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早期的文献主要从制度层面、供给层面、需求层面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的研究. 从制度层面发现，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全引发的较高交易成本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16-18]. 从供给层面的研究发现，由于土地是绝大多数农户赖以生存的根本，出于生活、医疗以及养老等方面的考虑，土地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替代物，导致农地转出意愿不高^[19]. 从需求层面的研究认为，农地产出收益的高低决定了土地转入需求的大小^[12]，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直接影响农地产出收益而影响土地转入需求，而农业补贴有助于促进农地经营者土地转入^{[3, 13]}. 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的研究发现村干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其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行为模式可以分为企业家型村干部、中间人以及旁观者三种类型^[8]，这些行为模式对农户土地流转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 现有关于村干部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文献大体可以分为村干部促进流转意愿和促进流转能力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村干部促进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视角的文献认为，村干部在参与农户土地流转中可以同时获得政治和经济收益，一方面村干部积极促进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促进规模化经营，可以突显乡镇政府工作业绩，容易获得上级政府肯定并保障其领导权威^[8]；另一方面，村干部作为农户土地流转的第三方中介，在参与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可观的中介服务费^[9]. 有研究指出，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不仅担任流转中介和组织协调者，还是流转双方的代理人，并且日益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6]. 因此，出于政治和经济激励，现有文献认为村干部有意愿促进农户土地流转. 第二，村干部促进农户土地流转能力视角的文献认为，与普通农户相比，村干部通常具有良好的政策认知能力和更强的社会资源优势，这一特征使其在土地流转中拥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使得村干部身份会显著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20]. 贾晋等^[9]发现以经商能人为代表的村干部对农村土地有偿流转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洪名勇等^[21]发现，村干部作为村庄正式权威，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到农户土地租赁这一主要流转方式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已有的研究缺乏基于多维视角的因素分析，并且缺少对农地租赁行为的细分研究. 已有研究基于村干部学历背景、宗姓认同所承载的传统思维观念、农地资源供求状况、农地相关制度、农户特征等视角对农地租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这些研究偏向单因素分析框架，较少探究多种因素对农户租赁行为的联合影响. 同时，在探究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时，较少将土地租赁细分为土地租入、土地租出、土地未租赁，导致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细致且作用方向不够明朗. 此外，宗族组织作为非正式权威在村庄的政治治理、资源配置、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 22]}. 为此，本文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土地租赁这一具体的流转方式上，基于村干部从军经历的视角，试图打开村干部职业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赁的“黑箱”，同时将宗姓认同这一村庄非正式权威纳入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分析框架中，全面揭示村干部从军经历、宗姓认同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干部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在上级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下，依法管辖村庄事务. 村干部是国家和农户间的桥梁纽带，扮演了政府“代理人”和乡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23]. 这一双重角色使得村干部有权参与村庄内资源的配置和人员的协调工作，是农户土地流转中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24]. 有研究指出，村干部在参与农户土地流转中可以同时获得政治和经济收益，一方面村干部积极促进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促进规模化经营，可以突显乡镇政府工作业绩，容易获得上级政府肯定并保障其领导权威^[8]；另一方面，村干部作为农户土地流转的第三方中介，可以获得可观的中介服务费^[9]. 因此，村干部有很强的意愿推动农户土地流转. 然而，对于村干部而言，能否获取农户的信任和有效推动土地流转，与其个人的特质紧密相关. 有研究发现，村干部的个人素质是影响村庄农业产出、农户收入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5, 7]}. 优秀管理者的组织管理风格、抗压能力、人格魅力以及持之以恒的价值观等个人素质往往源自多年的人生历练^[25]，因此，村干部的人生职业经历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9]. 不同于其他的职业经历，军旅生涯对个人的领导力、抗压力以及人格魅力的塑造弥足珍贵，如任正非等一大批优秀的管理者，均认为从军经历对其个人的人生和事业上的成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军队特殊组织体系下进行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集体生活、组织管理无疑会给从军村干部留下深刻印记，这种印记会对村干部随后的思想、性格、能力以及行为模式产生极大影响. 根据生物学的烙印理论，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使其在认知和能力两方面被打上烙印^[10]，从而影响村干部对村庄资源的配置方式以及对农户的管理模式，进而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接下来本文对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

第一，从心理认知上分析. 军队特别重视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教育，在组织建制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下级服从上级；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纪律执行方面强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25]. 因此，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使得其对“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 “牺牲精神”等具有深刻的认知烙印，从而会将军队“拧成一根绳”的管理模式带入村庄管理，会尽可能避免村民各自外出打工而出现“散成一盘沙”的情况. 因而，从心理认知上分析，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更希望管辖的村民像军队战士一样能集体行动. 由此，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会将军队中集体意识带到村庄治理，进行集体规模化生产种植，实现发家致富，从而促进农户租入土地.

