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旅游经济作为其重要的推动力量, 对乡村振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6]。为了科学地评估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采用了熵权法来进行评价。熵权法是一种基于信息熵的, 可以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客观赋权的方法^[7]。熵权法通过对信息熵的计算, 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各指标在整体评价中的重要性。利用熵权法评价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 可以更为准确地测度该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熵权法信息熵的数学表达式如式(1)所示:

式中: E_j表示信息熵, Y_ij表示输入变量, i和j分别表示输入变量的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 n表示二级指标的数量。权重的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8]:

式中: W_j表示权重, m表示一级指标的数量。

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将乡村振兴体系划分为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以进行水平测度, 并利用熵权法对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如图 1所示。

本研究基于图 1所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评价指标, 测度了2013-2021年国内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乡村振兴水平。从整体来看, 这一时间段内各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呈现出增长趋势。然而, 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 且各区域之间的乡村振兴水平差异显著。从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长率较高, 主要包括四川、上海、贵州和新疆等省份。东部地区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而增长迅速, 而西部地区则是由于其较大的增长潜力, 因此增长明显。国内乡村振兴水平的整体区域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从旅游经济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 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因经济条件限制, 其旅游经济水平相对较低, 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国内旅游经济水平的整体区域分布由高到低同样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

在完成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后, 为了进一步分析其耦合协调水平的分布差异,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差异性计算。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反映了旅游业与乡村经济、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环境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程度^[9]。为了全面分析和了解乡村振兴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分布差异,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行评估。耦合协调度是一个用于分析事物协调发展水平的概念, 涉及耦合度、协调度和系统效率3个指标^[10-11]。而Dagum基尼系数不仅可以衡量整体差异, 还能分解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差异, 提供更细致的差异分析。此外, 通过计算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水平, 可以反映出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其耦合协调水平越高, 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协作程度和相互作用越强^[12]。而系统效率反映了系统的整体性能和资源利用效率。系统效率越高, 意味着系统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完成任务的效果也越好^[13-14]。因此, 本研究利用耦合协调度, 对地区的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分布差异情况进行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数学表达式如式(3)所示:

式中: D_ab表示耦合协调度值, a和b分别表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 C_ab表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两者的耦合值, T_ab表示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两者的综合评价指标^[15]。

耦合协调水平的评价标准如表 1所示。

为了分析乡村振兴系统与旅游经济系统之间的分布差异, 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差异性计算。Dagum基尼系数是一种测量收入或资源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16]。相较于传统的基尼系数, Dagum基尼系数在计算中引入了Dagum分布的概率分布函数, 使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不平等程度, 特别是在数据中存在交叉重叠现象时^[17]。累积密度分布函数的数学表达式如式(4)所示:

式中: G_αβ表示地区α和地区β对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g_αβ表示两个地区之间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差值; p_αβ表示超变一阶^[18-19]。区域之间的总体差异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式中: Q表示总体差异, D表示耦合协调度均值, k表示区域数量, i和r表示省份, nj和nh分别表示j和h区域内的省份数量, n表示省份总数量^[20]。通过Dagum基尼系数可以计算出各地区内部水平的差距以及各地区之间水平的差距, 从而更好地识别地区差距的来源问题。

为了分析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结果, 本研究采用了2013-2021年国内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乡村振兴数据进行分析。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和综合评价得分如图 2所示。通过对图 2a的观察可以得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内不同区域的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在2013年,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为0.59、0.51、0.48和0.35, 而在2021年, 这4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值分别上升至0.70、0.67、0.53和0.47, 分别提高了18.64%、31.37%、10.42%和34.29%。这表明国内各个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从全国的平均耦合协调度来看, 从2013年的0.48增长至2021年的0.58, 提升了20.83%(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协调提升至了高度协调)。从图 2b可以看出, 各个区域的综合评价得分均呈线性增长的趋势, 全国的平均综合评价得分从2013-2021年大幅度提高。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区域内差异如图 3所示。从图 3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Dagum基尼系数较为稳定, 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在2017年Dagum基尼系数波动较大, 随后又逐渐趋于稳定。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区域的带动下, 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逐渐趋向一致, 使该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变动趋于稳定。从整体数据来看, 2013-2021年, 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Dagum基尼系数下降幅度较大。其中, 西部地区在2013年的Dagum基尼系数为0.22, 到2021年降低至0.19, 减少了13.64%。东北地区在2013年的Dagum基尼系数为0.11, 到2021年显著下降至0.06, 减少了45.45%。从全国范围来看, 2013年的Dagum基尼系数为0.22, 到2021年降低至0.18, 减少了18.18%。综合来看,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在地域分布上展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但整体来看, 区域间的差异仍然显著, 需要进一步的政策调控和资源优化配置来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图 4展示了各地区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区域间的差异。通过对图 4的观察可以得出, 东、西部地区之间的Dagum基尼系数值最大,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最为显著, Dagum基尼系数均值为0.22。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Dagum基尼系数值最小, Dagum基尼系数均值为0.08, 区域间差异最小。从Dagum基尼系数的差异趋势来看,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化最为明显, 从2013年的0.20降低到了2021年的0.16, 下降了20.00%。其次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 降低了14.81%。综上可以看出, 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 其中协调度水平差异最大的区域组合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 随即还有东、西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组合, 且这些组合均显示出了较高的递减率, 凸显了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严峻形势。因此, 未来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程度的差异将主要体现在这3个区域组合之间。

图 5展示了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的系统差异效率和差异贡献率。通过对图 5a的观察可以得出, 区域间的系统差异效率最大, 其次分别是区域内的差异效率和超变密度的差异效率。区域间的系统差异效率从2013年的Dagum基尼系数57.45下降到2021年的50.09, 降低幅度为12.81%。区域内的差异效率走势相对比较稳定, 2013年和2021年的Dagum基尼系数分别为24.16和25.03, 仅增长了3.60%。超变密度的差异效率在2013年和2021年的Dagum基尼系数分别为17.52和24.67, 提高了40.81%。从图 5b可以看出, 区域间差异在乡村振兴旅游经济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率, 其最高贡献率为86.26%, 与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最大的贡献率65.3%和22.05%相比, 分别提高了32.10%和291.20%。综合可以看出, 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之间的差异性, 其根源主要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

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为了分析旅游经济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调发展, 本研究利用耦合协调理论并结合熵权法对乡村振兴旅游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度分析, 利用Dagum基尼系数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了差异性计算。结果显示, 从2013年到2021年,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提升, 分别提高了18.64%、31.37%、10.42%和34.29%。全国平均耦合协调度从2013年的0.48增长至2021年的0.58, 提高了20.83%。Dagum基尼系数分析显示, 全国范围内, Dagum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22下降至2021年的0.18, 减少了18.18%。从Dagum基尼系数的差异趋势来看, 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变化最为明显, 从2013年的0.20下降到2021年的0.16, 下降了20.00%。可以得出, 协调度水平差异主要是由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 以及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综上, 本研究基于熵权法的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测度研究, 分析了当前乡村振兴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来源, 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和支持。

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研究主要基于宏观数据, 未能深入分析乡村振兴和旅游经济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关系, 因此忽略了个体乡村的独特性和异质性。此外, 研究的范围虽然覆盖了全国各主要区域,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区域内部的差异和动态变化, 因此导致研究结果不够完善。针对以上局限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强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通过个案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方法, 来揭示乡村振兴与旅游经济互动的具体机制和路径, 可以进一步深化区域内部差异的研究, 更充分地考虑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动态变化, 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