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其逻辑起点在于如何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依据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视角不同，现有研究可分为两条支线：①以单一指标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为起点，展开对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5]、空间结构演变^[6]及影响因素的研究；②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旅游经济差异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等内容.

以单一指标为起点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且大多采用旅游总收入或者旅游外汇收入这一指标表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陆林等^[3]以旅游外汇收入作为衡量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差异的指标，并采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分析了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格局和影响因素. 王开泳等^[7]也采用旅游外汇收入这一指标代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黄河流域旅游经济时空分异的发展演化过程，并运用分形理论中的R/S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未来旅游经济差距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胡文海等^[8]则以旅游收入为基础数据，通过计算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值与首位度分析安徽省区域旅游差异的时空演化过程. 总体而言，这一支线从单一指标入手，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对旅游经济差异展开了多尺度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和理论. 但是，单一指标的评价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无法综合揭示某一地区旅游经济变化的全貌. 因此，相关研究开始尝试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来测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由此形成旅游经济差异研究的第二条支线，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为起点，分析旅游经济差异演化格局与影响因素等内容.

第二条支线中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经历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再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学者们根据旅游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不断扩充旅游经济发展的内涵，并据此对旅游经济差异格局展开了更为全面、更加综合的探究. 早期研究多采用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等指标，引入ESDA^[9]、空间变差函数、空间马尔科夫链^[10]等方法，对旅游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也有学者加入了除收入以外的其他数据，如Benkraiem等^[11]选择国际游客人数、旅游总收入、旅游支出3项指标测度旅游发展水平，并据此探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但不管是旅游收入数据的简单结合，还是游客人数等指标的引入，对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仍然局限于数量规模层面，没有考虑旅游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在旅游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需要追求质量型、效益型发展. 学者们开始从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视角展开旅游经济差异分析. Do Rasário Mira等^[12]从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和产品5个维度构建了旅游质量评价量表. 刘佳等^[13]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2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效率、结构、环境3个子系统构成的旅游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和空间关联演化进行分析. 步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题，学者们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再次拓展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刘英基等^[14]认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的有机统一. 孙晓等^[15]则直接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衡量旅游经济发展质量^[15].

由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展开的两条支线都取得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空间统计方法，从多尺度对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格局、空间演化等内容展开了研究. 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旅游发展要求与实际情况也相应转变，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逐渐以综合评价为主流.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从数量规模的单一视角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旅游经济发展的评价探讨，但还未有研究考虑到共同富裕这一时代目标与战略规划背景下，应如何去全面把握旅游经济的衡量标准. 鉴于此，为紧跟旅游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对当前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做出全面综合的评价，本研究将在充分探讨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以及共同富裕与旅游经济发展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共同富裕视角下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并分析该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差异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及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提供参考.

经济增长收敛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索洛模型，索洛模型的关键假设在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假设的存在使得经济体能够收敛于一个稳定的状态^[16]. 其后，相关研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由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生产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各经济体将收敛到各自的稳定状态^[17]. 只有控制了影响收敛的其他因素后，才能观测到经济增长的收敛现象，这一现象被定义为“条件收敛”.

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的有机统一^[18]. 其中，“共同”指的是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使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差距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显著改善. “富裕”是物质、精神等的多维富裕，亦是可持续、可维护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不能以牺牲未来发展潜能为代价来实现短暂的富裕. 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3大特征^[19].

缩小地区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共同富裕”的出发点——“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 从条件收敛理论视角出发，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共同富裕问题就是地区经济收敛问题，即贫困地区如何收敛到发达地区水平的问题^[20]. 旅游经济差异也即旅游经济收敛问题，即旅游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如何实现对高发展水平地区的追赶. 已有研究基于增长极理论和旅游乘数理论等，论证了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也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动态的正相关均衡关系，即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促进旅游业发展^[21]. 因此，当旅游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实现向高发展水平收敛时，地区经济也会相应增长，从而缩短了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水平收敛的过程. 旅游经济收敛通过带动地区经济收敛，缩小地区差距，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直接拉动效应.

