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精神形态的集中表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志性概念”^[1]，2021年2月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正式提出，此后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前沿论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概念提出以来研究热度不减，研究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整体研究”^[2]，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对于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体精神研究“分布严重不均”^[3]。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由中央宣传部公布的第一批46种伟大精神等构筑而成的精神体系，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离不开对具体精神的分析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精神形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引领和激励作用，同时也在不断地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力量”^[4]，只有明晰了具体精神的缘起、地位和内涵，才能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整体样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5]44，精神谱系的弘扬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具体精神的赓续、传承和发展上。因此，立足于宏大叙事层面，选择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具有节点性的精神进行系统化研究，有助于厘清不同精神之间的关系，打通具体精神同精神谱系整体研究之间的区隔。

老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是革命老区党政军民在战斗、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的凝练与升华。本文以“老区精神”为具体精神的个案研究对象，在于其生成所属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长，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并行不悖。迄今，国内学界围绕老区精神的历史生成、基本内涵、时代价值、弘扬路径等展开全面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革命老区时空指涉的界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革命老区指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6]1。李忠杰指出：“‘苏区’主要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老区’则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包括解放战争时期。”^[7]这种观点沿用的是1979年财政部、民政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免征革命老根据地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对于“革命老根据地”的划定标准。实际上，《通知》中的“革命老根据地”指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与“新区”相对应的“老区”，而解放战争时期“新区”与“老区”的区别在于是否完成了土地改革。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将土地改革作为界定革命老区的主要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革命老区指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如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关于确定云南革命老区的指示》中指出：“‘革命老区’，又称‘老解放区’、‘革命老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组建了人民武装，建立了人民政权，并进行了革命活动的地区。”^[8]部分地方政府文件中对革命老区的界定也是如此，如《广东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和《福建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总则。可见，第二种观点将解放战争时期的所有解放区都划归为革命老区。但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除东北解放区外，绝大多数解放区都属于重建或恢复的革命根据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述两种观点虽存在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并未对革命老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作出系统性考究。

二是对党中央单独提出老区精神的缘由未探究竟。国内学界从历史、理论、实践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老区精神的生成依据。王作义说：“历史铸就老区精神。老区精神是党和毛泽东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同敌人浴血奋斗中，在创建发展和保卫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9]赵耀宏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认为革命老区的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即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10]。石宝华认为，老区精神不仅是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也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得来的，在新的形势下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11]。这些研究成果回答了老区精神为什么能够形成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老区精神为何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形态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个问题。

老区精神虽然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但其内涵并未以官方话语或文件的形式予以阐述，学界关于老区精神内涵的多种表述也尚未获得官方的正式肯定或批示。老区精神内涵的研究与阐发是一个不断深入完善的过程，也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老区精神内涵才能逐步由学术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老区精神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构成，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好、表述好、阐释好老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迫切的学术使命。然而，老区精神研究存在的上述两方面不足，制约了老区精神内涵及其时代价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对革命老区的时空指涉进一步分析，辨明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析老区精神的理论结构，挖掘老区精神的时代价值，力图以小见大，明晰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精神之间的关系，打通具体精神研究与精神谱系整体研究之间的关节点，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2]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精神禀赋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实现的。革命老区的党政军民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与“围剿”“清剿”下，齐心协力对敌斗争、发展生产，孕育形成了老区精神。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老区精神深受革命老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等社会存在因素的影响。革命老区是老区精神形成的依托阵地。那么，革命老区是如何形成的，具体指的是哪些区域？老区和苏区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呢？

“革命老区”并不是革命根据地甫一形成就提出的概念，而是伴随着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变化与红色政权变迁而形成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依循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军事力量创建的军事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革命的城市中心道路受挫，为了规避革命武装力量受到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同时保留尚存的革命力量并积蓄和发展自身，毛泽东、朱德选择适合兵家驻扎御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和九陇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此拉开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序幕。“如果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仅仅是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头，那么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分布在全国10多个省的广大苏区的建立，则使革命战争向全国延伸了。”^[13]苏维埃区域在全国多地的扩展与延伸，正是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源头。二是借助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中共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并非完全依循时间上的线性逻辑展开，部分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时间上来看是几乎同时进行的。譬如，毛泽东、朱德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彭湃同时在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在农村地区进行武装暴动，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瞿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实例。”^[14]也就是说，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农民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农民武装暴动创造的红色割据区域。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话语体系中的“割据区域”“革命区域”“革命地域”指的均为革命根据地。整体观之，中共通过军事力量和农民暴动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多位于各省交界处的山区，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与经济相对落后，处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管理的真空区域。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创建的13块革命根据地，分别是井冈山、中央、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5]。

