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于该年十一月开捐纳“筹饷事例”。为了增加捐纳收入，咸丰四年户部设立捐铜局减价收捐。受户部影响，各省也纷纷请求减价收捐，以广招徕，导致咸丰时期捐纳价格普遍降低。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清廷误判形势，认为通过中央调拨军费便可快速镇压起义，因此希望通过协调户部银库、广东、江苏藩库以及各海关关税作为军饷，迅速镇压起义^[5]。随着战争的持续，户部银库消耗殆尽，为了筹措军费，户部于咸丰元年十一月奏请开设大捐“筹饷事例”^[6]1。

清前期历次开办大捐收入极多，如嘉庆三年(1798)川楚例收银三千万两，道光七年(1827)酌增例收银二千万两、道光十三年筹备例收银八百万两^[7]，因此清廷对筹饷事例也抱有极高期望。咸丰元年捐纳推行后，虽有一定成效，但太平天国战事逐渐从两广转移至长江中下游，严重威胁清朝的赋税重地，为多筹军费，户部和各省纷纷请求减价收捐，咸丰二年清廷颁发“宽筹军饷章程”，决定户部减价二成收捐^[8]。咸丰三年三月，户部为了增筹军饷，提出报捐者向粮台捐纳银两、钱文、米石，酌减二成，以抵其运解之费^[9]，希望借此直接帮助粮台筹饷。各省也希望效仿该减价方案，咸丰三年河南设立捐局时，提出“各府州运解至省，亦需运费，准其一体酌减二成核计，以期踊跃”^[10]。至此，各省、粮台收捐价格逐渐与户部趋于一致。

由于在各地报捐可以免于前往北京的舟车劳顿之苦，报捐者倾向于在地方报捐，导致北京户部收捐减少，咸丰二年户部银库的捐纳收入为313.5万两，咸丰三年降至67.2万两^[11]。随着战争的持续，各省因战事截留应解京饷，北京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最终咸丰四年十一月户部设立捐铜局，名为收捐铜斤，实则减价收捐，以增加北京财政收入^[12]。

为了吸引报捐者前往北京报捐，捐铜局主要设定了三条规则。一是直接降低收捐价格，报捐实在官阶、职衔等项，捐铜局在筹饷事例的基础上按照60%折价收捐，各省则需按照80%收捐；报捐升衔、捐免历俸、封典等与实官无关的捐项，捐铜局按照48%折价收捐，各省则需按照60%收捐^[13]63-64。二是提高铜钱折价，由于铜钱广泛使用，清廷在收捐时选择银钱并收，但最终均以银两计价。根据捐铜局规定：“捐钱者以一千五百文折银一两，内搭宝钞五百文。”^[13]63此时各省章程为钱2串折银1两，部分军营降低至1.6串折银1两^[14]，而捐铜局规定为1.5串折银1两，通过该规则，在京报捐者可以花费更少的铜钱完成报捐。三是搭收大钱、宝钞，清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铸造大钱、发行宝钞，但新发货币面临“发放”与“收回”两个问题，王庆云指出大钱的回收机制，或由盐课，或由关税，但这都需要时日才能够获得百姓的支持，若想尽快让大钱、宝钞得到民众认可，纳入捐纳是最有效的方式，“必自户部常捐及杂项倡之，然后法立而人不疑”^[15]。咸丰时期钞票制度设计之初，即将捐纳作为重要的回收手段，“今银票之发惟以抵存本，而收惟以报常捐”^[16]240。因此捐铜局将大钱、宝钞纳入收捐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大钱、宝钞贬值，前往捐铜局报捐成本下降。报捐者由捐铜局报捐，可用钱1 000文和宝钞500文抵银1两，“其并无宝钞搭交，悉听其便”^[13]65。咸丰七年进一步规定捐铜局收捐“每银一两搭收大钱六百文”^{[17]卷218，咸丰七年正月丁丑}，随着钱钞贬值，报捐者可以先用银钱购买价值低廉的大钱、宝钞，再搭配钱钞报捐。由于减价收捐，捐铜局更具吸引力，前往北京的报捐者增多，户部财政状况也开始好转，“所收捐项除每月搭放兵饷、支发杂款外，多有盈余”^[18]。户部设立捐铜局减价收捐，希望借此收捐铜斤用于铸钱，促进大钱、宝钞流通，并增收捐款以应对北京财政危机。但在晚清财权下移、各省督抚财政支配权扩大的背景下，减价引起了各省不满，各省纷纷以战事紧急为由效仿，最终导致全国捐纳价格的失控。