根据条件收敛理论，要素流动限制是影响地区经济收敛的主要因素之一^[22]. 地区之间较高的要素流动性将促进地区经济快速收敛，较低的要素流动性将制约地区经济收敛进程. 旅游业是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旅游者的流动会带动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在区域间、城乡间流动^[23]. 旅游经济收敛过程亦是旅游产业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得以提升，将强化旅游的要素流动性，有效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转移，优化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从而提高地区经济收敛效率，加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旅游经济差异的存在将通过制约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对共同富裕实现进程具有滞后效应. 而旅游经济差异的收敛过程，将从拉动经济增长和刺激要素流动2个方面促进地区经济收敛，缩小区域差距，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长江上游，区域内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效益增长迅速.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划定了该经济圈范围，包括四川省15个市、重庆市的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 考虑到部分数据难以获取和剥离，故将开州区全域、云阳县全域、雅安市的天全县和宝兴县、绵阳市的北川县和平武县、达州市辖的万源市都纳入研究范围. 此外，由于重庆直辖市特殊的行政架构，将重庆市29个区(县)及四川省15个市分别作为单独的研究单元. 因此，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44个单元，视为44个城市.

共同富裕作为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体现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结合已往的研究，本文对共同富裕的衡量主要从“发展” “共享” “可持续”3个方面展开. 反观前文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文献回顾，已往的研究仅对旅游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进行了评价，这一点仅仅对应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发展维度. 但是，旅游发展成果也应当多维共享、全民共享，其发展效益不应当仅从直接经济效益来评定，还应考虑旅游发展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因此，对旅游发展效益共享性的衡量也应纳入考量，这一点对应于共同富裕内涵的共享维度. 最后，旅游发展非一时之力，而在长久之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旅游应当是在环境友好、生态保护基础上谋求长足发展. 另外，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个旅游地都会经历衰落期，需不断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才能避免过早进入旅游地衰落期，实现旅游地振兴，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发展成果评估还应加入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估，这一点对应于共同富裕内涵中的可持续维度. 因此，本文从发展基本面、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发展3个维度出发，构建共同富裕背景下全面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发展基本面是对旅游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全面度量，反映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基本状况. 因此，选取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及发展效率作为二级指标. 要素结构是产业发展中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比例关系，反映了旅游经济发展的行动资源. “结构红利”是旅游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产业结构反映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阶段. 发展效率则反映了旅游经济稳定增长及产业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旅游资源丰度是在对各地区各类A级景区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参考相关研究的计算公式^[24]加权得到. 由于旅游业资本投入和从业人员等数据难以获得，采用旅游产业比例与社会资本劳动投入比乘积表征旅游资本劳动投入比. 同样，采用旅游产业比例与社会资本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乘积表征旅游资本生产率与旅游劳动生产率. 产业结构借鉴干春晖等^[25]的研究，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比例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旅游经济增长率为旅游总收入增长占前期的比例，旅游经济增长率稳定性参考文献[26]，通过3年滚动窗口测度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获得.

可持续发展既包括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的评价，也包括旅游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衡量，反映旅游经济发展的后继之力. 首先，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辩证关系，衡量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对环境保护能力予以考察.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能力作为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27-28]，也应当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考察范围. 因此，选取人力资本、研发创新及生态环境3个维度来测量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旅游从业人员数采用旅游产业比例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乘积代替. 对于研发创新子维度，由于部分地区统计年鉴并未涉及R(Research)&D(Development)经费等指标，所以改用全要素生产率替代. 全要素生产率广义上为剥离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后技术因素所引起发展变动的程度，因此本文采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纯技术效率来综合表征研发创新维度，投入指标为A级景区数和旅游从业人员数，产出指标为旅游业总收入和旅游业总接待人次.

共享发展反映旅游产业发展成果的多维共享与协调发展，本文选取区域共享、城乡共享及产业共享作为二级指标. 区域共享和城乡共享分别对应旅游经济发展在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之间的成果共享. 产业共享用于衡量旅游经济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成果向其他领域的延伸扩展. 地区共享参考王兆峰等^[29]的研究成果，使用市(区/县)人均旅游业收入与全国人均旅游业收入比例来衡量. 旅游经济与城镇化、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协调指数借鉴相关研究进行计算^[30]，采用耦合方法，其中旅游经济系统选取旅游总收入、旅游业总接待人次、旅游业总收入占GDP比例3项指标；城镇化系统由城镇化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构成；经济系统由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指标构成；社会系统由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每万人卫生床位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组成；文化系统则选取公共图书馆个数、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指标构成^{[26, 31-32]}.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选择为2010-2020年，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2021年《四川省统计年鉴》 《重庆市统计年鉴》及各市(区/县)统计年鉴，2010-2020年各市(区/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等统计资料，A级景区名录来源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重庆市文化与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相关经济数据均进行了消胀处理，个别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完整.

