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两个重要命题提出以来，学界对此给予了积极关注，并展开了广泛研究，这是本文问题提出的学术针对性所在。

其一，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国关于“现代化”这一概念的讨论，缘起于1930年代国内关于“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论争。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163以来，学界围绕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科学内涵、发展演进、历史成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基础。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3]10这一命题以来，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研究热潮。如今，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趋于成熟，形成了关于其科学内涵、主要特征、生成逻辑、历史演进、世界意义、推进路径等问题的完整研究体系。除对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外，还有不少学者以某一具体视角为主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线性式”研究。如黄承梁从生态文明视角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4]；邹广文从文化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解析^[5]；周红路立足中华民族从“强起来”到“美起来”的演变历程，从美学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审思^[6]；方世南等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诉求、目标及定位进行把握^[7]；孙喜香等从“共产主义”维度出发，立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结合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探索共产主义对超越“资本文明”和回归“属人世界”的中国新型现代化之路的价值意蕴^[8]。与此同时，还有学者从法学、人学、国家成长、共同富裕、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等多重视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全面、立体的探究，整体上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视域。

其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特征”的研究。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进行探讨。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后，大部分学者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进行阐释。此外，也有学者从“五个新说”^[9]、“六个统一说”^[10]、“十大特征说”^[11]等不同思路进行解读。第二，部分学者基于比较视域，在新旧道路及中外道路的对比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如孟鑫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宗旨理念、奋斗目标以及文化底蕴等方面，展现出了不同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12]；尹占文认为，与西方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是德性和理性、国强和民富、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文明传承和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13]。

其三，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围绕其科学内涵、文化基因、价值意蕴、目标要求、存在短板、指标体系、实现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就其科学内涵而言，有学者从全体层面的全民富裕、内容层面的全面富裕、形式层面的差异性富裕、过程层面的渐进富裕四个方面进行把握^[14]。周泉等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本质需要，具有主观能动性、物质制约性、相对独立性、个体差异性或多样性四重特性^[15]。就其存在的短板而言，魏泳安从物质生活的现实掣肘、公共文化效能不足、民众对精神生活的认识模糊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6]。就实现路径而言，有学者认为应通过推动精神文化产品高质量发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促进区域之间均衡发展和激发内生动力来实现^[17]。黄蓉生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不同层面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8]。钟志凌等认为“应加强精神文化供给侧改革，应需供给优质精神文化资源；深化社会公平正义，推进精神文化发展成果共享；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筑牢共同价值信仰和精神家园”^[19]。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精神富裕等问题展开了全面研究，研究成果颇丰，这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精神富裕两者间的交叉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从最新研究成果看，不少学者都认为实现精神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特征。如有学者指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20]，但目前学界对于精神富裕何以可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还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逻辑论证。与此同时，实现精神富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诉求，现有研究多是立足国内探讨其民族性，而鲜有成果将精神富裕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高度，从精神层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和人文性。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为人之基础、固党之根本、兴族之关键、强国之支柱、立世之依靠，特别是当前在人类面临严峻精神危机的现时代，如何为破解当代社会精神危机提供新的文明范式和价值范式，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鉴于目前学界研究的不足和现实的迫切需要，本文拟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精神层面“新”在何处？

以此为研究对象，在结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从“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的微观视角切入，在动态发展意义上窥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本文首先从民族性的角度阐释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理论根据；然后，再从世界性的角度将“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置于宏观视域中进行对比探讨，通过中西方文明在“理念—过程—结果”上的差异，最终得出“实现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特征”的结论，希冀能在尝试性探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文明特征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学界进一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特”、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提供一个新思路。