第二，从交易成本上分析. 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从军经历可以显著提升管理者的组织领导、沟通合作以及人格魅力^[26-27]，这些品质不仅有助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本人说服和带领农户兴办企业或是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也使得村庄的农户愿意相信村干部在土地租赁中的协调人作用，从而使得村干部可以处理租赁双方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户土地租赁. 另一方面，军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不断强化了管理者应对挑战、承担风险以及抗击压力的能力^{[25, 28]}，使得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敢于将村庄的公共资源投入于有利于农户发家致富的设施，这可能会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将资源投入农业生产(如购买大型智能农业生产设备、整修水利设施等)，将会为留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创造良好的作业条件，极大降低农户土地交易后的生产种植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进一步增大留村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也会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加农业生产，进而促使农户租入土地.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1：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将促使农户租入土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宗姓认同在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经济发展、村民自治中发挥了正式行政体制难以替代的作用^{[15, 29]}. 特别是在资源较为匮乏的农村地区，宗姓认同既可能发挥加强村民信任、提供公共资源的作用，也可能产生排斥局外人、限制知识与人员流动的作用^[30]. 有研究发现，宗姓认同在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冲击中有积极作用，宗族凝聚力显著影响了老龄劳动力的土地流转行为，在老龄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投入、粮食作物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中均发挥了显著作用^[31]. 伍骏骞等^[15]基于243个村庄的区域全样本调研数据实证发现，宗姓认同将对农地流转率和农地流转价格产生显著的作用. 因此，从已有研究来看，村庄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不仅受到上述村干部从军经历的影响，还会受到宗姓认同的影响. 宗族组织是一个村庄的非正式权威，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9]. 因而，在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村民的集体意识、合作精神越强，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这与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在军队中打下的“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等方面的烙印相吻合，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规模化生产种植政策更容易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提升村民土地租入需求，促进农户土地租入. 此外，从生物学同群效应理论分析，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相同姓氏的村民之间学习模仿效应更强，如果一个农户家庭通过租入土地规模化经营获得了成功，那么相同姓氏的其他村民也会学习模仿. 因此，基于同群效应理论，在宗姓认同更高的村庄中，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说服村民留村规模化生产种植的成本更低、成功的概率更高.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如下：

H2：宗姓认同越高，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对农户土地租入的促进作用越强.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全国调查问卷，具体包括了村庄、家庭和个人问卷中的微观数据. 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自2010年正式开始组织实施、每两年一次的跟踪调查，主要是通过面访、电访、代答等多种形式收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微观信息，旨在反映我国的社会、经济、教育等变迁情况. 考虑到“村干部从军经历”这一特殊调查数据仅在2014年的“村/居”问卷中，因此本文选取CFPS 2014年的数据，并将其中的村庄、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数据库合并，对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删除处理，保留村委会样本及25个省份的样本后，最终得到了包括村干部从军经历、宗姓认同、农户土地租赁等变量在内的17 404个有效观测值.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土地租赁，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主要研究村干部从军经历、宗姓认同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土地租入行为(Lease). 同时，使用是否发生农户土地租出行为(Rent)和农户土地租赁行为(Drent)作为排除性检验变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是村干部是否拥有从军经历(Army)，对应CFPS问卷中的问题“本村/居主任是否有过参军经历”，如果村主任有参军经历则Army赋值为1，否则Army赋值为0.

3) 宗姓认同. 参照贾晋、郭云南等^{[9, 32]}的衡量方法，构建了村庄大姓占比作为衡量宗姓认同的代理变量.

4)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文献^{[9, 33]}，选取来自农户个人层面(年龄、婚姻、教育、健康)、家庭层面(农业工作、土地征用)及村庄层面(流动人口比例、距县城的距离、拥有土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占比)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

基于农户租赁为二值虚拟变量，本文选用Probit模型来研究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Total_i，j包含了在i地区的j农户的土地是否租入(Lease_i，j)、土地是否租出(Rent_i，j)、土地是否租赁(DRent_i，j). Army_i，j表示村干部是否具有从军经历的虚拟变量；Individual_i，j表示农户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了年龄Age、婚姻Marriage、教育Education及健康Health；House_i，j代表了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了是否从事农业工作Agriculturist、土地是否征用Land_Acquisition；Village_i，j表示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了流动人口比例Population_Mobility、距县城距离Distance、拥有土地面积Area及农业劳动力占比Labor；Pro为地区固定效应；ε为残差项. 模型中，若α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以显著促进农户土地流转，本部分的假设将得到证明.

