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协调为内生特点、绿色为普遍形态、开放为必由之路、共享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7]，能以乡村旅游业之发展带动乡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建设^[28]。首先，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促使乡村地区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道路、水电、通信、卫生等设施条件，提升乡村的宜居性和宜游性，并能够带动乡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29]，从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动力，形成了良性循环；其次，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过度开发和浪费，推动乡村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环境质量，不仅为乡村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也为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提供了重要契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最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通过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如民俗节庆、非遗体验等，提升乡村文化经济价值，有效带动城乡文化交流，增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文明程度，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助力乡村文化全面繁荣。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提高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作为党中央对正确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和美乡村建设工作要求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系统性视角切入^[30]。根据结构转换理论，城市化与工业化、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关键^[31]。作为连接城乡、沟通工农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能有效驱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向乡村渗透，通过新型城镇化为“城”带动“乡”奠定基础，并以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实现“产城融合”，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为“工”反哺“农”提供载体。因此，准确识别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间接影响就需厘清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条中介路径发挥的重要作用。

新型城镇化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人口有序流动与集聚、空间布局优化与集约利用、环境友好与生态宜居、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和谐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32]。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能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生态效益、缓解就业问题^[33]，在加速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乡互促的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成为城乡要素流动的纽带^[34]，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和人口有序集聚提供了内生动力，这构成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旅游业的繁荣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配套，倒逼乡村地区提升空间布局的集约利用效率和生态宜居水平，从而在质和量上同步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时，新型城镇化加快了“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模式的形成，推进了人口有序流动、产业有序集聚的城乡融合共享发展新格局，让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35]。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推动城乡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完善农村产业结构，并能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乡村则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撑，二者协同发展能够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在优化城乡空间格局和推动乡村要素合理集聚中加快了和美乡村建设进程^[36]。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发展向着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产品高附加值化方向演进，产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37]。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枢纽^[38]，能通过技术嵌入与产业链重构催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乡村产业体系重塑，形成“以工补农，工农互促”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可持续动力。一方面，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39]，能有效助推乡村地区实现从传统农业向服务业转型，使产业结构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并不断引入现代科技手段使乡村旅游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通过挖掘乡村文化、民俗等特色资源，推动与农业、文化、手工业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加快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伴随着服务性行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区域差距^[40]。同时，产业结构高级化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能有效推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发展，促进乡村产业与生态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推动乡村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全面发展，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通过加速新型城镇化以提高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假说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提高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动态的，若只将二者置于线性分析框架中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特定因素影响下的非线性特征。新内源性发展理论认为，乡村发展的核心在于激活内生动力，通过整合本地资源、强化农民主体性以及引入外部资源实现内外联动^[41]。而乡村旅游企业在这种内外联动机制中既发挥着外部资源导入通道的作用，又是本地要素向市场价值转化的关键枢纽，其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促进效能。具体而言，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此时乡村旅游企业数量较少，区域内资源相对丰富，服务配套也存在较大缺口，企业的发展能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并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发挥着撬动农村旅游经济的引擎作用^[42]，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效能提升。随着企业数量的持续增加，其发展重心也从前期追求粗放型规模增长模式逐步转向精细化运营、产品服务创新与品质提升模式。这种转型往往伴随着资源重新配置、管理模式升级以及市场适应调整，短期内可能出现投入增加但效益产出效率提升缓慢的现象，但这也标志着行业进入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调整巩固期，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趋向稳定。但当企业数量进一步扩张至市场饱和状态时，过度竞争可能引发“虹吸效应”削弱乡村社区的自主发展能力^[43]，特别是乡村旅游企业规模化程度偏低、粗放运营、自我造血能力弱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拖慢了乡村旅游业现代化转型的步伐，也严重阻碍了其提质增效^[42]，导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益递减。综上，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促进效果在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的复杂影响下，并不总是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而是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特征。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存在基于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

