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贫体现了对缩小“三大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府行为的主动性，为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增强了信心和希望，弥补了民族地区综合发展资金不足的致命缺陷.通过财政扶贫的形式发挥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可以体现政府在扶贫中担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有效依托政府在制度供给和一定的资源配置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功能，强化资金使用的针对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的倾斜需要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严格遵循整体发展的协调性、科学性、规范性等原则，有重点地进行扶贫攻坚的逐步推进.

扶贫需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和资源，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作为制度安排之一的财政扶贫应该在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作用，依靠资金的撬动作用，形成社会保障、主体培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市场拓展、技术扩散等方面的整合效应.具体表现为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扩大涵盖范围，减轻贫困人口社保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后顾之忧；强化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扩大培训范围，提升技能培训针对性，提高贫困主体的脱贫本领；完善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对外通联能力，为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加大对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强化其人才支撑、技术支撑、税收优惠；充分利用外部技术优势，加强适用技术推广和普及力度，提升产业发展效率；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民族地区内外部资源整合，以产业为纽带推动市场拓展，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优势产业；整合民族地区内外部主体、资金、社会资源等创新要素，在制度安排框架下，实施创新驱动，推动民族地区快速脱贫.

上述环节不是相互独立，而是互有作用关系或承接关系，其中制度供给和安排是基本因素，核心是通过机制的设定，将其融合成整体，利用资金贯穿始终的撬动，形成发展合力.

当前针对效率的测度，一般采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参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考虑到SFA在运用时需要构造投入产出函数来确定生产前沿的具体形式，而DEA无需设定函数形式，对投入产出指标可根据需要选择且无需进行单位标准化处理，能够很好地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情况，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因此，本文选用DEA作为财政扶贫绩效评价方法.

为更好地体现假设的合理性，采用可变规模报酬BC²模型，该模型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从综合效率分离出来，即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公式如下：

式中，θ表示决策单元的效率；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x_j，y_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量；λ_j表示个决策单元的权值；s⁺，s^-表示松弛量.通过模型的最优解和松弛变量的取值来判断决策单元是否有效：

1) 若θ＜1，s⁺，s^-不全为0，则表明决策单元处于DEA无效率状态；

2) 若θ=1，s⁺，s^-有一个不为0，表明该决策单元处于DEA效率弱有效状态；

3) 若θ=1，s⁺，s^-均为0，则表明决策单元处于DEA有效率状态.

DEA模型得出的效率值是从静态角度进行分析评价的，即考察的是同一时期的相对效率，为了进一步考察决策单元在不同时期上效率值的变动情况，需运用Malmquist指数.

在t时期，投入距离函数可表示为

它反映了决策单元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T(x^t)表示t时期的生产可能集，θ∈[0, 1]表示产出效率，当θ=1时，表示资源投入有效；当θ＜1时，表示投入未达到有效状态.假设x^t和x^t+1表示在t时期和t+1时期的投入量，y^t和y^t+1表示在t时期和t+1时期的产出量.$D_0^t({x^t},{y^t}),D_0^{t + 1}({x^{t + 1}},{y^{t + 1}})$表示以t时期和t+1时期技术水平表示的当期效率水平，$D_0^t({x^{t + 1}},{y^{t + 1}})$表示以t时期技术水平表示的t+1时期效率水平，$D_0^{t + 1}({x^t},{y^t})$表示以t+1时期技术水平表示的t时期的效率水平.

以t时期技术为参照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相应地，以t+1时期技术为参照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模仿Fisher的理想指数，Caves等人根据以上两式所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几何平均数构造出了基于t期的t+1期Malmquist指数：

R.Fare等人将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一步拆分为了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

其中，技术效率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分别表示为

技术效率指数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即技术效率变化是由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引起的，M₀=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技术进步.若M₀＞1，则表明从t时期到t+1时期财政扶贫的TFP为正增长，反之若M₀＜1，则表示考察期内财政扶贫的TFP下降.

高波等^[22]指出评价财政扶贫绩效的指标应包含两方面内容，即经济方面(贫困人口收入、产业结构等)和社会方面(贫困人口减少量、医疗卫生设施、基础设施、学龄儿童在校率等).储宇强等^[23-24]也认为贫困率降低、基本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等应被纳入扶贫指标中.

