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点选择为2004年、2009年、2015年. 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心，“三农”发展逐步得到广泛关注，故选择2004年作为乡村快速发展起步的时间点. 2009年1月国务院确定重庆市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多项统筹城乡政策措施，乡村地区得到新的发展机遇，故选择2009年为乡村发展中期评估点和统筹城乡起点. 2015年作为可获取数据的近期时间点，可对重庆市12年来乡村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对比总结.

研究所需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5-2016年)及相关区县统计年鉴.经整理，获得重庆市38个县级行政单元的14个社会经济数据资料.由于重庆市渝中区城镇化率为100%，无农村地区和人口，不列入评价单元.此外还在重庆市多个区县的乡村地域进行实地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是我国内陆唯一直辖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地区，土地面积8.24万km²，共辖渝中区等38个区(县).重庆市地形地貌复杂，渝西以方山丘陵为主，渝东北地处大巴山及三峡库区，渝东南地处武陵山区，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等区域差异特色.乡村发展受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基础等条件影响，在经济发展、城乡差距等方面差异明显，2015年重庆市人均GDP最高的渝中区是最低的巫溪县的7.9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南岸区是最低的巫溪县的2.3倍.

乡村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可视为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和谐进步、环境不断改善、文化接续传承的良性演进过程^[31]，乡村发展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评价乡村发展水平需要多目标的综合性指标，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等原则，立足研究区域特征，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8-30]，从农业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3个目标展开评价.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城乡之间是连续的^[34]，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包含农村农业评价和县域整体评价的14个指标.各项指标的权重先采用熵权法计算，再与各相关研究中特尔斐法所得权重对比，取二者均值作为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表 1).既兼顾了数据信息间内在联系又结合了决策者主观判断，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消除各指标不同单位和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数据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各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ArcGIS提供的自然断裂法的断裂点在直方图山谷的最低点，按照山谷的大小分配断裂点，最大的山谷为第一个断裂点.此方法可以使组内差距最小，组间差距最大，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类方式^[32].依据此方法将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从低至高划分为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5类.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不断加快，导致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即乡村的转型发展^[34].乡村转型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农业土地经营方式、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与城乡差别、经济形态、空间格局与社会形态的转变^[34].结合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及权重，从城乡关系与城乡差距角度出发选取分别代表乡村发展、城镇发展、城乡差距变化的5个指标，构建乡村转型类型划分指标体系(表 2).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2004-2009年、2010-2015年重庆市城乡发展变化标准化结果.将乡村发展变化小于城镇发展变化且城乡差距增大的县域划为城市导向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的划为城镇带动转型；乡村发展变化大于城镇发展变化且城乡差距增大的县域划为乡村主导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的划为城乡协调转型(表 3).

乡村转型发展是动态的，乡村发展水平是上一阶段转型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下一阶段转型的基础.将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转型发展类型评价结果作为乡村综合类型的划分依据，可明确研究时间段内乡村发展的动态变化及城乡关系转变情况.采用SPSS 19.0中的Hierarchical Cluster对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发展类型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得到乡村综合类型划分结果.

重庆市各区县2004年、2009年、2015年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见表 4，时空特征如图 1.可以看出，重庆市乡村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由都市圈向“两翼”丘陵山区逐步降低.总体上，都市圈凭借其城镇地区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对县域内乡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乡村发展水平较高，评价结果基本在0.5以上.因城镇发展速度远超乡村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值随时间增长反而略有降低.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因自然资源条件、区位、交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等因素城乡发展均受限，水平较低，随着对乡村地区各项要素投入加大和各项统筹城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高.

2004-2009年(图 1a，图 1b)重庆主城5区保持高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区县中，渝北、大足、涪陵区社会经济水平各项指标增长迅速，经济和地方财政能力的增长是临近都市圈县域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潼南县、丰都县、奉节县等社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均较大，农业对其乡村发展有重要的推动力.

随着农业和农村问题纳入国家重大战略中心和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确立，2009年以来各地区更加关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同时城乡统筹试点、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出台大力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重庆市总体水平得到提升.都市区外围县域，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乡村发展水平提升更为迅速.万州、黔江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确立逐步成为渝东北、渝东南的发展中心，乡村发展进入中等水平.最终形成以主城9区为核心的都市圈和以万州区、黔江区为带动点的两翼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的格局(图 1c).城口、巫溪、酉阳县等由于地形限制、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和周边地区拉动作用不强等原因仍发展缓慢，水平较低.

受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发展势头强劲，2004-2009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均呈拉大趋势，乡村转型发展表现为乡村主导转型和城市导向转型两类.转型发展格局表现为都市区中心及其辐射“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导向转型和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山区的乡村主导转型(图 2a).其中城口、酉阳、秀山县乡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城市推动力相对较大，因此表现为城市导向转型.