诚然，精神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但精神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塑造现代化的人，而“精神境界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最本质的反映”^[21]，往往通过人的精神利益和精神富裕得以表征。因此，本文拟遵循“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精神领域的现代化—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的逻辑理路，把人的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作为剖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精神意蕴的重要立足点和突破口。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这对概念，但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人的精神需要的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进步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及重要特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这一思想一以贯之。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人民经济文化需要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2]毛泽东将发展文化事业和提高人民的综合素质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厚植了我国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底蕴。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367他创造性地提出“两个文明”理论，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纳入我国总体布局中。面对新形势，江泽民说，一个民族，“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23]胡锦涛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24]高度重视人民的精神生活，已成为全党共识。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党的历届领导集体思想的基础上，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2-23。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22，而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142。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提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高度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一种新概括”^[25]；“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脑袋’与‘口袋’的统一”^[26]；“物质和精神都富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容构成”^[27]。历史地看，从物质文明建设到精神文明建设、从实现物质富裕到实现精神富裕、从谈利益“色变”到正视人的正当物质利益再到重视人的美好精神文化利益需求，我们党在实践中一步步纠正和摆脱了将实现人的精神富裕居于次要地位的“次要论”、物质生活富裕能自发引导出精神生活富裕的“自发论”、以牺牲精神富裕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的“代价论”等错误认识，始终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和精神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28]。总而言之，把人的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摆在应有的位置，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规定，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精神利益是以精神需要对象为实际内容的利益类型，是“人们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好处，即精神需要的满足”^[29]。由于人的精神需要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因此，精神利益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是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综合体系。精神富裕则是相对于精神贫瘠而言的，它“反映的是个体精神生活在总体上得到较高满足乃至充分满足的一种状态”^[30]，具有积极、正向的意义。精神富裕意味着人民享有充盈的精神生活、国民文明素质极大提高；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增强；意味着全国各族人民牢铸信念信仰、自信自强，拥有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民族等多个层面的全方位精神性关涉。精神富裕往往指涉一种应然状态，与社会现实始终保持一定的张力。在逻辑关系上，无论是精神利益还是精神富裕，都是以人的精神需要为逻辑起点，精神利益是精神富裕的基石，而精神富裕则是精神利益得以充分实现的积极状态，是在精神利益基础上“量”与“质”的跃升。从精神利益到精神富裕是一条不断走向“实然—应然—实然”的进阶之路，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道德人格日臻完善、个性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是不断推进人的现代化、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作为一对社会历史范畴，它依附于人的实践活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民众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生命安全及幸福美好等精神利益的追求和向往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精神利益俨然已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话题，但在不同的制度文明形态下，人的精神发展及未来图景却截然不同，通过“发展理念—实践过程—最终结果”的动态对比，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分野日渐显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人的精神利益为价值导向，并最终以人民精神富裕得以呈现，是实现人民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之路。与之相异，由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内在痼疾，精神贫瘠、人的全面异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31]一个国家的发展理念直接决定着道路的根本方向、价值取向及未来走向，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在价值遵循、文化理念及基本策略等总体发展理念上存在根本对立。

如何审视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两种文明分歧的关键所在。“以物为本”是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主导发展观，其实质是“以资为本”的文明类型，即把资本作为“普照的光”^[32]707和“特殊的以太”^[32]707进而统治、操纵着整个社会，人则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和“物的奴隶”。显然，以物为本的文明发展模式忽视了现代化的主体——人，人的价值、自由、尊严及发展受到社会异己力量无情的压制，导致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分离。与此相适应，金钱和商品的拜物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33]“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人的精神生活被全面物化，这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的精神利益只能依附于物质利益而存在，丧失了精神利益的崇高本性和独立空间。

从哲学层面看，现代化的表层是“物”的问题，而深层却是“人”的问题，即人的现代化问题。人始终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和主体，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与西方社会资本统治人、奴役人不同，“以人为本”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秉持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而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政权的规约和驾驭下，成为服务于人民生活需要、促进人的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人”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旨归。与此同时，我国坚持的“以人为本”≠“以经济人为本”，而是把人的素质、价值、文化、尊严、自由作为人的根本，在精神向度上关照民众的文化需要、情感需求、人格尊严、意义价值等，凸显其人文关怀。总之，“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根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以资本为中心御物创造文明’到‘以人为中心御资本御物创造文明’的历史转向”^[34]。从而开辟了一条以“人本”代替“物本”的文明新路，为人的精神利益的实现和精神生活的富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价值指引。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往往同自身的文化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理念的核心，即把社会仅仅看作抽象的、孤立的单个人的简单集合，在本质上否定人的社会性，把人的利己性视为人的本质特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价值观念上的反映。霍布斯是西方近代首位彻底贯彻个人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进而形成“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35]。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巩固，并形成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理念而稳定下来。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促成了个体的“自我中心”，并进一步形成了“个人至上”“人类中心”的社会格局，使人的精神空间变得日益局促、狭隘与平面化，人的精神生活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向度也随之逐渐失落。

