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下乡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推动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2013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工商资本跨界进入农业”。不仅如此，2020年农业农村部《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指出“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农村”。然而，工商资本下乡能否助推农业现代化，更深层次地取决于工商资本如何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流入企业的耕地有0.58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总量的10.4%，土地流转规模增长速度为3.7%，远低于同期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的4.0%，及其他经营主体的10.2%;2015-2019年，流入企业的比重一直停留在9%~10%左右^①。这一数据表明，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似乎陷入了“低水平困局”。那么，工商资本下乡^②进程中，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换言之，工商资本下乡是如何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工商资本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国家对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可持续性，进而对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纵深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微观视角，采用PLS路径模型对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意愿进行评估，期望能为当前工商资本下乡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①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2017年流转入企业的比重分别为9.4%、9.7%、9.8%，2018年为10.3%，2019年为10.4%。

② 需要指出的是，工商资本是一种资本形式，并不能直接作为行为主体，需借助一定的组织载体来实现其对农村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本研究的资本下乡主要指工商资本以企业、组织或个人等形式所进行的土地流转行为。相应地，工商资本作为经济行为主体时，主要指工商企业。

当前，围绕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展开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外界条件等四大因素^[1]。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的福利后果与农户意愿研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学者们从禀赋效应、损失厌恶、生活质量等角度考察福利因素与农民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2-3]，并认为福利效果会直接影响农户对后续产业的参与度。除经济福利价值外，由于土地还具有社会稳定、生态服务等非经济福利价值，多数学者认为，“一次性经济补偿”或“土地换取社保”的简单做法，并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应将农地的多福利价值一并纳入补偿之中^[4]。除交易成本、经济利益外，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成员态度是决定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主要依据^[5]。渴望获得全部的土地赔偿与农户的心理落差是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重要机制之一^[6]，政府应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不仅如此，对于土地的多功能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认识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认为土地的非经济价值与社会财富分配、耕地保护等问题相互交织，衍生出愈发尖锐的土地权益矛盾^[7]，土地规模化流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了农户面临耕地用途的不确定性等风险，降低了农户经营土地的预期^[8]。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了诸多讨论，也普遍接受土地多功能性的现实，并认为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户进行补偿。已有研究为理解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依据，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第一，有关土地流转的福利效果与农户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来看，多数文献以农地城市流转作为主要分析框架，然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带来农民身份的转化，与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给农户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作用路径及补偿机制也存在着较大差别，以此背景下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决策及其补偿依据显然有失偏颇; 第二，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农户福利呈多元化分布，目前大部分研究或没有区分和比较福利补偿的多样性，或只是讨论了其中一种状态，并不能较为全面地阐述农户流转意愿和工商资本的福利补偿之间的作用关系; 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多数文献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采用的是传统的二元logistics、probit回归方法。然而，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显然，传统的二元回归方法并不能全面反映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 最后，研究区域与研究数据方面。重庆属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集合与叠加了我国的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相似的基本特点。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表明国家希望重庆能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道路方面能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故论文以重庆为例展开分析，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重庆市为样本区域，立足于工商资本下乡的现实背景，基于福利补偿视角，采用PLS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关系。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为清晰阐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以福利补偿为基点，将福利补偿具体解构为经济、社会、生态3个维度，提出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理论假说; (2)研究方法的改进。考虑到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采用PLS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作用路径，该方法能够验证在多种自变量情况下，且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影响作用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使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加清晰; (3)研究区域与研究数据的选择。论文以重庆为例展开分析，其研究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在我国，长期以来，农户依附土地生存、就业，乃至养老。土地存在着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效^[9]。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又衍化出财产、融资、保障、休闲等功能^[10]。尽管，土地存在着多样化功能，但是经济、社会、生态仍然是三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既是生产要素，还是实现福利保障的基础^[11]。土地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农户福利状况的好坏，并且与农户福利大小呈正比关系^[12]。实际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正是体现在工商资本下乡对土地上所附着的各项功能进行合理的替代，即福利补偿。本文基于土地的多功能价值，将福利补偿相应地区分为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以及生态福利补偿等三个方面。

即对土地在实现农户家庭经济功能方面所体现的价值补偿。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耕作是农户获取经济收入、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手段。

(1) 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拓宽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渠道，增加了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使得那些一时无法离开农村的劳动人口，可通过在附近的农业公司就业，获得了比以往经营自家农田更多的收入^[13]。在工商企业务工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国家对工商资本下乡所给予的，如优势特色示范项目、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菜篮子”项目等专项补贴，增加了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同时，工商资本下乡使得农户的土地财产逐步实现资本化，除获得诸如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用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涌现，农户还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从而有效带动了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收入越多，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则越小，越有助于农户的土地转出^[14-15]。

