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脱贫案例中，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主要依托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等优势产业. 美国2002年颁布的《新农业法》将农场主获得稳定收入的保障程度作为主要目标，主要措施就是对种植业进行农业保险，养殖产品进行直接补贴. 通过对特色农副产品进行深度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大增加，进而实现脱贫致富^[1]. 优美的自然风光可以开发很多农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既环保、无污染，又能带来经济收入，还能有效增强当地人的自豪感、认同感^[2]. 旅游业所带来的间接减贫效果比直接减贫效果更好，其中在农业、渔业、加工业等间接就业人数是饭店、酒店等直接相关就业人数的两倍^[3].

产业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核心^[4]，国内学者对产业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中观两个尺度^[5]. 宏观方面，在产业扶贫模式上应将贫困户纳入到产业价值链中，与企业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6]，产业扶贫在贫困户增收、脱贫方面效果较好^[7]. 产业扶贫通常以项目为载体，主要推广模式是通过公司或大户推行，容易操作并能迅速做出成绩^[8]. 中观方面，有学者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扶贫的效果^[9]；也有从产业扶贫政策着手提出转变帮扶思路，创新产业扶贫的机制体制^[10]. 真正解决贫困的方法是重在形成一批有活力的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能在竞争性市场中获得正常利润，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需要政府无止境的保护^[11]；产业扶贫的核心在于片区产业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走一条“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大家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新路子.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注重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成立产业扶贫基金^[12]，同时制定一体化制度^[13]；并且系统评价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以发挥财政扶贫的支撑作用^[14].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作为各行业的优秀代表，同时具有管理、市场、资金、技术等优势，应高举产业扶贫的大旗，实现产业、技术、资金、人员、市场等多种要素的聚合，带动更多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文梳理了上市公司产业扶贫的现状，并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产业扶贫的实施效果，为提高上市公司产业扶贫效果而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

从201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收集其精准扶贫信息，沪深A股包括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手工发现了1 121家3年共计2 508个精准扶贫上市公司，其披露的精准扶贫信息见表 1.

由表 1可知，披露精准扶贫活动的上市公司逐年增加，2016-2018年分别为578个、854个、1 076个上市公司，占当年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分别为17.94%，24.25%，30.03%，说明随着我国政府、社会及证监会的呼吁，开展精准扶贫活动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但是仍有70%的上市公司无意或不适用精准扶贫活动，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分项扶贫投入信息收集了产业发展扶贫效果的相关数据，最后筛选出568家3年共计1 528个上市公司，具体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的精准扶贫主要以产业扶贫为主，3年共计有1 528个上市公司开展了产业扶贫活动，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602.42亿元，累计实现产业脱贫176.98万人；无论是开展产业扶贫的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产业扶贫各年度投入金额，都大约占据了上市公司精准扶贫的60%. 2016年披露产业脱贫人数的上市公司93家，占产业扶贫公司的26.95%，还有73.05%的上市公司没有披露产业脱贫人数，可能是2016年底我国证监会突然要求在年报中单独披露精准扶贫信息，导致产业脱贫人数来不及统计或无法核实；2017，2018年分别有426，533家公司披露了产业脱贫人数，占比80%以上. 2016年产业发展实现贫困人口脱贫15.89万人，人均脱贫投入1.25万元；2017年产业发展实现脱贫54.21万人，人均脱贫投入2.62万元；2018年产业发展实现脱贫106.88万人，人均脱贫投入1.82万元.

上市公司产业扶贫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农林产业扶贫，二是资产收益扶贫，三是乡村旅游扶贫，四是电商扶贫，五是消费扶贫. 具体表现在：

1) 农林产业扶贫，上市公司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独特气候、环境等优势，以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为重点，稳步推进贫困地区农林产业发展. 如牧原股份作为大型集约化生猪养殖企业，在贫困县建立多个养殖子公司. 截至2017年底，公司累计在13省54个重点贫困县完成投资103.15亿元，安排贫困群众用工2万余人，同时公司与政府、银行共同探索出“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五位一体的资产帮扶模式，并复制推广至全国7省15县.

2) 资产收益扶贫，把贫困户散小、零碎的资源要素转化为有效资产，整合到优势产业上，扩展贫困户的生存空间，让其变废为宝，实现增收致富. 如许继电气公司总承包的“国网阳光扶贫行动”在湖北省巴东县和神农架林区的135个村级光伏电站全部建成投运. 项目投产后，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可降低当地对常规能源的依靠，增加绿色能源的供应量，为当地在今后继续发展大规模光伏发电项目中提供本地太阳能数据创造了便利条件；电站建成后由电网公司捐赠给村集体，项目产生的发电收益可帮助贫困村的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 乡村旅游扶贫，使乡村旅游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实现贫困户利益和地方财政收入双增加. 如三特索道2017年投入3.62亿元用于产业发展扶贫，公司投资的旅游项目能够有效辐射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4) 电商扶贫，通过电子商务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改变过去种植的随意性，让产品更好地匹配市场；同时通过科技扶贫让传统的农林产品种植由分散化转变为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如苏宁易购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成立“苏宁农村电商学院”，培养农村电商专业人才. 2017年公司开展农村电商培训192场，其中线下培训农村电商人员近10 000人，线上线下共培训超过20万人次.

5) 消费扶贫，通过原材料采购、农业品牌化建设、“公司+农户+合作社”等多种形式支持农民增收. 如永辉超市按照“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原则，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每年与国家级贫困县对接，年采购额达20亿元. 在陕西富平投资建设“柿饼加工工业园”“优质富平尖柿示范基地”，促进富平柿饼形象品牌的提升，加快富平县柿子的产业发展，努力做大做强柿子加工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的根本之策. 没有产业发展，就没有收入保障，扶贫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巩固脱贫成果则更为艰难. 产业扶贫政策很重要，也贵在精准，产业扶贫直接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同时产业扶贫主体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政府、市场力量、社会参与并重，从而提高产业扶贫的效果.

