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内涵已超越经济学范畴，反映了社会总体发展目标，同时共同富裕也是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的融合. 因此，共同富裕是一种融合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维度的文明形态，确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普遍富裕而又保持合理差距的理想状态. 具体而言，共同富裕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在高水平发展中追求全社会福祉与福利总量不断提高. 其次，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一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富裕和共享这两个核心内容应纳入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 再次，共同富裕是一个围绕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不仅要同时考量短期与长远利益，更应统筹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的生态环境. 概括起来，共同富裕具有3个核心特征：总体富裕、共同享有、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 作为处于地理环境中的人，经过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与地理环境融为一体，进而形成复杂的人—地系统，所以共同富裕的推进也是人—地系统的演化，抑或是矛盾性的空间运动. 因此省域共同富裕不仅是省域空间范围内人地关系的有序演化，也是保证省域内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同发展，确保区域间发展差距合理、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理想状态. 其内含的特征为：一是地域范围框定为省域，即基于城市层面反映省域特征，体现省域的特殊性；二是多个系统的交互裂变、层级变化与非线性协同，即不同空间复杂的耦合协调作用；三是秉持效率与公平并重，且强调人的发展. 既有研究将人—地系统对应的地理空间解构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10]. 其中生产空间是省域范围内生产资料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场域，其内部要素运动的目的是促进空间本身的增值，与共同富裕的第一个特征“总体富裕”内涵一致. 生活空间是省域范围内人与自身、社会矛盾运动的场所，可具象化为消费水平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该空间演化的目的是实现空间的正义，这与共同富裕的第二个特征“共同享有”内涵吻合. 生态空间是省域范围内人与自然环境矛盾运动的区域，该空间以推进空间和谐为目标，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共同富裕的第三个特征“持续发展”的意义相符.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并非割裂存在，而是处于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其一，省域生产空间的增值不仅为生活质量改善与生态服务功能提升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也是生活空间实现正义与生态空间实现和谐的物质基础，表征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把“蛋糕做大”. 其二，省域生活空间的正义，一方面可促进公民公平感、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提升，引导公民减少焦虑与内卷，进而更加主动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该空间不断向更高水平跃升，为产品迭代预留足够空间，促进生产空间持续增值，并且教育水平提升与教育公平推进，会唤醒公民的环境意识，有利于生态空间继续优化. 上述过程均是在“蛋糕分好”的基础上产生的溢出效应. 其三，省域生态空间既是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发展的环境保障，也为生产、生活空间提供丰富的生态资源与产品，进而生态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生态空间的和谐，也可避免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推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外生态空间的自我调节能力也约束生产、生活空间发展方向与规模. 可见生态空间和谐的过程体现了“蛋糕持续做大与分好”.

在工业化、城镇化、数字经济、政策变迁等外源力量驱动下，由相互关联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构成的共同富裕系统不断演化，促进省域生产空间提值增效、生活空间公平正义、生态空间和谐共生，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此构建共同富裕系统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图 1).

基于上述关于共同富裕与人地关系关联性的解析以及系统解构，本文将共同富裕系统分解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3个维度，即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以表征总体富裕、共建共享、持续发展. 同时基于完备性、有效性、可操作的原则，借鉴既有研究^[4-5]，本文选取适合城市尺度的11个二级指标和40个三级指标，组成广东省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表 1).

PROMETHEE评价法是一种多准则决策辅助方法，通过比较各方案满足评价指标的程度来实现备选方案的评估与排序，本文利用此方法测度与评价共同富裕水平. 此方法需要注意偏好函数的选择，本文借鉴了Ranjan等^[11]的研究，遴选基于一般准则的偏好函数. 设x、y为备选方案集A中的具体方案，j为评价准则中的具体指标(j=1，2，⋯，n)，首先计算方案偏好差值d_j(x，y)，得到备选方案关于指标j的偏好度p_j(x，y). 由此计算总体偏好指数∏(x，y)和∏(y，x)，表示综合所有的评价准则，偏爱方案x(y)超过偏爱y(x)的程度. w_j为各评价准则的权重.