捐纳章程由清廷制定，因报捐详细清单需要交给户部、吏部查验，各省不能直接降低收捐价格。最终各省选择以饷票抵捐、米捐等方式，通过票据、实物抵捐的折价来实现降低捐价。饷票抵捐即发行饷票用于支付河工费用、兵丁、勇营饷银，以及同治以后裁撤兵勇的欠饷，兵丁收到饷票后，或自行报捐，或将饷票出售给报捐者，报捐者持有饷票上兑，才能完成饷票抵捐的流程。饷票在安徽、河南等省广泛推行，王尔敏将饷票视为一种债券^[19]，但政府发行时并不打算偿还，定义为预缴捐输票据更为合适。

咸丰元年因河工需银，户部曾发行河工银票50万两，收银票者必须赴户部报捐^[20]。发行票据本应由户部主导，但因各省筹饷维艰，财权下移，各省也开始发放票据。咸丰五年因兵勇饷银积欠过多，为防止哗变，安徽巡抚福济奏请刊刻饷票，支发兵勇欠饷，“核定各营应找数目给领，听其自行觅售，只准持票报捐，不作别用”^[21]。咸丰七年河南巡抚英桂请求仿照安徽饷票抵捐章程，“应发各营俸饷等银，概以实银三成，饷票七成搭放；秋季以后概以实银五成、饷票二成、宝钞三成搭放”^[22]。安徽、河南推行饷票，其原因则是清廷将主要军饷用于江南、江北粮台，皖豫二省防堵压力极大，却很少得到中央的财政支持，因此只能自行解决军费。饷票的出现极大地解决了兵饷问题，同时利用兵丁参与出售饷票，扩大了推广捐纳的群体。安徽巡抚福济对饷票制度称赞有加：“劝捐虽现银无多，而收回饷票、疏通旧欠，实与现银无异；且藉免饥兵鼓噪，于筹饷事宜大有裨益。”^[23]

但随着饷票的大量发放，兵勇出售饷票时互相竞争，最终饷票不断降价贬值。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指出：“饷票百金之票止值十金，令兵勇吃亏”^[24]114。咸丰十年湖北巡抚胡林翼调查了邻近的安徽、河南两省捐价，“凡例银一百两者，安徽需银一成有余，河南需银二成，名减三成，实不止此”^[25]。饷票的推行导致安徽、河南两省实际收捐价格仅为章程规定的10%—20%。

湖北、陕西、安徽等省还通过推行米捐来降低捐价。清前期遇有重大战事，后勤补给维艰，清政府往往劝谕绅商运米以济军糈。咸丰时期各省、军营开办米捐以吸引士民运米抵赴军营，米捐虽然名为收捐米谷，但通常米石折银价格高于市场价，从而报捐者可以利用差价降低报捐成本。咸丰四年安徽捐局开始“收银、钱、米、票拨济军需”^[26]，米石折价不断提高，每石先后折银4.2两、6两、8.4两^[27]。咸丰十一年云南开办米捐，仿照贵州的收捐价格，其中捐米1石折银2.2两，但实际市场价格每石仅为0.6两^[28]。由于饷票、米捐绕折导致捐价降低、混乱，同治九年御史吴鼎元提出“道、府、州、县、翎枝章程，全收实银，无庸以米石、饷票绕算”^{[29]卷二，49}，希望通过改收实银来恢复捐价。光绪十年(1884)开办海防捐时，清政府明确规定“均以八成实银上兑，盖不准以钱文、米粮、军械折抵”^[30]，也是吸取了咸同时期收捐种类过多导致混乱的教训。