表 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平均有16.3%的农户发生过土地租入行为，且平均有12.5%的农户发生过土地租出行为. 总体而言，平均有27.8%的农户发生过土地租赁行为，由此说明大部分的农户土地都是没有进行租赁的，并且土地租入的农户大于土地租出的农户. 农户所在村庄的村干部有从军经历的均值为10.7%，说明村庄中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有一定规模.

表 3考察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所示，表中第(1)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第(2)列加入农户个人层面控制变量，第(3)列在此基础上再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量，第(4)列再加入村庄层面控制变量，第(5)列再加入地区固定效应，反映了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赁行为的回归结果. 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农户个人、家庭、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是否加入地区固定效应，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对土地租赁行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从第(5)列的回归结果来看，Army的回归系数为0.127，说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赁行为概率12.7%，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上述检验结果证明了假设H1，即村干部的从军经历确实会在认知和能力上打下烙印，从而影响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

前文考察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在农户土地租赁行为中的显著影响，但究竟影响土地租入还是土地租出需进一步考察. 表 4报告了村干部从军经历与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按照前文的检验思路，第(1)至(5)列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加入农户个人层面控制变量、加入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加入村庄层面控制变量以及加入地区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村干部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从第(5)列的回归结果来看，Army的回归系数为0.180，说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行为概率18.0%，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一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假设H1，即村干部的从军经历确实会在“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等方面打下烙印，从而影响农户的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进而增大了所在村庄农户的土地租入需求.

表 5报告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出行为的基准回归分析. 遵循前文的检验思路，第(2)至(5)列依次加入农户个人、家庭、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地区固定效应. 由表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Army的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不会对农户的土地租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会显著促进农户土地租赁行为，进一步分为农户土地租入和土地租出后发现，村干部的从军经历主要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这一结果与假设H1的预期一致.

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基准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选择偏差、遗漏变量等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不同村庄的农业劳动力人数、交通情况、地貌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可能会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和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间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基准回归模型中选择偏差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村干部是否选择参军受其个人的年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内在因素以及地区拥军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个人的这些内在因素同样会影响村干部的综合素质从而影响土地租入行为，外在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生产种植条件从而影响农户土地租入意愿. 因此，基准回归中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促进，可能并非是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导致的，而是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从而导致选择偏差问题，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控制.

如前文所述，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行为基准回归模型中的选择偏差问题. 选择农户个人层面(年龄、婚姻、教育、健康)、家庭层面(农业工作、土地征用)、村庄层面(流动人口比例、距县城距离、拥有土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占比)等方面的特征作为协变量，并选择最近邻匹配(1∶2)和核匹配(Kernel)，为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Army=1)匹配特征相似的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Army=0).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如表 6所示，最近邻匹配(1∶2)的ATT为0.035 4，T值等于2.92，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核匹配(Kernel)的ATT为0.038 2，T值等于3.86，也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相较于匹配上的特征相似的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村庄，农户的土地租入行为平均要高3.6%和3.82%. 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强化了本文基准回归分析结论. 进一步地，将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样本与匹配上的特征相似的没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6第(1)至(2)列所示，虽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匹配后样本数大量减少，但Army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7和0.180，依然均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上述结果表明，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即村干部从军经历有助于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发生.

上述分析表明，村干部的从军经历可能并非是随机的，从村干部个体特征来看，年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内在因素会影响其从军意愿，从外部因素来看，地区的拥军氛围等方面也会对其从军意愿产生较大影响. 为此，本文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检验. 第一阶段，使用Probit模型，估计村干部年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地区固定效应对村干部从军经历的影响，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 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 6第(3)列所示，逆米尔斯比率(IMR)的回归系数为－0.205，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内外因素确实会显著影响村干部从军意愿，影响村干部从军经历的比例达到了20.5%，表明基准回归模型中的确存在选择偏差问题，必须要加以控制. 第二阶段在加入逆米尔斯比率(IMR)以后，Army的回归系数为0.151，依然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本文在进一步考虑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后，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进一步地，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H2，参照贾晋、郭云南等^{[9, 32]}的衡量方法，以村庄大姓占比作为衡量宗姓认同的代理变量. 同时，为了检验宗姓认同的强弱对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差异，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第一种方法，按照各省市中村庄大姓占比的中位数，分为宗姓认同高和宗姓认同低两组进行分组检验，如果大于此中位数的村庄，宗姓认同Net则记为1；不大于此中位数的村庄，Net记为0. 第二种方法，将主要解释变量村干部从军经历Army与宗姓认同Net进行交乘，再根据模型(2)重新进行回归.