然后，计算正流量值φ⁺(x)和负流量值φ^-(x)，正流量与负流量之差为净流量值φ(x).

φ⁺(x)与φ^-(x)分别表示方案x优于或劣于其他所有方案的程度，判定准则如下：当φ⁺(a)≥φ⁺(b)且φ^-(a)≤φ^-(b)时，说明备选方案a更优(等优)于b；当且仅当φ⁺(a)=φ⁺(b)且φ^-(a)=φ^-(b)时，方案a与b等优；其他情况则无法比较. 由于流量值只是对比的结果，所以负值不代表实际水平为负. φ(x)数值越大，备选方案位次越高，各方案的位次即为PROMETHEEⅡ测度结果的完全排名.

鉴于PROMETHEE决策算法的特点，优先函数的选择具有主观性，本文采用可为评价指标客观赋权的熵值法.

泰尔指数是基于信息理论中熵的概念来计算地区间差异的指标，具备良好的可分解性质，可分解为组间差异与组内差异，从而可得总体差距的来源. 将n个区域划分为K个群组，每组分别为g_k(k=1，2，⋯，K)，第k组g_k包含区域个数为n_k，$\sum\limits_{k=1}^n n_k=n $，具体步骤如下：

计算总差异泰尔指数.

其中，y_i表示区域i的共同富裕水平. $\bar{y}=\frac{1}{n} \sum\limits_{i=1}^n y_i $，为所有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均值. theil∈[0, 1]，此指数可以测度广东省各城市间的总体差异，值越大则差距越大，地区不平衡性越突出.

将泰尔指数分解为组间差异T_b与组内差异T_w之和：

其中，y_i为区域i的指标值占总和的比重，y_k为第k组的指标值占总和的比重. 进一步，组间与组内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分别为T_b/theil、T_w/theil.

σ收敛指不同地区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可通过衡量离散程度来判断，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分析，计算公式为：

其中，j表示地区，i表示地区内所含城市，N_j表示地区包含城市的数量，D_ij表示该地区共同富裕水平，$\overline{D_{i j}} $表示该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均值.

当初期共同富裕低水平的地区，以相较于高水平地区更快的速度增长，最终两地区将趋于收敛，这种收敛过程称为β收敛. β收敛可分为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首先采用绝对β收敛衡量广东省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收敛性，借鉴杨正林等^[12]的研究，绝对β收敛模型为：

其中，i为各城市，t表示年份，D_i，t表示i市第t年的共同富裕净流量值，D_i，t+1为i市第t+1年的共同富裕净流量值，ln(D_i，t+1/D_i，t)为i市在t~t+1时段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平均增长率，α为截距项，β为收敛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除初始水平外，现实中还存在其他因素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将这些变量纳入收敛模型，就称为条件β收敛. 参考相关文献^[7-12]，本文选取人力资本水平(HCL)、对外开放(OTP)、产业结构(ISF)和基础设施水平(STR)等4个因素进行分析. 条件β收敛模型为：

其中，H_i，t、O_i，t、I_i，t、U_i，t分别指代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产业结构以及基础设施水平，γ、λ、m、θ分别为该4个控制变量HCL、OTP、ISF、STR的回归系数. 可由β值估算收敛速度v，v=-ln(1+β)/t，表示存在条件β收敛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不平衡性缩小的速度.

为判断广东省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是否存在空间关联，本文选择Moran's I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 I指数揭示了空间上某种属性值的相似程度，是常用的衡量空间相关性的全局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_i、X_j分别表示某指标X在空间单元i和j上的观测值，X为所有i、j位置观测值的平均值，S²为样本方差，$ S^2=\frac{1}{n} \sum\limits_{i=1}^n\left(X_i-\bar{X}\right)$，$\bar{X}=\frac{1}{n} \sum\limits_{i=1}^n X_i $，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选择空间邻接权重矩阵.

对Moran's I指数的估计结果采用标准化Z值检验，公式为：

其中E(I)为理论期望，Var(I)为理论方差.

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为[-1, 1]，若数值显著为正，则观测值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即相似的属性出现空间集聚；反之，则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异属性出现空间聚集.