(2) 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为农户带来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农户劳动人口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通过在工商企业务工，接受较为规范的管理培训，农户的劳动人口获得了较多的相关从业技能。工商资本为农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稳定性越好，农户因此而获得的相关从业技能培训越多，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则越强。农户非农产业从业能力的增强，增加了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增进了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这种促进作用，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16]。由此可见，无论是拓宽农业收入渠道，还是提升农户的非农从业能力，均有助于缓解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工商资本为农户离开土地所提供的经济福利补偿越多，越有助于农户的土地转出。由此，本文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H1：工商资本下乡通过经济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即对土地的社会功能所给予的价值补偿。土地不仅具备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17]，仅停留在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基础上，意味着农地资本化过程中会有大量社会福利的损失。长期以来，农户一直将土地视为维持生存与延续生命的最后屏障。土地作为农户重要的非人力资产要素，既表现出风险资产的特征，也表现出无风险的特征^①。

① 土地的无风险性表现在，中国农户家庭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性使农户的农业产出用于自身的直接消费，不必进入市场。风险性表现在农户家庭自给自足之外直接进入市场的产出部分，直接面对市场风险及自然风险。

(1) 工商资本下乡，为实现农户土地的保障功能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使得农户家庭用于养老的资本数量及其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18]。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再投资所产生的较高收入，使部分农户有能力支付自我养老及社会养老的费用^[19]。农村劳动力的就地消化或转移，可以使农民不至于为了增加收入而付出背井离乡的代价，缓解了农户因承担城市生活成本而带来的风险。同时，就近就业的务工形式可以使农户更好地为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2) 国家通过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领域，对农户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增进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土地是我国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工商资本的规模化经营，促进了农村道路交通、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电网、物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为农户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改善农户社会生活条件提供了便利条件，提升了农户的效用水平。随着康养、文娱、观光、休闲等一系列农业项目的实施，农户的闲暇场所逐步增多，农民的闲暇活动更为丰富，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换，增进了农户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土地流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农户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工商资本下乡，农户是否享有表达机会及其权力享有的充分程度，是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存在的基本体现，它关系着农户能否平等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以及公平分享农村改革发展成果^[20]，这不仅会直接影响农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还会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工商资本下乡，农户在合同订立、交易谈判、利益分配等方面，其知情权与决策权越得到尊重与保护，农户对土地的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认知越明确，其产生的被“剥夺感”越少，农户参与工商资本下乡的热情则越强，其土地转出意愿则越强烈^[21-22]。综上，本文提出第2个研究假设：

H2：工商资本下乡可以通过社会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即对基于土地的生态功能所给予的价值补偿。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净化环境等生态功能。新时代背景下，土地的生态功能价值正凸显出来，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23-24]。工商资本下乡不仅改变了土地的资产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土地的资源价值。工商资本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模式的转移^[25]。现代农业通过土地整理，改变土地的碎片化分布为规模化集中，相关涉农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土地修复及土地面貌的还原和美观，生态条件与自然景观的改善，使得农户的农业种植机会成本提高，如水土流失情况减缓、土地肥力提高、水源变得更加充足等等，减少了农民投入的成本和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26]，促进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27-28]。相反，工商资本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可能产生噪音污染，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水污染加剧，基地工厂的废气排放可能造成空气污染，由此引发农户的生态环境恶化。大量厂房、工业园区等相继建设，改变了原有耕地的肥力和耕地质量，不仅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增加了农户的额外投入成本，对农地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了重要影响，不利于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为此，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

H3：工商资本下乡可以通过生态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户的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福利补偿，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经济福利补偿是社会、生态福利补偿存在的基本前提。社会福利补偿是经济、生活福利补偿实现的主要保障。如果土地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对生活保障的需求，农户就无法真正地离开土地。同时，对土地生态价值补偿的忽视，使得工商资本的投入成本与潜在成本不一致，从而导致土地的粗放利用，影响了农地的可持续利用。不少地区，单纯追逐土地的经济产出，加之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户经济福利得到改善的同时，生态福利受到一定的负向影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被异化为土地财政这一事物，间接推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29]，增进了农户的社会福利。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基本路径，如图 1所示。

成渝地区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改革创新的重要高地，从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始终处于改革的核心区域。重庆属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集合与叠加了我国的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相似的基本特点，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希望重庆能在开创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道路方面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故论文以重庆为例，对其农地流转的探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现实意义。课题组对重庆江津区、荣昌区、铜梁区、潼南区等工商资本下乡较为活跃的地区展开了调研，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8份，回收有效问卷410份。