基于相关文献，按照指标选取的原则，本文将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扶贫、人均收入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以突显“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精准扶贫脱贫基本方略.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0-2015年)、渝东南6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99-2014).

1) 投入指标.为了最大限度地包含渝东南地区的财政扶贫投入，在数据可及性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大口径的财政预算支出数据，包括教育支出、卫生支出、农林水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基础设施支出、文体支出、其他支出.

2) 产出指标.本文从精准扶贫的核心要求出发，围绕“五个一批”的重点内容，选取了学龄儿童入学率、卫生机构床位数、公路总里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脱贫人数、城镇化率等指标，反映了12项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

运用DEA方法就1999-2014年渝东南地区6区县的财政扶贫效率进行分区域整体性分析.由表 1可知，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975，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987，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988，接近规模有效，这体现了在1999-2014年间，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综合效率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就个别区县而言，仍有较大上升潜力.具体来说，彭水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的综合效率值均为1，达到了DEA完全有效，说明这4个区县较其他区县而言，其财政扶贫投入取得了最佳效益.黔江区的纯技术效率为1，说明该地区财政投入是技术有效的，未能达到综合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规模无效，因此其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其规模效益.武隆区的扶贫效率相对较低，在6区县中处于末位.从规模报酬角度看，彭水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规模报酬不变，说明1999-2014年该4区县财政扶贫投入达到规模最优.相比之下，黔江区、武隆区的规模报酬递减，即该地区在不改进现有扶贫模式的条件下继续增加投入，其效率是递减的，其财政扶贫模式应作适当调整.

为了更直观地考察各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变化趋势，对1999-2014年渝东南地区6区县的财政扶贫效率进行细化分析.

1) 综合效率分析

在考察期内，渝东南6区县财政扶贫综合效率有些波动，但就整体而言，各区县综合效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1年至2014年，6区县效率值均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增幅明显，这反映出经过长时间的扶贫开发，渝东南各地区已总结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扶贫模式.从趋势上看，各区县在不同年度的效率有所差别，这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下的财政扶贫效率的差异性.由表 2可以看出，虽然各地区财政扶贫效率呈上升趋势，但仍未达到完全有效，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扶贫投入对当地扶贫开发作用明显，但仍具有提升空间.

2) 纯技术效率分析

通过纯技术效率的分析，可进一步探明各区县在综合效率值上的差异.整体上看，渝东南地区6区县的纯技术效率值在1999-2014年内呈小幅波动上升，这反映出随着扶贫的不断深入细化，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管理能力不断增强.具体来看，由表 3可知，2001-2009时间段是各区县波动较为频繁的阶段，可能的原因：2001年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颁布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稳步展开，我国扶贫工程进入“以人为本”深度扶贫阶段，国家加大了对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但由于此前渝东南地区投入过少，地方政府对资金管理方式相对落后，资金配置利用能力仍显不足，以至于短时期内加大投入反而使地区纯技术效率值产生动荡，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产出效益.2008年后，各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已探索出适合本区域的财政扶贫模式，致使纯技术效率值稳步提升.

3) 规模效率分析

由表 4可知，在考察期内渝东南地区6区县规模效率基本维持在0.900~1.000的范围内，说明效率相对较高.就个体而言，彭水县、石柱县、秀山县、黔江区的规模效率在2001年至2005年出现短暂下降，可以理解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家扶贫力度的强化，财政投入也在不断加大，但上述区域忽视了结构的优化，没有使生产处于有效的规模之上，没有完全发挥出规模效率带来的好处.

为了理清各种要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为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政策夯实基础，需要研究渝东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分解.

由表 5可知，1999-2014年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全要素生产率从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来看，1999-2001年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15.9%和16.8%，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下降，在技术效率的下降中，规模效率的变化对其也有贡献；2001-2002年全要素生产率涨幅4.5%，主要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2002-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经历小幅度下降，虽然技术水平有小幅提高，但由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导致的技术效率的下降，致使2002-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下降2.8%和6.4%；2004-2005年由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双重贡献，全要素生产率涨幅达到13.3%，在接下来的两年内，由于技术水平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再次下降，降幅分别为4.6%和10.4%；随后2007-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持续上涨，技术水平的进步是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有轻微下降，下降幅度为3.4%，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的双重下降导致了这一结果，其中，纯技术效率的下降是技术效率下降的主因；2013-2014年由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致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涨幅为11.7%.