为进一步考察纳入空间因素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条件β收敛情况，本文借助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并选用最为全面的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条件β收敛分析公式的阐述^[13]：

其中，X_j，t为与i相邻单元的控制变量合集，X_i，t+1为控制变量合集，D_j，t和D_j，t+1分别表示在与i相邻的位置j上，城市t、t+1时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μ_i和m_i分别表示地区效应与时间效应，ε_i，t表示服从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干扰项，ρ为空间滞后系数，θ表示共同富裕水平滞后值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w_ij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其余变量与上文含义一致. 本文参照Lesage等^[14]的研究，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本文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共包含40个三级指标，考察的样本为2011-2020年广东省21个城市，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等，部分数据来自EPS数据库和CEADS数据库. 针对某些指标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推算. 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保证时间序列中各指标数值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11年为基期，对相关价值型的指标数据进行平减处理.

基于广东省21个城市2011-2020年数据的平均值，运用PROMETHEEⅡ测算这些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净流量值φ，并对其进行完全排序(图 2). 由图 2可知，深圳处于最高位置，是共同富裕水平最高的城市. 其次是广州、珠海、佛山和东莞，发展水平较高. 惠州、中山、江门处于中上位置，发展水平与前5个城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韶关、汕头净流量值接近于0，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阳江、肇庆、清远等11个城市净流量值为负，排名靠后，揭阳处于最底端，说明相较于其他城市，这些城市存在明显的发展劣势. 可见，这些城市需要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对口帮扶和与其联动发展，进而培育这些城市的内生发展动能.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划分方法，本文将广东省划分为4个地区：珠三角地区(以下简称珠三角)、粤东地区(以下简称粤东)、粤西地区(以下简称粤西)、粤北地区(以下简称粤北). 同时，本文将各城市发展水平分类为高、中等、低水平3个等级，以便直观了解广东省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与差距. 结合图 2和表 2可知，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呈现“珠三角靠前且发散，周边地区落后且紧凑”的态势，这表明了珠三角的领跑地位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均衡. 同时，珠三角3个等级的城市均有分布，且类型上呈倒“金字塔”形，可初步判断该地区内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此外，汕头、韶关作为粤东、粤北的中心城市，极具发展潜力，若合理利用其产业优势，打造区域增长极，可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进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粤西整体相对较差，可能存在城市的低低水平集聚，急需跨越该陷阱.

由表 3和图 3可知，基于全局视角，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在10年间呈上升趋势，2011年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较低(-0.356 9)，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明显，共同富裕水平超过平均值的城市仅8个，主要为珠三角城市. 2016年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均值为0.054 6，净流量值首次由负转正，共计9个城市超过平均值，其中粤北的韶关首次为正. 2020年广东省有10个城市高于平均值(0.347 9)，粤东的汕头自2018年开始处于均值之上. 聚焦4大地区，珠三角共同富裕水平始终高于整体平均值，处于领先地位且稳步提升；粤东、粤西、粤北始终低于省域均值，但增速均高于珠三角，其中粤东增速最快；省域内部不同区域间存在互相赶超现象，粤东于2019年超越粤北，且差距呈扩大趋势. 整体上讲，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表现为珠三角＞粤北＞粤东＞粤西的位序格局，且呈现由珠三角向外围降低的空间格局，同时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逐年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有所缓解.

由表 4可知，2011-2020年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泰尔指数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说明广东省各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是粤东、粤西、粤北不断追赶的结果，可推断广东省有望尽快实现共同富裕. 从区域内部泰尔指数来看，珠三角逐年降低，粤东、粤西和粤北呈波动下降趋势，尤其粤西波动性较强. 波动的原因可能是，此3大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地区增长极，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致使其共同富裕水平高于周边城市，与此同时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会通过生产要素溢出或资源转移来提升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出现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此消彼长的现象. 并且，除2012和2013年外，粤东始终高于其他地区，说明该地区城市间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较大，4大地区的内部差距呈现出粤东＞粤北＞珠三角＞粤西的位序格局.

