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始终贯穿文明发展脉络，承载着对公平正义与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人类社会围绕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核心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开展了丰富的社会治理实践。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分配，近年来则转向社会治理与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理论演进与实践探索双重视域下，“社会治理”与“共同富裕”已超越一般性政策术语的范畴，不仅高频出现于党和国家重大政策文件及制度创新实践之中，更通过持续性的政策供给与制度建构，逐步内化为兼具实践效能与话语解释力的民生治理话语体系。

其一，在共同富裕层面，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与公平分配，也强调精神层面的共同进步与社会和谐。基于新的研究起点，学者们突破了传统经济分析框架，认为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经济议题，而是社会治理的综合体现，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协同推进。郁建兴等认为，贫富分化植根于深层社会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制度创新与价值重构，在基层表现为治理理念、机制与模式的系统性变革^[3]。针对共同富裕的属性特征，顾昕提出共同富裕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在于筑牢共同富裕的经济根基并强化其社会支柱^[4]。刘培林等进一步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多维内涵，认为其以物质生活富裕为根基，兼具精神层面的自信自立自强，涵盖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及文化产品丰富共享等多重维度^[5]。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发展状态，更是一种社会治理逻辑的深层体现。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其向好至善的内在要求。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治理效能，能够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其二，在政策实践层面，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共同富裕推进的基础性平台，日益凸显其资源整合、服务供给与价值凝聚的复合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6]，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了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7]。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应聚焦人民需求，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居民自治与多元参与，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郁建兴认为，基层是社会有效治理的根基^[8]。文丰安等指出，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9]。张文显等认为，高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均处于国家治理的宏观框架与作用范畴之内；而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在实践与理论层面，主要聚焦并指向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与效能提升^[8]。可见，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当前，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矛盾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俞可平等认为政府与公民应构建一种积极、互动且协同的关系，以此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0]。张康之认为，合作治理构成了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与理想归宿^[11]。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角色定位与自治机制的重要性，为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能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其三，在价值理念层面，基层社会治理与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共同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2]彭灵灵认为，共同富裕以人民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兼具物质富足与精神丰盈内涵，是社会安定有序、公平正义充分彰显的集中体现^[13]。杨长福等认为，共同富裕的人民立场深刻彰显了人本本质与普惠追求，基层社会治理旨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生态，其前提要求与共同富裕所蕴含的人本普惠理念具有高度内在契合性^[14]。李伟嘉等认为，高效能基层社会治理与安定的基层秩序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共同富裕实践则持续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15]。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资本”到“人民”的发展逻辑转换，在此理论框架下，“人民中心”不仅跃升为经济领域的核心发展理念，更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取向。

综合来看，当前学界围绕共同富裕和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积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理念与基层社会治理两者结合的研究成果逐步增加，从最新研究成果看，不少学者认为将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路径。但目前学界对于共同富裕理念何以能有效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其内在逻辑和实践机制是什么，还缺乏系统性、深层次的分析论证。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地区或具体领域的实践探索，较少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高度探究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对提升治理效能、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普遍性意义。

将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是安民之基石、聚力之纽带、发展之引擎、治理之核心、和谐之保障，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新挑战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理念融合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成为一项亟待攻克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立足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这一核心主线，以理论相融、时代相契、实践路径为整体分析框架展开系统研究。在理论相融层面，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阐释共同富裕与基层社会治理在价值本源、思想根基与文化基因上的内在统一性；在时代相契层面，突出共同富裕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选择，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践路径层面，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探索共同富裕理念落地基层、赋能治理、惠及民生的具体路径与实现机制。本文力求在理论上丰富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与共同富裕建设的交叉研究成果，在实践上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理念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共同富裕理念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共同富裕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景，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哲人基于所处时代背景，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并将这种理想追求内嵌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国家(社会)治理思想建构中，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富裕美好愿景。

追溯中华文明的曙光，华夏先民在适应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已意识到“独富必凶”的危害和个人垄断的局限，在社会理想构建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初显共同富裕意蕴的认识。伏羲仰观俯察，始画八卦。《易》之首卦“乾”卦，乾代表天，“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辞，也被称为乾之“四德”。“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16]上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17]，将美好施利于天下，却不言其所施之利惠，万物亨通畅达遍受滋养。天之道，化生万物而不遗，普利苍生而不独，均平一如，蕴含着早期天道均平共富的萌芽。伏羲之后，炎帝坚守帝王与民同甘共苦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劳作、始种五谷；黄帝大力推行田亩制度，促进部落文化交流和财富共享，期盼万民能分享公共财富，且在实践中追求共富共享之境，实现了各部族交往与融合。后世先贤们遵循“天道均平”大义，追求万民共富大道。华夏先民以“共同体”形式组成利益纽带，凭借部落共同力量对抗自然之力，虽然其基层社会治理形式和内容简陋质朴，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意识。

