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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性协调障碍(DCD)是儿童时期一种特殊的发育性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运动时间安排、运动控制、计划和持久能力等缺陷[1, 2],同时伴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和语言发育迟缓(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3-4],以及情绪和行为问题,如焦虑、抑郁、社会适应能力不良等情绪问题[5-6]. 一般学龄儿童DCD发病率为5%~6%,相关研究显示[7-8]由于采用的诊断工具和截止水平的不同,儿童发病率有的低至1.8%,有的高达25%. 中国台湾地区的儿童发生DCD的比率为3.5%~17.9%[9],苏州城区学龄前儿童DCD的患病率为8.3%[10],从这一数据看,我国儿童的DCD发病率相对较高. 但由于国内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所参考的数据较少,该病的严重性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大多数人认为儿童动作笨拙、身体不协调、学习速度落后都是天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改善. 国外大量研究发现[11-12],DCD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病症,不仅不会随着年龄增长有所“恢复”,甚至会持续至青春期和成年期,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13]. DCD儿童每天都面临身体和心理上的挑战[14],父母、同龄人和教育工作者对DCD缺乏认识可能会导致他们对这些儿童的能力有不切实际的期望[15].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一方面是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探索DCD儿童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另一方面采用共被引分析方法,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知识间的相互关系,识别重要文献,了解和预测该领域前沿和动态,挖掘开辟新的未知领域.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中的共现和共被引分析方法,绘制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关于DCD儿童研究文献的共现和共被引网络图谱,并进行量化分析,探究DCD最新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拟为我国DCD儿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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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文献数据来自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以TS=((“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or DCD) and (“Children”))作为核心检索词进行检索,语种为英语,类型为“Article”,检索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检索并下载日期为2019年3月20日),共得到文献1 522篇,将记录内容保存为纯文本形式,以备数据处理和研究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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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用的工具为基于JAVA平台的CiteSpaceV可视化软件,该软件能够显示某一学科或知识领域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势与动向,并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 本文对国家/地区、科研机构、被引期刊、相关学科、关键词以及文献共被引进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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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层面上,关于DCD儿童的研究文献检索截止到2019年3月,发现共有20多个国家参与了该领域研究. 表 1为发表相关文献前10的国家/地区,由表 1可知,该领域的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格兰和荷兰等国家,占总发文量的62.96%. 美国在该领域的成果最多,为313篇,其次为澳大利亚(246篇),随后为加拿大(234篇)、英格兰(220篇)、荷兰(133篇); 我国大陆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为49篇,排名8位,台湾地区的发文量为70篇. 中心性方面,英格兰在该领域研究的中心性达到了0.64,美国中心性为0.60,之后分别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该领域研究的中心性为0.
机构层面上,关于DCD儿童研究的核心研究机构前10均为高校. 表 2显示,加拿大的McMaster University(麦克马斯特大学)在该领域的发文量最高,为83篇,荷兰的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奈梅亨大学)中心性最高,为0.23. 本研究领域发文量前10位的机构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占3所,荷兰和英国各占2所,南非1所. 我国在该领域国际重要刊物发表文章的机构有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香港大学)(15篇),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香港理工大学)(12篇),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台湾成功大学)(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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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期刊共被引分析能够准确了解该领域发文的重要期刊,分析发现被引频次超过100次的期刊共57种,表 3呈现的是被引频次前10的期刊. Developmental Medicine and Child Neurology的被引频次最高,被引1 148次,影响因子为4.118; 其次为Human Movement Science,被引1 034次,影响因子2.36;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排名第3,被引789次,无影响因子. 中心性方面,各期刊均超过0.04,其中Developmental Medicine and Child Neurology的中心性远高于其他期刊,属于该领域的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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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科学的被引分析能够准确了解该领域的重要学科,分析发现被引频次超过100次的有11个学科,其中被引批次和中心性都相对较高的学科有Psychology(心理学)、Rehabilitation(康复学)、Neurosciences(神经科学)、Sport sciences(体育科学)、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与教育研究)等. 