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阅礼最早在西周时即有了较为详细的程式，如《周礼》载：“仲冬，教大阅，司马主其礼。”^{[8]卷27，春官宗伯·第三}又《礼记》孟冬“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郑注：“为仲冬大阅习之。”^{[9]卷17，月令·第六之三}东汉时，立秋日行“貙刘”礼，“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貙刘”，以“扬威武”^{[10]卷95，礼仪志中}。唐朝时，《大唐开元礼》有“皇帝讲武”篇，皇帝亲临参加大阅。伴随着同一地点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大阅礼进一步发展，其内容和程式更加具体规范，渐渐趋于制度化^{[11]卷85，皇帝讲武}。宋代的讲武、大阅礼沿袭唐制，如《宋史·礼志》称：“阅武，仍前代制。”^{[12]卷121，礼志}另据学者考证，《大唐开元礼》的“皇帝讲武”篇依据经书“大阅”而制定，北宋的“讲武礼”沿袭唐礼，亦为“大阅”^[13]，古“讲武礼”即为“大阅”。元朝大阅礼文无考，据笔者考证，《元史》志书、《元典章》均未见有皇帝大阅的记载，正如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载：“胡元典故阙焉未备。”^{[14]卷首，凡例}

明代前期制定军礼，但并无大阅礼。史称，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朱元璋诏定军礼。因前元军礼仪文阙如，中书省臣会同儒臣，参考周制，借鉴唐、宋典章，定军礼为“亲征”“遣将”诸仪，却无大阅礼^{[15]卷33，洪武元年闰七月庚戌}。洪武二年，朱元璋又诏命儒臣修撰礼书，次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大明集礼》以“五礼”为体例，“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16]卷47，礼一}。翻阅《大明集礼》“军礼”篇目，仅有“亲征”“遣将”“大射”等三项，亦无“大阅”篇目^{[17]卷33-35，军礼}。其时，“宋濂方家居，诸仪率多陶安裁定。大祀礼专用安议，其余参汇诸说，从其所长。……军礼用陶凯，皆能援据经义，酌古准今”^{[18]卷6，礼一}。可知明初礼仪多为陶安所裁定，其中军礼由陶凯所议定。总之，明初虽制礼定律，但并未制定大阅礼。

明朝有关大阅礼的文本长期阙如，“列庙以来，即不废简阅之举，顾未常以大阅著为令。独庄皇帝锐意饬武，准自隆庆三年为始，于季冬农隙之候圣驾亲临阅视”^{[19]卷63，兵部十二}。说明隆庆三年(1569)以前大阅礼无固定的仪节，隆庆大阅活动的实践，推动了大阅礼的文本化、制度化。隆庆大阅，兵部尚书霍冀“主持其事”，其从隆庆二年即开始组织制定、编纂大阅礼的程序与仪节，遂成书《大阅录》^[20]，该书是最早记录隆庆大阅礼的文本，成书时间可能在隆庆三年五月至四年之间^[2]2-3。而关于大阅礼的具体制定，如时参与制礼的兵科都给事中张卤言：“恭逢圣驾大阅，臣读《大明会典》，见其营操整点之文，而大阅独不列于夏官。读《大明集礼》，见其亲征大射之文俱备，而大阅又不见于军礼。因祖宗旷久未行，故典制阙文未载。”^{[20]第16册下，大阅录}由此可知，隆庆时《(正德)明会典》《明集礼》均未载大阅礼仪文，又“旷久未行”。鉴于此，礼臣在制定大阅礼时“略参古制，兼酌时宜”^{[21]卷36，隆庆三年八月甲辰}。正如穆宗敕曰：“兹朕远稽古典，近遵祖制，采纳辅臣之言，以今年季秋亲行大阅之礼。”^{[21]卷37，隆庆三年九月甲午}