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形成不是为了在国民党统治相对真空的区域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而是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支撑。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开展减租减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各阶级的支持”^[16]。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与发展自己，消灭与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没有这个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与战争目的就失掉了执行的依托”^[17]。这段经典表述是毛泽东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定位。虽然1945年初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名称逐步为“解放区”所替代，但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及其指涉范围并没有发生变化。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18]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19个大的解放区作了具体罗列，分别是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解放区^[19]。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19个大的解放区，这是总体概况。但事实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行政范围、军事与行政所属是不断变化的。1944年7月，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成立4个二级军区。“九至十一月，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冀察、晋冀、冀中、冀热辽四个军区。”^[20]90从军事上看，冀热辽是晋察冀下属的一个二级军区；从行政区划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行政上划分为北岳(冀西)、冀中、冀热辽三个战略区”^[20]88。直至抗战结束，冀热辽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都隶属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以冀热辽和晋察冀解放区并不是并列关系。“晋冀豫和冀鲁豫这两个战略区，合称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6]364，情况也与此相似。

有学者认为，“革命根据地”的界定应同时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二是必须有一支主力红军；三是必须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四是必须有存在半年以上的红色政权；五是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割据区域。”^[21]这种界定标准既适用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适用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立即命令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的部队挺进东北。1945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22]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党员干部在中央指示下发动群众，全力投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北满、南满、东满、西满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在苏联红军协助下，“旅大地区最早建立民主政权”^[23]，并打通了东北地区各小块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陈云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三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24]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8年2月6日，毛泽东在给李井泉和习仲勋并转刘少奇和薄一波的信中说：“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与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去年九月)时两年内所占地方的半老解放区，与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的新解放区，此三种地区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应有所不同。”^[25]上述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是毛泽东对革命老区作出的最早界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陕西延安，到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安徽金寨，再到宁夏将台堡、山西吕梁、吉林四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革命老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基于1927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历程，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革命老区的历史足迹，本文认为，革命老区指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解放区。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革命老区的地域性革命精神共有10种，即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这10种革命精神除了老区精神外，都是某一革命老区的具体精神形态，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精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区精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别山精神等。革命老区既然已有如此丰富的地域性革命精神，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单独提出老区精神呢？对此，可从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精神形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中窥见缘由。

第一，老区精神是泛指，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是特指。作为老区精神生发地的革命老区遍布全国各地，据1995年统计，“全国有老区的县(市)为1 389个”^[6]4。老区精神在时空指涉范围上涵盖不同历史时期的所有革命老区，泛指革命老区党政军民在发展生产、参战支前等革命实践中淬炼形成的所有革命精神因素，涵盖所有革命老区的英雄人物及其先进事迹共同蕴含的革命精神。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则是针对革命老区的某一特殊地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蕴含的精神风貌的特指。

第二，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的具体革命精神各自具有鲜明的精神特质。革命老区的任何一种地域性革命精神的主要内容都是紧紧围绕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人物或事件而凝聚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精神标识，比如，井冈山精神的“敢闯新路”，苏区精神的“执政为民”^[26]，西柏坡精神的“两个务必”，沂蒙精神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27]43。老区精神的形成则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如影随形，其精神特质在于党政军民团结一心，休戚与共。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在革命老区点燃，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历史进程，老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最深、对人民军队的情感最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鄂豫皖苏区能够28年红旗不倒，新四军能够在江淮大地同敌人奋战到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能够站住脚、扎下根，淮海战役能够势如破竹，百万雄师过大江能够气吞万里如虎，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一人。”^[28]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具有内在革命性特质的精神内容生产为支撑，引领中国人民重构精神世界，掌握精神主动”^[29]，铸就了具有中国风貌、中国气派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每一种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一个“时代坐标”，它们各自赖以支撑的实践基础不尽相同，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带有其所属时代的鲜明印记。尽管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同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构成，都是一种落实、落细、落小的历史存在，但是它们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各自面临社会条件、历史任务、实践要求不尽相同，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各具特色。

首先，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的精神主体相同。精神主体是精神形态的载体和实践。抽象的精神形态依靠具体的实践活动得以生成与发展，而现实的人构成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的精神主体既包括英雄模范、伟大领袖等个体人物，也包括革命老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等群体人物。

