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889年的汤因比，其学术成长适逢大英帝国势力与影响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此间，英国正感受到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挑战：一方面，面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要求分享英国在全球范围的既得利益与霸权秩序，英国决定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前提接受两国间发生的“权力地位的转变”^[3]；但另一方面，针对德国提出的“世界政策”及其强势外交，英国却坚持认为开始追求海洋强权的德国，在政策与行为上日益越过了维系欧洲安全的底线^[4]15。其结果就是，英德矛盾日益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展开。包括汤因比在内，在这一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英国学者，充满了大英帝国特有的理想和自信，其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以及对世界事务的看法直接影响了日后英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5]。

汤因比早年在牛津大学攻读古代史。自1917年加入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研究室后，他开始从事分析战时中亚和中东的情况。从此，汤因比不仅参与撰写英国政府的研究报告，而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外交政策的咨询工作。他在从事外事工作期间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和理论实践。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走访了德国等欧洲国家，并于1929年实地考察了中国和尚未独立的印度。二战期间，汤因比主持的“对外研究与新闻署”致力于研究世界各战区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英国政府提供战时国际动态并开始着手规划战后世界秩序的构建。为此，汤因比于1941年7月主持起草了一份题为《英美世界秩序》的“机密级”备忘录，此文件在英国多个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之间传阅，并引起了相当的重视^[6]。同年8月10日，美英两国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其中关于建立英美同盟保卫世界和平的理念与汤因比主持起草的备忘录的主旨思想基本一致。1942年初，汤因比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研究室主任，更加深入地涉及国际关系领域。这一系列政府部门的重要任职和外交实践，使汤因比对于这一时期的国际事务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关乎各国自身在战后国际社会的定位，而且会长远影响人们对战后世界格局以及对时代主题和人类发展走向的判断^[2]408。因此，汤因比认为，对于战后国际秩序建立和发展的思考与研究十分必要与迫切，这也是汤因比之后国际关系理念的核心内容。

在思想学说层面，汤因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在英国关于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大辩论中其所坚持的自由主义主张。以齐默恩、汤因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以卡尔为首的现实主义构成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汤因比等人强调人类理性、提倡集体安全，即主张把国联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石，并且提出了构建国际秩序的假设。身为《国际事务概览》的主编，汤因比对战争、和平、裁军和集体安全等敏感问题相继发表了相关的论述，这在英国学界和媒体中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其中，卡尔在《二十年的危机：1919-1939》一书中诘责汤因比等人的观点，并讥讽他们为“乌托邦”思想的代言人。卡尔认为，自由主义学者在审视国际关系时，不是根据严酷的现实去思考必然的后果，而是凭借自己的认识演绎着可能与设想^[7]39-40。相比之下，现实主义学者在论述欧洲安全问题时表现的不仅有实证为据，而且分析严谨。

实际上，汤因比并非卡尔笔下描述的那般迂腐。众所周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员常常会广泛地采纳有益于工作的概念或原则，同时也更倚重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双方的论战主要围绕着“集体安全”“普遍裁军”以及“国联责任”三个核心议题。对此，汤因比坚持认为，客观认识国际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加以阐释并进行严谨的分析。他告诫同行不要自以为可以从历史中轻易地学到经验，因为“汲取历史教训的最大困难在于，有些人仅仅记住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却不知如何判断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微差”^[8]973。这就要求我们对历史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的分析方法，而且要有相应的论述和归纳能力^[3]。由此，汤因比试图发现、解读历史演变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普遍规律。其编辑《国际事务概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创立一种历史的、理性的范式，以此来解释国际关系中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这也是汤因比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所坚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

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显然受到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和古奇等人的影响，其信奉“读史可知兴衰”这一训诫，并强调历史的任务不应局限于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更要注重挖掘历史所能给予人类未来的启迪^[9]185。由此，相对于一般的国际关系学者，汤因比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观点在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其鲜明的特点。

在理论内容上，汤因比通过对古代希腊、埃及，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和近代的欧洲国家体系的考察，强调共同文化对国际体系形成的重要性^[10]113。汤因比坚持的理论与日后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的核心理念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在研究方法上，汤因比坚持的是一种历史哲学或曰历史文明比较方法，即强调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上，各个文明的相互接触既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也指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交流，由此形成了当今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中的多元文化与意识形态并存的特征。诚如怀特所言，汤因比一直坚持以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探究世界文明的兴衰及构建国际秩序的可行性。汤因比相信，人类其他的文明如同自己的现有文明一样，有着非常宝贵的传承，并最终产生久远的影响。由此，汤因比一直思考20世纪的两次战争浩劫带给人类的惨痛教训，并且就如何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等问题著有论述。摩根索等认为，汤因比对世界文明及国际秩序的阐释与他的比较研究方法，能够在宏观层面帮助理解历史上导致大国(帝国)兴衰的文化与宗教等因素，并通过分析具体案例归纳出某种理论或范式^[2]408。

在这样的实践活动、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尽管汤因比没有形成日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认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但汤因比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对如何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逐渐形成，构成了汤因比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