无论是乡村旅游发展还是和美乡村建设都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中。以空间生产视角来看，空间本身即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现代性力量与流动性社会的表征引导着乡村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44]，在乡村旅游业的推进中，本地居民的社会联系得到了加强和扩大，并通过日常交往和知识共享实现了“同群效应”。在地理空间维度下，这种效应通过空间集聚效应和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乡村居民在生计模式、心理认知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适应性调整，从而推动了乡村社会空间关系的动态重构。旅游流的空间扩散效应较强^[45]，促进了邻地的非农业产业增长，并为邻地的乡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旅游先行区形成的优质和完备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也会为邻地所用，间接改善了邻地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与条件^[46]。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北地区在地理位置、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人口分布以及交通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47]。在此影响之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效应也必然呈现不同的特征。加强和美乡村建设需要深化区域间的协作机制，完善空间治理实践。为此，有必要从区域发展视角深入分析南方与北方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同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其效果也需要分维度探究。具体而言，乡村旅游可以有效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并通过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人居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因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5：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不仅能产生本地直接促进作用，还具有邻地溢出效应。

假说6：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空间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和美乡村建设的具体机制如图 1所示。

本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收集并构建了2013-2022年的面板数据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等问题，暂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乡村旅游企业和农家乐数据主要通过爱企查平台获得，其余数据均来源于各行各业统计年鉴及政府官网，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和官方网站。由于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从2014年开始评选，之前年份数据以0代替，其余少量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并对所有涉及金额的指标作了平减处理。

为验证上文假说，首先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和美乡村建设的基准回归模型，如公式(1)所示：

式中：Y_it、X_it分别代表i省份在t年份的和美乡村建设水平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C_it、μ_i、δ_t、ε_it分别代表各个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扰动项。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和美乡村建设的路径机制，如公式(2)-(3)所示：

式中：中介变量M_it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由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和美乡村建设存在非线性特征，需要采用门槛模型进行分析。经过检验后，最终采取双门槛模型，如公式(4)所示：

式中：门槛变量QX为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I(·)为指示函数；r₁与r₂为门槛值。

在研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时，各区域间会存在着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带动示范效应，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探索。在经过相关检验后，发现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为本研究最适模型，如公式(5)所示：

式中：ρ、η、ϑ分别是和美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各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系数；λ、ζ为待估系数；n为样本数量；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研究采用空间邻接矩阵。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和美乡村建设水平(HBR)，采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测度。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加强村庄规划建设、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对如何建设和美乡村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48]。因此，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14, 49-52]}，本研究从乡村规划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3个维度构建了包含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和美乡村建设指标体系(表 1)。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RT)，同样采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测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具有开放性、结构性和协调性等特征，其内涵主要包括旅游供给发展动力系统、资源配置结构引擎系统、区域协调共享评价系统3个方面^[53]，即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要有充足的资源基础、良好的供给支撑条件，并能通过产业发展效益促进区域协调共享。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54-59]，本研究从资源基础、支撑条件和产业效益3个维度构建包含10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表 2)。

选取新型城镇化(URB)和产业结构高级化(AIS)作为中介变量。其中，新型城镇化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60]；产业结构高级化则采用公式(6)计算^[61]：

式中：i表示第i产业；L_i表示第i产业就业人数；Y表示产业总产值。

门槛变量为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CO)，采用对数化的乡村旅游企业数表征。

考虑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并非和美乡村建设的单一影响因素，故选取财政支农水平(GOV)、对外开放程度(OPE)、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IN)、农村非农就业水平(LAB)、土地流转程度(LAND)5个控制变量，分别采用农林水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外商投资总额占GDP比例、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占GDP比例、农村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农村总就业人口比例、流转土地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总面积比例来表征。

为考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在不同省份、不同时期的发展态势，本研究将基于熵权TOPSIS法所测度的和美乡村建设水平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可视化处理，以期分析其在时空维度的变化规律，如图 2所示。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增长，高水平地区发挥了显著的带动作用。首先，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由2013年的0.122上升至2022年的0.345，极差由2013年的0.215转变为2022年的0.517，表明中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高水平地区有效带动低水平地区发展，但整体呈现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其次，南方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北方地区，出现了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核心增长极，并有效带动邻近省份发展，形成齐头并进的均衡发展态势，北方地区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随着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乡村旅游的崛起，其乡村旅游整体发展水平也逐渐被带动起来。

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区域间发展各异，高水平地区提升显著，但低水平地区由于虹吸和极化效应的存在，面临着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具体而言，首先，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均值由2013年的0.140上升至2022年的0.173，极差由2013的0.379转变为2022年的0.247，表明研究期内和美乡村建设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性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其次，出现了云南、北京和上海等和美乡村建设发展迅速的省份，但是周边低水平地区没能得到有效带动，从区域来看，和美乡村建设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为云南、上海、江苏、北京等，多集中于南方地区，而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为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多集中于北方地区，南北差异较大。

