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区地处重庆市东部，位于龙溪河流域，是重庆百万亩“巴渝粮仓”的核心区域。八字村位于云台镇明月山麓，是长寿现代粮食生产区的核心区之一。八字村由原八字、宁岗与四方3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全村户籍人口3 572人，常住人口约1 000人。八字村呈现出典型的丘陵型、农业主导型、人口流出特征，地理位置如图 1所示。长期以来，八字村面临农业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流出严重等共性问题，具备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和典型性。自2014年起，八字村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与清迈农业公司的产业带动下，探索出了“土地流转—产业规模化—企业带动就业—农户增收”的村企合作模式。该模式以清迈农业公司为核心，开展绿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一体化开发，不仅实现了当地农户人均收入提升，还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使得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改善。类似模式也已在河北易县和四川雅安等地区的乡村产业实践中得到验证，不同地区虽存在资源禀赋差异，但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土地规模化经营与利益联结机制创新等关键要素具有一定普适性。这使得本研究所选择的八字村案例不仅反映了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的典型特征，也为其他丘陵地区开展类似的村企合作提供了相关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启发。

在具体实践中，八字村与企业的合作主要以土地流转为基础，企业通过统一经营管理带动区域开发，村集体则借此拓展财政收入、改善人居环境。该村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后，实现了千亩连片机械化种植和统一管理，彻底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靠天吃饭”的农业模式。清迈农业公司在八字村开展绿色水稻全产业链建设，形成了从种植到深加工(如大米加工坊、米酒酿造车间)的示范效应，并带动周边40余家种养大户，提供百余个固定就业岗位。

当前，村民主要以土地租金和劳务参与形式受益，合作机制仍以资源供给和政策引导为主。这种以土地运营为纽带、项目引入为抓手、产业协同逐步推进为特征的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也反映出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过程中村企合作模式的多样性与阶段性特征。选取八字村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深入剖析资源型村庄在外部资本介入下的产业组织逻辑与合作机制演化路径，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效能与完善村企合作机制提供现实借鉴与理论依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地调研。调研过程包括两个阶段：① 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研究团队每月赴八字村驻村观察2~3 d，以非结构化访谈和田野观察为主。主要访谈对象包括八字村村干部(5人)、乡镇领导(3人)、清迈农业公司管理层代表(4人)，共计12人。该阶段重点了解村企合作的实施过程、产业发展模式、利益联结机制、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状况及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情况。② 2025年3月，组织60名调研人员在八字村进行了为期2 d的集中式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对象包括村民(含普通农户与种养大户)、村干部(5名)、清迈农业公司管理层代表(2名)及乡镇领导(1名)。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43份，回收有效问卷136份，有效率为95.1%。问卷主要内容涉及农户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情况、家庭经济收入结构、对村企合作政策的认知与满意度、企业就业情况、技能培训参与情况等方面，以量化方式体现村企合作对农户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增加、技术提升及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证明农村产业发展能够增加农户收入。如文献[23]认为农村产业发展会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同时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有利于缩小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文献[24]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湖北省宜昌市的相关农村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乡村产业发展可以有效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实现农户增收；文献[25]认为当前我国农村产业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农村的创业活跃度。上述研究在农村产业融合增收效应方面以相关事实具体论证了产业融合切实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即承认农村产业发展会提高农户收入。因此本研究提出村企合作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从而带动农户收入水平提升，以农户收入水平为因变量，村企合作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村企合作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以证明村企合作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之所以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因为想探讨村企合作对乡村产业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于单变量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能够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同时对各自变量的边际效应进行估计，从而全面地刻画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作为核心的定性分析方法^[26]，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作为定量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具体指的是研究者对访谈资料运用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扎根理论程序进行编码分析，通过持续的比较和迭代，提炼出影响村企合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概念，并梳理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访谈分析达到理论饱和(即新增资料不再出现新概念)，所构建的概念框架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调研对象的实际情况，借助这一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挖掘出村企合作模式的运作机制、驱动力及结构特征。

扎根理论对情境和实质理论的强调契合本研究的需求，具体研究流程包括4个阶段：产生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理论建构^[27]。

第一步开放性编码，对数据进行逐行编码将其逐层概念化和抽象化，从而实现对原始资料的拆解及重新组合，是一个临时的、比较性的和扎根于数据的过程。本研究从原始文本中共提取出101个概念，包括初步抽象后得到的初始概念和部分出现频次较高的原生编码，随后通过进一步对比和归纳，得到31个指向性更为明确的初始范畴。部分开放性编码过程如表 1所示。