客观赋权法根据各指标的联系程度或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能有效规避主观赋权法引致的误差. 本文采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具体步骤为：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的量纲差异，然后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最后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法测度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具体公式参见文献[13].

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可用于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程度，值越大，相对差异越大. 本文采用上述方法剖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具体公式参见文献[33].

为进一步剖析成渝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演化的内在动因，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分解法，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公式为^[33]：

式(1)-式(3)中：T_w为区域内差异，T_v为区域间差异；t_ij为i区域内j研究单元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m和n分别为区域数和区域内的研究单元数；T为整体研究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t_i为区域i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n为研究单元数，将n个研究单元分为m个区域，每个区域记为g_i(i=1，2，⋯，m)，第i个区域g_i中包含地区数为n_i.

核密度估计是对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进行估计的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用连续密度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 本文利用核密度分布形态、位置等方面的变化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 公式为^[4]：

式(4)中：x₁，x₂，⋯，x_i为独立分布的N个样本点；n为研究单元数；K(x)为核密度函数；h表示带宽，带宽越小说明曲线越不光滑，估计精度越高.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的重要指标，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对地理要素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征描述，通常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等统计量的估计来分析区域内总体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的平均程度. 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衡量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空间关联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5)中：x_i和x_j表示研究单元i和j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x为平均值；n为研究单元数量；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基于欧氏距离的邻接矩阵.

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不能确切表示集聚或异常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问题，而局部空间自相关是研究区域内各空间单元在位置上与各自邻近单元属性的相关性，可有效反映不同空间单元及邻近区域空间差异程度的显著水平. 本文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某些局域位置上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分析，计算公式为：

式(6)中：x_i和x_j表示研究单元i和j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x为平均值；n为研究单元数量；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基于欧氏距离的邻接矩阵.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探测空间分异性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因子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驱动力大小，以及两个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时的驱动力. 因子驱动力大小通过q统计量度量，计算公式为^[34]：

式(7)中：q为探测因子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取值为[0, 1]，值越大说明该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影响越大. n为研究单元数量；σ²为研究区域的总离散方差；L为次级区域样本数；n_i，σ_i²分别为区域的样本数和离散方差.

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得出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研究单元不同年份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地区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逐年增长趋势. 为了明确研究区域内旅游经济差异现状及格局，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对区域差异的整体情况和内部分解进行分析.

为合理刻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时序变化，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来分析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程度和相对差异程度(图 1).

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 从相对差异来看，2010-201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小，2015-2017年相对差异扩大，2017年以后相对差异再次收敛. 总体而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产业发展对环境干扰较为敏感，区域差异趋于收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城市旅游产业在受到灾害重创时，应当谋求转型发展，增强对外部冲击的防御能力.

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的分析仅能解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总体变化特征，无法揭示区域差异演变的内在动因. 为洞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成都及重庆双核与周边城市的发展差异特征，本文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四川省城市群”和“重庆市城市群”两大区域，前者包括以成都市为中心的四川省15市，后者则为重庆市29个区县，继而借助泰尔指数分解法辨析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演变趋势及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见表 2.

从区域内差异来看，四川省城市群的T_w在0.02左右浮动，重庆市城市群的T_w从2010年的0.068下降至2020年的0.035，说明四川省15市的区域内差异在研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而重庆市城市群的区域内差异在研究期内大幅度下降.

从区域间差异来看，在2010-2020年期间T_v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在2015-2016年有短暂的下降阶段，但在2017年区域间差异达到峰值0.048. 2020年外部环境对两地旅游业均有较大冲击，尤其是入境旅游业务，所以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再次缩小. 从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来看，研究期内“重庆市城市群”和“四川省城市群”内部差异的贡献度最高达70.5%，而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高为47.0%，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重庆市城市群”和“四川省城市群”内部，而内部优化要素布局将成为推动旅游业均衡发展的有效措施.

为进一步分析2010-2020年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分布，本文以2010年、2013年、2016年及2019年为观测的时间节点，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成渝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演进趋势进行分析(图 2).

整体来看，核密度分布曲线向右移动，说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2010-2019年间增长趋势明显，依托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成渝地区旅游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和巨大潜力. 由2020年四川省和重庆市统计年鉴可知，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总收入约1.57万亿，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23.6%左右.

