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组织结构中，董事会与股东会占据权力高点，直接影响着企业的重大战略选择与关键经营管理事项.董事会不仅拥有较大的裁量权，还具有监督高管人员、提出咨询建议的职能^[5]，在企业并购、融资、经营、创新等方面能够施加显著影响.然而，董事会能否恰当、充分地履行其职却取决于董事个人，其特质与能力才是整个机构有效履职的关键，“新兴+转轨”的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明显.在转轨经济体中，各行业经济组织急需了解普适性市场规则和境内外市场差异，尤其期望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适应市场环境，进而实现更广阔的市场目标，特殊董事的出现使之成为可能.既往主流研究成果显示，多数董事能够积极发挥咨询建议功能，显著提升了所在单位的内部治理、经济效益、整体价值^[6]，但是否影响创新活动却未有实证检验^[7].

仅就董事咨询建议职能履行效果而言，多数董事所表现出的独立性以及专业胜任能力对企业价值实现与提质增效具有积极意义^[8].同时，董事自身背景也显著影响着其咨询建议职能的发挥，例如董事学历水平、工作经历、特定身份亦会决定其履职能力^[9]，进而带来董事会整体治理水平乃至组织发展的不同结果.此外，以市场类型为界限，多数文献聚焦于成熟市场中董事咨询建议作用的考察，发现发达国家董事较好地履行了经济法规要求承担的应尽义务，且上述董事与企业并购活动、融资活动、战略制定、薪酬计划等事项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0].

已有关于董事咨询建议履职作用及经济后果的文献报道，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现有文献鲜有从文化与经历角度探讨董事咨询职能，特别是少有对海外背景董事科技咨询履职效应的实证研究.本文着重探讨“海归”这一特殊董事的履职情况对创新的影响.

教育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经济组织中决策者的战略制定与实施并非完全理性，其深受决策人教育背景、主观认知、既往经历、价值偏好的影响，并最终作用于企业绩效及产出.在新兴市场中，“海归”董事具有一定的稀缺性，独特的海外教育背景、工作阅历或价值理念使其较一般管理层更有提供咨询建议的话语权^[11]，在深刻认识、踊跃倡导创新对企业发展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也更有动机推动重大创新项目实施.再者，“海外”董事独特的求学和从业经历易使之形成科学决策意识及创新认同感^[12]，能够将既往的海外创新思想、经验运用到履职企业实践中，并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积极提供与创新相关的咨询建议，进而在企业发展决策中对创新活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换言之，“海归”董事拥有的境外求学、创业、就业等经历丰富了董事会及创新决策群的视野与洞见，不仅营造了创新氛围，推进了创新活动开展，同时以自身异质性能力拓宽了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创新风险承受力及包容度，激发了创新项目增加与产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研究假说1：聘任“海归”董事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产出.

资源诅咒理论(Resource Curse Theory)认为，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经济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各类资源，可能导致经济组织过分依赖禀赋资源，偏离正确发展路径，最终陷入停滞状态.袁建国等^[13]的研究表明，政治资源禀赋企业更可能受到政府干预，同时以“迎合”的方式挤占自身的研发资源，引致正常创新行为的扭曲.相较本土独立董事，“海归”独立董事与国内的联系较弱，对国内人情世故的追捧程度更低^{[10, 14]}，且更加认同“市场之手”而非“政府之手”，因而会极力排斥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即会制止管理层将有限资源过度投入至“政策庇护”或“外部保护”领域，并向决策层不断提供“创新强企”的咨询建议，促进企业创新式发展.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号文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多由专长型专家担任^[15]，而拥有海外求学和从业背景的专长型独立董事更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有动力发挥咨询建议职能，传递创新而非行政保护、资源垄断等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信号，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意识，强化创新投入与产出.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研究假说2：聘任“海归”独立董事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产出.

全文的样本期间为2012-2017年，初始样本来源于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整理后，用以实证检验的观测值共有8 407个，主要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而诸如上市公司董事境外背景、专利申请等少数数据则分别由手工查询、整理财务年报以及国家知识产权系统得到.此外，作为研究重点的“海归”董事，本文与已有主流文献保持一致，将其定义为在非大陆地区拥有学习、工作经历的董事.

企业创新以产出为导向，主要表现为可量化的专利.本文参考蒋艳辉等^[4]的做法，采用发明专利申请(IP)与全部专利申请(AP)作为创新变量的代理指标，考虑如下：①我国专利按类别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其中发明专利最能突显科技创新成效；②发明专利申请总量与全部专利申请总量能够较好地表征创新效率与质量^[16]，数据可靠性高，有利于全面考察“海归”董事对创新的双重影响.

关于“海归”董事变量的代理指标选取，考虑不同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差异，从绝对数和相对数角度出发刻画海外背景董事状况.在综合参考魏刚等^[8]、温军等^[9]、王化成等^[10]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是否存在海外背景董事(OD)、是否存在海外背景独立董事(OID)作为我国“海归”董事代理变量.上述指标越大，“海归”董事咨询功能发挥越充分.

为抑制公司层面其他影响因素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借鉴刘柏等^[11]、谢获宝等^[12]的做法，控制了既往文献中提及的影响企业创新的关键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①企业财务类指标，资产报酬率(Roa)、成长性(Growth)；②企业特征类指标，杠杆率(Leverage)、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产权性质(Soe)；③企业治理类指标，管理层持股比例(Mo)、机构持股比例(Io).

各类变量界定及测度方式见表 1.

为考察海外背景董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参考权小锋等^[17]、孔东民等^[18]的模型设计，设定以下回归模型.考虑到专利产出可能与前期“海归”董事履行创新咨询职责有关，以变量滞后一期方式回归，进而缓解内生性问题.

