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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政府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1]中“全民健身行动”是其中15项专项行动之一,突出体育运动对于健康的促进作用,鼓励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在健身场所等地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提高健身效果与群众参与度.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后疫情时期的到来,群众对健康水平、生命质量的关注上升到新的高度,体育健康需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追求.
有效的体育锻炼离不开科学的体育指导,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尤为重要. 在中国知网以“社会体育指导”“体育健康需求”“公共服务体系”等为关键词,设定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检索2010─2020年文献资料共1 837篇,详细阅读分析26篇,发现已有文献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研究较多,这些文献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体系和管理体系,但缺乏对基层群众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与社会体育指导职业岗位设置的研究. 本研究基于各阶层群众对体育锻炼与身体健康的社会需求,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构建了新时代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以期解决群众体育健身指导服务供给缺乏与非均等化的难题,为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助力“健康中国行动”与“全民健身行动”目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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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康需求是指以体育锻炼的方式来促进身心健康的需要.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伴随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健康身体作为基础保障,而体育运动可以有效促进身体健康. 体育运动干预不仅能够从生物角度提高个体健康水平,还可以从文化角度激发个体内生动力,增强个人内在精神素养[3].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该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72 256亿元,同比下降11.4%,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6.1%[4]. 可见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体育类用品消费却逆向而行,不减反增. 本研究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体育馆、游泳场所、健身房、瑜伽馆、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都存在排队等待参与体育健身运动的情况,在广场舞聚集地、社区健身场所、农村健身广场等体育资源相对缺乏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抢位置、占地盘”的现象. 社区大妈、村里大爷在晚餐后都会选择到健身广场跳跳舞、走几圈,使用公共健身器材活动筋骨. 可见,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今非昔比. 体育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体育消费的稳定增长、体育参与度的大规模提高,表明广大群众对体育运动促进健康有新的认识,群众体育需求总量急剧扩大,体育运动已成为后疫情时期社会时尚领域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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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是指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部队体育以外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中开展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等社会活动[5]. “全民健身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少于1.9名或2.3名. 据相关统计,截止2020年7月25日,全国注册的公益性与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近210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6名,距离“全民健身行动”中2022年达到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目标还有近50万人的差距,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约300万人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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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普遍面临生源萎缩、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要走出困境,必须拓宽办学思路,谋求新的增长点[6]. 本研究对5所体育类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专业近3年招生情况的调查显示(表 1),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专业招生数量较多且稳定,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招生数量较少,而且呈明显下降趋势,如山东体育学院2020年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招生人数从之前的95人缩减至40人. 调查中还发现,部分高校出现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隔年招生或取消该专业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就业困难,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缺乏稳定的就业岗位.
1.1. 群众体育健康需求日益增长
1.2.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严重缺乏
1.3. 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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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是指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 体育健康需求与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具有目标一致性与阶段递进性的特点,且相互促进. 当体育健康需求大量增长时会促使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加速发展,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不断发展则会提高群众体育锻炼参与度,满足体育健康需求. 目前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完全不能满足群众体育健康需求,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出现缺乏、缺位的问题,而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又存在就业困难的问题. 体育健康需求与社会体育指导协同发展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梳理群众体育健康需求背景下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的梗阻; 二是阐释健康中国行动对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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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组织和科学指导我国群众的健身锻炼体育活动,必须建立起一支拥有较强组织能力和较高技能水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7]. 我国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大部分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健身指导方法、理论水平、拓展创新能力上与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满足群众对于开展健身活动、接受科学健身指导和运动康复指导,以及开展个性化运动服务的需求. 且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主要集中于健身房、高档健身中心、社会体育培训机构中,服务于中高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却严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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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是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 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多以社会体育指导为职业,有充足的相应岗位设置,社会体育指导也是被社会认可的服务行业.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发展还未能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式,政府、职业领域、大学校园、社会对于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发展未能有机协调[8]. 我国90%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公益性自愿者的形式存在,但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行动中应起的领头作用却未能充分发挥. 目前我国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占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人数比例不到10%,正式全职岗位的不足、稳定就业岗位的严重缺乏都成为阻碍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壮大的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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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模式,多数社会体育指导员由体育爱好者、体育专业大学生、体育文化宣传志愿者担任,并采用委托体育学院培训的方式来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9]. 