与个人本位的文化理念截然不同，集体本位是社会主义文明的核心原则，它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蕴含着深刻的集体主义思想。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唯心主义将“人”视为抽象的、孤立的、虚幻的人，他从“现实的人”出发，坚决反对将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并进一步从社会关系角度解释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139，社会性才是人的根本特性。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和合思想也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基因。在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相结合中所熔铸的集体本位价值观，“利他性”是其本质特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其本质内涵，坚持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是其基本原则，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其目标旨趣。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个人本位文化理念，集体本位是对个人本位的升华，是比个人本位更文明、更进步的一种文化理念，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德基础。

价值取向及文化理念的对立必将导致实践策略的差异，而片面发展与协调发展正是两条现代化道路在实践策略上的不同抉择。西方资本文明模式将现代化仅仅视为一种经济层面的变迁，而把文化、精神、道德、生态等因素排除在社会和个人需要之外，物质文明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以牺牲社会其他领域的文明为代价的，“这使得经济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中心，并导致了所有的精神的东西、人道的东西和艺术的东西统统被挤到了次要的位置”^[37]，最终结果是现代化成为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经济现代化”，现代人则成为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单面人”和“经济人”。囿于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和指引，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发展、没有幸福的富裕。

我国作为“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通过汲取西方现代化建设的反面教训以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逐步走出了一条文明发展新路。1954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任务，此时的现代化仍以经济现代化为主导。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著名论断，以着力解决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此后，我们党在协调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开创新境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内涵到目标的全面升华凸显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强调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我们党始终以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旨归。习近平指出：人“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38]，从克服历史上“道德人”“政治人”“经济人”的局限，再到塑造“全面人”的目标追求，凸显了我们党对人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更为明晰。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从全向度发展的社会到全向度发展的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生成了一条独特的文明跃迁道路”^[39]，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片面失衡发展的超越。

在不同现代化发展理念指导下，两条道路在精神利益实现的内容、方式、程度、性质等方面也大不相同，并通过精神“生产—分配—交往—消费”整个过程链条得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40]，是社会主义文明在我国的创新和发展，其所蕴含的全新发展理念，为促进人的精神解放、合理分配精神资源、构建理性和谐的社会关系、引导人民找寻真实自我提供了文明指引。

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及人之为人的重要确证。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方式下，精神资料与劳动者发生分离，人的精神生产由一种自由自主的“感性活动”沦为替资本服务、受他人支配的异化劳动。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人的精神生产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36]57。也即是说，精神生产者为谋求生存，就不得不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进行精神生产，“在私有资本逻辑下，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被遮蔽，沦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工具”^[41]。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和能动性也被资本所剥夺。由此观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究其实质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42]120。

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使人摆脱精神奴役逐步实现人的精神解放的新文明，是消除奴役人的生产关系从而创造新的经济关系的新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使物质生活资料及精神生活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人民通过劳动积累起来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文化成果最终运用于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属于精神生产者为自己劳动的部分，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价值主体。“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劳动者更注重个人精神生活的品质的提升，这就要求新时代的精神财富要以推动个人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目标。”^[43]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文明中，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不再受自己创造的经济关系的奴役，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彰显，个人的人格尊严与自主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这就使得人的才能智力得以充分自由发挥，公共服务意识得以增强，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得到激发。此外，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的功利化不同，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1]45作为建设宗旨，在精神生产上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以人本逻辑驾驭资本的逻辑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精神生产。在产品内容上以崇高代替媚俗、以精神升华物质、以多样代替齐一，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动态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符合人们的美好精神生活期待，从而在增强人民的文化幸福感和获得感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36]178。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拥有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拥有对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社会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少数资本家、富人占有，一些人总是通过占有、剥削另一些人的精神生产资料和精神产品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文明必然导致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人种、不同收入的人群在精神产品的占有和享受上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的剥削式文明。

