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教育理念，也是校园足球的育人初心^[3]. 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是贯彻立德树人育人理念的重要参与主体，同时也包含在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战略部署中，具有人才培育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 然而，当下校园足球竞技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影响营造足球文化与传统文化氛围的干扰因素继续增多. 一方面，虽然后疫情时代校园足球的课程设计已有进一步优化，但对于蕴含在足球课程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挖掘依旧不足，不利于形成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凝聚力；另一方面，现阶断建设的校园足球人才培育的学生体育环境难以满足校园足球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熏陶所需要的物场感染条件. 上述现状不但导致本已经逐渐走上正轨的校园足球人才培育极易再次出现功利主义倾向，还从源头上引致校园足球人才培育进一步偏离了本应以立德树人为落脚点的培育初衷^[4].

长期以来，我国校园足球发展在人才输送晋级与影响力传播方面存在问题. 在人才输送方面，对于学校内天赋型球员的挖掘力度不够，学校球员与职业俱乐部青年队之间的流通性不足，适宜的人才输送体系构建乏力^[5]，这在组织层面上再次产生了校园足球人才输送难题；在影响力传播方面，校园足球各级竞赛一直未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各球队与观众、市场、政府等群体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已成为常态^[6]，在战略层面上扰乱了校园足球拓展自身赛事影响力的规划布局，致使我国校园足球人才培育再次受到限制^[7].

鉴于校园足球人才培育的紧迫性需求，国家先前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育政策，由于对校园足球不同阶段的具体人才培育特征认识不足，出台政策的精细化与针对性相对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同阶段的人才培育出现了拥挤效应，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配置不均与利益隔阂，加剧了人才培育内部的不当竞争^[8]. 在后疫情时代，如果不能克服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育政策本身的设置缺陷来减少系统性风险，那么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在历经疫情冲击后，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孵化面对中国足球发展目标的紧迫需求，需要我们直击校园足球面临的现实难题，不断寻求优化校园足球后备人才的培育路径.

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国内疫情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校园足球人才培育应重新着手解决疫情影响下更加突显的育人矛盾. 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是校园足球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极佳途径，因此，应在传统文化丛中精选出科学的、符合现代的，价值导向是面向现实和面向未来的文化，将其与足球融入到学校体育课堂中^[9]. 基于此，从浩瀚的中华儒家文化中精选出“五常”文化作为融合切入点，设计了一套“五常”足球课程体系，将儒家优良传统仁、义、礼、智、信“五常”同培养中华足球人才战略目标相吻合，回归校园足球立德树人的“育人”初衷.

通过以校园足球为媒介的体育课堂，实现以“五常”为核心的德育施教，并在体育课程中穿插智育、美育、劳育的教育理念. 仁、义、礼、智、信分别对应5个要素的主要分类，也就是恭敬心、体力、团队合作能力、决断力和专注力，同时也对应足球的5项基本要素，即足球知识文化、停球带球、团队协作、射门与战术理解. 课程设计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培养孩子对足球的基本兴趣，带动学生掌握基础足球知识与足球技能；另一方面将传统“五常”儒家文化贯穿于其中，引发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激励学生们争做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从学生时代开始培养全方位的均衡人才.

此外，依托足球进行文化传承需要物场的支撑，虽然不能一味追求极端的传统文化，但也不能只突出球场的现代价值特征^[10]. 想要将“五常”足球课程体系落实到现行学校体育课程中，就要将“五常”文化精髓与现代足球功能进行整合，在已有的基础球场上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五常”文化足球物场，以此完善“五常”足球课程运行结构体系(图 1)，才能有推动育人初衷的现实基础，才能在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过程中进一步将学生培育成全面发展、内胜外王的儒雅精干的足球人才.

各国足球运动都处在共同的全球发展链条之中，我们应拓展国际视野，将疫情隔离的劣势转化为进行针对性对比研究的优势，从全新的行业内外双向视角分析和借鉴世界足球强国已有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先进经验，克服实地考察缺失的短板，集中力量解决我国校园足球固有的人才输送迟缓与赛事影响力有限的难题.

德国足球长久以来居世界足球强国行列，其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选拔输送机制较为成熟. 德国从基层比赛起，球探通过对青少年球员的技战术运用能力进行考察，选拔有长远发展潜力的青少年球员输入到全国职业俱乐部基地或经营中心进行训练，之后球员再到职业俱乐部中心进行训练，通过参加各地U系列赛，成为俱乐部梯队成员，优者再加入职业俱乐部一队参加职业赛事，再优者入选国家队^[11].