进入阶级社会，夏商开始形成“八家为井”的“井田制”基层组织，国家统一划分九块方田组成“井”形，中央为公田，四周为私田，每户在耕种私田的同时也要共同协作耕种公田，其集体劳动和共享收益的精神便是早期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西周时期，乡遂制度作为地方行政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已相对成熟，基层民众在田野乡间劳作，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满足共同富裕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春秋时期，虽然乡里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其中资源共享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秦汉时期户籍制度的合理调配，有助于基层社会治安稳定和赋税徭役的公平分配。唐代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设有乡长、里正等职位，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和调解争端起着重要作用。宋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主要包括乡村坊三级，并设置相应的乡官、村官、坊官维护社会秩序，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策略以推动发展并保障民生。明清时期设置的保甲制度对加强基层社会治安和防范灾害有着重要作用，同时确立了以乡绅为主体的官民共治体系。

古圣先贤们纷纷提出彰显百姓追求共同富裕的淳朴诉求，譬如管子认为贫富不齐乃法令不上行下效之根本；晏子认为社会财富不均衡分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提出“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18]；孔子认为国家应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让百姓过上富足安乐生活；韩非子提出“论其税赋以均贫富”^[19]；王安石提出“抑豪强、伸贫弱”^[20]等变革举措。这些思想无不折射出古圣先贤们将共富理念贯穿于国家、社会、人民中的情怀。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理论虽显幼稚，但其中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雏形，为后世赓续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但其著作中有着清晰系统的“共同富裕”思想，并在批判资产阶级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过程中，擘画与预测了整个人类治理发展的全图景和总趋势，凸显出超强的现实性和科学性，彰显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物质生活生产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21]531在人类社会演进中，物质资料生产始终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地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创造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的历史发展和进步。唯物史观扬弃了基于抽象法则、理性原则等讨论人类社会发展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窠臼，注重基于物质生活状况视角，客观、系统地分析人类社会及其社会成员贫富状况，为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奠定理论基础。

第二，物质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社会共同富裕实现状况。一定社会发展程度取决于物质生产力水平高低，“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1]53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产状况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实现情况。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群众不仅“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22]。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人民群众难以享受普遍富足生活、无法根除社会贫富分化、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消除资本对人民群众的压迫，为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创造条件。

第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痼疾。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看到了劳动异化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逐渐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痼疾，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穷”^[21]614。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必然导致富人不断完成财富的积累，穷人却受到“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3]。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愈发严重，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涉及社会地位、教育机会、医疗资源等各个方面。

第四，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真正主体，基层社会治理也必然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治理。但在阶级社会中，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阶级性，是一种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专属行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废除私有制”，主张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24]。只有凭借国家政权构建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消除政治共同体的虚幻性，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极度不均的弊端，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制度的痼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

第五，共同富裕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破解劳动异化现象，创设平等富裕新社会，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21]538。只有在生产力增长起来并在集体财富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概言之，作为对社会发展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着共同富裕实现程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21]684唯有生产力实现充分发展，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坚实基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标识，就是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和成效以及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成为新征程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引擎”^[25]。

第六，共同富裕内在蕴含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在人们摆脱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才有条件和可能达到体力、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26]。这也意味着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而是每个人实现了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目标路向，认为当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充分满足时，劳动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才能使人摆脱受制于物的异化状态。在他看来，“富裕”是基础，“共同”是关键，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实现“共同”的重要手段。同时，马克思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兼具物质富足与精神提升双重维度，精神发展本身具有历史性与渐进性。在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中，个体追求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自由与价值充实，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共同富裕思想与治理智慧，构成了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与价值遵循。这种理论层面的内在融通，并非抽象的思想契合，而是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现实语境中具备了鲜明的实践指向。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既是理论逻辑的自然延伸，更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二者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高度的时代相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将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本前提下才可以变为现实。