第二步主轴性编码，分析初始范畴间的内在联结和逻辑关系，得到主范畴，并以新的方式重新排列开放性编码，建立起以类属为轴的密集关系网络^[28]。

第三步选择性编码，对范畴进行理论化，再次挖掘主范畴，并从中确定能够统领所有范畴、概念的核心范畴，再以“故事线”的形式将各种关联变量纳入理论模型中去^[29]。结合案例，合作过程可分为“战略引导—资源嵌入—协作机制—利益共享—价值回流”5个阶段，每个阶段代表一个动态发展情境。表 2用“故事线”结构概括了这5个阶段的关键内容，体现了村企合作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村企合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机制。

当分析新数据已不再能发现新的概念或范畴，且使用理论模型可以覆盖对新数据的解释时，理论达到饱和^[30]。本研究将预留的原始文本用于饱和度检验，重复上述编码步骤后，未发现新的概念、范畴或关系结构，且与村企合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机理相符。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归纳所得的范畴编码及理论机制通过了饱和度检验。

依据前期调研和文献参考，选取了家中是否有人在当地企业就业等与农户收入增加相关的7个关键变量作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自变量(表 3)，以农户收入为因变量展开分析^[31-32]。其中，家中是否有人在当地企业就业反映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提升农户工资性收入的能力；参与土地流转是该案例村企主要合作方式，参与流转的农户能直接提高财产性收入；参与过村企合作决策能提升农户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家中是否有劳动力人员则会影响该户在产业中的直接收入；受教育水平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与参与合作的能力；政策认知度则能影响农户主动参与和合作的意愿。

设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其函数表达式为：

利用SPSS软件对上述调查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 4、表 5列出了该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及相关统计指标。本回归模型较好地反映了各自变量对村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自变量集合对农户收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村企合作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进程中，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与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形成了系统联动，共同促使乡村产业在经济、社会及生态等多个维度实现综合效益^[33-34]。国家政策通过财政支持、项目规划及绩效考核机制等战略手段，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与制度环境支撑，促使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自然与人文禀赋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村企合作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企业通过资金投入、土地流转、就业岗位提供和技能培训等路径，推动农村资源要素的有效重组与整合。一方面，土地集中流转显著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农户从土地流转中获得了稳定的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企业创造的多元就业机会有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农户在企业就业后工资性收入显著增加。通过技能培训，农户技能水平与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结构也随之得到改善。

从更深层次看，村企合作以要素嵌入、组织链接和制度设计3种赋能路径拓展了农业产业链条。要素嵌入型赋能依托土地流转、就业吸纳，促进农户财产性与工资性收入增长；组织链接型赋能通过政策资源整合与技能培训，增强农户在农业组织体系中的参与度，并借助政府财政补贴等提升转移性收入；制度设计型赋能借助产业融合与技术渗透，推动农户从单纯的农业生产者转型为加工、营销与服务环节的经营主体，进一步提升经营性收入。与此同时，村企协作所带来的产业链延伸与农产品“地产地销”新模式，减少了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了农户经营成本，提升了产业链整体附加值，最终使农户能够分享产业链上更多的溢价收益。

上述机制在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中也得到验证：家庭成员在当地企业就业、参与土地流转和技能培训均对农户收入的正向影响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村企合作实践中，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联结机制越紧密，农户经济收益与参与积极性越高，乡村产业发展也越具持续性和稳定性。此外，随着村企合作规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亦获得了财政收入增加、GDP增长等多种收益回流，形成了“政—村—企”利益协同、产业繁荣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图 2)。

为进一步揭示村企合作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R²)达到0.766。从各变量具体系数与显著性来看，在企业就业、参与土地流转、参与技能培训对增加农户收入的正向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家中是否有人在当地企业就业这一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通过直接提供就业岗位的方式，显著提高了当地农户的工资性收入。这一结果在重庆市长寿区八字村与清迈农业公司合作的实践中得到体现：清迈农业公司通过规模化土地流转和建设现代化农业基地，形成“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使当地村民年人均收入显著增长，这与模型结论一致。是否参与土地流转这一变量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则表明，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企业后不仅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益(如租金、土地股权分红)，土地的规模化利用也提升了土地生产效率和价值链延伸能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是否参与过技能培训这一变量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村企合作过程中的人力资本赋能机制，清迈农业公司定期组织技能培训，内容涉及现代种植技术、农产品加工及电子商务运营等，使农户不仅掌握了现代农业技能，也拓宽了就业渠道，提高了经营性收入，这一变量的作用机制反映出，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不单是经济投入，更带来了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增强了农户的经济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是否参与过村企合作决策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尽管为正，但不具统计学意义，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村企合作的决策参与机制尚未完全发挥作用，农户参与度相对有限，企业主导程度较高，亟需未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村企合作机制可以被视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动力，该机制在国家顶层设计和地方政府协作下运行。综上总结出村企合作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机理图(图 3)。

