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乡村振兴政策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研究的核心分析维度。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亦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22]。大学生返乡创业，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在5年之内回到自己家乡，结合自身能力并利用所在乡村资源为自己在乡村经济大环境中寻找到合适的创业机会，在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建设同步助力^[23]。乡村产业振兴通过产业形态、产业升级、产业政策和产业生态四重逻辑，深刻影响大学生返乡创业规模、结构与可持续性。①乡村产业形态决定要素禀赋结构与岗位承载力。乡村产业振兴通过三产融合与业态创新，催生了智慧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这些新业态不仅扩大了创业容量，还拓宽了创业渠道，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多样化选择^[24]。例如，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网络营销、物流管理、供应链设计等新型岗位，显著提升了农村创业的吸引力。②乡村产业升级驱动人力资本适配。产业升级通过技术渗透与价值链攀升，倒逼岗位技能升级，形成“技能—岗位”匹配通道。县域数字经济渗透率与大学生返乡率呈现出正向关系，表明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力资本具有显著吸引力。③乡村产业政策是核心干预工具。产业政策在引导和激发大学生返乡创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5]。创业补贴可有效降低初创企业的运营成本，促进其创新水平提升^[26]；产业园区通过集群效应降低人才流失率，形成人才集聚高地。相关扶持政策缩小城乡待遇差距，为返乡大学生提供良好的职业晋升空间，增强其留乡发展意愿^[27]。④乡村产业生态决定创业可持续性。产业生态质量锚定创业稳定性与增值空间，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多样化的岗位选择，还为其长期发展提供了土壤。

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不可替代的中介变量，连接政策供给与人力资本配置，即产业形态决定岗位规模与质量的供给端、政策工具依托产业载体传递激励的需求端。在动态层面，产业生态质量锚定创业稳定性与增值空间。脱离产业振兴孤立探讨返乡创业，将陷入“就创业论创业”的认知窄化，遮蔽“政策—产业—人力资本”的系统互动。因此，需从“产业需求牵引—人力资本适配—政策供给响应”三维框架解析要素配置、制度创新与能力演化的协同机制，为破解乡村振兴人才困境提供理论基础。本文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大学生返乡创业—制度创新”的联动机制作为分析框架，本质上是一个由制度激励驱动要素重组、要素重组适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反哺制度创新构成的闭环系统。其理论逻辑可分解为以下3个层级：

1) 制度激励与要素禀赋的结构性调整。产业振兴政策作为外生冲击，通过制度性交易成本削减与要素配置规则的重构，可以打破乡村产业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降低生产要素流动与组合的摩擦成本。①产权制度改革，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三权分置”，可以释放土地要素的资产属性，破解传统农业的“土地锁定”困境；②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担保贷款、初创企业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可以降低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约束，引导社会资本向乡村新兴产业，如智慧农业、生态文旅集聚；③扩大数字基建投入，县域5 G网络覆盖、区块链溯源系统等基建设施，可以提升数据要素的可得性与可信度，推动产业组织模式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驱动”。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政策干预下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即从土地、劳动力主导的传统要素组合，向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多元互补的现代要素体系演进，为产业振兴奠定物质基础。

2) 产业振兴与创业需求的技能迭代。乡村产业振兴通过生产函数重构与价值链位势跃迁，重塑创业市场的技能需求结构。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产业升级是各种生产要素跨产业再配置的过程^[28]。当传统农业向三产融合转型时，生产过程的技术密集度提升，与价值链分工细化，必然要求劳动力技能从“体力密集型”向“知识—技能复合型”升级。这种技能迭代产生双重效应：①岗位筛选效应，即高技能岗位边际生产率与薪资溢价显著高于传统岗位，如数据分析师、供应链经理，形成对高等教育人群的“拉力”；②技能错配消解效应，即产业形态升级倒逼教育体系调整，促进人力资本供给与产业需求动态匹配，如涉农高校增设数字农业课程。在此过程中，政策工具通过信号传递机制向大学生释放产业前景信号，修正其“乡村=低端创业”的认知偏差，激发返乡创业的主动选择。

3) 人力资本适配与制度反馈的协同演化。如图 1所示，大学生返乡创业作为高阶人力资本的定向流动，通过知识溢出与组织创新反哺产业振兴，形成“政策—产业—人力资本”的正反馈。人力资本理论指出，高素质劳动力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配置能力”。高素质劳动力能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运用高科技智能化设备进行高效能生产，实现高质量产出^[29]。具体而言：①返乡者主动通过技能学习、技术模仿和管理模式的优化，可以提升所创办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30]，推动技术产业前沿外移；②返乡者依托社会网络构建“创新共同体”，降低知识扩散的交易成本，加速技术采纳与模仿；③返乡者参与基层治理，优化政策执行的地方适配性，推动制度从“顶层设计”向“在地创新”迭代。大学生返乡创业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有效推动所在地创新能力提升和创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体现了“个体—群体—生态”的动态演化路径^[31]。