《大阅录》是明代大阅礼文本的开端，后来的官书、礼典中有关大阅礼的记载与《大阅录》相比，在实质上并未有变化。如《明穆宗实录》，于万历二年(1574)撰修完成，其中关于隆庆大阅礼的记载基本与《大阅录》一致^{[21]卷36，隆庆三年八月甲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推行变法，明朝出现中兴的局面。所谓“盛世修典”，四年六月，张居正奏曰：“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22]卷5，请重修《大明会典》疏}请重修《大明会典》。该议得到神宗准允，“命大学士张居正等充纂修《大明会典》总裁”^{[23]卷51，万历四年六月癸未}。自万历四年七月至十五年，历经十一年，万历《大明会典》修成，其中大阅礼被收录至《兵志篇》，自此大阅制度才被提升到作为一项军事大典的地位。

国初车驾亲征，则随地阅武。宣德、正统间，或阅于近郊、于西苑，然不著令。隆庆三年，因辅臣建议，于三大营教场举行。万历九年，上亲大阅，一如隆庆中故事，今具列焉。^{[24]卷135，兵部}

上述记载再次说明隆庆三年大阅活动的实践推动了大阅礼的文本化。此外，还有与万历《大明会典》几乎同时修撰完成的王圻《续文献通考》，在时间上上接宋嘉定，下迄明万历，如其凡例云：“金匮石室之藏虽或不能尽睹，余尝从台臣之后，凡六曹文牒暨诸先贤奏牍，咸口诵手录，得什一于千百，遂即贵与款以类附入。”^{[14]卷首，凡例}王圻《续文献通考》采纳明朝“六曹文牍”“先贤奏牍”等官方史料，在《文献通考》拟定的体例上，有因有创，以当时人记述当时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5]。因而《续文献通考》中，隆庆三年大阅仪文的真实性与全面性可以保证，但对照《大阅录》《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大阅礼仪节亦无多大变化。另泰昌时期，俞汝楫编修《礼部志稿》，录有万历九年大阅仪文，也是在隆庆三年大阅礼仪的基础上，“而加详也”^{[26]卷95，旷典备考}。

可见，明代“大阅礼”的文本生成，霍冀主持编纂的《大阅录》发其端，由奏请举行“大阅”的张居正最终裁定，载入《会典》，自此大阅礼作为一项军事大典，上升至文本、制度层面。后续诸多史书，如《明穆宗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俞汝楫《礼部志稿》等对大阅仪节的记载，皆依循前者，无实质性变化。总之，明中期大阅礼的文本化、制度化，是在元朝礼制百年阙如后，明廷远稽古礼，适时而制，也是明朝建国两百年以来对大阅礼在文本上的总结。

前文已指出，明代有关大阅礼的文本长期阙如，直到隆庆时期才文本化。那么，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明前期大阅活动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明初随地阅武，大阅无固定的场所与仪节的安排，据《五礼通考》记载：

洪武之际，国事草创，其练兵也，皆因出师征讨，而无事之时，未有定式。永乐有定式矣，然天子自行大阅者，亦为命将出师，或亲征行之也，仁、宣之世亦然。^{[27]卷240，军礼八}

洪武、永乐时期的大阅活动相当频繁。朱元璋“武定天下”，早在明朝建国前，在军事战争中，即频举大阅，如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十二月，平陈友谅，朱元璋阅武于鸡笼山^{[15]卷13，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午}。至正二十五年正月，平吴后，朱元璋亲阅将士^{[15]卷16，吴元年正月乙酉}，以及两年后的吴元年(1367)阅武^{[15]卷25，吴元年九月戊子}。此时的大阅应由军方组织进行，参与者主要为临军征战的将士，且一切以在军事战争中获取胜利为最终目的，大阅活动为纯粹性的军事检阅。

明朝建国后，建立卫所兵制，在“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洪武十三年(1380)废丞相，又分大都督府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16]卷89，兵志一}。此时大阅活动相较于建国前，军事性质仍凸显，但已开始出现行礼自觉。如洪武五年明廷对北元用兵失败，北元趁机反攻。为此，朱元璋调整北边军事政策，由主动出击转为积极守御，调回北征将士至山西、北平等地备边。次年三月，朱元璋阅武教场，随后命徐达、李文忠等统诸将校，“修理城池，练兵训将，以备边陲”^{[15]卷78，洪武六年正月壬子}。此次大阅出现在抗击北元的军事用兵前，很明显是在被动情况下的大阅活动，目的是“以示威武”，体现了大阅的军事功能。

