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选取“CSSCI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两个权威数据库，以主题、篇名、关键词等多种模式进行精确检索，检索词为“期刊媒体融合”“媒体融合”等的各种组合，以此方法来了解我国当前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发展态势. 鉴于早期期刊数字出版也是一种非传统出版模式的情况，为避免遗漏这部分样本，本研究以“期刊数字出版”为篇名等条件进行模糊检索，以期更为完整地反映我国期刊媒体融合的整体发展情况和历程演变. 为确保所选文献的有效性，又通过人工筛查的方式对文献进行逐条阅读，对无效信息进行剔除，共获取到671条有效样本文献(截至2021年12月16日).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 5.7.R5版本软件，从文献数据库中攫取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运用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分析、关键词时区图谱等方法，对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基本情况、重要概念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6]. 数据处理条件定义为：时间区间选择2005-2021年，时间切片长度设置为3，阈值设定为Top 50 Per Slice，算法精简网络上选取“探路者”模式. 以题目、摘要、关键词等为信息来源.

图 1展示的是671篇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图. 从图 1可以看出，2005-2019年关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研究文献缓慢增加，从这一阶段可知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晚(国际数字出版在1994年就开始启动). 虽然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领域发展时间较长，但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学者们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存在持续性研究产出，正在逐步形成成熟的研究领域. 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学者们分别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方向、运营模式、编辑队伍建设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呈现出不断细化的趋势.

图 1显示近16年来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呈现出波浪形的变化趋势，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年发文量与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相关政策数量的发展态势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历程相关联，虽存在一定起伏，但2013年后整体向好. 由此可见，期刊数字出版与媒体融合政策同频共振，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而相关政策的制定又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提供方向.

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颁布对于期刊发展方向有较大的引导作用，即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文献围绕不同政策出现起伏. 2006年，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指出“加快从主要依赖传统纸介质出版物向多种介质形态出版物共存的现代出版产业转变”^[7]. 2019年是一个发文量的最高峰值(108篇)，结合时间节点来看，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处于一个活跃期，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8]. 2019年11月《科技部关于批准建设媒体融合与传播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发布^[9]. 2020年9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0]，该文件提出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推动”“融合”到“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可见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和进步. 2020-2021年，从发文量下降趋势可知，期刊媒体融合达到一个成熟阶段，而后各界学者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发文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和深度在不断提高，研究领域进入了新阶段，转而从创新发展、新模式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研究.

推动学科领域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大批科研人员，核心作者又是推动期刊发展的主要力量. 为了从整体上更好地了解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研究力量及研究走向，本文利用作者发文篇数和被引频次准确地测定出作者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贡献力.

作者发文量与被引频次是测定核心作者的两个基本指标，按照普赖斯定律，发文量数据客观、容易获取且能直观反映作者的学术活跃度; 被引频次代表相关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水平，与作者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11]. 此次研究统计出作者(含合作作者) 发文量最多的为13篇(NP_max为最高产作者发文量)，依据文献计量学中普赖斯定律的计算公式进行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累积最低发文量统计为：

取整选择发表 3篇或3篇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候选人. 2005-2021年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作者发文被引频次最高为397次(NC_max为发文被引最高频次)，借鉴普赖斯定律确定出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累积最低被引频次为：

即发文累积最低被引15次或15次以上的作者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候选人. 对符合以上其中一个标准的作者进行统计. 核心作者候选人为171位，这些核心作者候选人共计发文441篇，本文综合以上两个指标来测定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 发文指标：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指数. 其中，发文平均数为所有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平均值^[12]，发文平均指数X =441/171≈2.579. 被引指标：核心作者候选人发文被引指数，被引频次共为9 290次. Y =9 290/171≈54.327，即为核心作者发文被引平均数. 在发文量与被引频次不一定成正比的情况下，运用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两个指标对核心作者进行测评时，应同时考虑作者s的发文数量和质量，赋予两者同样重要的评价权重. 为此，本文将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权重值分别定为0.5和0.5，按以下方法计算每个核心作者候选人的综合指数^[13]：

计算被引频次入选标准的方法相同. 公式为：

式(3)中X_i表示发文量最多的13篇，Y_i表示作者发文被引频次累积最高397次. 最终得到综合指数大于100的作者如表 1所示.