在DCD儿童研究历程中,不断有新学科融入,截至2019年3月共有33个学科种类融入该领域. 表 4显示了2010年后融入该领域的新学科种类及时间,其中2016-2017年新融入的学科主要有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卫生保健科学与服务)、Health policy & services(卫生政策与服务)、Developmental biology(发展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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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词被引进行分析能够准确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16]. 本研究共涉及关键词126个,出现次数高于100次的关键词有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Children,Performance,Adolescent,Attention,Deficit,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Movement,Motor,Physical activity,Clumsiness,Intervention等. 图 1显示,对DCD儿童的研究从笨拙行为表象上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对运动能力评估的研究,随着时间推移、科技的进步,对DCD儿童进行Reaction time,Working memory,Executive function,Learning disability等认知水平评估的研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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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与最新进展,必然要对作为该领域基础知识的相关参考文献进行梳理,而对文献共被引分析能够准确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本文以标题术语到集群的抽象术语作为标记,共得到了11个聚类群(图 2),同时结合高引文献进行研读并结合其施引文献进行分析,选取聚类节点排名前6的较大的聚类进行以下分析:儿童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制定和运动协调能力评估测试研究、DCD儿童与运动能力的关系研究、ADHD/DCD儿童与普通同龄儿童对照心理健康试验研究、DCD儿童神经生物学与病因以及DCD诊断的相关研究、DCD儿童的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评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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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Cluster 0共包含38个节点,聚类最大标识词有“Diagnostic criteria”“Concurrent validity”“Motor test”. 该聚类群时间跨度为1991-2001年,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制定和运动协调能力评估测试. 一方面,美国精神病联合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从1952年起开始制订《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该手册历经5次改版(II,III,III-R,IV,IV-TR),在一项综述性的文献中发现,以DSM-IV为标准评估DCD儿童的研究与以往的评估标准(不包括脑瘫、肌营养不良等神经功能障碍者)研究进行对比,发现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先前的标准,但同时也讨论了DSM-IV标准的优缺点[17]. 另一方面,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评估测试(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MABC)由英国最大的教育心理测试开发及出版商Pearson出版,并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综合全面评测4~16岁儿童运动协调能力发展水平的测试标准,2006年MABC的第二个版本MABC-Ⅱ出版,测量工具的使用更符合儿童的发展状况. 而McCarron研发的神经肌肉发育评估体系(McCarron Assessment of Neyromuscular Development,MAND),主要包括5项精细运动技能和5项粗大运动技能的评估,适用于3.5~16岁儿童[18]. 在本文所检索的文献中,相关研究主要采用这3种标准进行诊断和评估DCD儿童,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 可见,研究者可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诊断和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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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Cluster 1共包含29个节点,聚类最大标识词为“Graphomotor skill”“New letter”“External focu”. 该聚类群时间跨度为2005-2018年,该聚类研究主要聚焦于DCD儿童学习精细和/或粗大运动技能和手脑控制完成任务研究. 欧洲儿童残疾学会(European Academy for Childhood Disability)对DCD的概念、诊断和干预的建议进行了系统阐述[19]. APA在前期的基础之上,于2013年发布了DSM-5,对DSM-IV-TR版的一些用词进行了大幅度修改. 有研究发现[20]DCD儿童存在广泛的表现缺陷,主要包括内部(向前)建模、节奏协调、执行功能、步态和姿势控制、捕捉和截获动作以及感觉知觉功能等方面. 近来也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DCD患儿的运动能力相对较差[21],在学习运动任务时表现出的准确性低于一般发育儿童[22、23]. 随研究成果积累和科技的进步,对DCD儿童的研究也出现多角度探讨,如,基于环境压力假设(Elaborated Environmental Stress Hypothesis)[24],或者通过电脑游戏干预来提高DCD儿童运动任务学习能力[25-26]. DCD儿童学习精细和/或粗大运动技能问题的存在,可能影响日常生活以及参与学习、休闲和娱乐活动. 因此,DCD儿童相关症状社交以及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成为社会及各界人士应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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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Cluster 2共包含29个节点,聚类最大标识词为“Controlled trial”“Mental health”“General school-age population sample”. 该聚类群时间跨度为1998-2008年,该聚类研究主题集中在ADHD儿童的对照研究和DCD儿童的对照研究. 意大利的一项对8~17岁双胞胎(398对)的研究中发现[27],焦虑和注意缺陷多动(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ADH)问题与身体笨拙存在显著相关性; 另一项[28]对235例ADHD儿童和108例对照组的临床访谈和物理治疗问卷调查发现,接受治疗的儿童中有更严重的运动问题,少数患者还出现焦虑和行为障碍; 也有研究[29]发现DCD儿童的自我价值较低,焦虑水平较高; 同时另有研究显示[30]DCD儿童参加有组织和自由游戏活动的人数少于正常同龄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持续存在; DCD儿童与正常同龄儿童相比,女性儿童症状似乎特别严重,男性儿童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近几年,更注重DCD儿童的共病性及相关病因问题的研究表明,DCD和ADHD有不同的产生原因,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内化障碍可能是DCD的结果[31]. 