总体来说，渝东南地区由于自身历史欠账过多，技术进步缓慢，有些年份甚至还出现倒退，这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缓慢的主要原因，要想进一步提高生产率，需要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此外，技术效率上升缓慢，年均提升0.6%.将技术效率分解可知，纯技术效率在一些年份出现倒退，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作用明显，规模效率的改进是提高技术效率的主要动力.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渝东南地区发挥自身区位优势，着重整合“碎片化”产业，发挥了规模效率的作用，要想进一步提升生产率，需重视纯技术效率的提高.

为了比较渝东南地区不同区县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运用Deap2.1计算整理出渝东南地区6区县在1999-201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如表 6所示，6区县中彭水县、秀山县、酉阳县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其主要原因主要是来自技术进步的贡献，但技术进步的程度不同，其中，酉阳县技术进步最明显，涨幅为11.6%，其次为秀山县，涨幅为2.6%，彭水县技术进步幅度最小，为7%.黔江区、石柱县和武隆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下降，降幅分别为6.5%，2.5%和3.9%，虽然黔江区和武隆区在规模效率的贡献下，其技术效率略有提升，但由于技术水平的下降，致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由此可以得出，这3个区县要想进一步提升生产率，需重视技术水平的提高.就整体而言，在1999-2014年间，由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渝东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

虽然DEA能够客观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但无法进一步分解出影响其有效性的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而无法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建议.遵循最大似然法概念的Tobit模型是一种受限回归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切割值(Truncated)或片段值(Censored)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克服效率分布截取的问题，避免由OLS估计带来的偏误.

综合考虑以往文献资料，结合渝东南地区的实际发展现状，本文将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设定如下：

1) 储蓄情况.储蓄额表示当地财富积累现状，一般情况下与当地贫困程度呈反比，即贫困程度越深重，储蓄额越低.储蓄额较低的贫困人口对于不利的外部冲击十分敏感，如遭遇疾病、意外、自然灾害等，会因无法抵御风险的冲击而陷入贫困.

2) 产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困地区发展必须要靠内生动力，一个地方必须要有产业，内外联动才能发展”.产业是强县之本、致富之源、脱贫之基.

3) 人口因素.我国的国家级贫困县大多集中在中西部、边疆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老少边穷”农村地区.在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表现得更为集中，贫困程度更为深重，因此人口因素是民族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4)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地区发展致富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改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是脱贫致富、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交通运输条件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区域经济市场化的重要推手^[25].

5) 地区财政收入.财政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是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水平、解决贫困户迫切需求的直接驱动力量，而当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总量不足，区域财力差异大，贫困乡镇财政状况和财政体制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如何使扶贫资金使用精准化是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面临的重要课题.

6) 受教育程度.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出了“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的教育扶贫观，受教育程度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当地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思想意识.当前，贫困落后地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劳动者素质不高，教育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26]

7) 信息化程度.在扶贫工作中，信息化能力已成为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资源，地区拥有电话、电视机、移动手机和计算机的数量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现代化、信息化先进程度，对于提升自我能力，探索、拓展脱贫致富渠道有积极推动作用，将助力精准扶贫到村到户.

本文选取的指标力求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影响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可控因素，所有指标来源于1998-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重庆统计年鉴》和重庆市《区县统计发展公报》.

1) 农村人均储蓄.渝东南地区地处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大多集中于农村，农村人均储蓄可直观反映出农民生产生活现状，储蓄的提高对于农民进行自我投资完善、提高造血能力、防止返贫、提升扶贫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2) 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渝东南地区作为重庆市生态保护发展区，是“重保护、限发展”的特殊区域.近年来，渝东南地区将其特色产业主要集中于生态农业、旅游业，因此，在产业结构方面选取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GDP占比，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合理化能极大地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3)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人口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就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在渝东南地区，贫困人口大多在农村，农村人口比重越大，反映出当地城镇化水平越低，当地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发展相对较低，自身发展能力和脱贫能力较弱，阻碍扶贫开发进程.