根据以上分析，由于不同类型产业形态所提供的新创业机会不同，要想深入探索乡村产业振兴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作用机制，首先需要细化乡村产业形态。现有资料有大量对于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如各省、市、区/县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都会对县域以上的产业增加值、产业结构、各产业市场主体总量及增加值进行详细统计与发布，但具体到村镇的则鲜有统计公布，而实际上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也要通过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才能创造生产力。换言之，产值虽然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并不能与人力资本产生直接联系，真正促进创业机会产生的是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活跃度所衍生出的对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需求，大学生作为优质人力资本，其返乡创业的实现需要二者同时发挥作用。根据现阶段乡村各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情况，将乡村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界定为以下3种形态：①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仅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②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仅指单一形式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非农产品加工制造业、采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③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包括种、养殖农业间融合，生态循环立体农业(如一季粮食作物一季经济作物、畜禽粪便做肥料、稻虾共养等)，一二产融合(如农产品加工、产供销产业链延长等)，一三产融合的复合型农业(如农家乐、采摘园、乡村旅游、文化康养结合、田园综合体等)，智慧农业(如引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科技农业)，多功能农业(如创意农业、农耕体验和乡村文创手工艺等)，一二三产融合(如种养—加工—农家乐一体化)。基于上述分析，结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所能提供的创业机会与产业内部生产经营活动分类，本文提出乡村各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假设情况，如表 1所示。

本文选取西南某地区42个村2021-2024年度实际情况为样本，通过向研究区村委、农户发放问卷，获得问卷数据，并将该问卷数据进行整理筛选，得到实际有效的样本数据。计算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NS表示村农户中大学生人数，NZ表示村农户总数。以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3种分类为解释变量，分别是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工商业生产经营活跃度、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这3种分类对应解释变量，其中各项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用参与该项生产经营活动农户家庭数目占被调研农户家庭参与3个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总数的比率表示。由于所学专业、受教育年限等个人特征都可能影响大学生返乡意愿，故本文选择返乡创业大学生农科专业比率、受教育年限为控制变量，分别用被调研村农科专业返乡创业大学生在整个返乡创业大学生中的占比、被调研村返乡创业大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定义如表 2所示。

在筛查出缺失样本数据后进行回归模型检验，共获得1 440个数据，根据上文提到的产业生产经营分类情况进行回归模型检验，并设置回归方程：

式中：RR为因变量，β₀为常数量，β₁-β₅为对应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项。AM、CA、II作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数据通过问卷设计获取，通过向研究区农户发放问卷，获得有效问卷数据，并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对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本文建立了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率的模型和假设检验，以便更好地对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路径进行探究。借助SPSSAU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可以更好地验证假设条件提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结果表明，被调研地区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整体偏低，均值为0.159，且区域差异显著，标准差为0.048，与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形成明显反差，凸显出农业产业人才吸引力不足与县域产业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工商业和融合产业发展滞后，返乡群体呈现出“非农科专业主导(比例达0.752)、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等特征，与农科人才短缺并存，反映出县域产业升级与人才供给的错配风险。

表 4结果表明，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不同种类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大学生返乡创业率之间具有相关关系(p＜0.01)，回归结果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

从表 5可以看出，模型R方值为0.939，意味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可以解释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模型拟合情况较好。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18.402，p=0.001＜0.05)，也说明模型有意义，且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至少一项对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具有影响。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VIF值全部小于5，意味着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模型较好。总结分析可知，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与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与返乡创业大学生比率不具备影响关系。

1) 融合产业生产经营活跃度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返乡率。产业融合通过资源互补性整合构建产业生态网络，显著提升大学生的返乡创业意愿，是影响返乡创业意愿最为关键的结构性因素^[32]。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③，即融合产业通过创造多样化、高质量的创业机会，有效吸引大学生返乡。融合产业涵盖农旅结合、智慧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等新兴业态，其复合型特征能够满足大学生对职业发展空间、技术应用场景及社会价值实现的需求。例如，乡村旅游和电商平台不仅需要传统农业技能，还依赖数字技术、市场营销等跨领域能力，与非农科专业和女性返乡群体的技能结构高度契合。此外，融合产业较高的附加值和对创新人才的依赖，与返乡大学生中党员比例突出的特征相符，反映出基层治理与产业升级对高素质人才的协同需求。然而，农业(AM)和工商业(CA)活跃度对返乡创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表明传统农业对高学历人才吸纳能力有限。县域工商业因产业层次低、岗位技术含量不足，难以形成有效吸引力。这一结论为乡村振兴政策提供了明确方向，即需优先发展融合产业，通过产业形态创新释放人才需求，而非单纯依赖传统产业规模扩张。

