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行为是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根据现有研究成果，从农户道德素养和资源禀赋2个层面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

道德素养是指“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带有稳定性倾向的个性特征，个人在其行为整体中所展示的素质、人品和价值意义，包括认知、情感、意志、价值观等，是农户行为产生的源泉^[14-15].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居民越能感知到垃圾对其生产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居民对垃圾分类这一事件持欢迎和趋向态度，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喜爱、甚至快乐等肯定性情感，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居民如有垃圾分类的决心、毅力，能克服相关困难，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

资源禀赋是进行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中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劳动、知识、能力、经验及健康等的总和^[16].其中，教育投入是一种普遍知识和专业性知识积累的过程，对居民行为的影响最为深远^[17]，文化水平越高，对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知能力越强，理解垃圾分类标准的能力也越强，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自然资本是指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是农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譬如土地、水、光、热等.这些因素对农村居民垃圾分类影响不明显.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是进行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设备或者条件.垃圾库等贮存设备是垃圾分类处理的基本保障，村庄配置垃圾库的数量越多，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可能越积极.经济资本是指直接可以兑换成货币的资本形式.人们首要的需求是生理需求，该阶段人们不会关注更高层次需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所以当居民收入水平满足基本生活以后，才会关注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才有可能参与垃圾分类，即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更注重环境保护，实施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社会资本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它体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只有在被行为者利用和调动时才能影响主体的行为决策^[8-9].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包含了社会信任、社会身份等方面.社会信任是基于网络过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它们能促成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居民对社会群体(邻居、政府、媒体等)越信任，越容易产生依赖行为，进而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社会身份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一种职业、荣誉、名声等的象征，具有更为明显的先发优势，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也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项目组成员前往四川省德阳、成都、资阳、内江、自贡、泸州、巴中等地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823份，收回823份，回收率为100.00%，剔除信息不符合逻辑和信息缺量较大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780份，占回收问卷总数的94.78%，样本量满足居民调查设计要求.

居民垃圾分类过程一般均可分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2个阶段来甄别，参与意愿是指居民垃圾分类的一种心理行为，参与程度是有意愿的居民在多大程度上(方式、频率、投入)参与垃圾分类.如居民没有意愿，则其参与程度无法观察.对于2个阶段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学术界采用双栏模型(以下简称DHM)进行相关参数的估计^[9].该模型可以将居民行为决策过程分解为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2个阶段.在双栏模型中，只有2个阶段同时成立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决策，并且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是互相独立的2个模型. DHM模型可表示为

式(1)是运用Probit模型来估计居民意愿，式(2)运用截断正态模型来估计居民的参与程度，式(3)是式(1)和式(2)的补充条件，式(4)是式(1)和式(2)互相独立的假说条件下DHM的概率密度函数.式(1)中各字母的含义如下：W表示居民意愿，当居民愿意参与时，W=1，否则W=0，λ表示自变量Z的待估参数，Z表示居民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μ表示随机扰动项，N(0，1)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式(2)中各字母的含义如下：Y表示居民的参与程度，η表示自变量X的待估参数，X表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ζ为随机扰动项，N(0，σ²)表示以0为均数、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式(3)和式(4)中的字母与式(1)和式(2)中的含义相同.

因变量选取：将因变量设置为是否愿意参与垃圾分类.本文通过在问卷中设计“您是否愿意参与垃圾分类？”题项来表征居民参与意愿，并设计“您愿意为垃圾分类支付资金的额度”题项来表征居民参与程度.

自变量选取：根据论文研究目标及上文的理论分析，结合调查问卷获取到的数据来选取反映居民道德素养和资本禀赋的替代变量.其中，农户道德素养选取环境感知、环境情感、环境意志3个变量；资本禀赋选取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4个变量.相关变量的问题设置及赋值如表 1所示.

居民对可回收生活垃圾出售的意愿较高，但市场机制不健全.在调查样本中(表 2)，居民对可回收垃圾(废书报、塑料瓶、塑料袋、旧电器等)的处理方式以卖给废品回收站为主，占总样本量的73.2%，但仍有部分居民采取填埋、焚烧、随意丢弃的方式，累计占总样本量的26.8%，这些不科学的处理方式，不仅会影响水源、土壤、空气质量，还影响环境美观，有害物质也将通过水源、土壤等途径影响农产品质量，危害人体健康.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可回收生活垃圾出售给废品回收站的意愿较高，但是还存在回收站建设不足、运输困难、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在总样本中，45.9%的居民表示村里没有废品回收站，反映出农村地区垃圾回收站建设不够，未能实现“一村一站”，不能满足大部分居民有效地处理可回收垃圾的要求；还有部分居民由于无时间对垃圾进行分类、家里离废品回收站远、运输不方便等原因，导致可回收垃圾处理方式不科学；少部分居民表示，收购商压低价格的现象很普遍，也使得他们未将可回收生活垃圾进行出售.这些问题均反映出农村地区可回收利用资源的回收机制和价格机制尚未形成，是导致部分农户处理可回收垃圾不合理的深层次因素.