由于产业扶贫项目涵盖面广，受益面大，通常一个上市公司产业的推动将使一个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受益，如农林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农村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涉农科技扶贫等. 每个贫困乡、村形成特色拳头产品，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得到提升，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 这些都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资金投入.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产业扶贫资金投入越多，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效果越好. 因而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产业脱贫效果与产业扶贫资金呈现正相关关系.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更强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压力，国家与政府的脱贫攻坚政策对国有企业也具有更强的指导性作用. 因此，国有企业更有政治动力去落实产业精准扶贫政策，建立产业扶贫园区，同时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有条件去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对于民营企业，政府重在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产业精准扶贫活动，民营企业自愿选择，其脱贫效果相对较弱.

假设2：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产业脱贫效果相对好于民营企业的上市公司.

对于具体的农林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农村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涉农科技扶贫等产业扶贫项目，其落地都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参与，而上市公司往往具有这样的人才或人才储备，可以派他们与贫困户进行对接，解决产业扶贫项目具体落地过程中的问题或困难，并且建立公司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户的收入，巩固脱贫成果.

假设3：设有扶贫专员的上市公司其脱贫效果相对好于未设有扶贫专员的上市公司.

2016年底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的“重要事项”章节中，充分披露其年度精准扶贫成果及其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等8个方面的具体成果. 为此，本文通过手工方式收集了2016-2018年披露产业扶贫的1 528家上市公司，并收集了披露产业脱贫人数的1 05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相关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被解释变量：产业脱贫效果，用Effect表示，使用产业脱贫人数的自然对数替代.

解释变量：①产业扶贫投入金额，用CASH表示，使用产业扶贫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 ②国有产权：用SOE表示，国企为1，民营为0. ③扶贫专员：用PE表示，如果设有扶贫专员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二职合一、行业、年份等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见表 3.

为了分析产业发展脱贫的实施效果，参照张玉明等^[15]建立的回归模型

式中，β₀表示其他遗漏变量对产业脱贫效果的影响程度，β₁反映产业扶贫投入金额对产业脱贫效果的影响程度，β₂反映国有产权对产业脱贫效果的影响程度，β₃反映扶贫专员对产业脱贫效果的影响程度，β₄反映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来缓解混杂变量对影响因素的干扰，ε为误差项.

从表 4可知，产业脱贫效果的均值为3.235 6，产业扶贫投入金额的均值为3.804 5，国有产权均值为0.650 9，说明大部分产业扶贫公司还是国有企业，有12.41%的上市公司设立了扶贫专员. 同时根据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产业脱贫效果与产业扶贫投入金额、国有产权有一定的相关性，所有相关系数都不超过0.5，表明本文的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针对产业脱贫效果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使用万元产业脱贫效果(产业脱贫人数/产业扶贫投入金额)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验证(表 5). 结果显示：产业脱贫效果与产业扶贫投入金额、国有性质和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产业扶贫投入金额越多，其产业脱贫效果越好，而且国有上市公司的产业脱贫效果显著好于民营上市公司，这里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 对于上市公司是否设有扶贫专员，设有扶贫专员对脱贫效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万元产业扶贫效果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说明设有扶贫专员的上市公司，由于有专人负责产业扶贫项目的跟踪落地，直接了解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市场需求，能够将产业扶贫精准到户，落到实处，从而提高了脱贫效果；但是在产业扶贫投入金额一定的情况下，扶贫专员的效果并不明显，这里部分支持了假设3.

产业扶贫是实现农村贫困户稳定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产业扶贫是上市公司的扶贫重点，2016-2018年间累计1 528家上市公司开展了产业扶贫活动，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602.42亿元，累计实现产业脱贫176.98万人. 实证结果还显示：上市公司规模越大，产业扶贫投入金额越多，其产业脱贫效果越好，而且国有上市公司的产业脱贫效果显著好于民营公司.

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制度，成为引领和指导上市公司践行企业扶贫社会责任的有效制度. 通过持续扶贫信息披露，既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工作的透明度，便于消费者自我识别、自我选择；也有利于上市公司自我参考，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整体协调推进产业扶贫工作.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脱贫地区产业仍然较为落后，需要鼓励更多上市公司参与产业扶贫，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发展好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扶贫专员作为联系贫困地区贫困户与上市公司的桥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衔接过程中，以及在收集贫困地区产业政策、贫困户的真实需求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公司与贫困户沟通的桥梁，对接贫困村、贫困户的直接需求，积极解决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或困难，真正让公司的产业扶贫措施落到实处.

中央国有企业规模相对较大、实力较强，扶贫措施多样，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包括发起设立各类产业扶贫基金、充分利用自身业务优势推进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捐资助学改善民生等. 地方国有企业实力一般，可以根据当地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当地贫困乡镇、贫困村结成帮扶关系，开展选派挂职扶贫干部开展产业扶贫、组织职业技能培训、支持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资助贫困学生等工作. 广大民营企业其规模相对较小，实力较弱，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发挥行业优势，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合理安置当地剩余劳动力，为农户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物流支持和资金支持，稳定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发挥这些公司的优势，进而产生协同效应.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成为发展的主题，上市公司依然是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因此，上市公司应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继续参与脱贫地区的产业发展，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 未来上市公司必将从参与精准扶贫走向全面参与乡村振兴，成为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必将为上市公司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