首先，汤因比相信，源于欧洲的工业进步与在全球范围的经济扩展已然将世界各国结成一体，某种形式的政治统一将会随之出现^[11]。鉴于此，他呼吁二战期间出现的国际组织率先引领人类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进行合作。同时，汤因比认为现实中大国相对小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汤因比强调大国间合作应力求克服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其次，汤因比敏锐地观察到新兴国家兴起和权力转移的问题。早在1941年汤因比在为英国外交部主持起草的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备忘录中就提出，战后世界应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而这一组织不仅应该吸纳“民主”国家，而且不应该排除“非民主”国家，以此来扩大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话语权，用以维护世界和平^[6]。1948年，汤因比指出，二战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是在世界政治格局上，即“欧洲各国(实为西欧)在迅速衰落的同时，欧洲以外的地区将会崛起”^[12]。需要指出的是，汤因比眼中的“欧洲以外地区”既包括冷战中对抗的美国与苏联，也覆盖亚非等当时正在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广大前殖民地地区。鉴于此，针对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美国长期强行阻挠而未能予以恢复，汤因比立足于加强国际合作以保障世界和平的角度对美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1957年，汤因比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表示：“联合国本应是一个让所有国家通过宪政的方式商议国际事务的公共场所。然而，把如此重要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根本不现实的。”^[13]再则，汤因比认为，世界持久和平的根本保障在于各国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发展。他在战时起草的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备忘录中写道：“经济与社会弊端是造成政治与军事不安定的主要原因，而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经济与社会福利将有益于消除这些弊端。”^[6]汤因比甚至设想，战后建立一个吸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为成员的世界组织，其首要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并且“为所有民族提高经济福利保障社会安全”^[6]。这些理念或论述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外，针对冷战期间发生的国家间冲突，例如，朝鲜战争、印巴战争以及巴以战争等，汤因比最早引入“文明冲撞”的概念，并在后来整理的《世界与西方》一书中其指出，“对同一时代中的不同文明碰撞的过程与结果的比较研究，是理解人类文明的一把钥匙”^[14]248。凸显了汤因比坚持利用文明史观和比较历史去进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研究方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汤因比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深受一战后欧洲出现的“20年危机”的影响。在认识层面上，汤因比承认构成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但同时认为世界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恢弘的文明。因此，汤因比强调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应从考察不同文明的多元视角去分析国际体系的结构和互动。毋庸置疑，国际体系中的文化和规范决定了国家对自身的认同和对利益的界定，并最终决定了他们的相互行为。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同时也有兼容的一面。因此，国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国家之间的误解。汤因比坚持以理性方式构建合理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当时的激烈论战中，其一直坚持从世界历史经验中寻找阐释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这也是汤因比国际关系思想最鲜明的特点。

二战后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基辛格、吉尔平以及怀特、布尔、沃森等人，都对汤因比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思想予以了肯定和传承^[15]243-248。其中布赞就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在论述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上，汤因比的贡献与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2]408，415。这一评论无疑证明了汤因比在国际学界重要的地位及其对国际关系领域重要的学术影响。

首先，汤因比发展了“均势”理念并坚持以理性方式构建合理的国际秩序。汤因比在思想上并不排斥现实主义的主旨观点，即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追求安全与核心利益是一种普遍现象和常态。在论述其战后国际秩序思想时，他认为，历史上先后存在过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帝国或霸权支配的单极结构，两个强国同时支配的两极体系以及由三个或更多的国家相互制衡而形成的多极“均势”体系。在欧洲国家体系出现之前，世界主要是以几个帝国的交替演变或者循环为特征的相对孤立和区域性国际体系^[9]113-116。16-17世纪出现的“均势”国际体系在欧洲确立的同时，伴随着欧洲列强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而逐渐演变成为当今世界体系。然而，国家在相互追求安全和利益的同时，也常常表现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联盟意在支持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的统治。但同时，法国政治家主张遵循“均势”原则，不去蓄意地羞辱当时最大的海上霸权——英国。这一事实说明国家或决策层在国际纵横捭阖中，有其理性与克制的一面^[16]149。后世的国际关系学者摩根索、吉尔平等人接受汤因比对欧洲国家体系中“均势”的分析。他们在著述中不仅把汤因比与史学家吉本相提并论，并且把汤因比对“均势”的阐释作为经典引用^[1]234[9]121。即在同一国际体系中，国家尤其是大国往往能够阻止或克制任何“非理性”的行为或政策，以维护整个体系的稳定。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汤因比是最早从“国家行为的原则、外交政策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阐述“均势”理念的学者之一^[3]。

其次，后世的国际关系学者不仅接受了汤因比关于“均势”的论述，而且对其关于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的分析也同样赞同。二战结束后不久，汤因比认识到在传统的主权国家和迅速进步的科学技术共同存在的时代，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文明而言，人类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汤因比同时也坚信“战后国际关系中以新面目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过是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经典问题的现代形式”^[17]。随着战后国际格局的改变，再加之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带给主权国家的全新挑战，汤因比的学术论点再次激起不少学者探究国际体系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引用了汤因比在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现象。