宏观政策的制定是建立村企合作的前提，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战略引导上的作用^[35]。在这一环节中，地方政府扮演着政策解读者和执行者的角色^[36]，通过引导企业下乡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37-38]激发合作主体的积极性，从而为后续环节奠定基础。而资源嵌入可看作资源整合和要素再配置的过程，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权关系的调整。政府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和产权变更引导企业入股或承包村集体、村民的土地，将社会资本有效嵌入到农村产业链中。为了保持集体资产权益，资源嵌入环节建立起了规范的产权制度和契约机制^[39]，通过制度安排和协同治理等方式，确保包括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资源被有效整合并合理利用^[40]，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性的动力。

村企合作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是模型的核心运转部分。政府企业将资本、技术、品牌等资源注入农村，村集体、村民则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区域文化等要素，实现互补共生。通过成立村企联席会议，实现决策的协商与责任的落实。企业应按现代企业管理规范推进项目建设进程，同时接受地方政府和村民代表的参与和监督。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则通过程序监控、激励与约束并行等手段，降低合作的风险并规范相关利益分配。运行机制强调的不只是高效，还要求公平性，通过明确产权的界限和收益分配的规则，保证各方责任和权利统一对等，由此促进合作可持续性。此环节还需防范一些潜在风险，如市场波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失衡等，通过协同治理的手段逐步完善合作机制。

良好的协作关系是村企合作得以深化的基础。构建信任和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消解信息壁垒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强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41]。国家部门、地方政府、社会企业、村集体和村民通过平等的协商，共同参与形成协作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组织动员和协调作用，企业注入市场化运营机制，村民则通过股权、分红等方式参与收益分享。各方主体需要在合作中不断磨合，形成以目标一致、互利共赢为导向的协作模式。协作关系的良性运行可提高合作效率，促进资源和权益双向流动，形成合理、高效的协同治理格局。

乡村产业振兴产生的价值和成果最后应回流到合作各方，形成持续性反馈闭环^[42]。项目带来的直接价值包括农产品增值、旅游或农业综合体等收益，这些经济回报通过分红、提供就业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式返还到村集体与村民，实现了利益共享。间接价值则体现在产业链条的延伸效应、村庄面貌改善、社会资本溢出等方面。价值回流环节强调成果分配机制的公平正义，既让农民享受到乡村产业发展红利，也能保证企业获得可观的收益。通过健全的分配制度和后续支持政策，如设置公益金、农民股权、红利派发等方式，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这种价值闭环不仅提升了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和参与积极性，还为乡村长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进而巩固了村企合作推动产业振兴的根本效应。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通过资本下乡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为响应国家号召，长寿区及云台镇政府将产业兴旺视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积极制定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为村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清迈农业公司依托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以现代化农业生产与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为核心，在八字村构建了绿色水稻种植、米酒酿造、菜油和豆类加工等多元产业链。

结合上述村企合作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机理分析该案例，清迈农业公司与八字村的合作首先体现为资源嵌入与战略引导，区政府通过点状供地模式，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土地资源，降低制度成本；同时通过组织政策宣讲、现场观摩交流等，顺利引导企业融入当地产业生态。

在具体运行机制方面，清迈农业公司采取了“公司+农户”及“公司+种植大户”的利益联结模式。企业与农户签订种植协议，向农户提供种子、肥料及技术支持，并以保价回收方式保护农户利益。同时，企业还建立股权合作机制，每年向八字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15万元股权分红，覆盖全村450户、两千余人。这种联结机制确保了企业效益与村民收入的紧密联系，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作关系。

在多元主体协作方面，清迈农业公司与八字村、地方政府共同搭建了村企联席会议制度，确保企业经营决策公开透明、村民充分参与。同时，企业通过每半年一次的农业技术培训，显著提高了村民技能和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村企之间的信任和协作治理能力。