首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制度优势。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显著标识。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看，共同富裕始终锚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与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与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与西方社会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片面强调效率优先而难以兼顾公平的发展模式不同，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共同富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在‘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由‘总体富裕’为主向‘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并重转变”^[27]，从根本上回答了“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28]这一核心问题，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政治优势与价值优势。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分配目标，更是贯穿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整体性价值遵循，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方向与价值遵循，确保基层社会治理始终坚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公平正义底线。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和关键环节，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其价值取向、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都必须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将共同富裕理念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运行机制与实践过程，能够从价值根基上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制度优势转化为稳定持久、群众可感可知的治理效能。通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强化公平导向、民生导向和共享导向，推动资源下沉、服务下沉、力量下沉，能够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以说，共同富裕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灵魂，也是检验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二者深度融合，既能够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也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动力。

其次，基层社会治理是彰显制度优势的重要实践场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基层社会治理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稳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只有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才能转化为可感知、可评判、可检验的实际成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予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彰显了明显优势，赢得了关键领域的高效率发展，补齐了发展短板，增强了国家核心竞争力。这一制度能够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明确发展重点、次序、方法和路径，确保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有利于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用于急需领域和行业，以确保重大项目突破，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关键领域高质量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拥有强大的统筹和调控能力，可以通过政府调控手段，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通过政府统筹和调控，社会组织和基层群众积极参与，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形成多元主体紧密协作且各自为功、协同发力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2]，从而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注重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公平分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改善和社区服务水平提升，使基层社会治理成效“遍及基层、惠及群众”^[29]，增进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体现在基层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与基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现实张力之中。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是化解发展差距、补齐民生短板的重要路径，也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夯实社会和谐根基的价值引领。把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本质上就是从基层场域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破解发展与治理难题的战略选择，其内在逻辑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基点、以民族复兴为根本追求，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实现民生改善、社会公平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一，内在价值基点是人民至上。人民至上是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原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基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群众在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更高期待，与基层资源配置不均、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差距尚存之间的矛盾。将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群众共同富裕作为治理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优化基层资源配置、健全基层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起点。“民主与治理耦合共进、相互贯通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向。”^[30]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锚定共同富裕不仅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生活，更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这既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根本区别，也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目标，其中，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后者又为前者明确了行动目标，这两个目标具有高度契合的内在价值基点，是践履人民至上思想的现实表现，也是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首先，共同富裕理念强调全民共富。这意味着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关注并解决民生问题，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和资源，缩小贫富差距，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红利。其次，共同富裕包含精神富裕的内容。这就要求基层社会治理不仅要关注物质层面的提升，还要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发展，“构筑人民群众精神富有的坐标系，使充盈的精神生活和不竭的精神动力协同发力”^[31]，这也是共同富裕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体现。再者，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和群众需求，从而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进程。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始终保持耐心和定力，持之以恒地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共同富裕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

第二，根本价值追求是民族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同富裕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的目标指向。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战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公正与仁爱，而共同富裕正是这些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共同富裕不仅关乎经济层面的繁荣，更强调社会公正和人民福祉的提升。将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就是从基层层面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共同富裕，为民族复兴筑牢基层根基。以民族复兴为根本价值追求，共同富裕导向的基层社会治理不再局限于局部利益调整，而是上升为夯实国家长治久安、提升综合发展实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使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成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共同富裕的实践成为推动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基层社会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之一，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基础和保障，实现共同富裕则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明确了行动方向，这种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使得两者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方面能够形成合力。一方面，将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全民幸福指数，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作，同样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和固本之举。另一方面，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既有助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充裕条件，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

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强调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同富裕。“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包含的‘人人共享’意涵包含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显示了对人民群众普遍的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的保障。”^[32]有别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阶层固化、两极分化等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任何一个地区、一个人都不能“掉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前，我国已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共同富裕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但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仍面临许多挑战。基层社会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兜底性工作和基础性工程，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中要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尤其是基层党组织要聚焦基层群众关心的基础问题，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创新、加强社会保障，推动资源更加公平合理分配，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平和正义，推动社会稳定和繁荣。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底层支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基层场域的具体展开，更是共同富裕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关键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键，通过高质量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确保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为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和平发展的共同富裕，也是全体人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努力和奋斗的必然结果。从理论逻辑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制度安排，与共同富裕的“共”字理念高度契合。共建是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鼓励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基层事务与发展建设；共治是共同富裕的运行保障，推动矛盾源头化解、风险前端防控、服务精准供给；共享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归宿，让治理成果与发展红利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城乡社区、乡村村组等基层单元，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从“管理”转向“治理”、从“单向施政”转向“多元协同”，通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共同富裕筑牢社会根基。从实践路径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的落脚点，更是共同富裕的稳定器与润滑剂。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依靠基层、发动群众，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这与平安中国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共同富裕推进形成闭环支撑。唯有基层安定有序，发展才能持续推进；唯有治理精准高效，民生才能持续改善。基层社会治理通过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共同富裕凝聚起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与群众基础。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为新时代新征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注入了新的思想指引，也为将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根本要求。