在2005-2021年间，有53位作者综合指数排名靠前，他们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均处于较高水平，也是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关注较早并有一定前瞻性的作者群体，这些核心作者为期刊学术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推动了期刊媒体融合领域的发展.

在表 1中显示出一批该研究领域优秀的学者，如郭雨梅、赵文义、郭晓亮、吉海涛、程维红、任胜利、王应亮、方梅、刘冰、张艳萍等.

图 2是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图谱，其中节点处(圆圈)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字体大小则代表了关键词自身的中心度(Centrality)，节点间的连线代表相互关联，连线粗细代表关联程度大小. 为了更为明晰地展示期刊媒体融合的共线情况，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适当裁切. ①删除部分冗余关键词; ②剔除中心度为0的关键词; ③剔除图谱中的分散节点，以便能凸显研究内容的变化.

由图 2可知，“媒体融合”“数字出版”所对应的圆形面积最大，显示本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与此次研究内容一致; 其余圆形或字体较大的关键词围绕该主题进行延展. “新媒体”“数字化”“优先数字出版”“数字出版平台”“互联网思维”等是期刊融媒体发展的方式和路径; “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科普期刊”“编辑”等是研究的主体对象; “内容为王”“知识服务”“数字化转型”等代表了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和内容; “盈利模式”“发展模式”等对现存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出现的问题和改善路径进行了分析. 虽然，目前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但研究主题呈现出多中心的特征，涵盖的主题较为广泛，鉴于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历史较短，达到这种研究状况已属不易. 本文借助可视化分析发现，网络整体密度为0.005 5，关键词共线网络结构紧密、密度较高，表明研究主体间的关联性显著.

热点研究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它的热度可长可短，根据研究热点的变化发展可发现其规律，进而总结研究趋势. 在Citespace软件中，关键词的突现率是利用其在某一时段内出现频次的变化率来测定衰落或者兴起的情况. 突现强度高的关键词也叫突现词. 结合突现词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研究主题的变化和最新趋势. 本文设定突现词时限为2005-2021年，对期刊媒体融合的关键词做进一步检测，最后取得前20的突现词. 从图 2中可知，“数字出版”是强度最高的高频词，“融合出版”“知识服务”近几年来研究度较高. 因此，关键词的演变情况将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未来的趋势提供判定依据.

某一学科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往往被视为该学科领域的热点主题. 关键词时区图谱不仅能够呈现某一领域的研究主题，而且还能直观地展示该领域不同时段的热点、主题的转换及主题间的承接^[14]. 图 3展示了2005-2021年来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热点变化情况，通过观察图中信息，可以发现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呈现出以下演进脉络.

2007-2009年数字出版、媒体融合、科技期刊、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数字出版平台概念出现并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关键词较为宏观，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讨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 进一步文献研读获知，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最早开始于数字出版概念、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运营模式等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研究设想，强化了理论层面的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主题的出现既是相关政策引导，也是期刊自身发展的需要. 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了“要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加快传统出版发行业向现代出版发行业的转换，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兴业态”^[7]. 基于此，各传统媒体开始建立相关创新机制，期刊数字出版逐渐受到期刊管理者、研究者的关注. 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到“把发展数字出版、电子阅读提上重要日程”，还提出要“加强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造更新”^[15]. 这一政策的颁布对后续技术的提升做了铺垫.

2010-2011年迎来了期刊媒体融合的内涵发展时期，2010年1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16]更加明确地对电子阅读器的发展表示支持，强调对电子阅读器等出版新载体的技术开发、应用及对网络出版版权提高保护水平. 2010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17]颁布，指出要推动电子书产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最终促进传统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其中，还提出了要搭建电子书内容资源投送平台. 随着这一政策的颁布，期刊界提出了“优先数字出版”新概念，为数字出版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服务. 与此同时，期刊盈利模式也受到广泛关注.

2014-2021年是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多元深化发展期，这一阶段期刊数字出版研究主题更趋多样性与深层性，逐渐从关注宏观概念理论层面转向兼顾中、微观层面，且注重不同层面研究的互动. 传统媒体数字化、全媒体融合、新兴媒体、新媒体、微信公众号、媒体融合发展概念相继提出. 2014年8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通过^[18]，该意见强化了互联网思维，提出要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和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在这一意见指引下，“媒体融合”“互联网思维”这类关键词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 2015年3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19]，明确了对相关法律法规修制，加快相关法律出台. 2017年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20]，其中提到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扶持重点主流媒体创新思路，推动融合发展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形成新型的传播模式. 2019年11月《关于批准建设媒体融合与传播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9]发布，预示着国家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先进科研装备的创新基地.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10]，提出要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推动”“融合”到“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可见期刊媒体融合的发展路径.