为了验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从表 3第(1)-(2)列来看，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均能正向提升和美乡村建设，其系数均在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假说1得到证实。为了进一步探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和美乡村建设的作用路径，在基准回归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用三步法和索贝尔-古德曼检验进行分析。通过表 3第(3)、(5)列可以看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表 3第(4)-(6)列也证实了在加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变量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仍显著促进和美乡村建设，同时，索贝尔检验、古德曼-1检验与古德曼-2检验的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说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和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假说2和假说3得到证实。

为了提高结果的说服力，采用滞后核心解释变量、替换测度、去除异常年份3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首先，由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于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故选用滞后一期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L.RT)对当期的和美乡村建设进行回归；其次，为避免不同测量方法带来的误差，本研究将所采用的熵权TOPSIS法替换为CRITIC法，并对重新测度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进行回归；最后，考虑到疫情带来的冲击，将2020-2022年数据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表 4中(1)-(3)列的结果显示，在经过上述3种稳健性检验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依旧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且在p=0.05、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使结果更为准确，避免存在由于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较高级别的景区已具有良好的品牌效应与规模效应，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62]。A级景区的数量并不直接影响和美乡村建设，符合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故选其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IV)。表 4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rk LM统计量(25.368)大于10，在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同时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检验10%临界值，且在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拒绝了弱工具变量与不可识别假设，工具变量选取有效。表 4第(4)列的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且第(5)列的结果表明在引入工具变量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再次说明结果稳健。

为了进一步探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本研究以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 5显示在进行500次bootstrap自助抽样(BS)后，单门槛和双门槛效应分别通过了p=0.01、p=0.05的显著性检验，而三门槛效应的p值为0.684，大于0.1，未通过检验，由此可以证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提升效应存在双门槛特征。

总体而言，受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呈现出“显著提升—稳步推进—趋势放缓”的特性。从表 6可以看出当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CO≤3.296)时，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对和美乡村建设水平的回归系数最大，为1.309，可能是因为相对稀缺的企业面对丰富的待开发资源和市场空白，其发展能更高效地激活整合资源、填补服务缺口、带动就业增收与吸引客流，从而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增强。而当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3.296＜CO≤3.497)，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但强度回落，微降至0.800，此时乡村旅游企业处于关键调整期，企业资源重心向管理模式优化、服务创新及市场适应倾斜，短期内面临资源配置效率重构与转型成本消化问题，导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能有所波动但保持稳定增长。但当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CO＞3.497)后，回归系数降低至0.180，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短期逐利观念导致不少乡村旅游企业的管理者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特别是当地区乡村旅游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在利益导向的驱使下往往忽视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无序发展，给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环境造成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42]。据此，假说4得到证实。

在采用相应空间计量方法前，首先需要通过全局莫兰指数来判定相关变量的空间相关性，从表 7来看，除2013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值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年份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和美乡村建设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值均显著为正。各个省份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集聚效应，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空间发展格局。

在通过全局莫兰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后，还需要分析最适合的空间计量模型，在经过LM检验、LR检验、Wald检验后，选择时间和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来估计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结果详见表 8。

表 9中(1)-(2)列展示了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系数正向显著，表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正向影响不仅存在于本省范围内，也会作用于邻接省份，具有较强的空间外溢特征。此外，现有研究表明，若因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非零，则此时空间面板模型点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需采用偏微分方法分解为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系数^[63]。根据表 9中(3)-(5)列效应分解的结果，3种效应系数均正向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具有“本地—邻地”双重作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效应，能促进周边地区资源、人才、经济等的流动，提高周边省份和美乡村建设的水平，假说5得到证实。