各省减价方式、程度各异，但却能维持整个捐纳制度的平衡，并未因价格差异而完全失去平衡，其原因则是报捐者并非仅以价格决定报捐地点，翁同书指出：“现在各处捐输以京铜局为最贵，黔捐最便宜，皖捐次之，人多乐从皖捐者，以省分近而咨报速也。”^[24]275说明价格并非影响捐纳的唯一原因，报捐者实际上需要在报捐费用与铨选机会之间进行平衡。

咸丰时期户部和各省实际收捐价格是多少呢？由于不同时段、不同省份收捐情况各异，本文选取奏折和日记分别为我们提供参考。咸丰十一年贵州巡抚田兴恕派遣候补知县张炳坤在湖南设立捐局，收捐章程为“准减成之外，递减一成，再以八成官票、二成实银搭配”，实际上每100两仅需实银14.4两，加上官票的成本，折价比例约为20%，“其应配八成官票，收价准实银四五六两不等，合计不过二折”。从最终奏销来看，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贵州捐纳共收钱305万串，按照钱1.6串折银1两，应收银190万余两，但最终收实银56.3万余两^[28]，实际折价为29.6%。日记中亦有大量报捐情况，兹举一例。《越缦堂日记》的作者李慈铭于咸丰八年在上海茶捐局报捐，“由廪生捐贡百八两，由廪贡捐太常寺博士衔七百五十两，右共八百五十八两，于江苏上海县茶局报捐，实银一百廿九两”^[31]。李慈铭本应支付858两，实际支付129两，支付比例为15%。总体而言，咸丰时期捐纳价格持续降低，至咸丰末年已低至筹饷事例规定的10%~30%。

综上所述，清廷开办筹饷事例之初，捐纳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为了增筹军饷，咸丰二年、三年两次减价。咸丰四年户部开设捐铜局，为多收捐款，户部通过降低捐价增强户部的收捐优势，却导致了全国性的减价收捐。户部通过直接降低价格、提高钱价和搭收大钱、宝钞的方式，降低了在京报捐的价格；各省则通过饷票、米捐等折收方式来减价收捐。总体而言，咸丰末年捐价的折减至10%~30%之间，而央地间争夺财源则是导致捐纳价格失控的重要原因。

同治以后，随着太平天国战事和缓、结束，捐纳因价格轻减、败坏吏治招致广泛批评，亟须进行改革，清廷转而对不同捐例进行分类定价；并在咸丰九年、同治八年增设实银捐班次，提高花样价格。因此有必要分别讨论不同捐例的定价、花样价格，以便分析捐纳价格的变迁过程以及报捐者实际成本。

同治以后，清廷开始调整捐纳章程，对不同捐例进行分类定价。同治五年翁同爵指出，湖南所办理贵州黔捐，“或二折，一六二折，或三折”，反映出在实际收捐过程中，对不同捐例执行了差异化的折价比率^[32]。从广西所办黔捐可以看出更明确的执行情况，档案记载了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元年广西黔捐局共收捐四次，其中监生、正印官、从九品职衔、翎枝折价比例为42%，贡生为30%，正印官之外的实官为20%，封典、升衔、职衔为16.2%^[33]。通过梳理广西黔捐局奏销档案，笔者制成表 1。