将共同富裕理念嵌入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面临诸多挑战。“基层党组织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33]，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党的创新理论全方位指导各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工作实践”^[34]，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现治理目标与发展诉求的深度耦合，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首先，筑牢价值引领。基层党组织要将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逻辑，坚持城乡一体、分类施策。在乡村依托“乡音党课”等本土化宣教载体，将三次分配、共享发展等理论逻辑与村规民约相结合；在城市社区则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邻里讲堂、居民公约为抓手，把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市民日常行为规范与社区公共生活，实现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治理实践的有效转化。依托党员联户、网格连心等工作机制，建立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的智能匹配系统，通过动态监测提升政策供给精准度，以价值引领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其次，重构治理网络。在城市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穿透体系，借鉴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经验，推动治理力量下沉、资源前置、服务前移；在农村形成“乡镇党委、联村党总支、特色产业党支部”三级联动架构，推广浙江“党建联建、片区共治”典型做法，以组织联动带动资源联动、发展联动；针对新业态群体，设立骑手红色驿站、直播电商党支部等新型功能型党组织，打通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最后，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活力。共同富裕的基层实践离不开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居民的共同参与，必须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共进的治理格局。健全群众议事机制，推动居民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规范化运作，推广北京“社区议事厅”等成熟经验，以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激发基层民主活力；强化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专业化发展；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基层既是经济要素流通的末梢节点，也是就业机会创造与民生保障的直接载体，其治理效能直接决定了共同富裕目标的落地精度。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基层社会治理，通过就业这一核心联结，增强基层群众在经济协同中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形成“治理优化—经济协同—就业扩容—收入提升—治理效能再增强”的闭环，最终为实现共同富裕筑牢基层根基。

一方面，产业链的完整性与协同性直接决定经济效能与就业容量，基层社会治理需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构建“产业链跨域治理共同体”。从产业经济学视角看，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的产业差异本质上是价值链分工差异，东部地区占据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中西部与农村地区则具备劳动力、资源等比较优势。基层社会治理可通过飞地园区、共建工坊等载体，推动产业链的梯度转移与环节下沉。如苏州—宿迁工业园区、深圳—汕尾特别合作区等“飞地经济”实践，通过跨区域协同联动实现研发在中心、制造在周边、收益共享的价值链重构，有效打破行政壁垒与要素流动障碍；浙江全域推广的共富工坊以及东西部协作中的跨区域产业链共建模式，将东部订单、技术、渠道优势与中西部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势精准对接，推动加工环节、就业岗位下沉至村社基层，在提升产业链完整性与协同性的同时，就近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把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共同富裕的现实成效。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需完善三次分配协同治理机制。在初次分配层面，针对中小企业、新业态企业，通过工会组织与企业协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绩效工资增长机制；建立技能薪酬挂钩等制度，鼓励企业对掌握核心技能的劳动者给予薪酬倾斜，激发劳动者提升技能的积极性。在再分配层面，通过完善社保缴费基数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社保缴费负担合理；加大对失业人员的救助力度，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延长领取期限等。在三次分配层面，引导本地企业、社会组织设立就业帮扶基金，为失业人员提供创业补贴、技能培训资助；开展企业与居民村民的结对帮扶，鼓励企业优先吸纳社区低收入劳动力就业；建立防返贫动态监测与帮扶机制，对因失业导致收入骤降的群体，及时给予就业推荐、临时救助等帮扶，防止因失业返贫。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是基层社会运行的“骨架”，公共服务则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血脉”，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向薄弱地区延伸，缩小城乡、区域间差距。