而高校在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面临诸多问题,如人才培养规格定位过于宽泛、特色不鲜明、稳定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就业前景黯淡、转型发展缺失等,这些问题成为高校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发展的瓶颈[10],同时也严重制约了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的发展,导致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产出不高. 随着我国经济及社会体育的不断发展,对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何培养高质量的社会体育专业人才是高校体育院系必须思考的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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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9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中,要求各级体育主管部门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志愿服务提供保障,依法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管理、指导、监督[12]; 同时提出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等群众性体育组织和基层文化体育组织,承担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具体工作. 目前,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管理系统登记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近210万人,但其中很多没有从事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管理者、体院学生被列入其中,僵化的统计数量缺乏对退出或流失人员的显示和实际情况的动态反映[13]. 实际工作中,由于大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与体育管理部门没有直接隶属关系,造成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随意性较强,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而委托相关协会和组织对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又缺乏约束性和权威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是以自愿奉献为动力的非职业性工作,为相对松散的社会力量,加之政府对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投入及措施较少,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管和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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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全民健身作为非医疗健康干预手段,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实体组织、不同文化程度群众的健康诉求[14]. 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对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为33.9%,心肺耐力、柔韧性、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等指标不容乐观,缺乏身体活动成为多种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多数居民在参加体育活动时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科学指导.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为积极应对当前突出健康问题,必须关口前移,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健康寿命,并在全民健身重大行动中强调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 科学的身体活动可以预防疾病,愉悦身心,促进健康; 构建科学健身体系,鼓励引导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在健身场所等地方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提高健身效果,预防运动损伤,这是以较低成本取得较高健康绩效的有效策略,是解决当前健康问题的现实途径、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2.1.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的梗阻
2.1.1. 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岗位缺乏
2.1.2.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模式滞后
2.1.3.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不健全
2.2.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是全民健身行动新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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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缺乏顶层设计,标准化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资源配置不均衡,区域与城乡差异性较大[15],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亟待改革创新. 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是全民健身行动的核心内容,应与群众体育健康需求协同发展,梳理全民健身背景下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的梗阻,探索构建适应小康社会的新时代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显得尤为迫切. 本研究根据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所面临的岗位缺乏、人才供给困难与管理不健全三大问题,构建了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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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是满足群众体育健身指导需求,而体育健身指导需求决定于服务供给的内容与方式. 城市中高收入阶层人群的体育健身指导需求主要靠市场供给与自主供给,由于地方政府在农村体育供给方面定位不清,在供给内容上重硬件轻软件,一些欠发达地区如基层乡镇、农村社区基本没有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造成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就是体育场地供给的错觉,形成供给逻辑失范[16]. 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农民的体育需求也在不断扩大,这种需求不仅是对场地、器材的需求,同样存在对科学体育健身指导的需求. 因此地方政府应不断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社会体育指导岗位的设置要考虑各个阶层的需求,把农村地区、城镇社区、企事业单位等一并纳入社会体育指导岗位设置考虑范围(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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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岗位的设置可以参照国家卫健委成熟的社区医生、乡村医生岗位模式,构建城乡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体系,设置社区体管员岗位,专门负责群众的体育健身指导、体育活动组织、体质监测与管理等工作. 可以将社区体管员纳入政府参公或事业单位聘任体系,社区体管员不仅可以逐渐解决全民健身行动中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缺位的难题,同时可缓解体育行政部门在国民体质监测工作中人力资源不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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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及工矿单位都制定有工间操、广播操、生产操制度,要求各单位每天上下午工作时间中各抽出10 min做工前操、工间操,此举措施不仅可以满足职工的体育锻炼需求、缓解大脑及身体的疲劳、预防职业病,同时也是在传承和发展体育文化. 在目前全民健身行动国家战略背景下,应重新认识工间操的作用和地位,新时代的工间操应与社会发展、职业类型、职工需求等因素高度契合,不断创新工间操内容和体系. 而开展高质量的工间操离不开体育专业人才的参与,企事业单位可设置文体岗或体质管理岗,专门负责职工的工间操活动、体育健身指导、体质监测管理、体育活动组织与实施等工作. 不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可采取服务购买、聘请专业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方式,定时对职工进行体育健身指导与组织体育活动等. 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将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纳入员工福利范畴,政府配套政策加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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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当较低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17]. 人们对体育的需求逐渐从较低层次的体育场地与器材的需求向科学化的体育健身指导演进,商业化健身市场是满足群众高端体育健身指导需求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的工作环境,健身市场应不断创新体育科学健身指导方式与内容,结合体育产业结构调整,拓展社会体育指导岗位类型,提供高端健身娱乐、运动康复以及体适能等体育指导服务,不断推进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岗位设置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形成稳定且具有连续性的健身指导服务岗位,构建体育健身指导服务岗位长效机制,打破健身指导教练“吃年轻饭”的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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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拥有50多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经验,已形成了科学的培训与认证体系,其社会体育指导员类型多达20多种,这些类型齐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够从事专业的有针对性的健身指导,从而提高了指导的时效性[18]. 