表 7中报告了宗姓认同对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调节作用. 其中，第(1)至(2)列为分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宗姓认同高组和宗姓认同低组中Army的边际效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宗姓认同高组中的边际效应更大；在宗姓认同高组中Army的边际效应要比宗姓认同低组大21.6%，说明在宗姓认同高的村庄，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促进概率要高21.6%. 此外，引入交乘项(Army×Net)进行检验，第(3)列报告了检验结果，交乘项的边际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村庄宗姓认同会促进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分组检验的组间系数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 上述分组检验和交乘检验结果说明，在宗姓认同越高的村庄，村民的集体意识、合作精神越强，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这与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在军队中打下的“集体主义” “团结合作”等方面的烙印是相吻合的，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规模化生产种植政策更容易得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提升村民土地租入需求，促进农户土地租入，本文的假设H2得到证明.

上文的基准回归检验以及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证实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那么，村干部的从军经历是如何影响土地租入行为的? 其中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在本文理论框架中，根据生物学烙印理论，一方面，从军经历可以显著提升管理者的组织领导、沟通合作以及人格魅力^[26-27]，这些品质不仅有助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说服和带领农户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也使得村庄的农户愿意相信村干部的领导，从而使得农户减少外出务工，留村加入农业生产队伍，进而加大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 另一方面，军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不断强化了管理者应对挑战、承担风险以及抗击压力的能力^{[25, 28]}，使得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敢于将村庄的公共资源投入于农业生产(如购买大型智能农业生产设备、整修水利设施等)，从而为留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创造良好的作业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不仅进一步增大留村农户租入土地的需求，也会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加农业生产，进而促使农户租入土地. 因此，减少村庄人员外出务工和加大村庄生产投资可能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分组检验和交乘检验对其进行验证. 交乘检验的模型如下：

式中，M为机制变量按中位数分组的虚拟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逻辑，减少外出务工人数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的机制之一. 为验证这一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村庄外出务工人数占比(Work)进行检验，按照村庄外出务工人数占比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大于中位数则为外出务工人数比例高组，DWork取值为1；否则为外出务工人数比例低组，DWork取值为0. 模型(3)的检验结果如表 8第(1)列所示，交乘项(Army×DWork)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庄外出务工人员越多，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边际效果就越好，由此说明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减少村庄人员外出务工，从而加大农户土地租入需求. 此外，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8第(2)至(3)列所示，在第(2)列外出务工人数比例高组中，Army的回归系数为0.278，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从军经历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概率27.8%；而在第(3)列外出务工人数比例低组中，Army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分组检验结果同样证实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减少村庄外出务工人数，从而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减少村庄外出务工人数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作用机制.

如前文所述，为验证村干部从军经历通过加大村庄生产投资进而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这一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村庄生产投资(Invest)进行检验，按照村庄生产投资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大于中位数则为村庄生产投资多组，DInvest取值为1；否则为村庄生产投资少组，DInvest取值为0. 首先，交乘项检验结果如表 9第(1)列所示，交乘项(Army×DInvest)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村庄生产投资越少，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边际效果就越好，由此说明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加大村庄生产投资，从而为农户生产种植创造较好的条件，提高农户土地租入需求. 此外，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9第(2)至(3)列所示，在第(2)列村庄生产投资多组中，Army的回归系数为0.066，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第(3)列村庄生产投资少组中，Army的回归系数为0.271，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从军经历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概率27.1%；进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此说明，分组检验结果同样证实村干部从军经历可以加大村庄生产投资，从而促进农户土地租入行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加大村庄生产投资是村干部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作用机制.

村庄交通条件一方面会影响村民外出务工的意愿，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 一般而言，交通条件不便利的村庄，村民外出务工不方便，有利于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发挥作用. 为验证上述推测，本文按照交通便利情况进行分组，根据问卷中村庄是否通公路和铁路作为分组的标准，如果村庄通公路和铁路，则分为村庄交通便利组；否则分为村庄交通不便利组. 分组检验结果报告于表 10第(1)至(2)列所示，在第(1)列村庄开通公路和铁路的组别中，Army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第(2)列村庄未开通公路和铁路的组别中，Army的回归系数为0.219，在1%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未开通公路和铁路的村庄，村干部从军经历更有助于村民规模化生产种植，从而加大土地租入的需求. 进一步组间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验证了上述推测.