4) 等级公路总里程.“公路通、百业兴”，交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公路的通畅程度是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巨大支柱.

5) 区财政总收入.对于民族地区而言，贫困程度深重，单靠专项资金无法满足大规模多方位的扶贫开发需求，因此选取地区财政总收入，包括专项资金、地方财政和社会捐助等，财政扶贫资金将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

6) 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能直观反映出当地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个体综合素质以及自身脱贫能力，而且体现出当地由人力资本存量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潜力，对于当地减贫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7) 移动电话使用量.移动电话使用量是当地信息化的综合体现，渝东南地区宽带建设滞后严重，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渝东南地区移动电话使用量作为信息化程度的反映指标，其数量与扶贫绩效应具有正相关.

根据以上所选指标，对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Y为DEA方法得出的综合效率值，α为回归公式中的常数项，β₁，β₂，β₃，β₄，β₅，β₆，β₇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SIV表示农村人均储蓄，IS表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PS表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PUB表示等级公路总里程，FIS表示地区财政总收入，EDU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INF表示移动电话使用量.

用Eviews6.0对上述指标进行T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所示.

由表 7可知，回归结果与假设基本一致，各变量对综合效率存在一定程度影响.详细分析如下：

1) 人均储蓄与扶贫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农村人均储蓄(SIV)系数为0.047 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农村人均储蓄额的增加对扶贫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农村人均储蓄每增加1个单位，会使扶贫效率提高0.0473个单位.

2) 产业与扶贫效率呈正相关关系.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IS)的系数为0.058 9，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与渝东南地区扶贫效率高度相关，这与渝东南地区作为限制开发的生态保护发展区“先保护，后发展”的发展理念相符，与当前渝东南地区政府以第一、第三产业为铁抓手的扶贫开发模式基本一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扶贫效率的提升.

3) 农村人口数与扶贫效率呈负相关关系.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PS)系数为-0.145 7，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反映出农村人口数量与地区扶贫开发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相关度很高，这说明渝东南地区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会阻碍当地财政扶贫的效率.

4) 公共基础设施与扶贫效率呈正相关关系.等级公路里程数(PUB)系数为0.155 9，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体现出等级公路里程数与扶贫效率的高度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是扶贫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是提升扶贫效率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

5) 地区财政收入与扶贫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地区财政总收入(FIS)系数为0.02，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反映出地区财政收入是渝东南地区财政扶贫绩效提升的因素之一，地区财政收入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地区财政扶贫绩效的提高.

6) 受教育程度与扶贫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EDU)系数为0.013 2，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体现出受教育年限与地区财政扶贫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扶贫绩效.

7) 信息化程度与扶贫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移动电话使用量(INF)的系数为0.039 2，反映了移动电话使用量与扶贫绩效之间的不显著正相关关系，移动电话使用量每提高1个单位，将会使扶贫效率提高0.039 2个单位.移动电话使用量是信息化程度的部分体现，要想使信息化助力精准扶贫，提高扶贫绩效，除了增加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还应普及相关技术知识，增强群众信息化意识.

通过对渝东南6区县财政扶贫绩效的评价不难看出，在国家一系列扶贫政策引导下，凭借自身努力和外部力量，民族地区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整体上效率较高，但也存在部分问题.为了更好地精准施策，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有效减少相对贫困，根据前述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各级政府的协同，理顺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关系.在中央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民族地区应当形成共同的减贫目标，隶属不同行政区域的同一连片地区在产业衔接、经贸合作、资源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形成较为统一的政策体系.同时，还需要严格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责任范围，协同推进财政支持、产业政策支持、税收优惠支持、社会化服务支持、科学技术支持等，形成合力.同时，鉴于民族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特别是共同开发相关资源、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发建设项目，应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进行资金的合理分配，与相关配套资金一起形成较为统一的资金关系，共同推动民族地区减贫发展.