2) 县域人才供需错配暴露了传统产业升级滞后问题。数据分析显示，农业生产经营活跃度与大学生返乡率的显著背离，揭示了传统农业与高学历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尽管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仍集中于体力劳动和初级生产环节，与大学生职业预期存在落差。农科专业返乡比率仅0.248，且与返乡率呈负相关(r=-0.729^**)，进一步印证了传统农业未能有效吸纳专业人才。与此同时，工商业活跃度的低水平与低波动性表明，县域工商业仍以低端服务业为主，缺乏技术密集型岗位，导致非农科生的创业选择受限。这一结果推翻了假设①和②，说明单纯提升农业或工商业规模无法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内涵升级。例如，农业需向智慧化、品牌化转型；工商业需嵌入区域产业链高端环节，才能创造与大学生能力匹配的岗位。本研究还发现，县域产业对青年职业初期支持不足，进一步凸显了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因此，政策需从“增量扩张”转向“提质增效”，通过技术赋能和业态创新重塑产业吸引力。

3) 人力资本特征与产业需求协同机制亟待优化。控制变量分析表明，返乡大学生群体呈现出“非农科主导”的特征，与县域产业需求存在错配风险。此外，受教育年限长的群体的返乡率虽有利于基层治理，但若缺乏产业支撑，易陷入“行政吸纳替代经济发展”的困境。上述矛盾提示，乡村振兴需建立“产业—人才”动态适配机制：①通过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升非农科生对融合产业的适应能力；②优化县域岗位结构，增加技术管理、创新创业等复合型职位，打破性别与专业壁垒。本研究还发现，农科专业比率与返乡率呈负相关，暴露出涉农教育与实践需求脱节的问题，需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的现代农业人才。最终，政策应超越单纯创业率提升，关注人才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

1) 以融合产业为核心抓手，构建“产才共生”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本研究表明，融合产业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驱动力远超传统农业与工商业，这为政策设计提供了关键切入点。未来乡村振兴需以融合产业为枢纽，重构“产业—人才”协同发展生态。①政策应聚焦新兴业态培育，优先支持农旅融合、智慧农业、电商平台等复合型项目，通过财政补贴、土地流转优惠等倾斜性措施降低创业门槛。可设立县域融合产业孵化基金，引导大学生团队参与田园综合体运营或农产品品牌化建设。②强化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农村物流网络、5 G基站及大数据平台建设，破解融合产业的地理与技术瓶颈。例如，搭建县域农产品产销一体化数字平台，既提升产业链效率，又创造数据分析、电商运营等新型岗位，适配非农科生技能。③建立“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动态对接机制，推动地方高校课程体系改革，增设农业物联网、乡村旅游规划等跨学科专业，并联合企业开展定向培养。同时，设计灵活创业模式，如远程办公、季节性用工等，释放其人力资源潜力。通过产业形态创新与人才结构优化双向互动，可打破传统产业对低端劳动力的路径依赖，实现乡村振兴质量变革。

2) 以传统产业升级为基础，重塑县域经济的人力资本吸纳能力。本研究揭示农业与工商业的低层次配置是人才错配的主因，提示产业升级需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①农业需向技术密集型转型，通过智慧农业装备普及、绿色生产标准推广提升岗位技术含量。推广无人机植保、AI养殖管理等技术应用，将农科生从田间劳作转向技术指导与研发，同时配套职业农民认证制度，明确大学生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②工商业需嵌入区域价值链高端环节，引导县域制造业向精密加工、定制化生产升级，服务业向科技服务、文化创意延伸。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手工艺品牌，吸引设计、营销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在满足游客对乡村风情体验需求的基础上，有机植入现代化要素，融合农村自然环境、文化底蕴和健康美学，实现因地制宜、一县一色、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33]。此外，需构建“政企校”协同创新平台，设立县域产业技术研究院，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并为大学生提供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分红等激励机制。系列产业升级路径通过提升产业附加值与岗位专业性，能够将传统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本吸纳优势，缓解人才结构性短缺。

3) 以人力资本适配为导向，完善乡村振兴的“引育留”全周期机制。大学生返乡创业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需关注其与产业需求的质量匹配。①建立精准化人才引进体系，依托县域产业地图动态发布岗位需求清单，重点标注融合产业的技术管理岗、传统产业的升级示范岗，并通过“揭榜挂帅”机制吸引专业对口人才。②创新在地化人才培养模式，设立乡村振兴学院，开设“农业经理人”“乡村明白人”等定向培训项目，帮助非农科生快速掌握涉农技能。同时，高校应主动设立涉农特色学科方向，增设智慧农业、绿色生产等前沿课程，鼓励教师开展服务农村的应用性研究^[34]；涉农企业需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培养模式，实现招生与招工一体化、校企“双主体”培养一体化，充分发挥校企“双主体”育人作用^[35]；推行“校企双导师制”，让大学生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践，破解农科教育与实践脱节问题。③构建多元化人才留存生态，通过住房补贴、子女教育配套等政策降低生活成本，并设立县域人才发展基金支持职业中期转型。针对女性设计弹性工作制与托育服务，消除其后顾之忧。此外，需建立人才—产业适配度监测体系，定期评估岗位技术含量、薪酬竞争力等指标，动态优化政策工具箱。这一全周期机制通过需求识别、能力重塑与生态优化三重干预，实现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