其后，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对西北甘、宁地区的经营，成功压制住了北元的右翼。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解决了对北元作战的后顾之虞。洪武八年，北元将领扩廓帖木儿去世，北元军事实力进一步削弱；三年后，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死，其弟脱古思帖木儿继位，“孱弱不能制”，诸王、大臣“各相猜忌”^{[15]卷168，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北元的统治加速衰微。显然，明朝征伐辽东的时机成熟。于是，洪武二十年二月，朱元璋命冯胜、傅友德等统兵二十万征元将纳哈出。出师前，朱元璋“阅武于午门外”^{[15]卷180，洪武二十年二月壬午}，大阅活动即发生在明军大举征伐辽东前，以示军事征伐的实力与意志。

永乐时，成祖朱棣五征漠北，大阅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更为活跃的时期。如成祖“定天下善用兵……八年征胡大阅，后四年复大阅已，每出师则随阅焉”^{[28]卷中，大阅}。此时，北元蒙古部落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其中鞑靼实力最强，且与瓦剌不断相互仇杀。明朝对蒙古采取分化瓦解，维持均势，恩威并施的政策。永乐四年(1406)，鞑靼发生内乱，大将阿鲁台杀鬼力赤，迎元宗室本雅失里为可汗。至此，鞑靼几乎断绝与明朝的往来，且不断南下侵扰明朝边境。永乐七年，成祖命丘福率军北征，遭受大败。次年二月，成祖亲率大军五十万北征蒙古，大军驻跸兴和，大阅。次日，又大阅；三月，驻跸鸣銮，再次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锔震”^{[29]卷102，永乐八年三月乙亥}。成祖亲征，途中三次大阅将士，军容盛大，其目的不限于训练将士，彰显军威，在战争的状态下，它更意味着从和平进入到战争的一种模拟。此次，明军重创阿鲁台，大大削弱了鞑靼的势力，明廷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观察永乐朝之后几次大阅。鞑靼被明军重创后，瓦剌部趁势崛起，再次打破蒙古各部之间的势力平衡。永乐十一年，瓦剌首领马哈木扣留明朝使臣，进兵胪朐河，挑战明朝的权威。次年二月，成祖率师亲征瓦剌，大阅；四月，驻跸兴和，再次大阅。此两次大阅，一次在出征前，随后即进行军事安排，命柳升、郑亨等领大营及中军；一次在驻跸兴和时，因前闻“马哈木今遣乞塔歹率骑卒至兴和，侦朝廷动静”^{[29]卷148，永乐十二年二月庚戌}。阅后“颁军中赏罚号令”，又敕大营及五军诸将“行师之要”，需“严军令”，“明功赏”^{[29]卷150，永乐十二年四月乙酉、永乐十二年四月庚戌}。成祖第一次大阅，穿插命将的军事安排，并严明赏罚号令；第二次大阅选择在瓦剌骑兵侦测地兴和，以示威慑。大阅活动明显表现为成祖军事战略中的一环，发挥鼓励将士、威慑外敌的功能。此次亲征也是成功的，明军击败马哈木，北部边境又回到了和平的局面。