根据表 1，首先可以看出报捐者对四类捐项报捐的比重，实官收入占全部收捐的40%~56%，正印官、监生、从九衔、翎枝四项合计所占比重维持在10%~33%之间，封典、职衔等项占比22%~41%。这与我们通常认为报捐者倾向于报捐知州、知县等正印官的认知不符。关于报捐中正印官占比较低，白莎也注意到了该现象，但并未解释其原因^[34]；胡恒通过对《缙绅录》的量化统计也验证了这一点，从1760年至1911年进士、举人等正途出身人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监生出身正印官所占比重在乾隆以后即较为稳定^[35]，晚清时人杜凤治的观察提供了解释：“各省同、通多无补缺期，亦无许多同、通缺，不过想署州县耳，所以州县倒少，同通反多者，捐项便宜耳。”^[36]3151价格高低和获得官缺难易是影响报捐者选择的主要因素，以各职官报捐分缺先用为例，根据表 1的折价比率，按照《筹饷事例》进行折价后，同知、通判的价格分别为1 269两、698两，而知州、知县的价格分别为2 024两、2 000两，正印官价格显然高于其他实官。同知、通判虽然同样难以获得补缺，但其品级高于知州、知县，因此报捐者希望通过报捐同通来获得州县缺。此外咸同时期州县财政困难，上任后面临大量亏空需要处理，治理维艰，恐怕也是时人不愿直接报捐知州、知县的原因。

各项不同的报捐比例来源也有区别。正印官即道员、知府、知州、知县，作为地方首脑，关乎吏治，均严格遵循42%实银收捐。该比例来自甘肃章程，按照捐铜局章程减四成后，“每两以七钱实银上兑，不准绕折”，折算后所收实银即为四二折^[37]。监生是报捐的起点，且可以借此参加科考，因此价格更高，监生如果想进一步报捐官职，还需要补足四成实银(43.2两)，需要缴纳82%的实银^[6]126。

实官即正印官外的其他官职，如通判、州判等，均按照20%折收。该折价来自同治三年的户部捐纳改革，“实职等项系于减四成后，每两折收三钱五分实银，合例银二成有奇”^[38]3794。各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所区别，但总体均维持在20%上下，如贵州巡抚刘源灏按照“银二票八”的比例收捐，“计例减二成，递减一成之外，每例银百两收实银一十四两六钱。其八成官票仅折收实银四五六两不等，合计不过二折，历任抚臣因远道捐生收票需时，量示体恤，连票价统收实银二折”^[39]。

收捐折减最多的是封典、升衔、职衔等与实官无关的捐例，折价低至16.2%，该折价来自贵州章程，“每实银二十两，由十八两递减至十六两二钱上兑”^[28]。总体而言，通过分类定价的方式，清廷主要控制住了道府州县正印官的价格，对于虚衔则并未过多管控。各类实官价格虽然较低，但在获得选补前还需报捐花样，因此有必要对花样价格进行分析。

花样是清代捐官过程中在原班次外，可以获得优先铨选的捐例，“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谓之花样”^[40]3241。由于候补人数远超官缺数额，因此如果不捐花样，则难以快速获得补缺机会^[1]72。实际上早在乾隆时期，花样的价格即可能超过具体官职，时人顾琮指出“朝为白丁，上一千七百两，而暮则堂堂县令矣，再上一千两而先用矣，再上一千两而即用矣”^[41]，但当时因报捐者数额较少，不捐花样仍可获得补缺；但晚清时期报捐者日增，如不报捐花样，则选补遥遥无期，花样已然成为报捐者必须考虑的捐项^[4]。

根据《筹饷事例》的规定，清廷共提供了四个花样：分缺先用、分缺间用、本班尽先、不积班，价格各不相同^[42]。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财政困难，咸丰九年清廷决定增设花样，以增加财政收入并提高报捐成本，“添设新班遇缺、新班尽先两班，令各捐生加成报捐”^[43]2。增设新班遇缺、新班尽先两个花样，要求报捐者缴纳六成实银。因该花样选补更优，报捐者为了获得选补，只能报捐该二项花样，实际上增加了报捐者的成本。班次改革后，仅报捐普通花样者“永无到日”，实际上迫使报捐者捐纳新花样。