由图 4可知，基于整体视角，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组间差异始终大于组内差异，表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即4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其平均贡献率为73.88%，而4大地区内部城市间的差异处于次要地位. 从变动趋势来看，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组内与组间差异逐年减小，说明4大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性在缩小，同时地区内各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也在减小.

泰尔指数及其分解结果表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可判断其具备收敛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利用σ收敛和β收敛来进一步检验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收敛性.

由图 5可知，基于总体趋势，广东省的变异系数由0.684 3降至0.208 3，呈快速下降趋势，σ收敛趋势明显，说明10年间广东省各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在不断缩小，与上述泰尔指数分析结果相吻合. 从4大地区来看，离散程度大体表现为：粤东＞粤北＞珠三角＞粤西，4个地区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存在σ收敛，且离散程度最终降低至相近水平，说明各区域发展趋于协调，地区贫富差距逐渐减小.

本文借助F检验与Hausman检验来选择回归模型，由表 5可知，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对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的检验，结果见表 6和表 7.

1) 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β收敛与分析

从省域层面来看，广东省绝对β收敛系数为负向显著(-0.234 4)，说明在不考虑发展背景异质性的情况下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共同富裕低水平的城市以更快的发展速度追赶，并以0.267 1的速度收敛. 4大地区绝对β收敛回归系数均小于0且显著，收敛速度分别为0.140 0、0.183 2、0.129 2、0.173 3，粤东最快，其次为粤北、珠三角和粤西.

进一步地，本文选取2011-2013年、2014-2016年及2017-2020年3个时间段，分别对广东省各城市，以及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的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β收敛性进行检验(表 7). 总体来看，收敛系数均为显著为负，说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在不同时段均呈现收敛的趋势，且收敛速度逐渐加快. 分区域来看，考察期内4大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同样趋于收敛，且收敛速度趋势与广东省总体一致. 不同地区的收敛速度存在差异，仍表现为粤东＞粤北＞珠三角＞粤西的位序排列.

2) 共同富裕水平的条件β收敛与分析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差异，地理区位、要素流动等因素也会对收敛效应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入控制变量来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 首先，本文对省域层面的数据进行条件β收敛检验(表 8).

总体上，伴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广东省条件β收敛系数一直为负向显著，且收敛速度总体上呈加快趋势. 具体而言，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这些因素对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收敛均存在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为正且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可能使广东省内部发展差距略微扩大，鉴于广东省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异质性，导致测度结果不稳定，该因素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以2015年为分割点，分别对广东省总体、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的共同富裕水平再次进行条件β收敛性检验(表 9). 由表 9可知，在多因素控制下，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条件β收敛性存在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

就区域性而言，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的平均收敛速度均快于绝对β收敛速度，同时与绝对β收敛的位序不同，呈现珠三角＞粤东＞粤北＞粤西的特征. 就阶段性而言，在两个时段中，广东省、珠三角、粤东和粤西收敛速度稳步增长，粤北收敛速度增速最大. 这表明在“十二五”期间，广东省通过深入实施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战略，在粤东、粤西、粤北打造产业园区增长极，并通过推动东西两翼发展海洋经济、粤北发展生态产业，同时促进粤东、粤西、粤北的资源专业化和创新性发展，此外还重点关注不同地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数量，进而促进了环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同推进，最终实现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收敛. 进入“十三五”时期，广东省更注重发展整体性，一方面优化珠三角城市群发展路径，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多个区域合作重大平台，如深汕特别合作区、广佛肇经济合作区等，推进区域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对欠发达地区开展特别支持，例如修建码头、能源等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加强人才交流等，进一步激发共同富裕低水平地区的发展潜力，实现收敛速度的提升.

上述的一般收敛分析有一个假设前提，即经济单元在空间上是均质的. 然而在现实中，随着经济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要素流动性明显增强，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因此本文将纳入空间因素，以检验空间相关性为切入点，继续探讨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条件β收敛.