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创新发展的影响下，期刊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了数字化和数字出版;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期刊出版方式和形态继续转向刊网融合，为期刊实现网络化、互动化和全媒体化创造了条件. 黄传武^[21]认为在当今媒介融合趋势下，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信息平台和资源优势的前提下，通过传统媒体介入，整合新兴网络媒体是其必然选择. 作者分析了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强大冲击，特别是研究了传统媒体在新媒体下的受众分流和广告分流，强化了报网融合的意义，认为报网融合是媒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2008年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开启了期刊出版模式、营销模式、盈利模式的改变，期刊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发展，张伯海^[22]认为期刊发展新阶段的特质是：传统期刊与网络期刊磁性地融合，并产生磁性的市场吸着力. 2008-2014年数字出版突现强度非常高，围绕数字出版相关概念、出版新模式、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对策建议、数字出版产业链等进行了相关研究，数字出版平台成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传播介质. 此外，2010年优先数字出版理念引入我国，CNKI推出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国内编辑开始重视优先数字出版，可以说2010年是中国优先数字出版，从理论到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3]. 汪新红^[3]认为优先数字出版是提高学术期刊出版速度的一种新模式. 我国期刊出版与国外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出版时滞上，从优先数字出版这种新模式出发，它将是缩短期刊出版时滞的金钥匙.

从表 2中可以看出，2018年起融合出版、知识化服务、可视化的热点研究趋于热门并具有延续性.

沈锡宾等^[24]指出我国科技期刊融合出版尚处于初级阶段，知识服务投入较低、知识产品形态和服务形式单一、知识服务收入占比偏低，说明融合出版和知识服务有较强的探讨性，会成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李弘^[25]认为基于知识服务的出版融合研究将逐步成为专业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方向之一. 知识服务的概念在国外主要由技术公司主导，出版单位的应用也主要集中在数据库服务中，说明知识服务主要是通过相关技术，利用融媒体平台转换后为读者提供数据，由此到达更好、更深层次的知识化服务. 王勇安等^[26]则认为知识生产是融合发展的基础，期刊需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传播优势，努力服务互联网状态下的文化选择、知识生产和社会阅读，实现浴火重生式的角色转换. 随着媒体融合的技术进步，研究领域更加细化，精准推送的概念也进入期刊界的视野. 陈晓峰等^[27]指出，当前学术期刊存在知识服务模式单一、用户主体不突出、经济效益不显著等难题，要实现用户知识的高效共享与变现、编辑功能的回归与期刊价值再挖掘，学术期刊应改革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精准知识服务实现期刊、编辑、作者、读者多方共赢.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态势进行梳理，进而对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的热点、核心成果和趋势走向进行分析. 目前，我国期刊媒体融合发展领域已具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且热点频出，但系统性和有效性的研究体系还有待增强. ①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较为单一，只注重出版模式、数字化出版平台、技术支持及传播方式等相关的技术研究，而忽视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主观意识方面的问题，如期刊媒体融合对作者认知的影响、编辑的心理变化、期刊融合出版伦理道德、版权等. 利用跨学科的视角、方法以及团队合作来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期刊媒体融合问题较少，难以突破现有学科壁垒. 在高被引文献中，基础理论研究数量较少. ②研究多关注出版模式、出版平台、盈利模式、数字出版技术、学术期刊、科技期刊等，对媒体融合出版综合评价指标、商业杂志期刊、社会科学期刊及其他类期刊关注较少. 由于获取数据资料和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等原因，不利于学者们科学、系统、深入地了解期刊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新兴产业现象，这也是研究对象出现偏倚的重要原因. 而从实用角度看，期刊媒体融合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期刊界应该更好地开发和运用. 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下，学界尤其应该加强对不同期刊类型的系统研究，为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从长远来看，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研究仍是一个探索与发展的过程，未来需要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概念、评价体系、主客体、类型等问题进行更多的基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建议期刊研究学者和相关机构能更全面地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践、技术与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对期刊媒体融合发展进行基础理论到真正内容形式的“融合”，编辑和相关科研人员必须始终保持互联网思维，给读者和作者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达到更高效的知识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