吉尔平指出，汤因比认为近代欧洲乃至美国能够确立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主要来自在技术、金融和军事上的“创新”优势。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在海外殖民地的建立，西方国家或跨国集团开始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把资本、技术乃至企业管理经验输出至所谓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使得有些非欧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令西方国家不可小觑的新兴力量。继美国崛起之后，其他拥有庞大人力和自然资源的非欧国家——俄国(当时的苏联)、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终有一日会让欧洲列强纷纷相形见绌。这恰恰是汤因比在20世纪30年代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和解释。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印度和巴西、甚至中国，根本不是西方国家看好的潜在国家，更难被称为“新兴国家”。然而，其却在汤因比的候选国之列^[9]161，183。究其原因，汤因比看好上述国家具有成为新兴大国的潜能是基于多年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对不同文明兴衰的探索与归纳。汤因比指出，综观人类历史，位于国际体系中心的强权(或曰文明中心)在称霸后的稳定期间就会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会被处在体系边缘的新兴人口和资源国家所取代，而上述几个国家具备了成为“体系边缘新兴国家”的所有条件。

实际上，欧洲近代史同样展示了这样的规律：自1494年以来，随着意大利城邦国家的衰落，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俄国和德国等欧洲强权的兴衰，无一不体现了这一历史规律；到了1945年，曾经是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中心的欧洲，则最终被欧洲人眼中的体系边缘国家——美国和苏联——取代^[3]。汤因比对于权力转移理论的历史分析被相当多的国际关系学家所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汤因比对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阐释。

再次，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挑战-应战”理论，不仅在历史学界有重大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界。对此，英国学者霍尔写道：“虽然有些深受汤因比文明史观影响的学者没有继续从事钻研世界文明的兴衰，但是他们却借用世界历史的文明史观和比较历史的方法，探究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国际关系思想学说。”^[17]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全球性的多极化趋势，各主要文明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并逐渐密不可分，各个国家和政权或多或少的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人类文明之间在全球化时代“挑战-应战”式的互动不仅会深刻地改变现存的传统文明，而且还会对未来人类共同文明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也必然要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对话中探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尊重各国差异和多样性的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各文明和国家间关系的和谐发展^[18]10-12。这也正是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所强调的。此外，关于汤因比在解释冷战冲突时首次使用了“文明冲撞”的概念。对此约瑟夫·奈认为，后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明显的凸现出了汤因比的历史文化周期论的思想痕迹^[15]248。

最后，在关于人类命运和新的国家关系体系构建问题上，汤因比明确指出，二战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并未彻底铲除人类的威胁和困惑，甚至不能弥补可能引发战争的伦理缺失。汤因比认为，一味迷信科技，或者滥用科技已经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迫切解决的难题：生态平衡的破坏、核武器的威胁、宗教冲突的蔓延、土地水源的污染等。而这些正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的征兆。那么，如何能够治理好如此庞大的全球范围的国际体系？汤因比在1972-1973年间与日本文化学人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21世纪》中说道：“中国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上聚合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发展趋势的要求。”^[19]294严格地讲，汤因比不能算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以及宏观史观的分析方法，能够让他去尝试性地判断国际发展的未来趋势。晚年的汤因比在沉思世界前途时进一步指出，未来的和平统一趋势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为主轴而不断地扩大。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兴衰变迁，这个主轴应该不再是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中国^[19]289。这对后世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现阶段中国和平崛起理论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诚如本文题目所表明的那样，作者意在梳理和论述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影响，而非其是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此，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赫德利·布尔指出，汤因比并没有屈从于战后盛行的科学行为主义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其本人对那些一味使用非历史和非哲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世界政治的思想学说基本上是排斥的^[20]。的确，如果按照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流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我们难以把汤因比对国际事务的论述人为地归纳于其中某一类。然而，汤因比以世界文明史的视角及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去阐释国际关系时做出的理论贡献与启示，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尽管汤因比并没有形成相对体系化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但我们不能否认后世仍然有众多的学者借用汤因比所强调的世界文明史观和比较历史方法，去研究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汤因比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均势”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历史制度主义、“文明冲突”理论等有自己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应战”理论，并且对人类命运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些都对后世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如果从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欧洲视角去探究汤因比的学术思想的话，那么汤因比的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对后来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影响极为巨大，该学派中论述的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间的共同利益或共识会促进“法律规则、道德规则、习俗规则和程序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最终可能转化为国际制度发展变化的基础和要素等内容，都根源于汤因比的理论思想^{[21]100，108}。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汤因比那一代人的责任感与追求精神仍激发我们去思考如何推动国际关系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如何构建和平与公平的世界秩序。尤其是期待人类会通过寻求和平而非征服的方式来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由此，无论是在世界历史学科还是国际关系领域，我们不仅需要汤因比对不同学科的包容态度，而且更需要勇气接纳不同于自我观点的思想学说，即阐述国际关系理论不应该拘泥于任何一种解释，而应该从其辩论和论证中寻求真理，这也许正是我们探究汤因比学术思想影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