其次，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共同构成伟大建党精神的“支流”。“伟大建党精神”概念虽然是新时代提出来的，但其内涵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们的建党实践活动中，并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伟大建党精神是老区精神以及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的源头与起点。老区精神和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在不同角度与层面赓续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们在建党实践中形成的红色基因，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老区的延续和扩展。

最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是老区精神提出的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老区的每一种革命精神都是一个历史坐标，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党政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革命历史足迹及精神风貌，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影响力，如井冈山精神形成于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井冈山，延安精神孕育形成的地方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等。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影响力有密切联系。革命老区在地理空间上遍布全国各地，但并非所有革命老区都如井冈山、中央苏区、延安等革命老区那样有如此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力，如果每一个革命老区都要凝练总结出一种革命精神，不仅工作体量十分复杂、庞大，也易造成革命精神的泛化，无法突出革命精神本身的鲜明精神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27]45作为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并列的独立精神形态，老区精神涵盖了那些尚未被凝练出革命精神因素的革命老区党政军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等优良革命传统。

在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等并列，表明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独立精神形态，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之间既有共性特征又存在个性差异，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其共性在于拥有共同的精神主体即革命老区的党政军民，在于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文化根基和精神源头，也在于其中蕴含的相融共通的精神内核，如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为民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共性使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互联互通，而个性使它们的表现样态丰富多样。同时，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在革命老区实施的具体革命路线与策略方针不尽相同，每种精神形态形成的具体实践、社会条件、历史背景也有较大区别，这就造成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各自具有自身的鲜明个性特征。例如，从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还处于提出和形成阶段，当时虽然提出了要将党领导的革命工作转向农村，但是“尚未解决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夺取城市、夺取胜利的问题”^[30]，党面临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立足农村并形成革命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乡村中心道路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主要是解决农村根据地如何利用有利条件在各个地区扩展”^[30]的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目标与任务，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原则立场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展现出党的精神谱系的一脉相承性。所以，老区精神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他精神形态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老区的革命斗争实践波澜壮阔，孕育形成了类型多样的精神形态，如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张思德精神，以历史事件命名的遵义会议精神，以革命地域命名的延安精神等，老区精神涵盖的时空范围最为广泛。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的具体精神彼此赖以支撑的历史事实不同，它们既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也有共同的价值归属。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具有内在关联，它们之间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链条。

老区精神积淀着红色基因，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凝练老区精神的核心要义，需要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政治品格与道德品质，把握三个着力点。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老区人民进行的革命实践孕育形成了老区精神。同时，老区精神又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成为推动革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二是突出老区精神的精神特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整体，每一种精神形态之间既具有共同的精神意蕴，也具有自身独特的精神要素。三是老区精神内涵的表述力求言简意赅、高度凝练，既要便于宣传与记忆，也要有学理依据。基于此，本文对老区精神的内涵作出如下凝练：

坚定信念跟党走是老区精神的立足点和基础。政治意义上的信念隶属于信仰层面，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信念属于一种精神状态，是人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体现。“坚定信念跟党走”中的“信念”包括政治意义上的信念与日常生活中的信念。“是否对党忠诚”^[31]519和“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32]是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党员、干部信念是否坚定的检验标准。大革命后期，大别山区域的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胜利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改编成工农红军，并建立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5年1月，高敬亭临危受命，重组红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同蒋介石妄想在抗战期间消灭党的阴谋，独立进行了三年艰苦斗争^[33]。广大党员、干部因强烈的信仰认同与身份归属而坚定地支持与拥护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与困难都能按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面临严峻考验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在完成政治任务时党的政治纪律与革命信条得到严格执行。同时，党的政治权威也渗透到个人的私人情感领域，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就说：“恋爱之最高的政治原则，就是革命者应与革命者结婚。它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革命者不与反革命者结婚，这是绝对的条件。”^[34]

老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体现为他们积极参加中共正规军队、赤卫队、游击队，或者在农村中加入党组织进而领导其他农民干革命。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前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共产党员由4万名发展到120万名”^[35]。在中央苏区红军独立第二团的人员构成中，“官兵夫合计八百五十余人，他的成份是工人占百分之十五，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会匪占百分之十五，俘虏降兵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占百分之五”^[36]。老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从他们积极入党参军的行为选择中可见一斑。