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捐纳志》记载同治三年新增了花样，“同治三年，另订加成新章，于是有银捐新班尽先、遇缺等项，输银不过六成有奇，而选用之优，他途莫及”^[40]3241，该条史料被许多学者引用，但根据对新增花样的分析，这些花样实际上应为咸丰九年增设，同治三年并未新增花样，该年只是对正印官提出加成收捐，“同治三年奏请将道、府、直隶州、州、县五项加成收捐”^[43]2。

第二次花样改革出现在同治八年，吏部提出“大四成”银捐遇缺例占缺太多，需要更改分班轮用的次序，最终再增加一个班次，即银捐“新班遇缺先”^[40]3241。户部最初希望仅对八品以下官员进行改革，这样做对官员铨选影响较小，但为了增加收入，随后又决定扩展到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府以下均设立十成银捐^[38]3794。新班遇缺先铨选顺序最优，“无论何项到班，均先补新班遇缺先三人，新班遇缺一人，再用各项轮用班次一人，以五缺为一周”^[44]205。同治八年改革名义上是为了解决银捐占缺过多的问题，但最终只是增设了一个价格更高、铨选顺序更优的新花样，加上该花样只能在户部报捐，其最终目的显然是为了帮助户部多收捐款。

同治八年改革虽然新增的是十成银捐，但却被称为“大八成章程”，与其收捐规则有关。共有四类人员可报捐大八成花样。首先，已按照咸丰九年章程捐新班遇缺人员，因该花样由户部按照六成实银收捐，因此再捐时仅需补交四成，即可达到十成。第二，此前在户部捐纳房、捐铜局报捐人员，因户部有详细清册，可以根据实收银数扣除，再交足十成即可。第三，在外省已报捐人员，“如系在外省报捐，无论同治三年加成新章以前、以后，悉将原捐银数按二成扣除，”这是因为外省减成收捐后，户部无法掌握其实际报捐数额，因此统一按照二成折算，报捐者尚需补交八成实银，从而才能进入新花样班次^[43]3-5。第四，新报捐人员，“统令先捐至本例分缺，然后再按各该员报捐三班及分缺先，或过班及分缺先银数统补八成实银”^[38]3795，如前所述，各项实官系按二成报捐，此时另外交纳八成，从而达到十成。因此同治八年改革虽然是设立十成银捐，但新增报捐者，在外省报捐后仍需在北京缴纳八成花样，因此也被称为“大八成”章程。通过该花样，清廷实际上是想将捐价恢复至咸丰初年的状态；同时这些银捐花样只能向户部报捐，从而增加了户部财政收入。

综上，相较于咸丰时期不断降低捐纳价格，咸丰末年以后清廷实际上逐渐对实官、正印官、虚衔的价格进行了分类定价，对于作为正印官的道员、知府、知州、知县规定了较高的报捐价格，而虚衔类则价格较低。此外清廷还分别在咸丰九年、同治八年增设银捐花样，以疏通班次的名义实际上提高了捐纳价格，进而增加了报捐者的成本，并增强了户部对捐纳的财政集权。

咸同时期报捐者除了缴纳报捐官职、花样所需银两外，还有不少杂费需要支付。如广宁知县杜凤治在为其次子报捐时注意到：“将来如分发尚须分发、指省，即候选亦须印结、加捐花样，后增者胜于今日正项也。”^[36]1773安徽巡抚翁同书为其侄子捐教职，感慨“正款不多而杂费已至三十余两，则安望捐生之踊跃乎”^[24]176。这些支出并不属于正项官职和花样费用，笔者统称为杂费。实际上各项杂费甚至超出正项费用，因此需要将几项重要的杂费也纳入报捐成本中进行分析。此外还有饭银、照费、四分平余等项，这些款项交给户部作为办公经费，但或数额较少，或在咸丰以后被裁撤^[1]219，本文不专门讨论。

