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四川、重庆两所职业教育中心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 821份，剔除未通过测谎题、连续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295份，有效回收率为71.11%。其中，男生711人(54.9%)，女生584人(45.1%)，年龄范围为15~20岁，平均年龄为16.38岁(SD=0.62)。

采用连帅磊等^[27]修订的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量表，评估中职生的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倾向。该量表共6个题项，例如“在社交媒体上，我经常喜欢与那些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进行比较”。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倾向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2.23，RMSEA=0.03，TLI=0.98，CFI=0.99，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采用Judge等编制、杜建政等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28]，评估中职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该量表共10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4.56，RMSEA=0.05，TLI=0.96，CFI=0.97，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采用Radloff等编制、陈祉妍等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29]，评估个体的抑郁症状。该量表共20个题项，例如“最近一周内，我感到消沉”。所有题项采用4点计分，0=“偶尔”(少于1 d)，3=“大部分时间”(5~7 d)。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抑郁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4.99，RMSEA=0.06，TLI=0.90，CFI=0.92，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采用Pavot等编制、岳颂华等^[30]修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评估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该量表共5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1=“强烈反对”，7=“强烈赞成”)。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²/df=3.37，RMSEA=0.04，TLI=0.98，CFI=0.99，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本研究得到了西南大学心理学部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H24132)。施测前，调查人员与学校取得联系，组织相关班主任参加调查知情会，宣讲调查内容和目的等，确定调查时间。正式施测时，调查人员到各班教室发放问卷，班主任现场维持秩序，调查人员向学生宣读指导语，强调研究的匿名性和保密性，获取学生知情同意后统一发放问卷，学生完成后现场回收。

采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PROCESS宏(Model 4)检验中介效应，利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 000次，若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认为中介效应显著。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共有6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4.18%，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 1所示。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核心自我评价、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为检验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中职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为自变量，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分别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上行比较正向预测抑郁(β=0.17，p＜0.001)，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06，p=0.04)，验证了假设1。

为进一步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中职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以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抑郁和生活满意度分别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表 2、图 1)，社交媒体上行比较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0.14，p＜0.001)，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46，p＜0.001)，社交媒体上行比较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03，p＜0.05)，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06，95%CI[0.04，0.09])；此外，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86，p＜0.001)，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不显著(β=0.04，p=0.27)，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生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β=-0.12，95%CI[-0.17，-0.07])，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中职生的抑郁，还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预测其抑郁；然而，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并不能直接预测中职生的生活满意度，而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预测其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行比较越重，中职生的抑郁越高，生活满意度越低，验证了假设1。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一致^{[16, 21]}，进一步验证了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根据Smith^[32]提出的社会比较情绪类型学框架理论，在上行社会比较情境中，个体可能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一种是消极/不愉悦的对比反应，催生嫉妒、羞耻/抑郁、怨恨等上行对比情绪；一种是积极/愉快的同化反应，唤起钦佩、乐观和灵感等积极的上行同化情绪。研究表明，向上比较最常见的反应是对比而非同化^[33]，当个体在使用社交媒体中进行上行比较时，他们更可能产生消极的对比情绪，如抑郁、羞耻、嫉妒等。大部分中职学校为寄宿制学校，学生获取信息渠道有限，他们的认知水平、自我控制能力、社会支持等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34]，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们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长期暴露在上行比较的消极影响中，从而增加了抑郁风险。