从价值回流的角度看，清迈农业公司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回馈。在经济效益上，公司带动八字村人均收入提高；社会效益方面，有效解决了当地低收入和残疾农户的就业问题；生态效益方面，则通过推广有机种植和生态治理，使八字村实现了由贫瘠村落向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转型。该案例不仅清晰呈现了村企合作各机制的实际效应，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提供了有益经验。

八字村与企业的合作受国家战略引导，地方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创造出良好的企业落地环境。在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村企合作的可持续性常常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如土地流转后的产权关系模糊和租金标准固化，且外来企业在本地市场的长远经营稳定性尚存不确定性，企业如若经营不善，将直接影响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村民收入；二是协作关系的治理结构尚未成熟，政府、企业和村集体之间权责界限模糊，企业经营自主性与村集体监督之间存在隔阂，村民代表只拥有参与权而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乃至决策能力，实际参与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影响决策效率；三是价值回流机制尚未关注长期目标，目前更多集中体现在短期的经济收益，对文化、社会和生态价值的关注与评估相对不足，项目缺乏对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影响及村民生活方式转变的长期社会影响，影响价值回流机制的长效性与包容性，未能充分激发村民对长期价值的认同感和获得感。基于以上不足，提出以下优化策略：

在村企合作中，地方政府也应发挥引导与监管作用，部分地区对项目支持欠精准、监管不力，存在风险。为此，要完善政策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差异化扶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同时强化审批和监督管理，依法保护集体与农户权益，例如建立项目准入和退出的资质审查与风险保障制度，对企业租赁土地实施动态监管；此外，健全反馈和评估机制，定期召开相关会议，听取村企双方意见与合作成效评价，根据反馈调整扶持策略。通过精准施策、激励引导与闭环反馈，提升政府支持效能，确保村企合作更加规范和可持续。

在村企合作中，村民仅仅作为资源提供者，参与度有限，决策权与话语权都略显不足，难以充分发挥出主人翁作用，影响合作效果。为此，在村企合作中，应制度化村民参与机制，如设立村企联席会议或村企合作管理委员会，吸纳村民代表参与决策和管理，确保企业运作信息公开透明；引入股权或分红激励机制，让村集体以土地、资金入股，村民成为股东或合作社成员，把收益分配与村民利益紧密挂钩；加强技能培训，提升村民经营能力，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建立意见反馈渠道。通过这些举措，将村企合作有机融合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结构中，增强村民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归属感。

当前村企合作多采用短期租金或单一分红模式，村集体收益不稳定，难以持续增收。为此，应创新利益联结方式：一是建立多元化分享机制，如鼓励村集体以土地、林权等入股，实施股权分红、年终提成和发展基金等，让村民也能享受到企业增值的成果；二是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明确收益分配、再投资和风险保障等条款，引导企业与村集体形成互惠共赢长期性的产业共同体。政府企业可推广契约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模式，鼓励企业与农户签订稳定的供给合作协议。通过多元分红和长效约束，使企业发展与村民增收紧密结合，打造长效可持续的利益共同体。

本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以重庆市长寿区八字村与清迈农业公司的合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提炼“战略引导—资源嵌入—协作机制—利益共享—价值回流”构成的村企合作过程中多元主体互动的核心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农户参与村企合作对其经济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村企合作为农户创造了多元化的收益来源，包括财产性收入(如土地流转)、工资性收入(在企业就业)及经营性收入(产品加工与销售)；农户对合作机制的认知程度与参与深度显著影响其对合作效能的评价；地方政府在政策引导与机制保障方面的作用直接关系到村企合作的规范性与可持续性。同时，研究也揭示了当前村企合作实践中存在部分农户制度嵌入度不足、激励机制不透明、合作收益分配机制尚未有效固化，且地方政府在支持与监管之间仍存在职能空白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建议：应强化村企之间的制度化协同机制，推动从“以地换资”向“共建、共治、共享”转型；优化农户参与通道与能力培训，提升其在产业链中的嵌入度与议价能力；完善政府激励与监管并举的支持体系，确保合作过程中的公平性、规范性与可持续性。本研究为深化乡村产业合作机制提供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政策建议，也为类似村庄选择合作路径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本研究在数据获取、研究视角和方法选择上仍有待完善，以下是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下一步研究方向的讨论：一是数据获取方面，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仅选取了一个村企合作案例进行分析，未能实现多案例研究比较讨论，这可能会忽略掉一些在本案例中未出现的情况；二是研究方法方面，虽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但定量数据样本量较少。在未来的研究中希望能以县域内村企合作实际情况展开更多定量研究，以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形式，客观地呈现村企合作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