借鉴德国足球后备人才输送路径，我国校园足球人才培育可以从足球行业内部入手，加大对球探能力的培养与重视力度，通过将球探精选出的基层校园足球人才引入职业足球俱乐部进行训练，完善俱乐部与校园足球人才联合培养制度，以此打通基层与职业队的天然壁垒；大力推动有关人才选拔培养的中外合作项目与国家基金项目在校园足球后备人才输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校园足球人才输送的科学路径进一步优化，将世界一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输送体系的必备要素，如人才选拔输送引导手册、人才培养大纲、球探体系构建等结合国情进行整合与转化，促使校园足球人才输送有理可依，有章可循，有路可走.

在对比各世界足球强国时会发现，邻国日本作为亚洲足球强国，其媒体机构也属于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主体. 作为日本足球主要经济来源的电视转播行业，对增强日本青少年足球赛事与市场、大众之间的连通性具有显著效益^[12]，这与我国校园足球赛事发展相对闭塞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疫情带来的社交模式变动激发了我国私立互联网直播运营商、自由流媒体和网络直播平台在市场上的活力，在后疫情时代将有极大潜能与传统公立电视媒介以及央视官网运营平台进行良性竞争和共勉合作，其产生的规模效应将丝毫不亚于日本电视媒体与足球联合所带来的影响.

鉴于日本电视媒体对其青少年足球影响力的放大效应，我国校园足球可在行业外将私立网络流媒体与央视官方媒体进行有效对接，联合央视媒体与私立网络媒体对校园足球竞赛进行传播，发挥多媒体正向的激励作用，带动校园足球参赛运动员刻苦训练，进一步放大自媒体网络直播的传播作用，优化校园足球人才的成长环境，打破学校、球队、市场、政府与观众之间相互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图 2)，提升校园足球竞赛在社会上的认可度.

在进行校园足球相关政策规划时，社会背景、受惠对象和政策工具三要素缺一不可^[13]. 首先，疫情对校园足球的政策环境进行了冲击，需要重塑校园足球的育人政策环境；其次，“五常”足球的特殊性决定其需要相对的政策倾斜；最后，为了推动校园足球人才培育的发展，在必要条件方面需提供相应的长期性政策工具. 综上所述，制定供给型政策对校园足球人才培育进行管理，可以为“五常”足球提供适宜的生存土壤与发展机遇.

政府应利用供给型政策，在“五常”足球课程体系所需要的文化物场、传承教师、推行经费、后勤服务、学校整体课程链接等方面进行高位推动，达到分层治理，实现全方位辐散；保障“五常”足球发展的必备条件，降低上下、同级政策实施者由于个体利益分化所导致的消极影响；限制低社会效益且不利于推行“五常”足球课程的市场行为，鼓励高社会效益且有利于推行“五常”足球课程的市场行为；减少因政策倾斜导致的利益受损者存量，增加利益受益者增量. 通过政府的供给型政策使“五常”足球能够真正融入校园足球人才培养体系中，营造校园足球人才培育路径优化的适宜政策环境.

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育在打造行业内足球人才上升渠道过程中，社区内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尤为重要^[14]. 政府应通过需求型政策进一步引导疫情后重新焕发生机的基层社区力量参与到校园足球人才输送体系落地基层的过程中，出台面向社区的校园足球公共服务项目，建立社区群众与校园足球人才输送的良效互动平台，将人才培养体系的基层监督权交予当地社区群众，并制定一套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地方监督法规，形成以“政府扶持、基层助推、法规保障”为指南的人才输送社区投入机制，为推行校园足球人才培育路径优化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

在加强校园足球赛事的影响力与宣传力时，政府要利用需求性政策加大对网络多媒体传播的扶持力度，提高校园足球相关信息的传播效率，将信息主导权外包给足球多媒体，引领市场多媒体与央视媒体共同搭建足球立体化信息平台，打通国内校园足球发展传播脉络，实时更新校园足球发展最新动态，丰富校园足球包括赛事、球员、训练、球员输送等相关发展信息的传播渠道，塑造校园足球人才培育路径优化所需的网络环境^[15].

中国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的落脚点是对实现中国足球梦的希望和追求，它从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进行继承，到对外吸收当下国际先进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育经验，二者相辅相成. 开展“五常”足球是校园足球育人初衷的逻辑旨归，进行国际借鉴是解决校园足球现实困境的逻辑递进，在适宜政策工具这一变量稳定器的保障下，着力于全方位培养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加快校园足球运动内涵式发展步伐，破解校园足球现存困境，确立中国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育优化路径，助力早日实现中华足球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