不同地域的资源要素、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导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已有研究^[64]，以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为依据，将中国30个省份划分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两大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从表 10的结果可以看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在南、北两大区域中均显著存在，但是促进的强度存在区别，无论是直接效应、溢出效应还是总效应，南方地区均高于北方地区。从经济和资源角度看，南方地区乡村经济以水田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和渔业为主，复种指数高、单位产出高，且靠近沿海或长江内河航运，便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并且拥有四季常青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水乡景观、独特的民俗文化，能开发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且气候适宜全年开展旅游活动，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活跃；北方地区乡村以旱地农业和粮食作物种植为主，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受自然条件和产业结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主要凭借独特的季节性景观、广袤的平原风光、深厚的农耕和游牧文化发展旅游，受季节限制较大，且整体旅游开发相对南方地区较为滞后。这种南北差异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于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和美乡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工程，需要划分不同的维度进行剖析。根据表 11的结果可以看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乡村规划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的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100、0.112、0.263，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力度是不断增强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能够有效加强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带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通过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整体规划建设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有效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加速和美乡村的建设。从溢出效应来看，仅有乡村规划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维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分别为0.171、0.381。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发展往往要求打破单一行政村界的限制，进行片区化、集群化的协同发展，这就驱使邻近区域在发展定位、产业布局、土地利用规划和公共事务治理上进行主动对接与协同调适，促使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的乡村规划治理效能向外辐射。同时，随着乡村旅游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已成为乡村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模式，凭借较强的可复制性、良好的关联带动效应以及易于扩散的特点，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有效带动相邻区域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地理邻近区域内和美乡村建设的协同演进。以上分析验证了假说6。

和美乡村建设是面向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新部署，本研究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综合分析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多重影响效应，总结出以下研究结论：

1)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和美乡村建设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多地区协同并进，带动低水平地区稳步增长；和美乡村建设相对滞后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在虹吸效应与极化效应的作用下，低水平地区和美乡村建设内生性动力稍显不足，高、低水平地区间差异较大，但随着政策的不断落实，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也在扎实推进。

2)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不仅能直接促进和美乡村建设，还能通过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双重机制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推进农村经济增长、实现生态效益以及缓解就业问题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嵌入与产业链重构催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从而以“生存之和美”夯实乡村宜居基础，以“发展之和美”筑牢乡村宜业根基，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促”的和美乡村建设格局。

3)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存在基于乡村旅游企业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乡村旅游企业的发展历经初期的抢占市场、中期的转型阵痛以及后期因无序发展而引发利益冲突的复杂阶段，使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和美乡村建设的影响在这种动态演变的调节作用下呈现出“显著提升—稳步推进—趋势放缓”的非线性趋势。

4) 作为具有集聚特征的地理空间单元，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在空间尺度上仍对和美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在乡村旅游关联带动作用下呈现空间溢出特性。二者的区域异质性与维度异质性也得到证实：南、北地区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都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地区的差异仍然存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核心，带动乡村规划治理效能的提升与人居环境的改善，多维推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和美乡村建设。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1) 不断推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强化和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不断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如旅游服务、餐饮住宿、农产品加工等，吸引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使他们无需远离家乡就能获得稳定收入和更好生活条件，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快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同时，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支持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手工艺品制作等产业，将其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开发出更多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商品和体验项目，延长乡村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2) 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引导乡村旅游企业合理扩张和有序发展，有效缓解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和美乡村建设的效应递减趋势。建立大数据监测中心，对于存在服务质量差、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的企业，要依法进行处罚。支持乡村旅游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规模化发展。对于一些经营不善但具有一定资源价值的小型乡村旅游企业，可以引导其与大型旅游企业合并。大型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对这些小企业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其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从而增强当地乡村旅游的整体竞争力。通过有效引导乡村旅游企业精品化建设，为乡村旅游找寻适度的发展区间，避免其与和美乡村建设相脱节。

3) 优化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布局与协同机制。政府应制定跨区域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规划，组织南、北地区的乡村旅游从业者、乡村建设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技术和模式，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鼓励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高水平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资源共享、政策互通等方式，引导南、北地区协同发展，不断缩小地区差异。在和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有效发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强劲推动力，带动乡村规划治理与人均环境整治两个维度提升，并通过溢出效应实现不同地区联动发展。不断提升乡村旅游产业的经济支撑作用，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为乡村供水供电、垃圾污水处理以及停车、环卫、通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维护、更新，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项目的长期开展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确保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会因资金短缺而下降，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并以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为契机，加强乡村规划治理，优化乡村空间布局，坚持“多规合一”，科学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将乡村旅游设施布局、景观打造与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科学统筹，明确整治重点区域和项目，确保乡村旅游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加强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稳步推进旧宅基地腾退，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