再看永乐二十年以后的亲征大阅。瓦剌部落遭受重创后，鞑靼部又再次发展壮大，首领阿鲁台数次率众扰边。是年三月，成祖率师北征。四月，驻跸云州，阅兵。他对侍臣说：“今从征之士，皆各处简择来者，若不阅习，何以御敌？”^{[29]卷248，永乐二十年四月乙卯}五月，驻跸隰宁，复大阅。次西凉亭，再次大阅。此次亲征，成祖频繁地举行大阅，是为了让“各处简择来者”“习熟行阵”，提高作战能力。是役，阿鲁台听闻成祖亲征，遁走避战。后阿鲁台再次扰边。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成祖率大军进行第四次亲征。八月，次宣府，成祖宴劳大营五军诸将，大阅“时积阴初霁，诸军部伍整肃，旗旄戈甲，精彩鲜丽”。成祖大悦曰：“军次固盛，然又将有谋、士有勇，小大协心，乃克成功。”^{[29]卷262，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乙酉}盛大的军容，参阅将士们精彩的演武，使成祖对战争的取胜极为自信，可见大阅壮威的军事功能。此次，鞑靼阿鲁台，先已被“瓦剌顺宁王脱欢等所败，余孽奔溃逃命”^{[29]卷264，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庚午}，已无力抗拒明军。明军无所斩获，不久班师回朝。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大同、开平守将并奏“虏寇阿鲁台所部侵掠边境”，成祖在与廷臣商议后，决议再次亲征漠北^{[29]卷267，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申}。三月一日，在出兵前夕，成祖大阅军士，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安排，“命安远侯柳升领中军，遂安伯陈英副之……泰顺伯吴克忠、都督李谦等各领兵从”^{[29]卷269，永乐二十二年三月戊寅}。永乐北征的数次大阅，皆是在实际的军事战争中，大阅活动为用兵中的一环，可以说是战争状态下的一种模拟作战。

纵观洪武、永乐时期的大阅，其与具体的军事活动皆有密切的联系，表现为以战争前奏的形式出现在军事活动中。大阅礼的基本程序包含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大幅度调动与组织动员，虽非直接的、实际意义上的武力使用，但直接表示了使用武力的决心。正如相关研究表明，大阅活动中，军队演练军事技能，军容盛壮、进退有法，都是实战能力的一种展示^[13]。明显，洪武、永乐时期的军事大阅具有实战练兵、武力威慑的功能。

洪熙时期，未有举行大阅的记载。宣德时，偃武修文，放弃了洪武、永乐时对蒙古大规模军事进攻战略，代替的是巡边阅武等威慑活动。如宣德三年(1428)八月，宣宗首次巡边，曰：“朕为民故，特因田猎阅武，遂饬边备耳。”^{[30]卷46，宣德三年八月丁酉}表示“阅武”在于保边为民，整饬边备，扈从巡边的文臣杨荣，有诗曰：“圣主戎衣振武功，六军意气总骁雄。”^{[31]卷1，阅武}

宣德四年十月，宣宗“将阅武郊外，命各都督府整兵从卫，文武衙门各以堂上官一员、属官一员扈从”^{[30]卷59，宣德四年十月癸巳}。宣德时期，大阅活动缩减，洪武、永乐时期的随战而阅不复再见。此次宣宗阅武，一方面大阅的程序、军队变阵及礼官事先拟定仪注等未见记载，或许是对洪武、永乐时期军事性大阅的一种因循；另一方面，由五军都督府统卫所兵参与，各衙门均遣官员扈从参阅，大阅仪式化的色彩复苏。

宣德五年冬十月，宣宗第二次巡边，阅视宣府，“亲历城堡营垒，遍阅士马铠甲、旗帜，皆称上意”^{[30]卷71，宣德五年十月丙戌}。宣德九年九月，宣宗最后一次巡边，驻跸洗马岭，同样“亲历城堡，阅兵备”^{[30]卷112，宣德九年九月丁酉}。时徐有贞作《车驾巡边颂》曰：

天威震耀，疆圉肃清，士气振作，民心辑宁。边人恐惧，潜形灭迹……千乘万骑，巡彼朔方……天威孔肃，兵气载扬。兵气之扬，如雷如霆，莫不慑服，莫不震惊。遐哉荒服，咸载声灵，烽燧以息，边塞永清。^{[32]卷2，登瀛稿}

虽不乏溢美之词，但仍可见宣宗巡边规模之宏大与军容之盛以及对边陲的震慑。通观宣宗三次巡边阅武，与洪武、永乐时的军事性大阅相比，可谓是一种军事降级，而其目的在于保民防塞，整饬武备，发挥对北部边疆军事性威慑的功能。此外，宣宗时的巡边阅武主要在和平时期，与洪武、永乐时主动出击而举行的大阅相比，更需要以礼的规范来显示军容的威仪。