同时,发现大约50%患有DCD的儿童表现出ADHD的特征[32]. 关于共病的发现既说明了这种疾病的性质,又加剧了关于其作为一个独特诊断实体的有效性的争论. 因此,综合共病的共性与特点,未来研究应采取组合测试和综合分析,并结合相关认知心理学领域敏感的任务测试,必要时进行更为客观的脑功能检测来评估儿童心理健康,方能提供更有意义的心理功能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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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Cluster 3共包含28个节点,聚类最大标识词为“Core sensori-motor deficit”“Probable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Diagnostic criteria”. 该聚类群时间跨度为2006-2016年,该聚类研究主题集中在感觉-运动缺陷的神经生物学与病因以及DCD诊断研究方面,神经心理学中对DCD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核心感觉-运动障碍、病因及其神经基础[33]. 大量文献从影像学、运动学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神经及脑区的损伤与激活,发现在行为表现方面,DCD儿童的准确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儿童; 激活的EEG显示,DCD患儿左后顶叶皮质和左中脑后回的脑激活低于对照组,研究结果表明脑区功能障碍可能是DCD儿童运动技能受损的神经基础[34]; 另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35],患有DCD儿童在小脑顶叶和小脑前额叶网络以及与视觉空间学习相关的大脑区域表现出激活不足. 因此,DCD儿童运动技能学习受损与神经生物学相关,部分脑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或者激活程度不够,需进一步研究额证实. 采用复杂的手旋转任务(Hand rotation task)对有和有可能存在DCD(Probable DCD,pDCD)儿童进行运动想象能力测试,发现pDCD儿童的反应较慢,准确性较差,且随着任务复杂性的增加,组间差异增加,对DCD儿童影响更大. 采用在视觉引导指向任务(Visually Guided Pointing Task,VGPT)和计算机化虚拟径向拟合任务(Computerized Virtual Radial Fitts Task,C-VRFT)对DCD儿童进行对照研究,结果表明,任务的执行时间与想象的运动时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说明这2种任务都是测量运动想象能力的工具,因此,空间上更复杂的C-VRFT似乎是一种更敏感的运动图像测量方法,可以更好地区分DCD和发育正常儿童[36]. 该聚类研究主要围绕DCD儿童神经生物学的发生与发展,并借助影像学的技术了解脑区的结构与脑区激活情况,为诊断和治疗DCD患者提供了更加精确、更有效地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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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Cluster 4共包含31个节点,聚类最大标识词为“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Using accelerometry”“Evaluating physical activity”. 该聚类群时间跨度为2000-2012年,该聚类研究主要围绕身体活动量表、加速度计、运动项目测试等内容来评估发育障碍儿童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 采用身体活动量表和运动能力的Bruininks-Oseretsky动作熟练度评测第2版(Bruininks-Oseretsky test of motor proficiency 2,BOTMP-2)进行测试,发现DCD儿童身体活动的自我效能(对身体活动量表的充分性和偏好性的自我认知)较低,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性游戏活动相对较少[37]; DCD儿童在体能测试中,对协调性要求较高的项目表现较差,并且健康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38]. 利用BOTMP-2测试进行分类,采用Léger 20米穿梭跑测试DCD儿童的心肺适应性(Cardiorespiratory fitness,CRF),结果发现DCD儿童的CRF比未患有该疾病的儿童低,并且更可能处于高危组(≤峰值有氧功率(VO2峰值)的20%),70%患有DCD的男性儿童VO2峰值得分低于20%[39]. 知觉充分性和身体活动是pDCD与VO2峰值之间关系的显著中介因素[40]. 因此,大量的文献从心肺功能探讨DCD儿童的健康,采用M-ABC测试对儿童的动作协调能力进行了鉴定,用肺活量和1 s用力呼气量测量肺功能,以及800米跑评估儿童野外CRF,结果表明DCD儿童的肺功能明显低于发育正常儿童[41]. 该聚类研究主要围绕DCD儿童的心肺功能与运动能力的关系评定. 面对目前儿童久坐行为增加,如何避免儿童发生DCD患病,应以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学校、家庭的重视,督促儿童多参与日常身体活动.
3.1. 国家/地区和机构
3.2. 被引期刊
3.3. 相关学科
3.4. 关键词共现
3.5. 文献共被引
3.5.1. 儿童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的制定和运动协调能力评估测试研究
3.5.2. DCD儿童与运动能力的关系研究
3.5.3. ADHD/DCD儿童与普通同龄儿童对照心理健康试验研究
3.5.4. DCD儿童神经生物学与病因以及DCD诊断的相关研究
3.5.5. DCD儿童的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的评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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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91-2019年DCD儿童研究力量分布的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在此领域的研究热度较高.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格兰和荷兰是现阶段该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我国在该领域中占有一定学术地位. 美国精神病联合学会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11岁儿童DCD发病率为5%~6%[42]; 我国学者郑文等[43]对盐城地区1 742名3~6岁儿童进行DCD运动评估,发现可疑及异常患儿266名,发病率为15.27%,其中男童159名,发病率为15.65%,女童107名,发病率14.74%; 鲁兰等[44]人根据《美国精神病诊断手册(第4版)》(DSM-Ⅳ)诊断4岁、5岁和6岁组儿童DCD,检出率分别为10.2%、8.3%和6.6%,随着年龄的增加DCD的检出率呈下降趋势. 据估计[45],现阶段我国3~7岁儿童,DCD异常和可疑率分别为5.2%和12.0%,男童DCD异常及可疑率(7.3%和14.0%)高于女童(2.7%和9.7%). 儿童DCD儿童患病率的逐年升高,我国研究者和教育者们应对该领域予以高度关注.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格兰等4个国家的中心性较高,说明在DCD儿童的研究中,开展了较多与各国的科研合作. 我国在国家/地区网络中的中心性为0,表明缺乏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领域的发展. 为提升研究实力,应加强跨国合作,建立多中心的国际研究团体.
