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于2015年1月至6月，在重庆市主城九区选取自2010年转户进城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500份，通过对问卷进行统计和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72份.问卷内容的设置主要有2部分：一是个体与家庭基本属性，二是城市融入水平评价相关问题.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包括被调查者的转户进城时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老家宅基地情况等属性信息；城市融入水平相关问题包括农户进城后的职业环境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价值观念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和政策制度融入5个方面，其中职业环境、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各设置了4个问题，政策制度设置了3个问题，共计19个指标(表 1).根据农户自身融入情况分别对这19个指标进行打分(满分100分)，进而得到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各项指标和整体水平的得分情况.

本文从职业环境融入、社会生活融入、价值观念融入、制度环境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5个方面，选取19个评价指标建立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评价体系.其中社会生活融入是农户进城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包括居住环境、邻里关系、人际交往情况和休闲娱乐情况；价值观念融入是进城后农户从思想上向市民靠近，包括城市的消费观念、城市维权意识、市民行为规范、健康意识4个方面；文化心理融入是农户真正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户进城后的心理落差、周围人群对自己的歧视感知、社区归属感和市民的身份认同感4个方面.

由表 2，表 3可知，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得分为68.76，表明重庆市自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融入半市民化水平.其中80分以上的农户占调查样本的16.87%，50~80分的农户占样本的62.29%，小于50分的农户占样本比例的20.84%.

职业环境融入的总体得分为69.38，80分以上农户只占样本比例的13.52%，小于50分农户占样本比例的18.25%.其中职业类型和职业前景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是因为农户进城后部分农户无职业或者临时职业，农户担心进城后的工作问题，另外农户对工作环境要求并不高，大多数农户能够与同事搞好关系；社会生活融入总体得分为72.90，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21.14%，50~80分的农户比例68.25%，小于50分的农户比例为19.91%.社会生活是农户转户进城后面临的最直接改变，进城农户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有所提高.其中居住环境得分75.21，表明农户对进城后的居住条件来说相对满意，休闲娱乐得分76.77，农户进城后享受到农村无法比拟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其便利性；价值观念得分65.81，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15.62%，50~80分的农户比例62.86%，小于50分的农户比例21.53%，其中城市消费观念和市民行为规范得分比较高，表明农户进城后能够适应城市的消费习惯，也能够快速适应红绿灯、垃圾处理等市民行为规范；制度环境融入得分66.18，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15.15%，50~80分的农户比例63.47%，小于50分的农户比例为21.38%，其中转户进城政策认知得分较高，表明进城前农户对转户政策认知相对较熟悉，对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和政治权利认知得分较低，表明农户进城后对城市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制度认知较少，特别是对政治权利漠不关心；文化心理融入得分68.89，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80分以上的农户比例18.51%，50~80分的农户比例58.24%，小于50分的农户比例为23.25%，农户进城后的心理存在一定的落差，虽然户籍上已经是城市居民，但是市民的身份认同感还不是很高.

地理探测器是由中国科学院学者王劲峰在分析疾病风险机理时提出的一种方法，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4个部分内容.本文主要运用因子探测器来测度解释力的大小，即测度个体与家庭属性因素和不同城市融入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户城市融入水平的解释力大小，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P_D，H为影响因子D对融入水平H的解释力；n，σ²分别为样本量和方差；n_h，σ_h²为h(h=1，2，…，L)层样本量和方差. P_D，H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表明分类因素对城市融入水平的解释力越强.

个体与家庭特征因素的融入水平得分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处于60~70分之间(表 4).因子探测分析得到不同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的因子解释力大小(图 1)，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其中，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度的控制力最强，因子解释力为0.018 9，其主要原因是，转户进城时间越长的农户，对城市的适应时间就越长，比起刚转户进城的农户来说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自己的市民身份认同感也就越强；家庭收入水平的因子解释力为0.156，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有更多的资金去消费城市丰富的商品和快捷的服务，也更有机会去接触城市的其他居民和文化，体会城市与农村之间消费商品的差距，比起收入水平低的农户更能够适应城市生活；家庭住房情况解释力为0.146，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家”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房”，在城市中有无住房是城市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像农村中的农户有没有土地一样，关系到农户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年龄的因子解释力为0.104，中国农民对家乡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怀乡情节，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怀乡情节越强烈，调查发现，60岁以上转户进城的农户，85%的农户每年要回老家2次以上；家庭人口数量因子解释力为0.008 4，主要变现为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在城市中生活成本就越大，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就越重，越不利于农户的城市融入；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和婚恋状态的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007 2，0.005 4，0.005 1，对农户城市融入度控制力比较低.

因子探测分析得到不同融入水平评价因子解释力大小(图 2).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解释力从大到小分别为0.180 7，0.176 1，0.152 3，0.100 2，0.064 7.由图 2可知，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居住环境的差异是农户进城后面临的最直观的改变，小区居住环境、房屋结构与大小、邻里关系等直接影响农户城市融入感受，一般来说人际交往能力越强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越强；文化心理融入因素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比较强，解释力为0.1761，心理落差是农户进城后是否达到心理期望而产生的差距，心理落差越大农户的社区归属感和市民身份认同较弱，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多数农户的市民认同感不高，有18.15%的新市民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有55.56%的新市民认为自己介于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有26.29%的新市民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价值观念解释力为0.152 3，它是农户进城后一段时间内为适应城市而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包括城市消费观念、维权意识、行为规范和健康意识等，城市消费观念形成、维权意识越强、市民行为规范越好、健康意识越强的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职业环境因子解释力为0.100 2，相对于其他因子解释力较小，但是仍能较强地影响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对于有工作的新市民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同事关系、职业前景越好，相对的其城市融入水平就越高；制度环境因素的解释力最小为0.064 7，表明“新市民”对转户进城政策、社保医保政策越了解其城市融入度就越高，主要原因是转户政策关系农户的经济利益，如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处置、转户进城补偿等，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并不受其对政治权利认知的影响，也反映出农户进城后经济诉求放在第一位，政治诉求并不高.

本文利用重庆市转户进城定居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自2010年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和影响因素.

1) 农户城市融入水平总体得分68.76，表明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较低，总体上转户农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得分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生活融入(72.90)、职业环境融入(69.38)、文化心理融入(68.89)、制度环境融入(66.18)、价值观念融入(65.81)，表现出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社会生活融入最快，价值观念融入最慢，融入最难.

2) 个体与家庭特征属性作用中，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0.018 9，0.015 6，0.014 6，0.010 4，0.009 1，0.008 4，0.007 2，0.005 4，0.005 1.其中，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水平的控制力最强，性别和婚恋状态的控制力最弱；融入水平评价指标作用中，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0.180 7，0.176 1，0.152 3，0.100 2，0.064 7.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制度环境控制力最弱.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户脱掉了“农民”的外衣，能够进城落户成为新市民，但融入城市需要从经济、社会、心理3个方面完全融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城市融入水平的高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转户进城时间、职业环境等.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生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生计的可持续性是新市民必须面临的问题，政府应该从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心理等方面建立保障机制，确保进城农户能够享受与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特别是就业方面，应该通过鼓励农户进入城市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鼓励农户加强社会人际交流，建立自己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从研究方向来看，小城镇与大城市融入水平比较，转户进城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应该作为今后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