由表 10可知，2011-2020年的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且整体数值随年份增加而增大，说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可以推断广东省不同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不仅与本市发展关系密切，而且与邻近城市的发展关联性紧密. 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展开分析. 基于局部空间自相关性视角，由表 11可知，除肇庆外，珠三角其他城市均处于高高集聚区，形成高值集聚，粤东、粤西、粤北大部分城市位于低低集聚区，呈低值集聚. 基于动态跃迁视角，肇庆从低高集聚区跌落到低低集聚区，该城市应强化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空间网络关联，否则易被边缘化；韶关从低高集聚区跃升至高高集聚区，受珠三角的产业溢出效应影响明显，该城市有望成为粤北地区增长极，进而带动粤北地区发展；汕头由低低集聚区跨入高低集聚区，极化效应加大，粤东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差异可能增大. 云浮从低低集聚区进入低高集聚区，再加上长期处于该区的清远，两城市应立足自身优势，通过与珠三角城市的产业协同发展，促进经济要素双向流动.

1) 模型选择

据表 12可知，LM检验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以通过，表明模型存在空间效应，同时接受使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 然后LR与Wald稳健性检验的所有系数均显著，则空间杜宾模型(SDM)为最优选择. 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经进一步检验，双固定效应模型优于个体固定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采用双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对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条件β收敛分析，并基于偏微分方法对控制变量的效应作进一步分解(表 13).

2) 空间条件β收敛分析及空间效应的分解

由表 13可知，拟合优度与Loglikelihood值进一步说明了空间杜宾模型为最优模型. 加入空间因素后，收敛系数显著为负(-0.159 9)，其绝对值小于一般条件β收敛系数，说明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条件β收敛趋势仍然存在，但收敛趋势放缓. 同时空间滞后系数ρ值显著为正(0.421 8)，表明该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人力资本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分别为0.069 9、-0.141 8和-0.060 2，空间效应系数为-0.127 9，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力资本可促进本城市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可能抑制周边城市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对地区共同富裕整体水平的提升起到反作用. 共同富裕水平高的城市教育资源多、质量优、水平高，基于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和知识溢出模型，人力资本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和规模效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能通过“干中学”进一步积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获得更高的产出效率，此效率的差距将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同时，基于循环累积效应，其教育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会对周边城市人才产生虹吸效应，致使周边城市人力资源进一步流失，进而使得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滞缓，直接导致这些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差距扩大.

对外开放水平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0.233 4)，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系数为正却不显著，意味着对外开放能促进本地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但外溢效果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对外开放能使本地外贸市场需求增加，带动产业趋于高质量发展，但需求的增加是外来的，其转移性不及居民消费支出这类的本地市场需求，因而对周围地区影响较小，空间外溢效应不明显. 由此可见，立足国内大循环，推进双循环发展格局对于促进区域共同富裕水平收敛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因素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分别为-0.093 7、0.693 9和0.600 2，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而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总效应系数显著为正. 某城市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提升，如金融、信息技术、商务服务、房地产等，可能导致就业更加偏向高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与企业家，在促进城市总体财富增加的同时，也致使财富向上述人群转移，最终可能导致共同富裕水平差距扩大. 可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和开征房产税对平衡财富差距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对于广东省而言，共同富裕水平高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占效应，进而导致这些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使生产率的提高惠及周围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最终促进区域共同富裕水平收敛.

基础设施水平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分别为-0.021 1、0.059 0和0.037 9，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虽对本地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具有阻碍作用，但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能推动周围城市及广东省整体的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原因可能在于本地的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再增加资金投入会致使边际效用弱化，产生投入冗余而产出不足的现象，这不利于总体财富增加，又难以使低收入者受益. 而对于邻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与交流速度，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促使区域贫富差距缩小，推动共同富裕.

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参考吕岩威等^[15]的分析，本文通过替换原模型的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再次检验收敛性. 由表 14可知，β收敛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空间滞后系数ρ值也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具有空间条件β收敛的趋势.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处于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为9.1%；整体上呈现由珠三角向粤东、粤西、粤北等外围地区降低的半圆状空间格局，粤东、粤西、粤北多数城市处于低低集聚区；汕头、韶关作为粤东与粤北的增长极，具有较好发展潜力，而粤西则整体相对较差.