无私奉献顾大局主要指革命老区党、政、军、民的自我牺牲精神。“牺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党为民族、国家以及全人类而主动放弃自身利益的高尚道德情操，是党的独特性的表现向度之一。”^[37]自我牺牲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惠及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而牺牲或损害自身的生命、利益、财产、安全的利他行为。集体利益至上是中共自我牺牲的价值指向。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性体现为党员在面临个人利益与党的整体利益的矛盾时，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个人生命来服从党的利益^[38]。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很多党员将党的革命事业置于个人生死之上，把全部身心贡献给党的革命事业。1941年1月，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皖南事变的反共浪潮中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请”来其父劝降，何功伟得知后写信劝阻其父：“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虽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39]何功伟的选择十分具有典型性，代表了普通中国共产党人为党的革命事业牺牲自我与家庭的革命伦理。“奉献是自我牺牲精神的基本特征。”^[40]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老区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入党、参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期间，根据地的每个村庄都有妇女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平原地区的群众，还改造了地形，挖掘了纵横如网的抗日沟(仅清河就挖了1 500多公里)，使敌人的快速部队无法行动，又便于我军隐蔽活动，打击敌人”^[41]。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战争作出的奉献与牺牲，成为中国共产党打不垮、摧不折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老区的党政军民不仅要经常同敌人展开殊死较量，还要同根据地的恶劣自然环境和落后社会环境相抗衡，时常面临来自自然与社会层面的生存困境与生死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凝聚力量、克服困难。面对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进行了彻底改造，废除旧军队的等级压迫制度，在人民军队内部确立官兵平等原则，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42]。官与兵在政治上、军事上、人格上平等，这对于增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充分吸收士兵意见形成战术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官兵平等带来了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整体提升，那么党群同心、军民相依则为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围剿”、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40至1941年间，国民党先后发起两次反共高潮，停发经费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边区面临严重财政困难，军队时常陷入没衣穿、没粮吃的困境。中国共产党能够渡过这个难关，一方面在于边区民众提供的粮食，另一方面在于党政军民上下同心发展生产，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1941年，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战役溃败，造成日军大量兵力从正面战场转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与生产工作更加艰难。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共同应对日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扫荡”与“清剿”。比如，1942年5月，日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敌人在搜捕八路军战士时，冀中人民“以母认子、妇认夫、子认父的方法掩护八路军和抗日干部”^[43]。这种坚如磐石的军民团结，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成为中共能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决定性因素。

“艰苦奋斗换新天”中的“艰苦奋斗”包括两方面含义。

一是埋头苦干、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革命根据地是党组织和人民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之地，也是革命精神的培育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城市武装起义受挫后，中共将起义部队转移至各省交界处的农村地区，积蓄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党政军民因地制宜创造了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战略战术。比如，在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中，根据地的“民兵组织麻雀网”，使日军“从城关到交口四十里，当中二十八里走了八个钟头”^[44]。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根据地党政军民创造的斗争形式，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于打击日军、武装自身、保护根据地，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是不怕苦、不怕难的顽强斗争精神。“斗争”本身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的斗争，即矛盾双方的冲突、对立或此消彼长；二是实践层面的斗争，即通过说理、揭发、控诉、攻击等方式打击敌对或破坏分子；三是价值层面的斗争，即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积极争取、努力斗争。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经常遭到敌军偷袭，时常转战于丛林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1928年冬，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队的给养问题，根据地军民在极其险峻的山道上，日日挑着百十斤重的粮食往返一百多里山路^[45]。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泥湾开荒的三五九旅，坚持不懈地将战斗、生产与学习相结合，“部队在生产的时候，总是把枪架在地头，随时准备和敌人作战”^[46]。不畏困苦、知难而上是革命老区的党政军民应对困难与挑战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精神品质，也是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所展现出来的积极革命追求与人生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考察时所指出：“当年，井冈山条件十分艰苦，国民党军队反复进攻和严密封锁，军民面临的处境极为困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领导人民不畏强敌、不畏艰难，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了多次反‘进剿’、反‘会剿’的胜利。”^[27]114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精神密码。

老区精神源于历史，承载着党团结带领老区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记忆，蕴含着革命战争年代党政军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优良革命传统。探寻和挖掘老区精神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赓续和弘扬老区精神的缘由所在，也是弘扬老区精神的重要任务。老区精神对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培育时代新人以及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

党的政治建设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而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方面所进行的建设性活动”^[4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但是，一些党员、干部“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48]，“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49]。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应不断补充精神之“钙”，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50]老区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同步而行的，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历史进程，凝聚着革命老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广大党员、干部坚守理想信念、坚持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的教科书与营养剂。老区精神的历史生成根植于党领导老区人民革命实践历程，内蕴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丰富经验，譬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为着力建设“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51]，中共中央在全党上下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对违法党员干部从重治罪，教育和警示了广大党员、干部，使他们能够坚定政治立场，做到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先进的政党形象。老区精神能够以其内蕴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镜鉴启示与丰厚滋养。