分布曲线呈现“双峰”特征，说明成渝地区存在明显的旅游核心城市及部分旅游产业发展落后的城市，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从波峰的峰值来看，第一波峰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0.1左右聚集，第二波峰在0.2左右聚集，并且经历了从第一波峰峰值高于第二波峰到第一波峰峰值低于第二波峰的转变过程，说明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高水平城市逐渐多于低水平城市，显示成渝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效.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曲线右拖尾现象明显，延展性具有拓宽特征，说明受限于区位条件及资源禀赋等约束条件，不同区域间旅游经济的收敛水平差距随时间推移逐渐凸显，诸如成都、乐山等高发展水平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持续拉开差距.

本文探究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的时序演变及差异变化，为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采用各研究单元旅游经济水平为基准数据，对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

由图 3可知，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并且均在p＜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此外，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Moran's I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又下降的演变趋势，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圈内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趋势先逐渐增强，后又逐渐减弱.

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空间关联特征，但不能反映集聚或异常发生的具体空间位置. 因此，本文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来探究局部城市的区域空间集聚特征. 由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可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关联类型区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表征区域内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现象凸显.

研究期内HH区以成都市为核心逐渐向外扩张形成小组团，截至2019年，显著HH区一共包括成都市、眉山市、德阳市3个城市(表 3). 成都市拥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市场吸引力，是成渝城市群内的旅游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存在明显的旅游经济溢出效应，从而最终形成高值集聚区. 显著LL区在2010年主要分布于渝东北部，随后逐渐扩展至重庆主城部分地区，至2019年重庆主城大渡口、渝北、九龙坡及江北4区也呈现出低值集聚. 整体发展态势由长寿、垫江、梁平和忠县构成块状分布向主城渝东北部分地区联通形成带状分布转变. 梁平、忠县等地资源禀赋相对薄弱，导致旅游发展潜能不足，在区域旅游发展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且随着绝对差异扩大与固化，这部分地区更加难以实现发展水平的跨越提升. LH区在研究期内并不显著. 显著HL区主要出现在重庆主城内部，但并未呈现出固定的扩展规律. 2010年渝中、北碚及沙坪坝为显著HL区，2016年显著HL区出现在江北，截至2019年呈现出以重庆主城区和广安市为增长极的高值区被周围低值区包围的空间特征. 重庆主城区旅游经济发展在重庆市及周边城市中居于领先地位，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但与周边区县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导致极化现象出现.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结合已有的旅游经济发展和影响因素研究成果^{[9, 30]}，基于旅游经济发展的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综合选取影响因素指标. 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最终确定旅游资源禀赋(X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X₂)，城镇化水平(X₃)，政府支持力度(X₄)及交通可进入性(X₅)这5个因素指标. 旅游资源禀赋是地区旅游发展的核心因素，采用A级景区数加权计算得到的旅游丰度指数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采用地区GDP来表征；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和产业集聚，促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采用城镇化率来表征；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是旅游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又一基础条件，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地区GDP比值来衡量；交通可进入性直接决定了旅游者的流动效率，采用公路里程数这一指标来表征.

为反映数据的空间差异特征，本文采用空间分异性视角的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地理探测器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差异的驱动因子及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程度进行分析. 囿于篇幅原因，本文选取2010，2013，2016，2019共4个年份进行分析(表 4).

风险探测可以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差异性，2010年、2013年、2016年及2019年4个年份均通过了p＜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选取的指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具有相对一致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

因子探测可以识别不同驱动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作用强度. 2010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各因子作用强度排序为X₁＞X₅＞X₂＞X₄＞X₃，2013年为X₁＞X₂＞X₅＞X₄＞X₃，2016年为X₁＞X₂＞X₅＞X₃＞X₄，2019年为X₁＞X₅＞X₂＞X₄＞X₃. 总体来看，旅游资源禀赋的解释力在不同年份间始终处于领先水平，其次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说明旅游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主导因素.

1) 从旅游资源禀赋来看，地区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丰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产业质量. 区域旅游资源分布不均对地区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和旅游经济差异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成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发源地，背靠秦巴山脉，具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区域内拥有大足石刻、大熊猫栖息地等3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强的旅游竞争力. 但是，地区内优势旅游资源主要集聚在成都市、乐山市等地，而垫江县、忠县等地旅游资源匮乏，因此旅游资源分布不均从根源上导致了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两极分化现象.