居民对不可回收生活垃圾的处理较为合理，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有积极作用(表 3).居民对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厕所垃圾)主要采取堆肥和村集中处理的方式，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3.5%和41.2%，采取随意丢弃、焚烧处理、填埋处理等方式的农户相对较少，累计占总体样本的25.4%.调查数据表明，国家开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地方政府政策的宣传以及垃圾处理站和垃圾桶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提高了农村居民对不可回收生活垃圾科学处理的意识.在总体样本中，57.6%的居民表示村社区配置有3个以上的垃圾桶，71.5%的居民表示村中有定点垃圾库，且距离居住地位置在1 km以内.此外，大部分村民小组配置有不同数量的专职保洁人员.由此可知，村庄对垃圾采取集中处理是一种新趋势.

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和分类标准普遍了解(表 4).在调查样本中，对我国垃圾分类政策非常了解的居民占总样本量的8.5%，较了解的占总样本量的36.2%，了解一些的占总样本量的39.2%，不了解的占总样本量的16.2%；对垃圾分类标准非常了解的居民占总样本量的9.2%，较了解的占总样本量的29.4%，比较了解的占总样本量的46.4%，不了解的占15.0%.表明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和分类标准普遍了解.少部分不了解的居民可能是缺乏环保意识，未能主动地关注垃圾分类政策的相关信息，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的宣传还不够到位.

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支付意愿较高，但是支付额度较低(表 5).在调查样本中，62.7%的居民愿意对垃圾进行分类，分类目的源于身心健康、良好习惯、树立榜样、节约资源和社会认可.其中，有利于家庭身心健康、可以养成良好习惯、为孩子树立环保意识的比例相对较高，占愿意样本的比例分别为32.2%，25.6%，22.1%，说明大部分居民具有正确的环保价值观；37.3%的居民则表现出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是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分类后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认为浪费时间和体力占不愿意样本的比例分别为57.2%，35.6%，7.2%.居民垃圾分类支付意愿比垃圾分类意愿更强，在调查样本中87.2%的居民愿意为垃圾分类支付费用来保护环境，但是参与程度较低，居民的平均支付额度为130.8元/年，多数居民的参与程度在101~300元之间，占样本总量的61.7%.

运用DHM模型探究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模型Wald卡方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该模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好.其中，环境情感、环境意志、环境价值观、社会信任4个变量对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影响均不显著，物质资本对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

环境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居民感知到农村环境质量越差，分类意愿越强，参与程度越高.农村环境是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是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村环境质量较差会严重约束居民的生产效率、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当居民意识到周边环境逐渐变差时，就有可能开始去关注并参与垃圾污染的治理，进而参与意愿增强，参与程度更高.

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分类意愿更强、参与程度更高.在垃圾分类过程中，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环境敏锐度越高、环境意识越强，去了解、学习相关政策文件以及垃圾分类处理知识及技术的能力越强，速度越快，其分类的可能性越大，参与程度越高.

人力资本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显著正向影响参与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越多的居民，分类意愿更弱，参与程度更高.家庭人口数量越多产生的垃圾越多，垃圾构成越复杂，部分居民认为垃圾分类会造成劳动力和时间的浪费，使得居民生产生活的机会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更愿意将垃圾交由集体进行集中分类处理，并支付相应的环境补偿费用，进而降低生产生活的机会成本.所以，其分类意愿更弱，参与程度更高.

物质资本禀赋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对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村庄配置有垃圾库，居民分类意愿更强.垃圾库是贮存、转运和处理生活垃圾的主要设备，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和能力，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这也有可能导致居民认为没有必要再对垃圾分类处理支出相应的环境补偿费用.

经济资本禀赋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分类意愿更强、参与程度更高.垃圾分类作为环境治理的一项举措，具有高成本(时间、人力、物力)、低回报的特点.分类标准学习、人力投入、垃圾袋和垃圾箱的购买等均会增加居民成本.显然，经济实力较强的居民承担能力更强，面临成本增加的压力较小，所以其分类意愿更强，参与程度更高.

社会身份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显著负向影响参与程度.具有新型职业农民、村干部及党员身份的居民，分类意愿更强，参与程度更低.新型职业农民、村干部和党员作为农村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群体，比起一般村民更有远见和决策力，社会网络关系更多，见识越广，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可以起到带头、示范、引领的作用，他们接受并响应国家政策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所以其分类意愿更强；具有社会身份的居民可能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广大普通民众进行垃圾分类，在参与方式和参与频率上更加多元化，提高了垃圾分类的间接参与程度，可能造成他们通过以环境补偿投入这种方式参与垃圾分类的程度有所降低.

居民对可回收生活垃圾出售的意愿较高，但市场机制不健全；居民对不可回收生活垃圾的处理较为合理，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有积极作用；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和分类标准普遍了解；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支付意愿较高，但参与程度较低.环境认知、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参与程度；人力资本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显著正向影响参与程度；社会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但显著负向影响参与程度.

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准确识别参与垃圾分类的主体.在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的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农村调查，选择环境认知度高和具有较强环境价值观念的农户进行宣传、示范及推广，以达到主动参与居民带动被动服从居民，被动服从居民感染消极对待居民的效果，最终形成垃圾分类一致性的集体行动. ②着实加强居民环境意识，培养居民环境价值观念.一方面，村干部可组织相关环境教育人员，向村民宣传解读环境知识和国家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村委会可在农村书屋中添置有关环境保护、环境法律、环境治理、垃圾分类的书籍，并举行读书比赛，设置相关奖项，调动村民了解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进而增强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③加快农村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可回收垃圾的市场机制.相关专业人员可以为居民举行垃圾分类的培训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