其一，立足需求匹配资源。要广泛开展基层调研，结合区域人口结构、产业特点等，优先布局民生急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借鉴福建云霄、湖南桑植等地推行“民生实事清单”制度，精准对接道路硬化、饮水管网、养老助餐等民生项目，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清单”；同时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划一体化，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其二，拓宽资金保障渠道。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财政向基层倾斜力度，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纳入地方财政重点支出项目；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吸引企业参与基础设施运营和公共服务供给，补充政府投入不足。其三，提升服务供给质量。推动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建设基层智慧政务平台、农村电商物流等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加强公共服务人员培训，提高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水平；建立居民议事会、线上意见箱等反馈渠道，及时收集群众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意见，动态优化供给内容。其四，关注弱势群体需求。针对农村、偏远地区及低收入群体，制定差异化政策，为农村学校配备优质师资、为困难家庭提供医疗救助补贴，确保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最后一公里”，推广浙江“智慧流动医院”与山区县“行走的医院”经验，将医疗服务、康复护理、政策帮扶送至偏远村落；依托农村幸福食堂、残疾人之家、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实现对困难群体的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与发展权利，筑牢共同富裕底线。

技术赋能通过数字化手段为基层群众提供精准化治理和智慧化服务，不仅是治理工具的革新，更是基层社会治理新的破题方式。借助数字技术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能够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优化资源配置，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技术支撑与治理基础，成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激活共富内生动力的关键路径。

其一，构建普惠性数字治理基础设施。以数字基建下沉为导向，推动政务云、大数据平台等技术载体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借鉴上海“社区云”、福建莆田“全市一张图、全域数字化”等成熟经验，构建覆盖城乡、贯通层级的数字治理底座，同步推进偏远地区网络覆盖与智能终端布设，开展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数字技能培训与适老化改造，切实解决偏远地区、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确保技术服务覆盖所有治理单元与群体，为共同富裕奠定平等普惠的技术接入基础。其二，开发精准化治理应用场景。依托大数据等算法模型，建立基层民生需求动态监测体系，精准识别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差异化需求，推动公共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治理资源分配的透明化追溯，保障资源向低收入群体、薄弱环节倾斜，彰显共同富裕的公平导向。其三，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通过技术工具搭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居民的协同治理平台，一方面赋能基层干部提升数据研判与精准决策能力，另一方面畅通居民参与治理的数字化渠道，形成技术赋能与多元共治的格局，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广泛地惠及基层民众，推动共同富裕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成效。

文化既是历史文脉的传承载体，也是现代治理的价值内核。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复杂性、综合性与突发性交织的挑战，如何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已成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亟须突破的瓶颈。在此背景下，“文化”正从重要支撑转变为关键核心要素，它不仅以柔性力量化解利益冲突、弥合社会裂痕，成为破解治理僵局的“润滑剂”；更通过价值共识凝聚、行为规范塑造和治理创新赋能，形成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传承文化记忆，培育公共精神。基层场域通常承载着多元且深厚的传统文化形态，这种扎根于居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典型如基层社群中积淀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等本土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与价值规范，其中团结互助、差序共济等文化基因，为社区公共精神培育提供了历史逻辑与实践范式。通过深度挖掘家族文化中的“义利观”“亲邻传统”等精神要素，助力基层群众在产业协同发展、资源共享等领域形成互助合作机制，这种转化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适配，也为基层共同富裕实践注入了内生性文化动力。另一方面，凝结文化纽带，汇聚治理合力。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发挥着基础性抓手作用。“将文化元素有机嵌入于基层治理实践”，“是适应现代化转型框架下基层治理形势新变化的应然举措”^[35]。通过在社区场景中搭建文化空间载体、组织系列文化活动等，依托文化空间建构与文化活动的意义，有效消解基层群众间的心理隔阂与行为壁垒。借鉴浙江“文化管家”、安徽桐城“六尺巷邻里文化”、江苏苏州“邻里议事和文化浸润”等实践经验，以社区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邻里文化角为纽带，开展家风传承、邻里互助、民俗节庆、文明共建等活动，以文化认同凝聚情感共识，为构建紧密协作、互助共生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提供文化黏合与价值保障。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二者深度融合、同向发力，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现实议题。从理论相融、时代相契到行动路向，共同富裕理念贯穿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鲜明的时代价值与明确的实践指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使命、新挑战。唯有坚持党建引领不动摇，以经济发展为支撑、公共服务为抓手、数字技术为引擎、文化自信为灵魂，才能真正把共同富裕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获得、可持续的治理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基层根基、凝聚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