较之于现代资本文明发展模式总是伴随着区域差距、等级悬殊、种族歧视等问题，精神利益成为少数富人和资本家的“特殊待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精神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44]。“在以资本为社会基础的所谓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少数的‘人民’占据了更为广大的无产阶级这一真正的‘人民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人民对发展本质和发展主体的全新认识和思考。”^[45]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生—共建—共富—共享”为基本逻辑，秉持着机会均等、人人共享的价值理念，“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大力构建“公平公正、资源共享”的精神产品分配制度体系，形成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化解城乡差异、地方差距、数字鸿沟等二元对立，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力求合理公平分配精神产品和文化资源。但“公平分配”绝不是“平均主义”，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并非追求同等、同时富裕。我们党在把握精神富裕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尊重个体、地区及城乡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差异，因需施策、有的放矢，在物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有层次地、渐进地、逐级地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此观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剥削文明的摒弃和超越，是努力实现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不得不承认，现阶段我国在精神文化资源分配上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党始终发挥和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并通过建立心理疏导服务体系、强化共同富裕舆论引导、加强人文关怀、及时心理纠偏等途径，不断提高人们的理性认知、消解人们的负面情绪、培育人们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防止各种畏难情绪，从而为人民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精神引导。

精神交往在整个过程链条中处于重要环节。诚然，人的幸福、情感、文化、自由、自尊等精神利益的获得都离不开人的精神交往，精神交往首先是人的交往。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扩张，“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2]403。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立体的社会关系被货币和资本所平面化，各种道德伦理、精神价值被利益化、功利化，这就导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矛盾也在加剧。在这种对立的社会关系下，人在与他我的精神交往中感受不到融洽，个体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渐消解，异化了的交往实践所产生的人的精神生活也必然随之异化。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和精髓，中华文明内蕴的处世之道和伦理思想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国民的血脉之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倡导人人平等、诚信友爱、互帮互助，最终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36]232。必须承认，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从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推动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良性互促的协调发展之路。人始终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主体力量，而社会现代化的高度繁荣又会推动和促进人的进一步发展。也即是说，在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中，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打造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文明新形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西方现代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们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23；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实则到处制造对抗和分裂，严重影响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无疑是对“零和博弈”对抗思维和“西方中心”狭隘文明观念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倡导各民族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力图打造开放包容、共享共赢、平等尊重、求同存异的共生格局，并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为旨归，推动个人交往跨越民族交往走向世界交往。概而论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与自身(人格之美)、人与自然(天人之美)、人与社会(人伦之美)和谐关系的新文明形态，社会关系的丰富完善为人真正占有自身本质创造了精神条件。

从精神生活过程链条看，精神消费处于“链条终端”。在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现代文明社会中，为促进民众的消费以谋取高额利润，资本家往往对精神产品中的时尚潮流、个性尊严、品牌理念等价值范畴进行符号化赋意以制造“虚假需要”，长此以往，占有产品附加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等“虚假需要”就被合理化为消费者自身认同的必然需要。人们往往以占有和消费的多少来找寻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幸福程度，极大激起人们“病态的欲望”，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46]。如此一来，精神消费与人的真实需要相脱离，成了与人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异化的幻想行为。

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持续深入，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涌入给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带来了严重冲击，不少人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落入诸多陷阱，使其情感、心理、道德、意志和思维遭到摧残，阻碍了人的精神发展。恩格斯说：人只须认识自身，“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42]521。为促进人的现代化，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进程中通过“需求升华”和“供给改革”的双向建构以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弊病。一方面，面对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我国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43，提升人民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境界，引导人们从本真意义及超功利的境界出发寻求自身的“真实需要”，使个人从物欲化与世俗化的消费泥沼中超拔出来，以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和良好的精神消费生态，从而牵引精神生产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升级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风格、形式、服务、载体等，提升产品内容的思想内涵、内在品质和情感体验，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精神消费需求、刺激民众更高水平的精神消费，进而在精神消费与精神生产的良性互动和循环中进一步优化精神“生产—分配—交往—消费”的全链条，最大化、持续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需要。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形态超越了强制消费的资本逻辑”^[47]，是创造经济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相统一的新文明形态。