DCD儿童的研究机构多数为大学,前10名的机构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占3所,荷兰和英国各占2所,其中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贡献度最高,发文量83篇,荷兰的奈梅亨大学虽然发文量只有29篇,但中心性最高. 在WOS检索到的奈梅亨大学最早关于DCD儿童研究的文献发表于1998年,荷兰对儿童发展协调障碍进行评估,利用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评估测试(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M-ABC)和儿童身体协调测试(Korperkoordinations Test fur Kinder,KTK)2种测试方法进行,探讨哪种测试方法更适合荷兰儿童[46]. 我国关于DCD儿童研究近几年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文章相对较少,仅有香港地区的2所高校和台湾地区的1所高校发文量超过12篇. 因此,我国各研究机构应该放眼于国际学术界,提高研究质量,将研究成果向世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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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可以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反映期刊的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47].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Developmental Medicine and Child Neurology等国际核心期刊上,国际高产研究者形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研究团体,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被引频次、中心性、影响因子来看,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的影响因子最高; Developmental Medicine and Child Neurology L,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和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为高中心性期刊,属于该领域的重要期刊; Developmental Medicine and Child Neurology既是高中心性期刊又是高被引期刊,说明该期刊在DCD儿童的研究领域占据核心地位. Blank等[19]人2011年在该期刊发表的一篇《European Academy for Childhood Disability (EACD):Recommendations on the definition,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long version)》论文,在WOS核心合集中被归入“高被引论文”,该论文主题为关于发育协调障碍定义、诊断和干预的建议. 这些期刊是该领域重要文献的主要来源,为相关研究学者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文献,促进DCD儿童领域研究的发展.
高被引和高中心性学科是该领域研究的主流学科,主要为Psychology(心理学)、Rehabilitation(康复学)、Neurosciences(神经科学)、Sport sciences(体育科学)、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与教育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延伸,不断有新学科的融入,2016-2017年新融入的学科主要有Health care sciences & services(卫生保健科学与服务)、Health policy & services(卫生政策与服务)、Developmental biology(发展生物学)等学科. 随着时间的推移,DCD儿童研究的多学科交叉与多学科融合不断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分化逐渐加快,研究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方向对DCD儿童进行研究,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多领域、多层次的局面,促进该研究领域迈向新的台阶,成为该领域的国际研究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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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的关键词一般有3~5个,是作者对论文核心内容的总结和提炼,是论文的精髓所在. 某一关键词在某学科研究领域中不断地涌现,表明这些词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48]. 目前DCD儿童研究高频关键词主要为反应时间、工作记忆、执行功能、学习障碍等认知相关的研究. 对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分析,可映射出该领域的核心内容和主题. 结合高频关键词和共被引文献聚类不难发现:第一,关于儿童诊断与筛查评估,全球比较热门和研究者比较青睐的工具主要有:由APA制定的DSM,是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该手册根据分类、定义和描述了200余种心理障碍,强调症状模式及病理的描述,而不太强调病因理论和治疗策略; 由英国教育心理测试开发的MABC-Ⅱ,主要从捕捉、瞄准、手动灵巧、静态和动态平衡等方面测定运动功能,适用于3~16岁儿童,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属性和易用性,被称为评估儿童运动协调能力的“黄金标准测试”,是“运动协调能力的IQ测试”; 由McCarron研发的MAND,主要包括5项精细运动技能的评估,例如,拾取和移动珠子、快速控制手指敲击,以及5项大运动技能测试,如跳跃、手部力量和1英尺站立等,适用于3岁半至16岁儿童运动技能的全面评估. 第二,研究DCD儿童这一群体主要围绕运动能力、心肺功能与运动技能展开,同时借助影像学技术探讨神经生物学与脑区的激活,进一步探讨DCD与ADHD等共病的儿童心理健康. 未来研究应加强对儿童精神障碍测量评价工具的研发以及缺陷模式的研究,寻找更适合、更全面的评价工具,同时借助先进影像学技术(如fMRI、EEG和fNIRS)建立解剖学和生物学模型,以便更加科学地筛查和评判儿童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