2) 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需求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越完善，旅游产品供给越丰富. 因此，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为旅游经济发展注入动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和发展效率等. 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集聚经济优势对促进基础设施完善、吸纳资金、引进人才等均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因此，较高的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为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创新环境和人力资本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从多方面影响旅游业的发展. 成渝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双核独大、中部塌陷”的空间格局，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也因此存在双核结构现象，垫江县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偏远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经济效益表现较差.

3) 从交通可进入性来看，其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仅次于前述两个主导因素，说明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交通可进入性直接影响游客的便利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要素流动效率，与直接经济表现息息相关. 随着成渝城市群的不断发展，各地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未来交通可进入性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小.

4)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以往研究成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区域一致性^[35]. 城镇化通过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社会结构转型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但是，由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镇化发展质量相对东部沿海城市仍较低，城镇化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城镇化水平相较于其他因素对旅游经济发展的解释力也较弱.

5) 从政府支持力度来看，政府通过宏观指导、政策引领和资金扶持等方式对旅游产业发展予以支持和鼓励，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 不同城市间政策推进的差异也是旅游发展差异的外源因素.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成渝地区各城市积极推进旅游产业发展，未来政府支持力度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解释力度将持续减弱.

通过因子交互探测发现，探测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于单因子作用强度，交互作用类型均为非线性增强，不存在独立作用因子，反映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是各驱动因子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成渝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驱动因素之间具有复杂性特征. 因此，改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应当综合考量，多方入手，对区域旅游发展进行全面剖析，进而针对性改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本文以收敛理论为基础，分析旅游经济区域差异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并依据共同富裕内涵，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区域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 从区域差异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差异格局逐渐固化，尽管相对差异逐年缩小，但是绝对差异却呈扩大趋势，说明成渝地区内低发展水平地区在增速上实现了对高水平地区的追赶，但若不加以外部干涉，低发展水平地区将收敛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区域旅游发展陷入僵化，从而阻碍地区共同富裕实现的进程.

2) 从空间格局来看，研究区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且以HH区、LL区分布为主，存在明显的核心发展区和滞后发展地带. 显著HH区以成都市为核心，向外延伸；显著LL区数量逐渐增加，在重庆市主城区边缘与渝东北地区形成带状分布. 通过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与成渝地区“双核”经济格局的契合，解决区域内旅游发展极化问题既能促进旅游经济收敛，也有利于地区经济收敛，实现了双核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局面.

3) 从影响因素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旅游经济区域差异受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旅游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导作用逐渐凸显. 区域旅游经济收敛应当重视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针对禀赋表现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城市，分类分型制定优化对策，促进地区经济收敛，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双核”引领，重塑区域旅游发展空间格局. 当前，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与“双核”经济格局契合. 解决区域旅游发展极化问题，“双核”既是问题的关键点，也是切入点. 一方面，重庆主城和成都作为两核，应以“稳健发展、辐射带动”为目标，保证旅游发展增速稳定，持续推进产业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应首先加快推进高品质旅游景区建设，实现自身旅游经济效益增长. 其次，以都江堰-青城山等国际旅游品牌为核心，串联精品旅游线路，带动沿线各地发展.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需打破地理边界桎梏，取消行政边界限制，在地区内实施发展进程共建、发展成果共享的方针，充分发挥“双核”带动效应、涓滴效应，辐射推进周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 依托“巴蜀文化与旅游走廊”建设，积极打造城市协同发展平台，通过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让地区内所有城市都能融入发展进程，分享发展成果.

2) 创新驱动，扬长避短提升发展动能. 旅游资源禀赋作为影响旅游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决定了地区旅游发展潜力. 针对资源禀赋薄弱的地区，应以创新为突破点，深刻挖掘旅游发展潜力，实现低发展水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的赶超. 首先，应扬长避短，立足于当地市场需求，通过政府主导和企业协同，创新开发各类特色旅游产品. 例如，围绕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养生、避暑、避霾等需求，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康养旅游产品. 其次，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在建立健全与旅游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的基础上，营造鼓励创新、奖励创新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 最后，构建人才创新生态系统，强化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建设人才中心. 另外，还需完善地区专业技能培训体系，鼓励就地择业，加强社区居民和旅游基础接待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3) 提质增速，以高质量发展理念指导区域旅游全面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区域旅游经济收敛的现实需求，在旅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低发展水平城市向高发展水平城市的跨越. 首先，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推动要素结构升级，提升旅游经济效率，并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资源. 其次，优化制度环境，建设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多维度综合治理，提升旅游业的社会福祉效应. 最后，统筹规划地区数字化建设，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以数字经济活力赋能旅游高质量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