时代新人是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体现了当下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标准与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5]44。老区精神是一种具有强大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的红色资源，蕴含着党团结带领老区人民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精神品质，内在规定了时代新人的价值选择与行动宗旨。从培育时代新人的目标来看，“有理想”^[31]54居于首要位置。“理想指引人们超越现实，信念的树立是以理想为前提的；理想的实现又以信念为基础，信念结合了认识、情感和毅力，能激励人们认清方向、克服困难。”^[52]榜样是激发时代新人起而行之的精神力量。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将政治信仰与革命理想置于个人生死之上的价值判断，革命老区党政军民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可以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理想信念层面的价值导引、道德示范与实践参照，塑造青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青年将树立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结合起来。从培育时代新人的要求来看，“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5]71是根本前提。老区精神因其独特的生成历程、时空归属、政治品格，与时代新人的精神面貌塑造相契合，能够为“时代新人”解答好担当怎样的使命任务的成长困惑，让时代新人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缘由，从而能够自觉铭记党的历史、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实践和精神力量的辩证关系，注重从实践中提炼并建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发挥精神变物质的强大动力。”^[53]从地理空间来看，革命老区基本上都位于农村，是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在构建革命老区新发展格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54]。革命老区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团结带领老区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主阵地，蕴藏着丰富的红色资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作为革命老区的优势资源，老区精神在全面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区精神承载的革命历史记忆能够为文化旅游、影视创作、乡村形象宣传等提供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革命历史素材。不仅如此，老区精神本身就是革命老区的优质名片，当它与不同革命老区的地域文化特点相结合时，有助于为革命老区打造立足于当地的革命文化品牌。“品牌溢价是实现文化符号赋能产业发展的直接因素。”^[55]老区精神中的先进革命人物、事迹以及标志性革命历史事件，赋予革命文化品牌丰富的品牌情感，助力革命文化品牌实现溢价效能。文化振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风文明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目标。老区精神是涵养乡风文明的丰厚沃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老区涌现的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劳动模范，以及老区人民爱党拥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农民树立立业、治家、处世的道德引领与榜样示范，有助于教化农民、淳朴民风，塑造拥军爱国、敬老爱亲、和谐友善的乡村精神风貌与社会风气。

老区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价值观积淀与升华的产物，负载着革命老区党政军民战斗、生产、生活的历史记忆，它既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形态，也是一种历史存在形式。从老区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定位来看，它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老区的时代延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一个“精神坐标”。老区精神研究不是就精神而研究“精神”，而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探寻老区精神所拥有的思想内核、实践属性、道德品格、时代特征，从时代背景和革命历史全局中看待具体的历史决策、个体先进事迹、重大历史事件，从中挖掘并传承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精神因素，体现历史个案研究背后的宏大历史关怀。

任何一种具体精神形态的生成、内涵、作用，都体现在具体的人物及其事迹或典型历史事件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一个由多种类型的具体精神形态所组成的复杂整体，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关怀。研究者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性或代表性历史人物、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等进行分析和阐释，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缩影。精神谱系研究立足个案但不能满足于个案，要立足大历史观以宏观俯视微观，从时代发展、历史全局中看待具体的历史决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56]，以小见大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整体图景。以微观反观宏观，运用个案又走出个案，实现个案研究与宏大叙事之间的互动互证，助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话语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提升，老区精神研究在这些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5]44。老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精神谱系中综合层面的地域性革命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任务与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定并践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了不同历史时空所形成的具体精神形态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每一种精神形态各成体系、各自独立，不同精神形态之间又各自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比如，“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27]44，也是老区精神形成、发展的中心区域。在革命老区这片广袤的红色热土上，孕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等伟大精神形态，老区精神既与它们同根同源，也与它们在实践基础、时空界域、精神特征等方面大同小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等革命老区的具体革命精神是老区精神的具象化、个性化呈现，老区精神是这些伟大精神的共性彰显。从宏大叙事层面厘清老区精神与革命老区具体精神之间的关系，廓清老区精神的主要内容，有助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57]的历史过程。作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老区精神在当代的理论出场，不是一种简单的革命历史回溯，而是为了在立足现实中镜鉴历史，使精神承载的优良革命传统代代传承、历久弥新。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赓续、弘扬老区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革命斗争历史的一种自觉与自信，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能够为兴党强党提供丰厚精神滋养，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