明代中期，伴随国家军事的衰落，大阅活动进一步消歇，但行礼的色彩却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近郊西苑阅武的发展。

正统时出现西苑阅武活动，如正统十三年(1448)，英宗“亲幸近郊以大阅师旅”^{[33]卷171，正统十三年十月乙卯}，时编修倪谦随侍，诗《侍阅军容》云：“圣皇阅武禁门西，翠葆葳蕤簇仗齐……材官结队皆罴虎，宝马成群尽駃騠。”^{[34]卷7，扈从谒陵十咏}“土木之变”后，明军遭受重创，“京军没几尽”^{[16]卷65，兵一}。由此，明廷开始重视整顿军事，“盖因土木之变，稍以兵事为重也”^{[35]卷130，兵考}。如天顺四年(1460)十月，阅京营将领骑射于西苑，时英宗对李贤曰：“为国莫重于武备，练武莫先于骑射。”^{[33]卷320，天顺四年十月甲子}关于此次英宗阅京营将领骑射的记载如下：

时五军、三千、神机三营，自总兵而下，坐营、把总、管操官亦千数百人，悉召入西苑，与御马监勇士头目，俱驰马试箭，阅其优劣而品第之。^{[33]卷320，天顺四年十月甲子}

可知参阅人员主要为京军三大营将士，阅视的项目只有单一的“骑射”，人数仅以千计，更无变阵、挑战等事，与洪武、永乐时期动辄数十万的随军大阅相比，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大为递减。但阅京营勇士“驰马试箭”，定其品第，却颇具军事表演的色彩，其行礼的自觉增强。是年，英宗又阅随操武臣骑射于西苑^{[33]卷321，天顺四年十一月丁酉}。美国学者鲁大维研究认为，英宗的草原经历，使他认识到了骑射田猎与军事实力、政治声望以及帝王权势的关系。重田猎又昭示了其为永乐、宣德二帝的正统继承人，进而巩固了其在朝廷中的权力^[4]。天顺时期的阅武，带有振兴武备、宣示正统、巩固统治的政治内涵。

成化时期，宪宗在西苑对团营进行检阅。团营即京营的前身。景泰三年(1452)，于谦议立团营，即从旧三大营中选健壮士卒团练。天顺元年(1457)罢团营，成化元年(1465)，“复立团营”^{[16]卷13，宪宗本纪一}。二月，检阅团营将士。宪宗敕曰：“悉取所选二等壮勇军士籍报，以凭简阅。”^{[36]卷14，成化元年二月乙巳}成化时期西苑阅武团营，其程序的安排依天顺时，如“天顺时，每亲阅射于西苑。成化九年亦仿行之”^{[35]卷130，兵考}。成化九年四月，宪宗“以武备懈弛，乃御西苑，命将官骑射”。阅视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宪宗怒敕曰：“中三矢者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余皆全不能中，间又有止发一二矢者，甚至驰骤失节，不能开弓发矢，及堕弓于地者。”^{[36]卷115，成化九年四月壬午}时因武臣差遣在外及“新授职不及试者”，十一月，宪宗再次阅骑射于西苑，“把总、指挥安通等九人以射八中，及定襄伯郭嵩、安乡伯张宁、富阳伯李舆、成安伯郭鐄，以不任事俱罢之”^{[36]卷122，成化九年十一月丁酉}，结果仍不如人意，大阅活动暴露了成化时期国家军事的衰败。又成化十九年八月，宪宗命太监怀恩、户部尚书余子俊等阅视团营官军^{[36]卷243，成化十九年八月乙亥}。明中期的近郊西苑大阅，是一种被动的军事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小规模、不定时，说明了此时明廷对大阅的轻视，根本难以起到训练将士、振兴军事的目的，大阅发挥的政治、军事功能有限。

纵观天顺、成化时期的近郊西苑阅武，随着明朝军事的衰败，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大为减弱，但皇帝亲临参阅，京营军官轮番骑射，具有相当的“表演”性质，大阅的礼仪特性进一步凸显。