调研结果显示，在农户方面：从受访者人口学特征看，男性比例占80.6%，且年龄普遍在55岁以上，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其中文盲比例达到6.3%，这和当前农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大、文化水平偏低的现实相吻合; 从耕地资源来看，样本区域人均耕地仅有0.98亩，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符合重庆山地多平原少的地形特点：从农户类型特征上看，纯农户仅占8.7%，兼业农户占64.5%，离农户达26.7%，和当前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农业劳动力被迫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基本一致。在工商资本方面：从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领域来看，95.6%的土地用于农业，且绝大多数投向了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占比74.8%，畜牧养殖占1.9%，混合利用的占16%，纯粮食种植的仅占7.3%，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倾向较为明显，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以中高质量的水田和旱地为主，大部分为平地及坡地; 从流转年限看，10-20年占大多数，占76.7%，10年以内的占18.45%;从工商业主租金给付方式来看，近一半的农户是分年度固定现金支付，48.5%农户是按照当年谷物市场价折价分年度支付，除了租金，有13.6%的农户能够从工商业主那里得到旅游开发、开办工厂等增值性收入或实物福利。

1.PLS路径模型   论文主要研究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转意愿的影响，考虑到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关系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回归结果的科学性。本文选择采用路径模型实证多维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路径模型通常应用于预测判断在多种自变量情况下，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影响作用时的理想模型^[30]。对农户进行的福利补偿是一个包含多维度内容的抽象概念，且难以直接观察与直接测量，需通过一些外显指标来间接测量，该变量被称为潜变量，潜变量的测量指标为观察变量。将表征“因”的潜变量称为外生潜变量，表征“果”的潜变量称为内生潜变量。路径模型方程如下：

其中：Y代表内生观测变量矩阵，X为外生潜变量矩阵，β为内生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矩阵; τ外生潜变量与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 α是截距，ξ为内因潜变量的误差矩阵; 在本文路径模型中，内生潜变量有农户流转意愿等，外生潜变量为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等。

2.Logistic回归模型   农户总福利补偿是由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福利补偿共同构成，农户意愿既是三维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还是三间之间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考察农户总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各福利补偿的重要程度不同，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福利补偿进行权重赋值，以此为基础计算农户的总福利补偿值。农户流转意愿为因变量，属于二分变量，即“愿意”或是“不愿意”。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选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P_i代表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概率; x_m代表福利补偿、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等; β₀为常数项，β_m代表回归系数，表示各个因素x_m对P的贡献量，ε表示随机扰动项。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中涉及的社会福利、生态福利等相关数据较为宏观，对工商资本下乡涉农的居住生活、空气污染等福利补偿数据的经验支持也较为缺乏，本文借鉴周小刚和陈熹^[31]、周义和李梦玄^[32]等研究，将工商资本下乡前后该福利值依次赋值为1-5，取各福利变量指标的平均值作为该福利的测量值，用工商资本下乡前后该测量值的差值来反映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福利补偿状况。同时，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会受到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类型等因素的影响，论文在PLS路径分析前，对以上控制变量作了相关性检验。由于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与农户流转意愿的相关性不显著(见表 1)，故论文仅将表征农户特征的农户兼业化程度作为主要控制变量纳入PLS路径模型进行分析，各指标变量取值及描述统计分别见表 2、表 3。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为潜变量，由多个观测变量构成，需对指标进行可靠性检验。由表 4可知，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0.6标准值，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组合信度大于0.7;AVE平均萃取大于0.5，因此，该指标变量的选取与评价具有一致性，观测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度，指标测度的可靠性通过检验。

本研究PLS路径模型所呈现的关键拟合指标中，绝对拟合优度指标卡方值显著性概率P、良适性适配指数GFI、卡方自由度比、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以及增值拟合优度指标规准适配指数NNFI等都通过了统计性检验(见表 5)，表明本文构建的路径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稳健性通过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多维福利补偿进行权重赋值：

其中，a_ij是第i个因素与第j个因素相对于从属的上一层因素而言的相对重要性。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农户家庭生活状况之现实，本文采用和积法将分别将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标度依次设为5、3、1，构建判断矩阵。从表 6可知，社会、生态、经济福利补偿5阶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分别为0.781，0.318，1.900，结合特征向量计算的最大特征根为3.039，CI值为0.019，随机一致性判断指标RI的取值为0.520，CR值为0.037＜0.1，因此，多福利补偿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所得权重具有一致性(见表 6)。

1.Logistic模型结果估计   从表 7估计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TOWEL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总福利补偿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了检验。表 7中，模型(1)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户福利补偿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2)、模型(3)表明，在分别控制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农户兼业化程度等变量的条件下，农户流转意愿系数估计仍然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总福利补偿对增进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结果较为稳健，该研究结论与徐美银^[10]、兰勇，蒋黾，杜志雄等^[15]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2.PLS模型结果估计   表 8估计结果显示，路径模型假设整体来看，本文所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绝大多数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结果或常识性判断相吻合。因此，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具体来看：