印结是报捐者需要出具的担保凭证^[45]。道光末年清廷推广顺天捐输，“外来捐生无由知其身家清白，故准同乡官出具印结”，为防止京官在出结时互相竞争，最终设立各省印结局，印结实际上由专门的掌柜负责出具^[46]。对于捐纳入仕者，清廷有着严密的考核，首先是本籍州县官查核其身家，清白者准予出具册结；再由同乡京官复查，出具印结，同时也要对报捐者的品行承担连带责任。同治元年御史严树森提出：“倘失于查察，别经发觉，除本员照例治罪外，并将滥出印结之地方官及同乡京官一并参处。”^{[47]卷37，同治元年八月丙寅}同乡京官之所以愿意承担此责任，则是因为出结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

根据张佩纶记载：“就入仕而论，子备曾为捐一通判，指省湖南，惟捐免保举及同乡结费即须一千七百余金，加以引见各种杂费，大约非二千金不能集事。”^[48]也就是说在加捐班次、分发、指省外，仍须约2 000两。此外还有同乡出具的印结费用，并且结费一项，“必须此时一并筹妥，否则捐后不能注册，仍属无益也”^[49]。印结本有固定的价格，道光时期五品的道员、郎中仅需银120两^[16]458。但实际执行却是因人而异，“京中浙江京官取印结无一定价值，因人而施，以其人之家资定印结之价值”^[36]5089，因此加上花样、杂费后，报捐的成本并不低。印结费成为京官收入、户部行政经费的重要来源，“京官穷苦，俸不足养一人，皆恃此为津贴”^[50]，清末京官甚至成为反对废止捐纳的重要力量：“今日之捐输，无益于饷源，人人知之。而不肯议停者，京员候补数千百人，皆赖印结费，户部堂司各官，又别有饭银、照费之类，一旦停之，无所得食。故明知当罢，而相持以为不可”^[51]。印结费成为京官的生财之道，且随意定价，导致报捐者的成本明显提高。

报捐者在报捐某些官职时，尚有其他重要的报捐手续。首先是捐免保举，“吏员、例监出身者，欲升补或捐纳京外正印官，必先捐免保举”^[1]54。如不捐免保举，则不可选任为正印官，报捐道、府、直隶州、州、县正印官者，如果非正途出身，“向例捐免保举，此项须缴实银”^[52]。捐免保举价格十分昂贵，如报捐知县，“捐免保举非实银六百两不到，印结亦不在六百两以下”^[36]2463，捐免保举费用达到600两。报捐官职，还需要捐免验看，免验看主要为各省报捐者所青睐，由此免去前往北京的舟车劳顿之苦，在京候选之人则可自行前往验看。同治四年莫友芝为其子打听在安徽报捐的情况：“其盐大使须引见，易补缺，折价仅银四百六十二两，引见部费、免保举及资斧则别需六百两。”^[53]免验看作为重要捐例，能够帮助报捐者尽快前往任职，户部在光绪初年指出，报捐者“竟可于上月报捐，即于下月到省观瞻”^[44]206，极大地加速了官员的选补。而道府州县等正印官，还可以捐免试俸，官员本需试俸三年后，才能获得调补机会，捐免后即可立即调补^[36]1874。

报捐者经户部收捐、吏部铨选后，至少还需要报捐“分发”，从而可以获得前往各省或留在京师各部门任职的机会，外官在一年试用结束后，经上级官员甄别，则可获得补用。报捐者如果想要分发至某个省份，还需要报捐“指省”，分发与指省价格相同。咸丰时期由于军务紧急，“指省之例开，军务省分，人皆视为畏途”^[54]。随着分发指省人数增多，同治元年御史孟传金便提出：“指省分发人员过多，请设法变通”^[55]。至同治时期，“捐纳指省之员弁，皆缘指省有至契之谊，到彼借其引进，结联党羽，换帖相顾”^[56]。指省报捐导致关系密切的报捐者互相结党营私、欺上瞒下，严重败坏了吏治。清廷认为该提议属于实在情形，要求各省督抚、统兵大臣认真整顿指省分发人员^{[47]卷83，同治二年十月壬寅}。报捐者往往希望前往富裕省份，如从同治三年至同治十二年(1874)指省江苏人员多达二千余员，引起江苏巡抚张树声的不满，要求停止向江苏分发报捐者^[57]。