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随着明朝军事的进一步积弱，大阅活动进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九十余年未再举行。至隆庆三年，大阅活动再兴重举。

隆庆初，穆宗欣然求治，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批干练能臣辅政，拉开了隆庆革新的序幕。面对严峻的边关形势及明廷军事衰败的困境，隆庆君臣将整饬武备、振兴军事放在了革新的头等位置。如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奏疏言：“臣惟当今之事，其可其虑者，莫重于边防。”建议“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惟圣驾亲临校阅”^{[21]卷23，隆庆二年八月丙午}。正式提出重举大阅的主张。张居正认为再举大阅，可以整饬京营，“试将官之能否”，裁汰老弱，申明朝廷重视武事的决心，上行下效，扭转军事衰败局面，“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21]卷23，隆庆二年八月丙午}。该议也得到了兵部尚书霍冀的支持，如其言：“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恭请圣驾亲临校阅。”^{[21]卷24，隆庆二年九月戊辰}最终穆宗表示准行。隆庆三年八月，大阅活动再次出现在京营教场。如《明史·礼志十一》载：

前期一日……司设监设御幄于将台上，总协戎政大臣、巡视科道督率将领军兵预肃教场。至日，早，遣官于教场祭旗纛之神。^①

① 省略部分为任命各环节负责人的记载。

是日，免朝。……皇帝常服乘辇由长安左门出，官军导从，钲鼓振作。出安定门，至阅武门外。……兵部官奏请大阅。……兵部尚书请阅阵，举炮三。马步官军演阵，如常法。演毕，复吹号笛，麾黄旗，将士俱回营。

少顷，兵部尚书请阅射。总协戎政官以下及听射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俱于台下较射。马三矢，步六矢，中的者鸣鼓以报，御史、兵部官监视纪录。把总以下及家丁、军士射，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于东西厅较阅。枪刀火器等艺，听总协戎政官量取一队，于御前呈验。

兵部尚书奏大阅毕……礼毕，驾回行宫，少憩，扈从等官趋至门内立。……百官不扈从者，各吉服于承天门外桥南序立。恭送，驾还，迎如之。

次日，总协戎政官以下表谢，百官侍班行称贺礼，如常仪。兵部以将士优劣及中箭多寡、教练等第奏闻。

越二日，皇帝御皇极门，赐敕勉励将士。……是日，即行赏赉并戒罚有差。次日，总协戎政官率将佐复谢恩。诏如议行。驾还，乐奏《武成之曲》。^{[16]卷57，礼志十一}

隆庆三年大阅有极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核心部分是马、步军演阵，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进行较射以及枪刀火器等艺的展示，程式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可谓是一种合乎典礼的特殊表演。其中对时刻、服饰、方位与次序的描述则反映了大阅仪注的特色，也可以看出此次大阅基本是按照事先拟定的仪注进行的。包括前期准备(布置场地+受阅部队的列阵安排)—祭旗纛—人员入场(皇帝+百官等)—阅武开始(阅阵+阅射+枪刀火器等艺呈验)—结束大阅(人员退场+后续安排)。最后，还配乐《武成之曲》：“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21]卷37，隆庆三年九月辛卯}

总体上，隆庆三年大阅展现出充分的行礼自觉，是军队的一种特殊战斗表演，是和平时期对战争的一种模拟，可以说是明代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大阅礼”。此次大阅盛况空前，如时大学士张居正盛赞曰：“选卒十二万，戈铤连云，旌旗耀日。天子坐武帐中，观诸将为偃月五花之阵。已，乃阅骑射，简车徒。礼毕，三军之士皆呼万岁，欢声如雷。都城远近，观者如堵。军容之盛，近代罕见。”^{[22]下册，太师张文忠公行实}事实证明隆庆大阅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甄别将官，考校军士，以为黜陟赏罚”^{[24]卷135，兵部}。京营得以汰弱补强，实力大增，同时大阅也昭示了明廷重振军事的决心，振奋人心。张居正有诗曰：“我皇中兴初复古，四海时平犹整旅……军威万里播幽朔，胡天已见旄头落。”^{[22]卷2，送敕使阅武}将隆庆大阅视为“中兴”之举。

