荡，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等推动国际治理变革的倡议主张，蕴含“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47]的鲜明立场。必须指出，求同存异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的倡议主张，尽管在理论观点上不同程度涉及尊重和维护人类文明在政治制度、文化和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但就其理论位阶而言，都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治理一般性倡议的组成部分，并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治理的其他观点主张一并提出的理论分支，没有直接、明确和单独作出专门性倡议。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第一次明确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议题的理论思考，从国际治理的一般性倡议中独立出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在如何处理人类多元文明关系问题上的突破性创新。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的原创性贡献，还表现为全球文明倡议内蕴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具体观点，既有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和交融”^[48]等一贯主张的思想赓续，又有诸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创新，从而深刻触及、正确回答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本我与他我、传统与现代、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自主与开放的重大关系，深化了党对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将文明交流和文明创新视为文明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揭示了文明在开放交流中得以发展、在赓续开新中得以延续的内在规律，为世界各国在准确把握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加强同其他文明的沟通交流和相互学习、积极推动自身文明的时代更新和现代转型，促进本国文明的繁荣延续，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用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方法来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文明霸权、文明隔阂、文明割裂、文明对立等各种挑战的全新图景，真实反映和集中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追求，精心描绘和系统勾勒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向上生长的美好愿景，为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真正能够克服历史偏见、种族利益和意识形态束缚，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来，为形成持久和平、繁荣稳定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力量支撑”^[49]。

“以什么样的文明观对待不同文明，事关人类社会进步，事关世界和平发展。”^[50]作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实现人类文明健康永续发展的时代新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党的文化理论中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实现了对西方形形色色文明观的全方位和系统性超越，既勾勒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的美好图景，又提出了人类文明繁荣延续的崭新路径。也就是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对待世界多元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反对西方文明优劣论的“唯我独尊”、文明输出论的“自以为是”和文明冲突论的“零和博弈”等偏执思维，认为各国文明都有符合其国情而得以存在和延续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都有其他国家文明所不具备的独特优点，强调要秉持和而不同、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正确态度，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文明对话破解文明隔阂、以文明平等破解文明优越、以文明包容破解文明冲突、以文明合作破解文明对抗，共同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明世界，为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团结起来，减少彼此之间的文明内耗，共同应对威胁人类文明繁荣延续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正确选择。

其一，创造性提出坚持不同文明享有的平等权利，反对文化霸凌与文明优劣论。文明优劣必然引起文明输出，而文明输出又必然加剧文明冲突。因此，突出强调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感，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实现世界多元文明互鉴互补、繁荣共生的首要前提，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项重要理论创见。近代以来，率先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国家常常以所谓文明国家自居，将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视为半文明或野蛮国家，将自己的文化、制度和发展模式作为文明的唯一评价标准，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制度和发展模式品头论足、颐指气使，充分暴露了西方世界“唯我独尊”的文化霸凌主义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51]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地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贬低其他文明、奉行“唯我独尊”的傲慢与偏见，反对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当作文明评价的唯一标准、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视为唯一的民主制度、把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看作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效仿的唯一选择；认为世界多元文明尽管存在生发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发展程度上的快慢差距和内容形式上的显著差异，但却没有地位上的高低优劣，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得到承认和尊重；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52]，都有其他文明所不具有的特色、长处和优点，因而“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5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这些精辟观点，为世界多元文明在互相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实现求同存异、和谐共生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二，创造性提出坚持尊重不同文明的主权边界，反对文明渗透与文明输出论。文明不是虚无缥缈、捉摸不定、难以感知的纯粹精神范畴和观念形态，在现实中往往体现为附着在国家、民族、地域、人口之中并与之紧密相连、有着自己的存在空间和范围边界的客观实体。文明的这一特点，从根本上造就了内涵各异的具体文明形态及其主权边界，既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成为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也使得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边界成为不同文明和平相处的基本准则。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看来，西方国家作为救世主的“普罗米修斯”，向所谓不文明的落后国家输出先进文明的“文明越界”“文明布施”和“文明改造”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打着所谓“人权无国界”的幌子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强行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照抄照搬西方的文化、制度和发展道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秉持的文明输出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外在征服型的单主体性观念”^[54]，其目的就是要泯灭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区别和主权界限，从而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统天下的世界。

与西方文明观动辄强加于人的文明输出论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为文明既不可以简单输入，也不可以粗暴输出，指出每个国家具有的不同的自然环境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每个国家的文明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彼此迥异的发展逻辑，这就使得不顾别国具体国情，“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53]。基于这种科学认知，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并在全世界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观渗透的“和平演变”，反对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所谓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策动制度输出和政权更迭的“颜色革命”，反对西方国家把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视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强调“要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55]，为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文明发展道路的自主权利、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指明了前进道路。

其三，创造性提出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内耗与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西方“国强必霸”的“零和博弈”偏执思维在认识和处理世界多元文明关系上的集中体现。文明冲突论的创立者亨廷顿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同西方的普世性文明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并由此认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将会对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进而引发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亨廷顿还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56]，进而为西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站台背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57]，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并不必然导致文明之间的冲突，通过加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能够使每个文明在借鉴、吸收其他文明长处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文明的丰富发展；能够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信任，减少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和误判，防止陷入文明之间的内耗和冲突；能够推动不同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威胁人类整体文明繁荣延续的全球性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突破了西方文明冲突论关于文明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必然导致世界失序的宿命论窠臼，确立起“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价值取向，坚持交流互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58]的世界文明发展之道，从而“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引领着推进人类和平发展的文明实践，为全球文化治理、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59]。

格局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塑造着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创新程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领域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方案求解，其所具有的实现人民福祉、心系政党前途、关怀国家命运、谋求民族未来、推动世界大同的高远站位、宽广格局和博大胸襟，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的原创性贡献，不仅表现为对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既有问题关切作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回答，更集中体现在自觉地将文化建设的理论视角从人民、国家、社会层面，进一步延伸至对政党文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建设问题的深刻追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论、人类文明互鉴共生论等诸多原创性理论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提炼概括和学理阐释，主要侧重于学习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相较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观点创新。然而，就原创性贡献的基本范畴而言，“主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60]，也即原创性贡献不仅包括理论观点的创新，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不仅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历时性上的创新，也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共时性上的创新。因此，未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学理研究，一是要在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的创新性贡献基础上，继续向上进行理论溯源，深入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观的理论观点创新；二是要在探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观点上的创新性贡献的同时，进一步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成就以及世界观与方法论等方面的拓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