随着我国社会体育的不断发展,体育指导需求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对运动康复、体适能、社区体育、青少年体育、户外训练、特殊人群运动以及高端体育项目等指导的需求日益突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应明确培养方向,培养目标必须精准、清晰. 高校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作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培养方式,应重视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结合社会需求,培养有专业针对性的务实型人才. 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多元化需求设置具有市场前景的培养方向,结合学校体育场对外开放大潮,利用进校健身的群众资源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服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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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主要通过专业的运动学会与具有权威性的体育协会来完成.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主要依靠高校和体育行政部门来完成,高校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有着人力、环境优势. 但高校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如培养目标笼统、评价机制单一、就业定位不清以及市场预判欠缺等.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必须与社会需求协同,群众的需求决定市场,市场决定培养模式,因此,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模式应充分发挥市场、社会组织、体育协会以及政府的作用,构建多渠道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育与指导机制. 政府引导构建专业性较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或机构,充分利用这些专业机构来完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资格认证工作,主导制定新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标准,选拔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群众体育健身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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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满足群众健康需求与适应小康社会发展的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首先要构建符合时代发展的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组织管理体系. 在公共体育服务管理方面,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主要为社会主导型的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管理体系,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管理特点是“大政府、小社团”,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具有绝对的控制权[18]. 由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建设起步较晚,直接采用国外社会主导型的公共体育服务组织管理模式不切实际,因此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构建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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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行政部门大力推进全国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培育与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依据协会章程和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法律、法规,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服务,及时反映社会体育指导员需求,维护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权益,承担体育主管部门委托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形成体育行政部门宏观调控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具体实施管理的协同管理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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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认证主要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管理系统登记注册,体育行政部门对大部分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缺乏实质性的管理. 在职在岗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与注册数量有较大偏差,人员流动监测缺位,特别是数量庞大的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由于与体育行政部门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参与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随意性较大,而且在社会体育指导过程中出现过运动伤害事故引发的医疗责权纠纷. 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机构重新对现阶段注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加以筛查、教育、管理、指导[19],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监管机制.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认证学历要求较低,没有专业限制,在通过高校委培,参加考试合格后即可获得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认证[20],认证机制较为简单、单一. 鉴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监管与认证机制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措施:
1) 构建信息化网络管理体系. 体育行政部门主导构建信息化网络管理体系,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共同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基本信息、工作完成情况、服务质量、绩效考核等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
2) 建立社会监督与评估机制. 体育行政部门全面负责对各种类型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行政调控和行业指导,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法规,协调各种工作和管理关系. 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综合管理,成立由群众体育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体育行政部门组成的监督评估小组,制定评估内容与标准以及奖惩机制,定期对社会体育指导工作过程与结果实施检查与评估.
3) 强化职业资格认证机制. 制定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优化专业考试程序,重视实践操作能力,强化专业职责,规定职业准入标准,把真正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人员选拔到社会体育指导职业岗位.
3.1. 社会体育指导岗位设置
3.1.1. 参照社区医生模式设置社区体管员岗位
3.1.2. 企事业单位设置专门的文体岗
3.1.3. 拓展与创新健身市场体育指导服务岗位
3.2.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模式革新
3.2.1.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方向定位
3.2.2. 多渠道培育与指导机制构建
3.3.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模式
3.3.1. 体育行政部门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协同管理工作机制
3.3.2. 社会体育指导员监管与认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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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全民健身行动与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情况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群众体育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社会体育指导相关专业就业困难、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低效、供需错位,以及社会体育指导员总量不足、职业性岗位缺乏、培养与管理模式滞后. 究其原因,随着后疫情时期的到来,群众对体育锻炼促进生命健康有了新的认识,科学的社会体育指导服务需求成为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导致我国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供给跟不上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构建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岗位,特别是社区体管员岗位,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求; 改革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模式,使其与市场形成无缝对接,与社会协调发展; 强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模式,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效率与质量. 同时认为体育公共资源的建设与供给不能只停留在基础设施方面,科学的公共体育健身指导服务同样重要,建议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根据体育健身指导多元化需求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岗位,关注基层群众体育健身指导需求,减少社会阶层阻隔,促进体育资源平,让社会体育指导公共服务惠及到各个阶层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