2009年以来，重庆市在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政策环境和地方政府城乡发展观念的转变，导致乡村产业结构、农民生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较大转变，乡村发展加快，促进了乡村的转型. 2010-2015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城乡矛盾逐渐缓和，乡村转型发展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和城镇带动转型.转型发展格局基本呈现出：由都市核心区向外延伸的“城镇带动-城乡协调-城镇带动转型”交错圈层结构(图 2b).其中云阳和城口县由于城乡发展均缓慢，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

根据聚类结果将重庆市乡村转型综合类型划分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Ⅰ)、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Ⅱ)、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Ⅲ)、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Ⅳ)、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Ⅴ)、低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Ⅵ)6类(表 5).总体上，各类型区面积分别占重庆市总面积的1.72%，16.31%，17.86%，18.52%，29.80%和15.79%；其中，18.03%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较高、36.38%区域乡村发展迅速、45.59%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较低；49.38%区域表现为以城带乡转型、50.62%区域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可见，第一，重庆市较大面积表现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只在都市核心区，面积占比极小，两极化较严重；第二，重庆市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近年来虽发展较为迅速，大部分区域乡村发展仍困难重重；第三，重庆市以城带乡和城乡协调两种转型类型面积基本持平，可见城乡统筹等措施在重庆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增长.

6大类型区在重庆市的空间格局如图 3，转型类型区呈现出一定分异规律，转型类型呈现都市圈向外延伸的3圈层结构：第一层为都市区核心区以城带乡转型区，第二层为都市区外围拓展县域城乡协调转型区，第三层为“两翼”边缘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每个类型区应根据其特征，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促进县域内城乡协调健康发展.

Ⅰ区位于重庆都市核心发展地带，该类型区内城镇经济社会基础雄厚，高端要素集聚，辐射作用强，对县域内乡村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由于距都市区较近，区位、交通优势良好，其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优先接受到城市资本，在城市扩张中其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农民生活方式等逐渐向城市转型.未来应优化非农建设用地的配置，注重生态空间格局的构建，成为城市有序健康扩张的重要保障.

Ⅱ区位于重庆都市核心及拓展区域，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及城乡统筹的逐步推进，农村人口稳步向城镇转移，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关注乡村建设，形成城乡协调式的乡村转型.未来应利用紧临都市区的优势，结合城市周边耕地保护，以政府和村集体为主导，有序推进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保障交通等各项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乡村旅游项目，持续加快县域社会经济发展.

Ⅲ区位于重庆市都市拓展区外围和两翼核心地区，是三峡库区移民的主要接受区县.评价初期社会经济基础较弱，县域内城市地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表现为乡村主导转型.评价后期政府对城镇的建设投入、农业人口转移等使其发展迅速，对乡村的推动作用逐渐明显，表现为以城带乡转型.未来应加大对乡村的投入，注重三峡移民后续发展连片贫困区扶贫的开展，同时对农用地进行调控，设立农业生态产业园区，实现农用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农用地利用效益，增加乡村自身发展转型动力.

Ⅳ区位于重庆市都市拓展区外围，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其发展迅速，工业化和“退二进三”等因素使其城市发展推动力作用较强，评价初期表现为城市导向转型，后期因城乡统筹试点等政策的推行，乡村自身发展动力逐渐增强，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未来应在保障生态功能的同时，建设组团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业集聚区，对乡村地区通过土地整治、农用地整理、引进农业企业等方式进行农用地流转，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Ⅴ区位于重庆市两翼边缘地区，森林和水等资源丰富，受地形地貌限制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困难，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较差，乡村人口分散，劳动力大多已转移到城镇，乡村自身发展条件不佳.未来应突出保护生态为首要任务，划定生态红线，注重三峡库区水源涵养，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有力推进扶贫工作的开展，努力建设为重庆市乃至西南片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Ⅵ区位于重庆市两翼中部地区，由于乡村和城市均发展缓慢，城乡发展速度差异小，城乡关系相对缓和，表现为发展水平较低的城乡协调转型.未来应做好县域发展功能分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红线区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发展生态经济，提高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第一，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高低不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确立，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不断加快，导致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19].以县域行政单元为评价尺度，从农业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3个方面来评价乡村发展水平，将其从高到低划分为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5类.从乡村发展、城镇发展、城乡差距的变化，将乡村转型发展划分为城镇导向转型、城镇带动转型、城乡协调转型、乡村主导转型4类，刻画出2004-2015年重庆市乡村发展转型过程和时空格局演变，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运用系统聚类法，以乡村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类型结果为依据，将重庆市划分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低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6类乡村综合转型区.重庆市各类型区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1.72%，16.31%，17.86%，18.52%，29.80%和15.79%.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两极化较严重，较大面积表现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极小面积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但城乡统筹等措施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明显增长.

第三，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和城乡互动差异，乡村转型发展综合类型区呈现出一定空间分异规律：乡村发展水平由都市区至“两翼”地区逐步降低，都市区外围区县发展迅速，但大面积乡村发展水平仍较低，发展任重而道远；转型类型呈现出由都市圈向外的3个圈层结构，即第一层为都市区核心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第二层为都市区外围拓展县域城乡协调转型区，第三层为“两翼”边缘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在城镇发展迅速的环境下，乡村自身发展动力成为乡村转型类型和城乡互动关系中的主要决定要素.

本文从城、乡两方面的转变入手，分析重庆市2004-2015年的乡村转型发展状态和其分别所处转型阶段的分异格局，为不同类型和转型阶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研究基础.并针对其不同转型路径，提出未来发展宜采取的措施建议，为各级政府决策者提供意见参考.但本文以宏观视角，选取县域经济社会数据作为评价指标，介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对各类型区内部城乡转型机理研究不够，还需收集更多城乡要素互动的指标数据，对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的驱动机制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将是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