万历九年三月，明朝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阅。此时由首辅张居正主持的变法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边陲局势安定，明朝国力大为增强。正如时人评论：“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16]卷222，张学颜传}万历大阅，明显也是在张居正的倡导下举行的。时人朱国祯云：“国朝圣驾大阅，惟隆庆三年一举，其说发于张太岳……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37]卷1，大阅}

是日，明神宗“圣驾幸阅武场，亲阅营阵，并校诸将佐马步射”^[38]。明神宗亲临，阅营阵、骑射，与隆庆大阅一样，气势恢宏。时居官京城的王祖嫡有诗赞云：“大简师徒翠华出，九游七萃列辕门。”^{[39]卷3，大阅歌}事后，张居正进献《大阅图》，并呈疏曰：“(大阅)诚修内攘外之鸿猷，致治保邦之长策也。”^{[22]卷11，进大阅图颂卷疏}时作为张居正改革重要助手的吏部侍郎申时行也描述此次大阅“旌旗蔽天，戈铤耀日”，并认为大阅“习威仪”“数军实”，有振奋人心的作用，颂扬其为“盛王伟略”“旷古宏猷”^{[40]卷7，圣驾大阅表}。张居正、申时行作为明中后期大改革的主要人物，对军事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大阅如此称颂有加，不惟是对其丰功伟业的盛大展示^[3]。大阅礼在明中后期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走向鼎盛。

此次大阅仪节与行礼程序，“如隆庆故事”。隆庆时期阅武，对马、步军演阵法的记载语焉不详，而万历大阅则有详细的描述可为补充，如：

先演五花营阵，戎政官引号头官执牌跪奏，演五花营阵；次演四方平定营阵……演营毕，将台上红旗台前起掣，人、马、炮三营中应开营，炮三官军调哨，各回军营，将台上又吹号笛、麾黄旗，各营钲鼓齐振。俟将士回营毕，台上又举蓝旗，鸣金止鼓。戎政官引号头官执牌跪奏，演营阵毕。^{[26]卷95，旷典备考}

戎政官等跪奏演阵，从五花营阵到四方平定营阵的变化，红旗、蓝旗的变换，调哨、钲鼓、鸣金等一系列程序，伴随着的是马、步军对实战的一种模拟，军队按照规定在“表演”作战，凸显了大阅的礼仪性，颇合礼典的“表演”“象征”特性^[41]。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次年，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的所有官阶，发起倒张运动，大阅活动作为张居正军事改革的重要部分被废止。随后，神宗长期怠政，“廷臣渐争门户，(京营)习于偷惰，遂日废弛”^{[16]卷89，兵志一}，明朝大阅礼在张居正的倡导下走向复兴与鼎盛，也由其人亡政息而骤然走向终结，终至明亡而不再举行^①。明朝军、政无可挽回地再次走向衰颓直至灭亡。

① 崇祯十年(1637)八月，庄烈帝车驾阅城。从《崇祯实录》《明史·礼志》等各类文献记载来看，并无集结大军，其阅视对象是守卫京师城门楼的京卫军。又如《明季北略》卷13记载：“上欲巡城，敕礼兵二部；核旧例，二祖至今无有也。”(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亦未视其为大阅活动。因而本文，不将其纳入“大阅礼”的范围。

关于明代大阅的内容，据现存文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经笔者整理，构成略如下表 1：