第二，优化扶贫投融资机制，扩大扶贫资金投入规模.各级政府在努力提高扶贫资金投入规模的同时，需要加快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项目的贷款倾斜力度，出台更加优惠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积极引导金融资本进入民族地区，大力实施特色主导产业项目，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通过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等形式，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工程与项目的建设，弥补财政专项投入的不足.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开发事业的力度，尽快出台《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民族地区减贫与乡村振兴的办法》，强化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支持力度，增加其转移支付规模，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进一步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目前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是主要财政投入主体，县级人民政府接受转移支付进行扶贫开发具体实施，要进一步明确投入主体和实施主体的责权利，确保财政扶贫资金运转高效.同时，要明确市场投入主体和扶贫开发项目实施主体的权属关系，推动扶贫开发的合理运行，并通过内源性积极因素的有效驱动与外部扶贫增量推动结合，实现扶贫效果的有效提升.

第一，结合减贫现实需求，合理进行扶贫资金投放.围绕公共设施和基本社会服务，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支持力度，将扶贫专项和农村电商发展资金相结合，提升民族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大力支持民族地区优势产业快速持续发展，形成带动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真正实现用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目的.要通过在岗培训、专业技能培训、学历非学历教育以及人文科技知识的普及等，培育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升和相对贫困的持续减少.

第二，围绕重点扶贫项目，提升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在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同时，要以培育和打造特色产业发展为导向，以培育和打造特色产业为目的，重点扶持对于困难群众受益面广、获益量大、能广泛参与的产业和企业组织，切实做好项目的前期论证、逐一匹配和整体统筹，强化项目立项的科学性，资金分配的合理性、针对性，严格按照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和扶贫纲要的要求，确保扶贫资金投入能够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创新农业产业化财政补贴方式，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倾斜性保障困难群众的收益，构建贫困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扶贫效益.

第三，打造闭环监管体系，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是减少资金渗漏、提高扶贫纯技术效率的有效手段.建立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的监管和评价机制，一方面应树立结果导向的扶贫资金监管理念，并围绕多维监管主体建立全方位监管体系，形成从支出端到获得端无缝对接的财政扶贫资金闭环监管体系，以此强化对扶贫资金专款专用、预算分配、使用拨付的监管与巡查力度，确保资金运行安全.另一方面还需通过定期考核、定期评价、定期反馈等形式，采取“军令状”或“一票否决”的办法，及时发现和纠正财政专项资金不能专用的违纪违规现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一，加快调整民族地区的城乡结构，扩展财政扶贫的影响范围.加快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扩大县级城镇的容纳能力，畅通城乡互动通道，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同时强化对中小城镇的建设力度，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提升其公共服务水平，吸纳当地农业人口进入.充分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兴办有特色的扶贫工厂(车间)或产业园区等，有效改变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环境，实现包容性就业，建立起城乡紧密的劳动力关联、产业关联和贸易关联关系，用小城镇、小集镇、居民集中安置区带动乡村振兴.

第二，加快调整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发挥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加强对资源开采、加工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在财政税收、技术、贸易以及其他相关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集中力量挖掘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气候资源等优势，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加工、特色地域旅游、特色社会民俗展示等特色产业，集中财政力量，加快对辐射面广、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第三，加快调整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有效整合社会发展资源.一是民族地区各政府部门要着力改善硬软环境，发展壮大产业，增强磁力，吸引或留驻中青年劳动力；二是加强培育工农业生产服务性组织，完善相关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完善其功能，推动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助推民族地区脱贫的重要整合力量.同时要加快优化就业的地域结构、城乡结构，推动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与匹配.三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降低民族地区在资源开发、微型企业设立、扶贫帮扶合作等领域的限制门槛.要通过政府引导，鼓励内外部社会资本进入民族地区，成立非营利性公益服务机构，加强动员并推动社会资源的综合利用.

民族地区一方面应借助于国家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加强对道路交通设施、信息化网络、物流设施、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建设，另一方面需要科学论证、合理设计，争取将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到更高层面的整体规划中，同时还需要通过机制设定广泛利用好社会资金，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发展，保障农产品产销高度衔接，共享农村电商红利.通过政府介入和财政支持，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大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提升社会保障的涵盖范围和保障强度，提高科学技术对生产运营和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改善公共文化环境，丰富公共文化生活，以更好地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共同推进.要进一步优化政府与社会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利益机制和良好的运行机制，有效利用有限资金，并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在政府与社会双轮驱动下，扩大社会化服务供给规模，提高供给效果，形成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广泛整合利用社会资源良好态势，为财政扶贫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