此外，情绪反应常常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相联系。研究发现，上行社会比较可以通过引发个体的相对剥夺感、妒忌等消极情绪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不良影响^[35-36]。由于优于平均值效应(better-than-average effect)，即人们普遍认为自身在智力、收入、外表吸引力等方面的表现比大多数人都更好、更优越^[37]，个体有一种向上比较的主导倾向，但当个体向上比较时，可能会失望地发现有人比自己更好，并产生抑郁、嫉妒、怨恨等情绪，从而降低了生活满意度^[33]。对正处于社会比较敏感期的中职生而言，反复的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会触发抑郁、嫉妒等消极情绪，从而显著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中职生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动机主要包括自我评估、自我增强和自我提升^[38]。中职生正处于个人和社会身份形成的关键阶段，相比普通高中学生，中职生处于社会评价的弱势地位，这使得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烈^[34]，对外界评价格外敏感，倾向于借助外在标准来确认自我价值。然而，频繁的上行比较易引发自尊威胁，削弱其对自我能力与价值的积极认知，进而降低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会破坏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和认知功能，导致其形成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归因^[39]。例如，已有研究指出，当人们更多使用社交媒体并进行上行比较时，更容易产生“他人过得更好”“我不如别人”的消极归因^[40]。而根据抑郁的社会等级理论，从属感和低价值感是诱发抑郁的重要心理机制^[41]。因此，社交媒体上行比较能够通过削弱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增加中职生的抑郁风险。

此外，本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在中职生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生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0]。Midgley等的研究指出，在社交媒体使用中，个体的上行比较远多于下行比较，且更易引发自尊下降、情绪低落和生活满意度降低等负面心理反应^[19]。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在进行社会比较后可能出现对比效应，即上行比较降低自我评价，下行比较提升自我评价^[38]。中职生在社交媒体上与“优于自己”的他人进行比较后，可能产生“我不够好”的消极图式，从而削弱其核心自我评价。而情绪-认知整合模型认为情绪与认知相互作用^[42]，低核心自我评价会导致个体对自身及外界事物持有更消极的态度和信念，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和更少的积极情绪^[43]，间接降低生活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加入核心自我评价后，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不显著了，表明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对中职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产生的。

综上，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中职生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生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揭示了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内部机制。一方面，上行比较引发的自我否定与价值贬低，可能降低中职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从而增强其抑郁水平；另一方面，核心自我评价的下降也会触发中职生的消极情绪，进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上行比较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中职生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的心理机制，为引导中职生社交媒体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和启示。鉴于中职生所处环境特点和心理特征，如多处于寄宿制环境、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认知判断与自我调控能力有限等，基于研究结果，学校和家庭应以“疏导”为主，“防堵”为辅，帮助中职生建立健康的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同时提高其核心自我评价。

学校层面，首先应加强寄宿制环境下的手机管理，如制订并执行合理的手机使用时段，减少学生社交媒体上行比较暴露机会。其次，提高社交媒体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运用贴近其生活的实例，帮助中职生正确认识社交媒体内容的理想化特征和选择性展示本质，避免陷入“表面光鲜即真实生活”的认知误区，减弱单一信息渠道带来的认知偏差与价值错位。最后，学校可通过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团活动、志愿服务、专业技能竞赛，开发校企合作学生实践项目，支持学生参加各级团体组织的技能大比武等，为中职生提供更多在现实环境中展现自我、获得学校及社会认可、体验成功的机会，增强其核心自我评价，从而减少上行比较所带来的心理威胁、抑郁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在家庭层面，家长应主动引导中职生理性看待社交媒体内容，帮助他们辨别平台上“理想化展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提醒孩子他人展示的多是“高光时刻”，并非生活的全部，避免其陷入片面、极端的上行比较之中。同时，中职生自我意识强烈但易受外界评价影响，家长应成为孩子稳定的积极自我认知支持来源，着重关注和肯定孩子的具体努力、独特优势和内在品质，帮助孩子建立基于现实的自我价值感，增强自我接纳与自信心，缓解中职生因社交媒体上行比较带来的核心自我评价降低，提升整体心理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初步揭示了变量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纵向研究及生态瞬时评估等方法，进一步考察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中职生抑郁与生活满意度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发展特点。第二，本研究采用的变量指标均通过主观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得，受到个体社会赞许性和记忆误差性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家长评价、同伴评价等更为客观的方式获取更为精准的数据。

本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与中职生抑郁、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核心自我评价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行比较不仅直接影响中职生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还通过降低其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影响中职生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综上，本研究不仅为理解社交媒体使用对中职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制定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鉴于此，未来干预应从社交媒体使用教育与自我认知建设两方面入手，以促进中职生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