(1) 经济福利补偿：模型中经济福利补偿变量ECWEL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18＞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05水平的显著性(z=2.475，p=0.013＜0.05)，表明经济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增加农户经济福利补偿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从而验证了假说H1。这是因为，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后，很多农村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通过参加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工作进入非农领域; 农户通过在工商企业务工，获得了相关技能培训，增强了其就业能力，减少了对土地的经济依赖，有效地促进了农地向工商资本的转出。

(2) 社会福利补偿：路径模型中社会福利补偿变量SOWEL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163，并且该路径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3.384，p=0.001＜0.01)，验证了假说H2，即社会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工商业主下乡租赁农地通过投资于农业、旅游等产业，给当地的交通条件、农村基础服务设施等改进有一定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增进了农户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同时，农户对工商资本下乡政策认知越多，对农地流转合同越了解，农户的社会参与权益越能得到尊重与保障，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3) 生态福利补偿：路径模型中生态福利补偿变量ENWEL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059＞0，但此路径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228，p=0.220＞0.05)，说明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在于，一方面，样本区域目前仍处于工商资本下乡初期阶段且生态环境较好，工商资本下乡尽管带来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相比工商资本下乡之前并没有显著差异，还不能有效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愿意。

模型中农户兼业化程度变量STYLE对于流转意愿影响时，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137＞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2.834，p=0.005＜0.01)，这说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会对农户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小，其流转意愿则越强。与此同时，变量STYLE与社会福利补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123＞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05水平的显著性(z=2.508，p=0.012＜0.05)，说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与社会福利补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可能在于，农地资本化中，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农地依赖程度越小的农户，尽管能较为容易地获得非农性工作，但由于国家政策不断向农村聚集，也让他们看到了农村土地未来的价值，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农地的承包权，都较为关注工商资本下乡聚集带给农村的未来升值潜力，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其知情权、参与权更能够得到保障。农户土地依赖程度与经济、生态福利补偿之间的协方差关系(相关关系)检验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和主要收入来源都已基本脱离农村，土地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强度下降，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经济、生态福利的改善对其流转决策并不能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4) 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福利内在关系检验。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福利补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看(表 8)，三种福利补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首先，经济福利补偿与农户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057＜0，此路径显著性尽管不明显(z=-1.157，p=0.247＞0.05)，但也应当注意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发展农业被认为是加速产业聚集、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式，许多产业为改善农户居住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调研所属的不少区域，由于经济欠发达，仍然存在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农业发展路径，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福利补偿是下降的。其次，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0.085＞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0.1水平的显著性(z=1.731，p=0.083＜0.1)，这可能是由于，工商资本下乡在投资农业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村容村貌的改造，许多地方的工商业主往往会对村庄进行了艺术性美化，这一行为对农户自然景观等改善造成一定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意愿既是各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又是三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系。同时，多福利补偿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说明论文使用路径回归模型选择的科学性。

工商资本能否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其根本在于农户的流转意愿。论文基于重庆的农户调查数据，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的福利补偿为视角探讨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研究表明：第一，总体上，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具体来看，经济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使农户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和非农从业能力得到提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社会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对农户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增进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为实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农户的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户的流转意愿; 生态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的生态福利补偿还难以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第二，工商资本对农户的多重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偿抑制了农户的生态福利补偿。第三，从农户来看，兼业化程度越高，工商资本的经济、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这意味着，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隐含的政策内涵是：

第一，探索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机制是提升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经济福利补偿方面，应拓宽探索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多样化的利益共享机制，如土地入股、技术入股等，增加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 要重点扶持吸纳就业人员多的工商企业，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农户非农从业能力，减少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社会福利补偿方面，要增强工商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促进作用，加大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善的溢出效应，畅通工商资本下乡相关信息渠道，确保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得到保障，以实现对农地社会价值的有效补偿或合理替代。

第二，要进一步探索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之间“协调、互动、统筹”的发展机制。研究表明，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的多元化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活跃，但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农户流转意愿既是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又是三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增进农户流转意愿，要发挥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的“协同”效应。

第三，考虑到工商资本的多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异质性，提升农户流转意愿应给予适度区分。研究表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由于其家庭生计和收入来源已基本脱离农村，土地的经济、生态价值的作用强度明显下降，但出于对土地的留恋及土地带来的预期价值，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极为关心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身份特征与相关利益变化。因而，促进工商资本下乡农地流转，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的关键。

第四，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理解工商资本下乡的农户福利补偿，既有助于全面把握和解读福利补偿的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户流转决策背后的多维度源由。

最后，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耕地资源对农户表现出的多功能价值认同会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仅以重庆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若后续可获取相关数据，将尝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深入探讨。土地是维系农户生存的命脉，也是国家维护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基石，农地资本化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对农户进行除经济福利之外的多种福利补偿，真正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户土地转出的信心，这既符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农地资本化进程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