在不同发展理念的指引及不同实践过程的运行下，中西两条发展道路也必将呈现两种不同的结果。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和痼疾必将导致人的精神贫瘠和全面异化。与西方现代化道路迥然相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由于在价值取向、治国理念、发展模式、制度建构等层面都有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可比拟的优势，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一定能克服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弊病，最终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也进一步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航向的新质态文明。

史蒂芬·罗曾在《再看西方》中描述了西方社会现代人的生活镜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摇摆不定，心内存有某种麻木现象，精神深处出现了理想和取向的空白，以致我们似乎忘记了该怎样去过一种人的生活。”^[48]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囿于自身的痼疾和弊端，衍生了一个内在逻辑悖论，即“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6]51，人的片面发展和精神病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资本原则支配的现代文明必然导致人们的精神文化空间不断被日益膨胀的物质生活所挤压，从而加剧人的意义失落、道德沦丧、价值虚无、信仰缺失等“精神病症”，也让尼采所谓的“末人”(The Last Man)时代变得不再遥远。早在19世纪80年代，尼采就在他的《权力意志》一书中这样断言：“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将到来的唯一者，即虚无主义的兴起。”^[49]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精神空虚是西方未来社会中人的历史宿命。应当看到，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推进，精神危机不仅越来越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后果，也逐渐成为我国所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但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实践指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支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1]23，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而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了现实条件。可以说，中国现代化道路在价值取向、治国理念、发展模式、制度建构、实践遵循等层面都有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无可比拟的优势，展现了牵引时代精神的文明转化、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航向、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毋庸讳言，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一定能够克服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弊病，最终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基础上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15]。

精神贫瘠与精神富裕是两条道路下人的精神状态的总体表征，而人的全面异化与全面发展则是两条现代化道路下人的发展的终极样态。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物化已渗透到社会精神生产—精神分配—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的全过程，并扩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领域之中。西方民众深受物质主义发展模式的戕害，“作为现时代之特点的物质至上价值观和片面割裂的世界观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50]。人的存在的普遍物化表现为人的全面异化笼罩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西方现代化开创的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非但不能解决人与社会的对抗性关系、承担起“人的解放”的历史重任，反而会使人囚禁在物质的“牢笼”中，与人们追求的自由、幸福渐行渐远，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和价值目标。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但“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51]。质言之，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异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既具有客观必然性，又具有历史暂时性。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在造成人的异化困境的同时，也“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32]267。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归属于同一条人类文明发展道路。这条文明道路是使人逐渐摆脱“物的依赖性”而走向“人的自由个性”、摆脱异己化的世界而走向人的本质的复归之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形态下人的畸形、片面发展的同时，提出了全新的社会文明理想，指出人类文明将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样态所代替。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它要求“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32]739。到那时，人类将从奴役、束缚自身发展的各种关系中解放出来，人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旨在彻底消除精神类特性的资本属性，实现精神‘属人’性的回归，将精神的效用性完全体现为人的效用性。”^[52]毋庸讳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遵循，以探索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旨趣，致力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3，是我国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真理性的思想理路和幸福道路，也为解蔽人的精神困境、促进人的解放提供了全新的文明范式和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民至上为价值遵循、以群体本位为文化理念、坚持协调发展的基本策略，在科学理念的指引下，将人民的精神利益贯穿于精神生产—精神分配—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的全链条中，最终实现人民精神富裕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西两条现代化道路在理念、过程及结果的全面对比下，实现人的精神利益向精神富裕的跃升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精神层面的显著特征。本文主要基于比较视域，从人的精神动态发展层面剖析其文明特征，虽为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文精神层面的优越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为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实现人民精神富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精神富裕作为两个重要命题，本文还未能对其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对如下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化探析：第一，对中国式现代化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关联性进行探究。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保障，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深入剖析。第二，精神富裕有哪些特征？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精神富裕的评价指标和体系该如何制定？对于这一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从全民性、差异性、复杂性、长期性、渐进性等方面去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对于指标体系，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生产、文化供给、文化服务、文化消费等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制定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三，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实现人的精神富裕之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究竟有何历史意义和价值意蕴。对于这一问题可从主体语境、政党语境、民族语境、人类语境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精神富裕的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