相较于其他地貌而言，平原地区由于更加便于使用农业机械代替人力生产，这样的地貌更加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开发，特别是进行大规模、产业化的农业生产经营. 有研究指出，由于平原地区具备的天然地理优势，在平原地区中发生农地有偿流转的概率更高^[9]，平原地区农户土地租入或者租出的面积也要远大于山岭地区^[33]. 因此，可以预期在平原地区从军经历村干部发挥的作用应该更大. 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本文根据问卷中“请选择一项最能描绘被访村/居地貌特征的选项”选项，选择“平原”的，村庄地貌特征为平原组；否则村庄地貌特征为非平原组. 表 10第(3)至(4)列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第(3)列在平原地区的村庄，Army的回归系数为0.303，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在平原地区，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可以提升农户土地租入概率30.3%；而在第(4)列非平原地区村庄，Army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此说明，平原地区强化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对农户土地租入行为的影响.

一般而言，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会极大影响农业产出，也会影响农户的种粮意愿和土地租入需求. 因此，本文在异质性检验中考虑村庄是否遭遇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对生产种植的影响. 根据调查问卷，将受到干旱、洪涝影响的村庄分为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组；否则分为未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组. 表 10第(5)至(6)列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第(5)列在村庄遭受干旱、洪涝影响的组别中，Army的回归系数为0.173，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第(6)列未遭受干旱、洪涝影响的组别中，Army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并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这一结果说明，村干部从军经历为其打下了“吃苦耐劳” “不懈奋斗” “攻坚克难”的烙印，使得其在恶劣的环境下更能激发斗志，带领村民共同奋进，从而当遭遇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时，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发挥的边际作用更大.

从军经历可以显著提升村干部的组织领导、沟通合作以及人格魅力^[26-27]，从而使得村干部可以带领农户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且军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不断强化了管理者应对挑战、承担风险以及抗击压力的能力^{[25, 28]}，使得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增加农业生产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按此逻辑，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最终将会带动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和带动村庄农业总产值提高. 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从全村农户平均收入和全村农业总产值视角展开检验.

以调查问卷中村人均收入衡量全村平均收入(Income)，并删除缺失值后取自然对数加1. 因全村平均收入(Income)是连续变量，此处进行OLS检验，验证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是否可以带动全村农户平均收入的提升. 检验结果如表 11第(1)列所示，Army的回归系数为0.175，在1%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高达12.380，由此说明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优良品质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最终的结果是带动了全村农户平均收入的提升.

以调查问卷中村农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加1(TCZ)来检验村干部从军经历促进农户土地租入的经济效果，并删除缺失值. 与上述检验一致，因村农业总产值(TCZ)为连续变量，故进行OLS检验. 表 11第(2)列报告了检验结果，Army的回归系数为0.109，在5%的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军队印记有助于促进农户土地租入，从而提升农户生产种植热情，最终带动全村农业总产值提升. 上述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如何加快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村干部作为政府“代理人”和乡村“当家人”，其个人综合素质被认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7]. 但个人综合素质往往源于过往职业经历，从村干部职业经历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村干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基于CFPS调查数据，研究了村干部从军经历、宗姓认同对农户土地租赁的影响机理和经济效果. 研究发现：第一，村干部从军经历显著促进了农户土地租赁，进一步分类发现，村干部从军经历主要是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这一结论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Heckman二阶段模型等方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且村庄宗姓认同在村干部提升农户土地租入行为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减少了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加大了村庄生产投资，从而加大了农户土地租入需求. 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对农户土地租入的影响在交通不发达、地貌特征为平原、没有遭遇自然灾害的村庄更为显著；经济效果检验表明，村干部从军经历有助于村庄农户平均收入水平提高和村庄农业总产值提升.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村干部选拔培养机制. 如重庆市武隆区印发了《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的通知》，将从军经历作为选拔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参考，本文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因此，在村干部的选拔培养中，不应仅考虑学历、年龄等方面的特征，还应考虑村干部的职业经历. 第二，上级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村干部从军经历的作用. 本文发现，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促进了农户土地租入行为，有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种植，最终带动全村平均收入和全村农业总产值的提高. 因而，政府部门在推动土地流转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具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积极作用. 第三，从军经历村干部的选聘应当因地制宜. 本文异质性检验表明，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在交通不发达、平原地区以及遭遇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村庄，发挥的作用更好. 因此，在选聘具有从军经历的村干部时，应当根据村庄的特征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