2) 研究期内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总体差距、4大地区之间差距以及内部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缓解，广东省有望尽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主要来自组间差异，表现为珠三角远优于周边地区，缩小地区间差距是广东省需要考量的首要问题；此外，4大地区的内部差距呈现出粤东＞粤北＞珠三角＞粤西的位序格局.

3) 广东省及4大地区的σ收敛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同时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趋势，且收敛速度为粤东最快，粤西最慢，粤北和珠三角居中；同时广东省也存在着条件β收敛，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与基础设施等因素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收敛；此外，两个分时段检验再次验证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显著性.

4) 广东省21个城市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对于城市自身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均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前者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后者促进周边城市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与基础设施对城市自身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而两者溢出效应均为正向.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培育不同层级增长极，强化区域网络关联度，促进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空间结构优化. 其一，应继续强化深圳与广州共同富裕水平的能级. 一方面两市应在吸引全球生产要素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进而形成核心增长极；另一方面两市还应在构建高质量发展模式和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方面积极探索，形成示范效应，进而辐射、带动整个珠三角乃至全省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作为可能被边缘化的肇庆，应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产业等优势产业方面深度嵌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积极融入广佛同城化进程. 其二，进一步做大汕头、韶关共同富裕水平的量级，并将两城市培育为全省的次级增长极. 两市应在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经济循环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下足功夫，为共同富裕筑牢经济基础. 韶关已经从低高集聚区跃升至高高集聚区，应加快汕昆高速、武深高速、北江航道扩能升级，强化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和世界级生态旅游景区共建，深入推进“深圳韶关对接”和“东莞韶关对口帮扶”，从交通、产业与机制方面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汕头尚处于高低集聚区，应与周边城市联动发展，尤其是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促进产业互补发展. 其三，粤西缺少核心增长极、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落后且城市间差距不大，建议广东省将其作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领域的试点，参照山东南部4市或江苏北部3市共同推进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发展经验，适当弱化中心城市建设，协同推进“粤西经济圈”建设，全面链接粤港澳大湾区，并与海南、广西共建北部湾城市群.

2) 抑制负向作用，强化正向作用，促进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持续收敛，力争尽快实现共同富裕. 首先，珠三角的城市应在大力培养与使用高端青年科创人才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文化、交通与高校优势，发挥人才高地效应；同时粤东、粤西、粤北的城市应坚实推进“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多方面合作，着力补齐办学条件短板；另外这些城市还应发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构建引进、流动、培养、开发、评价、使用、保障、激励和服务等完整的人才服务体系. 其次，建议加快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 一方面，继续支持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建设，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而助力深圳、广州等城市打造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高地，同时也应推进涵盖13个城市的自贸联动发展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国际大循环形成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累积的社会资本，推进区域内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同时强化广东省对市县财政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与精准性，积极引导省内投资向粤东、粤西、粤北转移，并引导粤港澳大湾区的消费向周边地区扩张. 再次，应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注重空间的公平正义，建议遴选广州、深圳等城市作为缩小收入差距领域的试点，这些城市在促进产业高端跃升的同时，应注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可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粤东、粤西、粤北的城市应在摸清自身产业家底的基础上，通过搭建平台、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开展与珠三角的产业的全面对接，尤其是注重打造产业转移合作园区和发展飞地经济. 最后，广东省应将珠三角作为公共服务优质共享领域的试点，推进该地区的城市着力解决公共服务水平优不优的问题，如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同时广东省应继续推进高铁里程、密度、连接度提高，并尽早实现市市通高铁；除珠三角外，其他地区还应继续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

本文基于人地关系视角重新解构共同富裕系统，并厘清3个子系统的交互关系，为测度共同富裕水平提供了学理基础，同时验证了广东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与条件β收敛，还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了该省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仅为共同富裕问题域的冰山一角. 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应细化研究单位，从县域层面可更好地体现城乡发展差距、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与收入差距，也应遴选更为微观的共同富裕案例地，基于发生学视角透视案例地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过程特征与演化机理，还应对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内部发展差距大的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分析，如江苏、浙江、山东共同富裕水平的收敛性分析，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