包括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极值在内的全文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 2.单项发明专利IP及全部专利AP均值分别为0.479，0.800，中位数0.000，表明样本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创新实力，但未达到高水平状态，这与我国企业专利申请现状保持一致.聘用海外背景董事OD与聘任“海归”独立董事OID均值各为0.314，0.206，标准差0.462，0.403，说明聘用“海归”董事及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不足样本的一半，透露出海外背景董事较稀缺.其他控制变量也符合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属性、治理特征，说明代理指标及数据统计具有合理性和可信度.

为揭示主要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情况，同时初步印证“海归”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正式实证估计前，对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各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在0.300以下，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另外，Pearson，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均显示，海外背景董事(RD)与企业创新产出(Invention)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海归”董事越多，上市公司创新产出越高，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海归”董事促进创新的假说.

以单项发明专利IP及全部专利AP作为替代企业创新产出的被解释变量，将是否存在海外背景董事OD、是否存在海外背景独立董事OID纳入模型，分别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估计，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拒绝了零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更佳. 表 3为控制行业和年份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其中(1)和(2)表示针对企业海外背景董事不同指标的回归结果.

从表 3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①聘用海外背景董事对上市公司发明专利及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分别为0.071，0.079，显著性水平1%，表明聘任“海归”董事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意识，促进高科技含量的专利产出；②选聘具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亦对创新带来积极效应，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763，0.277，说明“海归”独立董事在创新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咨询建议职能，有助于创新活动开展以及获取创新绩效.在实践中，不乏上市公司通过引入海外背景董事及独立董事促进创新产出的典型案例.例如，华能国际(600011)从2014年起选聘多位具有英美求学或海外从业经历的董事和独立董事，创新产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2014年以前，该上市公司专利申请与授权数较少，其中2012年专利申请2项，专利授权2项；2013年专利申请18项，专利授权亦为2项.但自开始聘用海外独立董事的2014年以来，其后各年专利申请分别为22项、51项、90项、92项，且专利授权数也保持增长势头，历年专利授权分别是7项、24项、46项、50项.可见，华能国际实施聘任海外董事及独董战略，通过发挥其创新咨询与建议职能，带来了显著的创新产出提升，符合上述实证结果.因此，基准估计证实了上文提出的假说.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资产报酬率、管理层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务业绩佳、公司治理好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普遍较高.相对应地，负债率高、成长性强、年龄大、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创新水平偏低.这与温军等^[9]的研究一致.

以上基准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是：“海归”董事带来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由“海归”董事本身所致，而是由公司和行业特征所造成，因而需要对相应特征影响进行控制.据此，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方法，将拥有“海归”董事划为处理组，1:1匹配未有“海归”董事的控制组，得到5 274个总样本.采用胡元木等^[19]的做法，匹配依据主要有资产报酬率Roa、行业成长性Igrowth、规模Isize.从表 4的PSM有效性检测可看出，匹配变量t值均不显著，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基本公司与行业特征层面无显著差异. 表 5为PSM测试结果，可知，在控制公司及行业特征下，“海龟”董事仍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测试结果削弱了内生性问题.

创新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本身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聘用思想开放、了解科技动态的海外背景董事来“出谋划策”.考虑到“海归”董事与创新之间可能因样本自选择(Self-Selection)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采用了Heckman两阶段法处理自选择偏误.通过上市公司聘用“海归”董事的Probit函数模型，以大股东持股占比、上市年限、杠杆率、资产报酬率、成长性、产权性质作为任用与否的影响因子^[20]，测算反米尔斯系数(IMR)，并将之纳入原模型予以控制，重新估计“海归”董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基于Heckman模型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见表 6.由表 6估计结果可知，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及独董能够显著促进创新产出，即“海归”董事和独立董事有利于上市公司创新.

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角度看，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关键，企业家拥有从业经验与艰苦工作是其进行创业和创新的法宝^[21]，因而“海归”董事可能通过运用既往从业中的创新经验来推动新单位创新活动科学开展.样本统计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中“海归”董事背景主要有求学型、从业型及交叉型董事.相较于仅具有求学经历的董事而言，具备境外从业经验的董事深知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易于在创新决策中掌握话语权，也更可能将海外优秀企业的创新经验应用于履职单位中.因而，在海外背景董事中，“海归”董事更可能通过境外从业经验来促进企业创新. 表 7为分组检验结果，其将海外背景董事细分为仅有海外从业背景、仅有海外求学背景、具有海外求学与从业双重背景3类，分别设置哑变量PE，LE，PL，并作Chow test检验.从表 7中可知，仅有海外从业背景、具有海外求学与从业双重背景的董事在1%的水平上与创新变量正相关，而仅有海外求学背景则与IP在10%水平正相关，且其与AP并不显著相关，这表明“海归”董事具有既往从业经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①“海归”董事发挥咨询建议功能，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市公司聘任“海归”董事及独立董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且利用PSM及Heckman两阶段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②探讨了“海归”董事促进创新可能的影响机制，从业型董事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表明“海归”董事根据既往从业经验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海归董事有用观”.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国家应加强海外人才引进战略，给予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素养的海外人才一定优厚待遇，使之回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企业转型升级、优化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提供智力与经验支持.

2) 传统行业应树立“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摒弃以往高污染、高耗能的经营方式，将有限的资源合理投入至创新等更能促进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和核心竞争力的领域，确保传统行业焕发新的活力.

3) 企业应充分重视“海归”董事在企业重大创新和跨越式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适当提升董事会中“海归”董事的人数及占比，并营造良好的咨询建议氛围，保证“海归”董事能够发挥聪明才智服务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