鉴于分发指省的重要性，同治元年十一月清廷下令：“捐输章程，除云南、贵州两省准其照常收捐，其余各省报捐京外文武各员，止准捐足三班，其分发指省银两，专归铜局上兑，及各项捐复人员，一并令其赴京呈交银两。”^{[47]卷48，同治元年十一月乙卯}此次改革，清廷只允许户部捐铜局和云南、贵州两省收捐分发指省、官员捐复等项，由于云贵两省地理位置偏远，实际上户部是希望迫使报捐者前往北京报捐。此外将重要捐例收归户部既可以保证按照规定价格收捐，防止各省减价；也便于对报捐者进行审核。多种报捐条目的出现，虽然增加了报捐者的金钱成本，但为了尽快获得选补，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加捐各种捐免。

综上，报捐者如果想要获得实缺，实际上还需承担印结费用、捐免费用和分发指省等项，这些都成为报捐者的重要支出，因此捐纳成本恐怕并非文献记载中所描述得如此低廉。这也解释了为何督抚、御史等对捐纳价格轻减的批评，而日记中所记载的报捐者却认为报捐成本十分高昂。只有回到制度运作本身，通过对报捐流程中各项费用的讨论，才能理解咸同时期名义捐纳价格与实际报捐成本的差异。

综上所述，咸同捐纳价格降低虽然来自对章程价格的直接折减，但大钱、宝钞抵捐，以及饷票抵捐、米捐等非实银捐纳的引入，才是咸同捐纳价格失控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失控一方面来自户部的发起，另一方面则是太平天国军兴后财权下移，央地、省际混乱收捐加剧了捐纳减价。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是分析晚清制度变迁的钥匙，除了该角度外，研究捐纳问题还需加入省际财源竞争的视角。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各省以饷票抵捐、米捐等方式减价，避开中央的监控和户部奏销，最终导致捐价仅为规定价格的10%~30%。

随着太平天国战事的结束和清朝财政状况的好转，同治以后清廷开始提高捐价，如同治二年开始了提高收捐价格，对不同捐项采取了分类定价的方案。相较于虚衔的不断减价，清廷对实官则一直希望控制其价格，道、府、直隶州、州、县等正印官的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外，花样的推陈出新也增加了报捐者获得官职的成本，咸丰九年、同治八年两次增设六成、十成银捐花样，迫使报捐多向户部缴纳更多银两以获得铨选。同时分发指省、印结费、捐免验看等各项杂费实际上也增加报捐成本。这些举措的动机既是为了提高捐价，也是户部想要增强捐纳财政的集权，从而在捐纳中获取更多利益。

捐纳与吏治的议题相比，关于捐纳价格的讨论是颇受忽视的问题。但捐纳价格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讨论捐纳对吏治的影响，以及咸同时期清廷治理的变化。以上分析与其说是考证了捐纳的明确价格，不如说是呈现了咸同时期捐纳价格变化的趋势，以及名义捐纳价格与实际报捐成本的差异，并展示了该问题的复杂性。虽然晚清文献中充斥着对捐价低廉的记载，以及对捐纳败坏吏治的批评，但直接引用这些文献作为结论时仍需加倍谨慎。近年来学者们从多重视角，对捐纳与清朝职官制度，晚清捐纳提供资金、选拔人才、促进货币流通、保障军费发放等方面，对捐纳提出了不同的评价^[58-59]。二者的差异也提醒我们需要继续深化制度运行的分析，避免跳出制度变迁的细致考证而直接分析捐纳影响，进而对晚清捐纳提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