本文考察了大阅礼在明代的文本生成，和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其形态、功能、意义及与军、政的关系等问题。明初制礼及修《大明集礼》，没有制定大阅礼，至隆庆大阅的实践推动了大阅礼的制定，再至万历《大明会典》，大阅礼始被收录至《兵志篇》，终成一代军事大典。其中霍冀主编的《大阅录》是明代大阅礼文本的开端，后继官书、礼典，如《明穆宗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俞汝楫《礼部志稿》对大阅礼的记载在实质上并未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礼典中“大阅”被列于“兵志”“兵考”“旷典”篇目而非唐宋时期的礼志类，反映了大阅在明代被视为一项军事活动而非国家的礼仪行为。直到清朝官修《明史》才将“大阅”置于“五礼”的军礼行列，被当作一项重要的军事礼仪。反过来，由于元朝军礼无考，隆庆时，礼臣远稽古礼，因时定制，明代大阅礼与唐、宋以来的讲武礼一以贯之，隆庆时大阅的文本化，也是对明朝前两百年以来大阅活动在实践方面的总结。明代大阅的发展演变，体现了元朝近百年礼制阙如后，对中华传统礼制的恢复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前期大阅呈现出实战性、军事性，至宣德时出现和平时期的阅武，礼仪的色彩随之渐显。朱元璋“武定天下”，在明朝建国前夕，取得军事战争的胜利为一切活动之鹄的，此间大阅的目的在于激励将士，振奋军容，是一种纯粹性的军事性检阅或阅兵。洪武时期，面对北元的强大攻势，太祖增强边防，以阅武来训练与鼓舞将士，大阅初步具有出现“行礼”的性质。永乐时期，成祖五次亲征漠北，在具体的军事战争中多次展开阅武活动，旨在训练将士、威慑外敌，其实战性、军事性仍极为突出，表现为一种“战时的军礼”。如“大阅，高皇帝起兵之初随地阅武。……文皇帝从圣祖定天下，在燕邸时，时统军出塞讨虏，既即位，八年征胡大阅，后四年复大阅已，每出师则随地阅焉”^{[42]卷42，兵制}。宣德时，国家治理转向“文治”，大阅活动开始脱离洪武、永乐时期实战中军事阅武的性质，出现巡边阅视、近郊阅武等和平时期的阅武活动，大阅行礼的色彩开始复苏，大阅的功能体现为对边陲的一种军事威慑。以“平时的军礼”这一视角来看，大阅则表现为对王朝秩序的展示^[43]。

明朝中期军事衰颓，近郊西苑阅武得到发展，大阅的礼仪特性臻于浓厚。近郊西苑阅武相较于洪武、永乐时期的实战性、军事性大阅，其规模与隆重程度减弱，但军队依据具体的程序进行骑射演武活动，其“行礼”的色彩愈加浓厚。此间正统、天顺、成化时期，“时承平久，武备浸衰，乃阅武”^{[28]卷中，大阅}，大阅的功能表现为对军事的检验以及有限的振兴武备。后续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大阅活动长期不再举行，其文本与实践的发展陷入停滞。明朝后期隆庆朝大阅活动重兴再举，其仪节的安排繁琐、程序化，突出了礼仪的色彩。又隆庆时期，大阅活动作为对边陲军事压力的一种被动应对，较之洪武、永乐时期北伐亲征，更需要以礼的程序来规范和训练部队，如《荀子》曰：“凡礼……师旅，饰威也。”^{[44]卷13，礼论篇第十九}同时，在无实际军事行动的背景下，皇帝亲临校阅，军队按照仪注进行演武，展现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与战争的意志，与国家整饬武备，振兴军事的战略环环相扣。

万历九年，在张居正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明朝国势昌盛，此时大阅活动再次举行，其程式与仪节一依隆庆大阅，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军事礼仪活动，其规模达到巅峰，彰显了国家的强盛与改革的丰功伟绩。可见明朝大阅“行礼”的色彩在整体上逐渐浓厚，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但随着张居正人亡政息，作为明朝中后期军事改革重要环节的大阅礼不再举行。明朝的军、政随之再次隳颓而不可挽救，其后“法令空悬，废弛犹作”，“(京营军)上恬下熙，玩日愒月”^{[19]卷63，兵部十二}。至万历末年，“废坏极也”^{[16]卷22，熹宗本纪}。后世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国势更是江河日下，明朝再也无力、无意举办盛大的大阅活动，大阅礼在文本上也不再发展，大阅的终结与明朝国势衰颓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